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意识形态发言材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信息传播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是研究传播过程的一种重要模式，用这一模式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作如下理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为对象的教育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思政工作者与大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思政工作者是信息的发出者，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是传播者；大学生是接受信息的一方，是受传者；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传播信息，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中心环节；大学思政工作者借助语言、文字、表情等传达和交流观念、知识、思想的方式属于传播媒介；大学生在接受教师发出的信息后，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行为等方面所发生的朝着国家意志方向的变化属于传播效果。可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含了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过程的“5W传播模式”的五种基本要素：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什么效果。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传播，是师生之间信息的交流和互动。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播者的导控性导控性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大学生思政教育是通过大学思政教师的信息传播，将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到符合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哪些观点应该提倡，哪些观点应该反对；哪些事情应该弘扬，哪些现象应予批评；哪些是正面宣传的典型，哪些是负面警示的材料，其指向性都很鲜明，都是由教师来导控的。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的实践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不仅仅是使大学生“知”，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行”。对于这门课程来说“，行”是测评“知”的试金石，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是无法用考试测评的，只有通过大学生的身体力行、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检验其是否收到了实效。
二、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因素
三、传播学对提高大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启示
传播的方式方法必须与外部环境、受众特点等相适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面对新的信息环境，面对新的信息环境中的大学生，传统的方法已经滞后，因而，探寻与时展相适应的传播方法，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条可行性路径。
（三）提高教育方法的艺术水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一定的技巧，科学利用传播技巧对传播效果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传播效果研究表明，在所要传播的思想和观念一定的情况下，如果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技巧，会收到不同的传播效果。第一，“两面提示”。
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届六次、七次全会，市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主题和党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联系班子和个人实际，深入查摆问题，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立规执纪、抓好整改，确保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取得好效果，推动进一步形成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特别是“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形成的严和实精神汇集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三线作战”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上，为加快建设美丽富饶文明和谐新凝聚强大力量。
二、会议目标
通过召开一场出以公心、开门见山、敢于交锋、辣味十足的民主生活会，克服和避免“怕”的思想、“绕”的现象、“空”的问题，人人红脸出汗，认真解决镇班子和班子成员的突出问题，促进班子成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为民服务本领，进一步把镇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
三、民主生活会的前期筹备情况
（一）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确保群众观念入脑入心
（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确保突出问题找准找实
镇“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镇党委以召开座谈会、院坝会、个别访谈的形式，征求领导班子在“三严三实”方面存在的问题，共发放征求意见表53份，召开座谈会9次。共收集到意见建议139条，其中班子12条，领导干部个人共8条，机关党员个人共48条，村（社区）班子共63条，村（社区）干部共8条，正在整改；收集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共64条，已整改落实48条，正在整改16条。并在此基础上对征求到的意见进行梳理的同时，进行了自查和回头看，深入查摆，剖析问题存在的根源，为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做好准备。
（三）突出问题整改导向，确保教育活动边学边改
对查找到问题进行汇总梳理，分门别类建立“五本台账”，明确整改目标、主要措施、责任领导、责任人和完成时限。镇领导班子带头根据职责分工，分别牵头负责给予及时回应、及时解决。从群众感受最直观、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改起，实行整改销号制，落实一件销号一件，整改一件销号一件，确保解决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镇党委还专门建立整改落实督查机制，及时掌握整改进度，并通过实地检查、入户走访等形式了解整改效果，对整改滞后的发出督办函，对解决不彻底、成效不明显或群众不满意的督促其重新整改。
（四）认真开展谈心谈话，确保达成思想共识
主要负责同志与班子每名成员之间、班子成员相互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干部之间深入开展了谈心谈话活动。干部间面对面剖析思想，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坦诚交换意见，征求对方对自己存在问题的意见和改进建议，相互沟通思想、增进了解、化解矛盾，帮助问题较突出又缺乏认识的同志提高认识、正视问题。通过相互谈心，沟通思想、交换意见，相互谅解、增进共识，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专题民主生活会前。截至目前，谈心谈话率达到100%。
（五）撰写对照检查发言材料，确保“画像”准确
领导班子及成员对照“三严三实”的要求撰写好对照检查材料。领导班子的对照检查材料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班子成员认真撰写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对照检查材料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重点突出、内容实在，剖析深刻、触及灵魂。班子成员对照检查材料由主要领导亲自审查。
（六）会议材料准备及分工
1.会议材料准备：班子材料撰写和打印由、负责，个人材料由每个人自行准备；
2.会议室安排：负责；
3.会议主持：；
4.记录：。
四、民主生活会安排
（二）会议地点
地点：镇纪委办公室。
（三）参会人员
1.参会指导人员：。
2.参加人员：。
3.列席领导：。
4.列席人员：。
（四）会议主持人
镇党委书记：
（五）会议议程
1.同志代表镇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发言，对目前班子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整改措施。
2.镇领导班子成员围绕领导班子对照检查内容进行讨论发言。
3.镇领导班子成员依次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针对查找出的问题，作自我批评，认真分析问题原因，提出整改措施，确定整改时限。每位同志对照检查发言后，其他班子成员逐一对其开展批评。
4.县纪委、组织部领导对镇民主生活会进行点评。
五、会议要求
民主生活会前五天将此方案上报给县纪委、县委组织部。
（二）严格会议组织纪律
会议期间，参会人员带好理论学习记录本，做好会议笔记，严格遵守会场纪律。班子成员不得请假。
【关键词】方法；灌输；对话；转型；互动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社会民主风气的发展，在创新性的大潮流之下，以前的一套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已经不再适应思政政治教育的目标，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的可行性、科学性、效果性等一系列问题。
通俗来说，方法就是工具，手段。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方法也就是工具，是在主体方面的某个手段，主体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1]
一、关于“灌输”的思政教育工作的方法
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教育者本位的“灌输”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向受教育者单向地传播先进的意识形态，而受教育者则一味地接受，其到底能不能消化、吸收则不是这种理论考虑的范围。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不能进行平等的对话，并不能把自己的意见传输给教育者。
在我国，不管是学界还是实践中，大部分人都是对“灌输”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把受教育者当作完全被动的对象，完全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对教育活动的作用，这种方法并不能满足对受教育者进行创造性素质塑造的现代社会的要求，无法达到既定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效果。
简而言之，灌输的特征就是单向传输。现实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无处不在，那么这样的灌输方法，呈现什么样的方式呢？首先，常常会导致教育者忠诚于自己的工作，却背离了受体，忽视了受体的思维和情感；其次，这种独白式的教育往往不可避免地有些表演的味道；再次，由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地位的明确，双方并不平等，体现了教育者的权力而忽视了民主；最后，在操作的时候，通常把这项工作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的意义。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转型——走向对话
既然灌输和说教有着不可避免的不足，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的反思，从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笔者觉得由独白走向对话，采用寓教于乐的、启发式的互动型的教育方式则是必然趋势。
（一）对话
对话不仅仅指说话，而是一种思想交流活动，是建立在对话主体双方平等的基础上的。其中“我—你”关系既不是“人—物”的关系，也不是“人—人”的单向度关系，而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平等和相互开放的关系，即伽达默尔的“效果意识”。[2]所谓效果意识，是指在主客体的交互关系中产生了新的意义，这种意义既不完全属于主体，也不完全属于客体，而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对人的研究中并不存在着主客体，只有二者的相互作用，即相互理解，强调在“参与”或交互作用中去获得真理或意义。
（二）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涵
那么对话理论如何用在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呢，“对话”可谓是个新词汇，民众和政府对话，弱国和强国对话都是当今世界比较敏感的话题。通过“对话”式教育，使教育中的人愿意对话、渴望对话而且能够对话。对话贯穿于各种关系中，对话意味着什么呢？
1.“对话”是让受教育者介入。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要求受教育者不局限于接受，而主动参与。如果没有一种参与、介入的心态，或者说连教育意向性都不存在的话，那教育活动根本无法维系。其实对话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态度的培养，更是一种存在方式的形成。
2．“对话”体现了一种平等的关系。对话关系如何形成呢？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一你”关系的确立。“我一你”关系就是一种“我们”的存在，是平等的，是对权力的一种消解。教育中的对话是对民主精神的一种宣扬，是对民主能力的一种培养。
3．“对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独白”式教育亦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教育中的生活，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3]，而“对话”式教育是在培养一种生活意识与生活态度，使他们有一种“这就是生活”的意识，使人明白当下的生活对于人生的意义，并能选择或决定如何生活。
三、如何进行对话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对话”式教育因其拉近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距离，改变了以往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为了达到其理想的效果，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则会适得其反。因此，在“对话式”教育中，应当把握好技巧。参考了有关学者的观点，笔者归纳如下：
（一）做好准备，抓住重点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如此，教育者只有在正式教育之前，进行周密细致的准备，在教育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有的放矢。
1.了解受教育者心中的问题，选准教育的主题。对话式的思政教育则更多从受教育者需要的角度出发，从而选择教育的主题和方式，相应地去准备材料。对于教育者本人，则要求其具有某一方面的广泛的知识储备并且不断更新，（下转第232页）（上接第226页）从而方便和受教育者的交流。
2．认真选择受教育者，对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提问或发言。教育者可以就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与受教育者进行事先探讨，把其中思维敏捷、思想丰富的受教育者挑选出来，动员他们积极发言，把握思政教育过程中的对话方向，从而可以带动广大受教育者参与到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中来。
（二）善于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
要使对话式的思政教育进行得很好，则需要受教育者的广泛参与。由于受传统的受教育者只是充当“接收器”思想的影响，受教育者本能上一般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所以这就需要教育者摆正心态，多做工作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
1．善于打开话题。如何把话题抛给对话者，使他们愿意说，有话可说，打开话题很重要。一般情况下，教育者一般“抛砖引玉”，自己带头发言，启发受教育者的思路，选择好一个很好的开头，创造对话的氛围，这是教育者要认真去做的。
2．善于提问和点评。在思政教育中，对于受教育者的对话教育者和其他受教育者都应当进行及时的反馈。在对话过程中，教育者应当适时进行提问，从而活跃大家的思维。同时，要组织好一场对话，还需要善于挖掘对话者的闪光点和明显的不足，从而进行点评并进行鼓励。
当一场对话结束之后，笔者认为，还需要进行总结和归纳，在这场思政教育中，得到了什么启发，有什么样的优势和不足。当然这种总结，可以由教育者进行也可以由受教育者进行。
（三）控制全局，防止偏离主题
笔者认为，对话式的思政教育虽然强调双方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进来，但是大方向还是由教育者进行把握，并且主持对话。由于发言的人多，每个人的思维的角度都不一样，所以很容易出现偏题、跑题的现象。这就需要教育者及时引导、把握全局、善于总结。
最后，笔者认为，对话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去摸索、完善和前进。首先我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要有参与的理念和意识；其次，每个人都要正确定位自己，把自己作为主体存在，积极参与到其中去；再次，受教育者的责任重大。总之，对话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需要不断地去做，在操作的时候发现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修正、补充。
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今最广泛也最重要的教育之一，其方法也显得尤其重要。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与时俱进，来满足现实的需要。其方法必须得到新的转型，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也是创新的尝试。
【参考文献】
[1]刘建军，曹一建．思想理论教育原理新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商务谈判语言技巧(一)客观性原则
谈判语言的客观性是指在商务谈判中，运用语言技巧表达思想、传递信息时，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并且运用恰当的语言，向对方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是其他一切原则的基础。离开了客观性原则，即使有三寸不烂之舌，或者不论语言技巧有多高，都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坚持客观性原则，从供方来讲，主要表现在：介绍本企业情况要真实;介绍商品性能、质量要恰如其分，如可附带出示样品或进行演示，还可以客观介绍一下用户对该商品的评价;报价要恰当可行，既要努力谋取己方利益，又要不损害对方利益;确定支付方式要充分考虑到双方都能接受、双方都较满意的结果。
从需方来说，谈判语言的客观性，主要表现在：介绍自己的购买力不要水分太大;评价对方商品的质量、性能要中肯，不可信口雌黄，任意褒贬;还价要充满诚意，如果提出压价，其理由要有充分根据。
如果谈判双方均能遵循客观性原则，就能给对方真实可信和以诚相待的印象，就可以缩小双方立场的差距，使谈判的可能性增加，并为今后长期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商务谈判语言技巧(二)针对性原则
谈判语言的针对性是指根据谈判的不同对手、不同目的、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使用不同的语言。简言之，就是谈判语言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提高谈判语言的针对性，要求做到：
1.根据不同的谈判对象，采取不同的谈判语言。不同的谈判对象，其身份、性格、态度、年龄、性别等均不同。在谈判时，必须反映这些差异。从谈判语言技巧的角度看，这些差异透视得越细，洽谈效果就越好。
2.根据不同的谈判话题，选择运用不同的语言。
3.根据不同的谈判目的，采用不同的谈判语言。
4.根据不同的谈判阶段，采用不同的谈判语言。
如在谈判开始时，以文学、外交语言为主，有利于联络感情，创造良好的谈判氛围。在谈判进程中，应多用商业法律语言，并适当穿插文学、军事语言。以求柔中带刚，取得良效。谈判后期，应以军事语言为主，附带商业法律语言，以定乾坤。
商务谈判语言技巧(三)逻辑性原则
谈判语言的逻辑性，是指商务谈判语言要概念明确、谈判恰当，推理符合逻辑规定，证据确凿、说服有力。
在商务谈判中，逻辑性原则反映在问题的陈述、提问、回答、辩论、说服等各个语言运用方面。陈述问题时，要注意术语概念的同一性，问题或事件及其前因后果的衔接性、全面性、本质性和具体性。提问时要注意察言观色、有的放矢，要注意和谈判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回答时要切题，一般不要答非所问，说服对方时要使语言、声调、表情等恰如其分地反映人的逻辑思维过程。同时，还要善于利用谈判对手在语言逻辑上的混乱和漏洞，及时驳倒对手，增强自身语言的说服力。
提高谈判语言的逻辑性，要求谈判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知识，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同时还要求在谈判前准备好丰富的材料，进行科学整理，然后在谈判席上运用逻辑性强和论证严密的语言表述出来，促使谈判工作顺利进行。
商务谈判语言技巧(四)规范性原则
谈判语言的规范性，是指谈判过程中的语言表述要文明、清晰、严谨、准确。
第一，谈判语言，必须坚持文明礼貌的原则，必须符合商界的特点和职业道德要求。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不能使用粗鲁的语言、污秽的语言或攻击辱骂的语言。在涉外谈判中，要避免使用意识形态分歧大的语言，如资产阶级、剥削者、霸权主义等等。
第二，谈判所用语言必须清晰易懂。口音应当标准化，不能用地方方言或黑话、俗语之类与人交谈。
第三，谈判语言应当注意抑扬顿挫、轻重缓急，避免吞吞吐吐、词不达意、嗓音微弱、大吼大叫，或感情用事等。
【关键词】传媒；话语；生产；控制
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⑴而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二、传媒话语生产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⑹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⑺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⑻)，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⑼，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⒀，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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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结语
注释：
⑴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传媒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⑵常昌富：《二十世纪修辞学概述》，《当代西方话语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⑶葛兰西：《狱中杂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⑷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⑸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⑹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⑺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⑻皮埃皮·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⑼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⑾沃纳·塞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与方法》，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一、当代中国创业教育的目的
2000年欧盟在“里斯本战略”中对创业作了定义，认为“创业是个人将创意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它包括创造力、创新和风险意识，计划和管理项目，从而达到目标的能力。”该定义特别强调创业精神，认为创业过程中的创造性思考方式、直面风险的胆识比管理技巧更重要。我国的情况与欧洲相似，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率很低。虽然创业是一种风险很大的行为，但是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现阶段中国创业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解放思想，激发学生的创业欲望和创业潜力。
二、饭店行业为什么需要创业教育
三、创业教育的模式
关于创业人才的培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成功案例和最成熟的教学模式。在美国的高校，创业教育大多采用跨学科、通识教育的形式，由商学院将创业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工科学生，帮助工科学生快速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市场上的产品。大量研究表明，这种教育模式非常适合于产品创新型的高科技企业，而对管理创新型的传统企业效果并不明显。所以，现阶段需要着力研究的是如何借鉴美国、欧洲的创业教育理念，根据我国国情和高职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设计，把创业教育与酒店管理专业特色结合起来。
四、高职院校如何构建有专业特色的创业课程体系
（一）课程体系设计的整体思路
鉴于国内高职院校在课程体系设计时，有一个国家强制标准，公共课、专业核心课程的变化余地不大，所以，我们建议，在保留现有公共课、专业核心课的基础上，调整必修课的数量和课时，增加选修课和第二课堂的选择余地，让整个课程框架更为灵活。
（二）我校酒店管理专业创业课程设计
1、教学目标的设置
2、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
为了充分发掘每个学生的个性和才能，我们充分利用选修课、第二课堂挖掘不同学生的兴趣点，形成不同的专攻方向。我们把选修课分成导游、餐厅管理、酒吧管理三个方向，学生修满任意一个方向的选修课即可毕业，充分尊重每位学生的兴趣点。我们还认为，了解学生的个性、发掘学生的才能离不开全方位的师生交流平台。我们正在探索将教师的个人微博建设成为行业信息、解决专业疑难问题、为学生提供一对一辅导的便利平台。
五、结论
酒店创业教育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配套教材、配套经费、配套设施、配套用人机制的通力配合。教育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各高职院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办学条件进行循序渐进式的探索，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办学道路。
一、重视课前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成功的一节课，从开始就应引人入胜，让学生的精力很快集中并对新课产生兴趣，因此对新课的导入应作精心的设计。导课是一种教学艺术，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要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进行创造性的设计。
例如，在上《标志设计》一课时，我们都知道兰花图案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徽图案，我在课前先制作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徽图案，上课开始时即把图案亮出，逐个提问：这是什么标志？它是怎样设计的？它有什么深刻含义？学生发言踊跃，兴致很高，导入新课的同时，渗透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又比如上《水彩风景画――桂林山水》一课，先问学生是否游览过漓江？游览漓江有什么感受？然后放《桂林山水》的风光录像片，让学生感受桂林山水的美，使他们知道，原来自己就生活在这人间仙境里。再问：作为桂林人，难道你不想把自己的家乡美景描绘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这样的导入使得学生跃跃欲试，同时增强了学生热爱家乡的真挚感情。
一堂完美的课，不仅开始要引人入胜，而且结尾也要精彩，余味无穷，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回忆，激起对下一次课的强烈欲望。
教学艺术是在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创造性和审美性的教学实践活动。教师在处理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活动和运用教学方法时应有独特的创造性，教学才会成功，才能形成一种活跃、生动的教学气氛，给学生一种真正的艺术审美愉悦的感受。
二、通过美术欣赏，让学生对美术有初步的了解和认知
美术从赏析到学习要从单纯的技能、技巧学习层面提高到美术文化学习的层面。美术教学要创设一定的文化泅莱，增加文化内涵使学生通过美术学习，加深对文化和历史的熟悉，加深对艺术的社会作用的熟悉，树立准确的文化价值观，涵养人文精神。所以光有一个好的课堂环境还不够。美术作品、艺术家和学生之间存在距离，教师要在学生和艺术作品之间架起桥梁――即心灵的沟通。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确立、社会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候接受美术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初一美术课程安排第一节课的内容是《在美术世界里遨游》。这是一节欣赏课，课本列举了各种图片，画种较多，内容较多。怎样上好这一堂课，让学生对美术产生兴趣。我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对作品进行筛选，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并进行对比教学，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对一些作品，也可以是课外美术作品，让学生自己去分辨，去分析，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对作品的理解。通过多次欣赏，逐渐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力，培养他们热爱美术、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世界的博怀。
三、改变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解放思想，一改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被动的接受变为主动的学习，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这就要看教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能够让学生乐于学习，主动学习。而学生自身的顽皮性和依赖性以及意识形态的不成熟性，成为他们自主学习中的最大障碍，长期以来被动的接受，不动脑思考，老师布置点我完成点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们根本不会去挖掘教材之外的东西，也根本不会顾及课程的延伸与关联。因此，新课改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彻底地进行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教师应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引导学生以感受、观察、体验、表现以及收集资料等学习方法，进行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力军，能够自己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己参与课程的研究性学习。创建多维互动的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组织形式，让学生围绕目标自主选择内容、材料和方法，让学生在知识探索的过程中发现规律。
四、动手动脑、坚持不懈，努力提高绘画能力
首先，对于绘画来说，线条是美术语言中最古老、最简洁的艺术语言。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依赖的重要造型手段。长期以来，美术是动手课、实践课。俗话说：“熟能生巧”。只有勤思考，多练习，才能得心应手。美术的种类很多，就拿速写来说，操作简便，一支笔，一张纸足矣，非常适合学生长期坚持大量的练习。坚持进行速写练习，不仅可以迅速提高学生的线描表现能力，还可以使学生观察事物的敏锐性、塑造形象的准确性、对物象形态、神态的概括、提炼能力得到较好地促进和发展，长期大量的速写练习，还会为美术创作活动提供大量的形象素材。
其次，色彩是构成纷画的重要因素，恰当运用色彩，能够增强绘画的表现力。
在色彩教学中，我针对色彩比较抽象、难度大的特点，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
――齐泽克
这个作品有点像晒太阳
《黄灯》是一个持续性变化的作品，在这个展览过程中，展厅里的作品和艺术家汪建伟在工作室的工作是并行的。汪建伟说：“这个作品有点像晒太阳，我在工作室，我一直在变，作品也一直在变。”
这个即将在尤伦斯举办的展览，在开幕当天展示的是第一幕：《用赝品等待》，一个八频录像；过了20多天，在尤伦斯的某一个闭馆日之后，再开馆时，观众会发现这个作品全变了，也即第二幕：《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部分作品由带有互动性质的装置和单频录像组成；展览继续，而当某个周末过完，再开馆时，作品又变了，第三幕是名为《内战》的装置；作品最后一幕由四频录像和装置构成，名字很长：《去十三楼的会议室看免费电影》。需要补充的是，第二幕的互动部分也许会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互动有所差别。原因在于汪建伟对“互动”有自己的质疑，在他看来，只强调表面参与、只传递和扩张结果的互动是虚假的。汪建伟质疑“互动”，始于某次他到首尔参加一个国际影像节，当时有大量互动作品展示。在前期调试这些作品时，他发现所有的结果都是预设好的，是一种人为设计的、规定得很精确的互动，感觉像在设计一个陷阱让人进来。汪建伟不想要这种被动性的互动，他所希望的是充满创造性的结果，是无法预设和不可测的互动。
作品第四幕的名字――《去十三楼的会议室看免费电影》，其中包含四个关键信息：“十三楼”、“会议室”、“免费”、“电影”，从字面上就能感觉作品由多层关系构成，有政治秩序、欲望秩序、生产方式，以及人对物化的理解一一这是艺术家本人对作品名称所传递信息的简单概括。
除了感到这件作品的展览方式有别于通常所见的方式外，汪建伟在这次创作中延续了他艺术创作中哪些一贯性的部分呢希望你能这么问，然后就能听到汪建伟略微绕口的回答：“提供我‘一贯的不提供’。”
我天生有对惯性的警惕
当代艺术最显著的特性就是“质疑，强烈的质疑，包括对自己的质疑”――这是第一次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给汪建伟留下的最大触动。他后来的作品《我的视觉档案》、《仪式》等，创作起因皆为对视觉影像以及文本所展现的历史产生质疑。回顾汪建伟过往的作品，一个系列他顶多做两部，他说：“我天生有对惯性的警惕，一个问题对我而言变得圆润而不尖锐时，我就停止――这或许就是我的一贯性：时刻警惕自己是不是处在‘一贯’里。”
当代艺术收藏
要创造一种“短缺”收藏
【关键词】玩具；怀旧；社会文化
1、怀旧玩具的缘起
1.1怀旧玩具的阐述
探讨怀旧玩具，首先要区分怀旧玩具与收藏品或是纪念物之间的区别；其次就是解释何为玩具。应指出其区别主要在于怀旧玩具作为玩具的一种，在成年人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张楠指出传统观点认为：玩具是“供人们玩耍的器具”[4]，人类学家克罗斯则更具体化，认为：“玩耍是孩子们的工作，而玩具就是他们的工具”[1]1。
怀旧玩具本身应属于流行玩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虽然过时但并没有退出玩具的舞台，而是以怀旧玩具的面目归来，再次成为流行玩具。怀旧玩具与流行玩具是有区别的，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孩子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流行玩具与怀旧玩具对他们自身的意义是不同的，流行玩具是同龄伙伴之间交流的媒介，而怀旧玩具却是父母们与自己沟通的纽带。
消费者更注重怀旧玩具自身的文化价值。传统观念认为，玩具是代际之间沟通交流的一种重要工具。然而，由于玩具产业的飞速发展，玩具种类的不断增多，使得父母与孩子之间通过玩具媒介建立起交流的作用大为削弱，因为父母们几乎不能理解、使用当下儿童所钟爱的流行玩具，所以，在构建父母与子女沟通交流的桥梁，实现代际之间的价值传承的过程之中，怀旧玩具便起了主要作用。正是如此，怀旧玩具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自身的使命，一方面，怀旧玩具的文化价值传承是观念上的传承，具有明显的主观特性，受到来自于父母们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时代背景、个人偏好以及经济因素等。另一方面，怀旧玩具能“向年轻一辈传递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和期望”[1]1。对于怀旧玩具，成年人似乎更具有发言权，因为他们身上才真正具备了“怀旧”的要素——对童年时期玩具的回忆。
1.2怀旧玩具的需求群体
对于怀旧玩具的分析，家庭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单位标准，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有自己家庭特色的玩具群体，不仅仅儿童在享受玩具带来的欢乐，很多成年人会进入“第二童年期”从而迷恋玩具，使他们成为怀旧玩具的忠实消费者。玩具绝对可以为这些家庭成员构造更加良好的精神世界，像怀旧玩具便为成年人构建了一个“童年的”精神世界。美国滨州大学著名教授、人类学家加里·克罗斯在他写作的《小玩意——玩具与美国人童年世界的变迁》中表达了这样的想法：“……玩具，有一些是父母们对孩子未来所怀梦想的产物，有一些是对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感伤似的情怀的结果。另外一些则要归功于教育理论和儿童发展专家。”[1]68因而，可以归纳出怀旧玩具的主要消费群体为：
第一种：成年人。进入第二童年期的或有明显怀旧倾向的。
第二种：父母。渴望与孩子交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价值共享。
第三种：儿童。更多会把怀旧理解为对过去的致敬或是一种潮流。
其中第一种消费群体为目前老怀旧玩具的钟爱者；第二种消费群体为未来怀旧玩具发展的主力消费群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玩具从作为父母价值观念传承的工具到成为儿童消费的仓库储备，玩具构建起了儿童自己的世界；玩具从作为大脑开发、心智培养的工具到作为孩子们之间攀比时尚消费的“奢饰品”，玩具的流行化趋势不减，其内在的文化价值却在削弱，玩具的价值传承谱系正遭受到强烈打击。在中国，玩具生产更多是玩具技术工人的设计，引进加工国外的产品样式，使得中国父母与儿童对玩具选择的局限增多。虽然寄托着价值传承作用的怀旧玩具受到“新兴的”、“仅仅属于新一代的”流行玩具的冲击，孩子们排斥父母们所提供的“童年玩伴”，不屑于那种过时的玩意儿，有时甚至转变为代际之间价值传承的断裂，但怀旧玩具仍然表现出一种强势回归的态势。怀旧玩具的强势回归，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价值观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因为“怀旧”本身恰恰就是使怀旧玩具回归、传承文化价值的强烈助推剂。
2、怀旧文化与怀旧玩具
2.1怀旧的含义
要探讨怀旧玩具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必然先要阐明怀旧的含义及其与玩具的关系。怀旧将个人内心与社会的结合，其含义在现代有多重解读，更多是见诸于文学形式的表达这种特殊的“文化”——怀旧。
怀旧永远是立足现时代的问题。在西方古典思想史中，“怀旧”（nostalgia）这个概念是与忧郁症（melancholy）以及四种液说（胆汁质、多血质、抑郁质、黏液质）相联系的。借助这些来研究怀旧问题，最初即是把对怀旧的研究建立在人的精神研究层面，利用人体生理情况的变化会影响心理情况的变化的猜测，论断心理层面的怀旧心理。
怀旧的定义，从文学角度，现代的怀旧理论谱系多有不同，从卢梭到席勒再到浪漫主义文学，都对怀旧进行了大量文学性的描写，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其中代表性的学说是卢梭所持有的“怀旧疾病说”，即怀旧“被理解为一种疾病”[2]15。哲学上，康德把怀旧认定为一种价值。英国文化学派的威廉斯则认为“怀旧是对都市体验的一种神秘回应”[2]28。赵静荣在著作《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中提出研究怀旧问题必须“……相互印证来获取对于怀旧本身的知识”[2]31，对怀旧的含义总结出“怀旧的五点界定”，即认为怀旧是意识现象与体验活动、怀旧是过去作为未来的原材料、怀旧是历史感与价值论的结合、怀旧立足于特定的发生情景、怀旧具有审美体验的性质。
2.2怀旧玩具的三点界定
基于怀旧的含义，来分析玩具的怀旧特性，怀旧文化与玩具的关系，作为进一步分析怀旧玩具文化价值的基础；从中得到怀旧玩具发展的启示。
（1）怀旧玩具是面向过去与未来的体验活动。怀旧不是表现在玩具本身，而是表现在玩具所带有的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中，即“怀旧活动只能出现在人类的精神领域而非物质领域”[2]31。所以，对玩具的怀旧是一种人为意识，人们看到童年的老玩具可以激发出一种回忆与情怀。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怀旧就是对过去的重构和对历史的再创造，……是怀旧主体……所能达到的、对过去和现实在意识层面上的心里真实”[2]35。满载80后童年梦想的旧式铁皮玩具便是当下社会典型的怀旧玩具，它载满了80后从内心所认知的真实感，这种玩具在当时给予了他们许许多多体验的快乐。这是怀旧第一点界定所阐述的。
（2）怀旧玩具是具有特定社会背景的价值体现。“怀旧由之生成的特定情境限定了怀旧主体必须是有过一定生活阅历的人”[2]41。从儿童到成年人，阅历使人成熟也懂得怀旧。怀旧玩具产生于特定的属于自己时代的社会环境之中，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纵观铁皮玩具的各色形象，明显的包含着深层次的中国社会的时代因素。与典型的美国偶像人物玩具不同，上世纪在中国流行的铁皮玩具具有明显的社会痕迹，其形象更多表现的是社会大众的面孔，如汽车司机、士兵等，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偶像式”的人物是绝无仅有的。这不能不说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甚至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不论玩具的形象如何，它在每一代人的记忆中是不可磨灭的。假设怀旧玩具要在今天的市场上大行其道的销售，那么基于社会背景的销售模式或许可以作为新的突破方向，这个启示是怀旧的第二点界定所讲述的。
（3）怀旧玩具是带有审美性质的美感体验。“怀旧就是人类基于对现实痛感的弥补和调节，而最终指向和谐统一的美感体验”[2]43。怀旧的审美性质奠定了怀旧玩具的艺术价值，玩具设计师从审美视角出发，设计出更具美学价值的玩具，使怀旧玩具的寿命得以延长。如怀旧铁皮玩具均具有色彩艳丽的美感，制作精良的铁皮玩具边角匀称，如艺术品一般。这便是怀旧的第三点界定所阐述的怀旧玩具与怀旧的关联。
3、怀旧玩具的文化价值分析
怀旧玩具在社会与家庭之中扮演代际之间传承价值的主要工具，是因为其本身具有文化属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怀旧自身属于文化的范畴，怀旧文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人们的日常工作之中；另一方面，玩具自身的定位是文化的，它具有文化价值。怀旧玩具结合了两者，因此怀旧玩具是一种文化，一种怀旧的文化。
怀旧玩具作为玩具的一种，其本身具有物质属性，包含物质文化在内。怀旧玩具种类繁多，较为流行的铁皮玩具，或者是传统的木制玩具，包括孩子们自制的玩具等都具有不同的物质形态，因此，便承载有不同的物质文化价值。不过怀旧玩具真正的价值是表现在精神领域的精神价值，这种价值直观地包括情感价值、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三个方面，而且全都以玩具的怀旧作为出发点，并且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熔铸其中，具体表现为：
（1）情感价值
（2）收藏价值
怀旧玩具的收藏价值是真正的老玩具所具有的。大量事实表明，怀旧玩具已成为成年人的收藏新宠，正是因为怀旧玩具具有收藏价值，同时也成为了同时代成年人的送礼佳品。
（3）艺术价值
玩具本身并不是艺术品，不过，留传下来的怀旧玩具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具有艺术气息，饱含着艺术价值。所以真正流传下来的经典怀旧玩具对于怀旧迷们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怀旧玩具所具有的艺术价值虽然同时表现在玩具自身的制造工艺与精美的外形上，如工艺精湛、色彩艳丽的铁皮玩具，手工制作的木制玩具等，但怀旧玩具最主要的艺术价值则表现在自身的文化气息上，与玩具的文化大背景相适应。
4、怀旧玩具对当代玩具研发的启示
世界各国的玩具在不断推陈出新，其发展对于怀旧玩具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玩具开发的关键要传承文化
因此，中国玩具要突出强调群众意识，引导儿童认知中国社会，就要结合历史文化开发玩具，这样才能使中国玩具更具有美感与价值。
（2）结合经典怀旧玩具开发出具有特色的“新玩具”
纵观各国玩具，各自拥有明显不同的特色，所承载的怀旧回忆自然也具有差别。中国传统文化中则特别重视怀旧，从中国人“安土重迁”与“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种不难看出。
因此，要使得怀旧玩具真正起到沟通代际之间的桥梁的作用，就要结合经典的怀旧玩具，融入时代的元素，进行科技创新，开发出具有特色的“新玩具”。这样生产出来的新玩具才能普遍被目前的玩具消费者接受。
5、结论
参考文献
[1][美]加里·克罗斯.小玩意：玩具与美国人童年世界的变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谦和
正气
俊逸
我对李先生的心路历程自然容易产生共鸣。36年前，于润洋先生去听李起敏先生的课，李先生对于先生说，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专业尚可，一片文化沙漠。他谈到最初执教《艺术概论》时的感受：说心里话，我并不喜欢所教授的艺术概论这门苏俄理论模式影响甚深的课，而对官方的科书，因为距离艺术实践甚远，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无助，学生同样不喜欢。10年前，我拿着同一本《艺术概论》教材走进课堂，与李先生的感受几乎一模一样。这本大而无当、不知所云的教材，几乎提不起我和学生们的任何兴趣。我不得不去国外著名大学的网站寻找他们的教材与教法。我国的大学生普遍缺乏艺术史的知识，离开艺术实践空谈艺术理论几乎不会引起任何反应。李先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弥补艺术概论课程的空洞与渺茫，试图在艺术院校浇灌出一片绿洲。李先生开出国学概览与西学大观课程，旨在打通中西，探索艺术中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
平实
【关键词】文人画意向性扬弃
“文人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画坛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的发展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文人画的内在审美意识看它滥觞于魏晋六朝，宗炳的《画山水序》是其标志；以文人画的外部笔墨形式为标志，唐代王维被人认为是鼻祖，其水墨山水开创了平淡天真的境界。五代时，形成了以荆关董巨为代表的南北山水派别和以徐黄为代表的野逸的表现、富贵的精细风格，为文人画的出现做了铺垫。从文人画的内在意识和外部笔墨形式的统一出发，北宋苏轼开其先河。苏轼提出的“士人画”概念又使文人画向更成熟迈进了一步，是系统的文人画的形成。而邓春的“画者，文之极也”等理论已将“文”与“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元明时文人画不断发展壮大。元代，文人画达到了成熟的地步，文人画的书写性进一步加强，直至明清诗书画融为一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这有多方面的因素的促使。
第一，元代汉士人地位低下，使一些人转入到文人画创作队伍中。蒙古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而汉人则沦为下等人。试想主宰中华古地，有着先进经济文化的汉人，却被一个落后闭塞，曾长期臣服于自己的异族所统治？无论民族自尊心，还是文化心理、人格精神，都受到极大打击和损害。文人士夫身心俱陷入痛苦的泥沼，于是便转向艺术，转向美丽的自然，这为艺术队伍的壮大输入送了大批有生力量。
第二，书法和绘画语言的共通性，以及赵孟\的“书画同源”说的倡导，对文人画在元代达到顶峰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字与绘画在起源上有相通之处，都有一定的图象表现性。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存在大量的图画文字，这些文字有广泛表现范围和一定的绘画因素。随着图画文字由图案化的形象符号逐渐演变为由线条构成的文字，人们也提高了对于线自身表现力的认识，发展了用毛笔技巧，形成了独立的书法艺术。而用毛笔的线条来描绘图像，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这一意义上，书法与绘画正是在同一出发点上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指书法与绘画在表现形式方面，尤其是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规律性。由于书法和绘画都有共同的工具笔墨，都追求用笔、用墨、气韵、构图等审美特点。而且，当官的文人有较高的书法功底、情调和相对闲适的生活，使他们能更好的去写意文人画，抒发心性。诗书画印始成一体，诗情贯注于画意之中相辅相成，这也标志着文人画形式的完善。赵孟\“书画同源”成为催化剂，其理论意义和阶级立场对文人画在元代达到顶峰起了重要作用。将书法与绘画的本源统一起来，就直接否定了画工的创作，文人作的画自然高了一等。
第三，成熟的绘画理论为元代文人画的发展指引了准确的方向。
大量的绘画理论出现，有《画鉴》、《写山水诀》《图绘宝鉴》等。汤后的《画鉴》精到的记录了各家画迹，并辨其真伪。黄公望的《写山水诀》是对前人和他自己从事山水创作的经验总结。李刊的《竹谱》把竹子比君子，抒写性情。夏文彦的《图绘宝鉴》记录元代近二百人画家，其资料则采自元人诗话集、笔记与铭刻，为研究画史的重要资料。
明前期文人画处在继承发展时期，出现了“吴门画派”和“浙派”，沈周、文征明、戴进是代表人物。直到明中后期董其昌根据苏轼的“士人画”理论进一步提出画分南北宗和文人画理论，文人画的名字也正式被提出和使用。同时，作为南宗的文人画地位得到确立乃至成为中国绘画观念的最高认识。
清代是文人画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诸多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中的、石涛。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笔法恣肆放纵，造形凝练夸张，意境冷寂。石涛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张对后世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伴随着文化的冲击，对我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曾占主导的文人画产生重要影响，艺术市场出现了各种绘画风格。绘画语言的多元化说明多种文化在交流发展，这是好事。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独特的民族精髓要弱化，甚至消失。对于西方的优秀成果可以借鉴，就像当年日本借鉴我国的中国画，之后不断光大，形成他们的浮世绘一样，我们也要学会批判式的继承，而不是被“西化”掉。影响中国画发展的有三个问题：一是虚无主义，认为根源在民族自卑心理；二是机械论，单纯强调师造化忽略中得心源，或是单纯强调中得心源忽略师造化；三是忽视了对绘画艺术的特殊性、视觉形式感的探索。
那么中国画到底发展成什么的呢？要不要继承或是废止传统文人画呢？很多人都在探索。有人反对文人画，因为它陈陈相因，尤其是明清复古临摹之风，觉得不合时宜，很难抒写现代人心胸；有人反对笔墨程式，嫌不够丰富；有的人认为古人之意趣过时等。
我想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再发言，通过对比、分析、从而扬弃。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重精神内涵，本体的超然物外的追求“神似”，必然不会对客观对象进行自然的摹写。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近于儿童邻”，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和齐白石的“似与不似之间”，都反映了中国画所具有的本体承载性和意向性，从以形为参考提高到传神的高度上。而文人画正是高度发展了绘画的意向性，不管是在形象还是笔墨上，不重物理，只重物象。可视的画面只是精神的外化，“神、气”，成了画的灵魂和追求。画画首先是“气韵生动”，景是自然客体，最后才是笔墨技法。因此笔墨被高度概括为符号，传达出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文人画更注重书写性、即时性和书画性，强调自我表现，更感性内敛，精神是主导，需要去体悟，笔墨放在其次的地位。而西画更注重科学、严谨、理性，直观的表露，色彩和形体的因素在画面中更显明。
在传播学演进的历史中，人们的研究重点发生了从传者中心到受者中心的转移，受众研究的地位逐步凸现出来，成为传播学研究体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受众是传播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活跃的因素，是产生传播效果的关键，任何传播活动只有被受众所接受并在受众中产生一定的效果，传播过程才算完整。
另辟蹊径式再定位诉求传播策略是对应知觉相差心态的最好方式。另辟蹊径式诉求不与人们的知觉相差接受心态相抵触，规避受众心目中的不良品牌印记，采用寻找、发掘和表现品牌的另一优势，并将这一品牌优势作为自己重要的、甚至是唯一优势的诉求方法。
avis汽车租赁商在美国汽车租赁市场排行老二，面对排名第一的汽车租赁公司，不和竞争对手正面冲突，而是用“我们是老二，所以我们更努力”为诉求点，创作了这样一则文案。因为avis汽车租赁商排行老二，面临强敌，所以他不敢怠慢，“天天清理烟灰盒，在车子租出之前保证油箱里加满油，电池充满电，雨刮器检修完毕。出租的车每辆都不比super—torque福特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