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
不久前，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研究“红灯区”与性工作者的专家，潘教授长期主持对中国性工作者的大型访谈，其中牵涉到给性工作者访谈报酬的问题，而被处分的原因也正与此笔报酬因无法开发票而导致使用不明有关。不少人认为，潘绥铭教授的遭遇，反映出了性学研究者在高校所面临的困境。
性学专业报考者寥寥
大学里的此类科研机构，多挂靠在高一级学科之下，如社会学系。而中华女子学院的情况略有特殊，它专设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该学院的4个教育单位中有“女性学系”，作为国家教育部、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女性学的学生会上性学专业课。”一位不具名的女院同学告诉北青报记者。(刘旭)
预防艾滋病不是性学课堂主要话题
人大大三的高同学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学期他曾选修过《性与性社会学》的课。作为校选通识课程，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可选，共一个学分，考试形式也相对自由，写论文或课堂感受均可。授课老师是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她是潘绥铭教授退休后该所的负责人。
据学生回忆，潘教授曾作为随堂嘉宾，开了两次随堂专题讲座，主要讲的是中国性革命的发展史，尤其是性学观念的变迁史，以及对东莞等地“小姐”田野调查的经验谈。黄盈盈老师更多地介绍和梳理西方的该领域研究理论。
而在北京林业大学所开的性学课程，对本科和研究生都有相应的公选课。在北林性学研究所所长方刚老师2010年发表的博文上，北青报记者留意到，研究所目前开设的心理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包括：“性与性别心理学”、“社会性别与质性研究基础”；研究所开设的全校本科生公选课为“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研究所还开设了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公选课“性别、心理与法律”。
据了解，成立于2008年的北林大性学研究所，2010年开始招收性别心理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而“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公选课程因在林大学生中十分火爆，常常有学生抱怨“抢不到课”。甚至，还有人专门建立了网上讨论群组，并上传PPT课件。
选性学课程的学生，反馈呈现两极化。既有“慎重选课，很多无知同学被坑害了”的抱怨，也有人声称，“这是从小学以来上过最好的课。风趣、深刻、一针见血！”
“一般会以为这是生理卫生课，但其实不是。预防艾滋，也不是我们课堂的主要话题，虽然会涉及。全校通选课，有常识普及的意味，更偏向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课程。”一名人大的学生在谈起自己上课感受时说道。
女研究生从事红灯区调查面临心理压力
潘绥铭向北青报记者坦言，中国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谈性色变，或好奇或排斥或偏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面对这些偏见和攻击，很多时候研究者不得不站在道德边界上，尽力说服自己接受所见所闻。即使是他门下的女研究生，在从事红灯区调查时，也会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考验，“田野调查时，深入了解红灯区小姐的遭遇后，有些年轻学生告诉我他自己内心也濒临崩溃，也有人退出。”
现场
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对话人大学生：“理想的社会不会有人听我的课”
主办方宣传称此次沙龙“内容涵盖非常广泛”，“性产业、小姐研究、性教育、同性恋、婚姻法等等，没有老潘不聊的话题”。
12月26日晚间，人民大学西北角的知行宿舍区地下的“阳光地带”，这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厅，更像一个简易版KTV包间，沙龙开场前半小时，环形沙发已满座，社团的同学又在大厅正中加了几排椅子。
接下来，同学们从12月接二连三发生的“性学”新闻入手，联系自己阅读和见闻，一一提问潘教授。这样的问答互动，持续近两个半小时。北青报记者记录下了潘绥铭教授与学生的部分精彩对话。
学生：最近，李银河和伴侣公开“出柜”一事以及它的社会影响，您是怎么看的？
潘绥铭：她大概是向媒体公开这事儿。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早就公开了。社会影响方面，我看得不多。有反对的人也有拥护的人。反对者称从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男的你就是男的，那么你把异性恋婚姻当成什么了。而支持者主要是通过这事儿认识到性别的多样化。她的伴侣，我曾经出差时接触过，反正我和我的夫人并没把他当女的看。（学生笑）
学生：彭露露出家这事儿，彭自己认为出家是对性学的一种背叛，您怎么认为的？
潘绥铭：出家是那同学的自己选择。这个和性学扯不上边儿，出家的人很多，学物理的也有出家的，那你能说他背叛了物理吗？她的这种说法，可能是觉得有些对不起老师。
世界五大宗教都是禁欲的，只有中国道教原初是不禁欲的，如汉代房中术，这是比较独特的，后来明代张三丰创立教派以后，道教也成禁欲了。所以，性学，尤其是主张两性自由的学者，跟禁欲主义宗教距离比较远。在中国，女性自愿出家的，比男性比例更高，男性多是被迫。因为女性无法接受恋爱、结婚生子，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前景。
潘绥铭：正常不正常，不好说，但早龄趋势是全球现象。至今美国有40%的教徒，且17%的人信天主教。自1968年至今，16岁时发生性行为的比例，美国维持在70%左右。中国和这个数字比，第一次性行为平均年龄，男生是18.1岁，女生是18.9岁，比他们晚两岁左右。这十年来，中国的初次性行为平均年龄提前了0.3岁，增势并不太大。
中国的大多数孩子到了16岁也不会去做，不是道德，而是现在的独生子女没有异性交往能力和经验，他们不愿意交往，不会和异性相处。他们不懂身体接触到底是骚扰还是爱慕。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教他们去辨别什么是性、什么是爱情。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往往是糊里糊涂的，这种状态下也不懂得保护自己，早不是问题，问题是伤害，怀孕或其他意外事件等。
对话
高校性学社团招新时学生绕道走
对话人：此次“老潘”沙龙的活动组织方、北京高校唯一研究性与性别的学生社团—人大性与性别研究社负责人张枭
北青报：你们社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成立时初衷是什么？
张枭：我们是去年10月成立的，我们社团创始人有两位师姐。她们听过“性社会学”的课，受到了启发，就想成立这样一个兴趣社团，也为全校对性与性别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同学开辟这么一个空间。
张枭：性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是我们社团的指导老师，我们同时也和一些NGO在合作。就目前来说，我们开了沙龙、读书会、讲座等活动，都和性别或性问题有关，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都被邀请过。在一些特殊的活动日，比如世界艾滋病日当天，我们还会在校园里有些宣传或者路演之类。
北青报：你们成立这种普及性学的社团面临社会压力吗？
北青报：潘老师和你们社团接触多吗？
张枭：潘老师退休之后仍然很忙。平时我们也不愿多打扰他老人家，但有时候向他征求活动意见时，他的态度很支持。像上次受邀做一次讲座，他一连讲了三四个小时。他没有架子，不拿范儿，是个很逗的老头儿。
性学研究者方刚
Vista看天下(胡雅君)“性学家彭晓辉广州性博会演讲遭‘反色情大妈’泼粪”，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在网上看到这则新闻时，第一感觉是：“彭晓辉代整个中国性学家集体受委屈了。”
他和性学家李银河本来也被邀请参加广州性博会，也在“反色情大妈”们想要泼粪的名单上，只因有事未去，逃过一劫。
“反色情大妈”给这些性学家罗列的“罪名”大体相似：鼓吹同性恋、手淫、乱伦，鼓吹卖淫合法化。总之，宣扬淫乱、危害国人。
方刚很想跟这些大妈们解释一下，性学家只是研究并告诉人们性的科学知识，你可以根据这些知识自主做出选择，更快乐和负责地享受自己的性，同时也更包容其他人的性。
他为此还在网上和一位反色情大妈聊过，终究是无法沟通。“在她们眼里，谈性就是色情，同性恋就是病，她们不具备也不相信有关性的基本常识，比如自慰无害，比如性不可耻。”至于性学家为之奋斗的让社会“人人自主，个个性福”的目标，在大妈眼里则是流氓言论。
“你既然研究性，那你私生活一定很开放”
因为“反色情大妈们”的四处举报，最近这大半年来，方刚被扫黄打非大队、教育部各种机构轮着找，“一度曾经半个月来一次”。
“我们正视换偶、同性恋这些性少数者的存在，支持他们的权利。但有人就会误解我们是鼓励大家向这些人学习，误解我们会去换偶，我们是同性恋。他们不明白的是，一个人尊重、理解性少数群体的性选择，不等于就会去实践他们的性选择。”
方刚曾听一位女性同行抱怨过，“每个访问对象，都说想跟我上床”，后来她选择了转行。“你既然研究性，那你私生活一定很开放——很多人对性学家都有这种误解。性学家通常有很包容的性观念，但这不代表性学家的性生活就很随便。”
研究过婚外性、虐恋的李银河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明确说过，她个人喜欢一对一的有爱的性。同时她会强调，她向往的性爱合一并不比其他人接受的性爱分离观高级，只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虽然被大妈举报弄得不胜其烦，方刚还是有点同情这些大妈，“她们其实是性教育缺位的受害者”。
方刚给小学生讲解性教育展览（方刚供图）
那年，还在做记者的他偶然看到一条讲同性恋的新闻，在好奇心驱使下他去采访这群人。改变由此开始。
第一次访问是在路边的小饭馆，这群人大声地在餐桌上谈性。那是他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场面，彼时已婚的他，面红耳赤的同时心脏狂跳：“那是1993年！是谈性色变的年代！我前面25年听到的性话题加在一起，再翻十倍都没有那天晚上谈的赤裸、直白！”
“原来性可以这样大大方方地谈！”轰然一声，他脑子中某个硬的东西碎了，伴随着内心隐约的快感。
在方刚眼里，这些同性恋者礼貌又热情，“除了他们喜欢男人，我觉得他们和我没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歧视他们？”他很快认同并接受了他们。
方刚认同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曾说过的话：“我们在讨论各种性的道德观念时需要认真地想一下：我所主张的性道德，究竟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是被别人潜移默化地灌输进来的？性道德究竟首先是用来协调我自己的，还是用来指责别人的？”
1995年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出版时，他在1993年采访过的几位同性恋者因为不堪歧视，已经自杀离世。
多年后，方刚和他的前辈学者李银河一样，成了性权派，提倡在不侵犯别人人权的前提下，每个人有自由选择性倾向、喜好的权利，“异性恋，同性恋，换偶，禁欲，群交……只要不伤害别人，都是平等的”。
他在自己开设的性心理学课堂上常对学生说：“你现在还很侥幸身为一个主流社会的异性恋者，但是你并不能保证你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他们都这样，你希望他们受歧视吗？如果你不希望他们受歧视，就从现在开始改变。”
“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我们一定有某一方面是弱势的，比如秃顶、乙肝，如果我们内心相互歧视，那谁都免不了歧视。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
研究的底线和方法
“我们欢迎你带老婆，如果你老婆不愿意，我们接受你带情人，拒绝小姐。”
方刚在做换偶研究时，一位采访对象邀请他参与。
如果纯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一次难得的观察换偶行为组织方式的机会。“这种研究方式叫‘全参与观察法’，研究者成为你的研究群体中的一员，能够获得更多更深入也更真实的信息。”
方刚拒绝了。“如果被发现，不会有人觉得你为了做学术研究好拼啊，只会觉得你在聚众淫乱，你在犯罪。”
在美国，有学者研究裸体主义者，带着学生一起去天体营裸体，边体验边观察，“要是搁在中国，这教授铁定被开除”。方刚在做裸体主义者研究之前被明确告知过，如果他去天体营，教职就没了。他于是换用深入访谈法做研究。
去之前，方刚心里有些忐忑。很快，他发现男公关们其实很好相处。他们并非传说中的单靠色相吃饭，反而是靠情商生存。这行里有句话叫“靠嘴吃饭”，就是要能说会道，善解人意，至于长相身材倒是其次。
方刚说，“很多男公关长得都不好看，但都是‘人精’，而且给你感觉是，他们不假，很真诚。这和他们接待的是女人有关系，多数女人要被懂得，要有安全感，才能上床。”
因为研究地点是夜总会，研究对象为男公关，不少人猜测方刚是以研究之名过着花天酒地的风流日子。这让方刚哭笑不得。当时方刚是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进入那家夜总会。夜场里，抽烟喝酒是必备应酬技能，方刚为了从中脱身，还编了个理由说自己有痔疮，烟酒会导致流血。
在男公关们没客人，聚在一起聊天时，方刚会加入其中，借此机会访谈和观察。整个过程不能用录音笔，方刚就凭脑子记——每隔一小时，他就会提醒自己回忆，刚才大家都说了什么，然后跑去洗手间，在随身携带的纸条上写几个关键词。每天凌晨一两点下班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笔记，经常坐书桌前写到天亮。
他也不像媒体报道那样，以“卧底”身份“打进”夜总会，而是从一开始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研究目的。“这是基本的研究伦理”，方刚做调研的原则是“自己公开，被访者保密”，他会明确征得研究对象同意。他不会问对方的个人身份信息，比如姓名、职业。他的访谈笔记、论文在发表前会请受访者审读，允许他们删掉可能会暴露他们身份的内容。
和主流不同的另一种声音
方刚今年数次被查的经历里，有一次是扫黄打非总队接到举报来学校查他是否“涉黄”，他们找到了方刚所著的《“乱伦”研究》和《换偶者：亲密关系研究》等书。
最后，扫黄打非大队并没有处理方刚，但给出的原因是：“这些书不是大陆出版的，我们不管。”——方刚所写的性少数群体研究著作大多只在台湾出版。
在国内做性少数者研究，不仅很难出书，也很难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按学校规定，副教授每四年要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至少4篇论文，方刚是靠发性教育和性别气质研究的论文来达到这一要求的。“如果我只做性少数者研究，那我教职都保不住。而且性少数者群体研究也是不可能申请到国家课题，拿到科研经费的。”而在国内学术圈，能否申请到国家课题是衡量一个学者学术能力的标志。
方刚做换偶、裸体主义者等性少数人群研究都是自费。为了减少研究开支，他会利用去不同城市开会、讲学的机会，当面访问此前有过邮件联系的受访者。
潘绥铭曾说做性学研究得有点“自娱自乐”的心态。这让人想起性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彭晓辉的感慨：目前国内性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属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完全靠性学学者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兴趣来决定。
在方刚看来，性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论文、专著，即使顺利面世，读者永远是小众的，很难进入公众视野，真正能够直接影响社会的是性学家对社会事件的发声。李银河也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在媒体上发声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即使会因此招来非议。”
从2008年开始，方刚和十几位学者一起推出了“中国社会十大性／性别事件”评选活动，希望通过评选本年度性与性别的重要事件，推动社会性观念与性别观念的进步。
他们的声音往往和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不同。
2010年，他们则为“教授换妻案”辩解，认为成年人的性爱在不违反自愿、隐私的原则下，不应被定罪。建议取消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
2012年，网络艳照反腐的新闻频出，全民为之喝彩。他们则认为，这种反腐方式是“偷窥、曝光、滥用个人隐私，是公然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性暴力行为，会使当事人个体，尤其是女性当事人，受到更加深刻的伤害”。这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到2013年，网上又曝出“艳照反腐”事件时，舆论有了分化，部分网民也开始质疑：“这不是又回到那种利用私生活打击人的时代吗？”
在“反色情大妈”看来，这些性学家的“高调谈性”是鼓吹淫乱。“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发声给大家提供另一种看问题的思路和角度，在人云亦云的时代，倡导独立思考，宣扬多元、包容。”方刚说。
处于“调情”阶段的中国性教育
1995年，《同性恋在中国》出版后，方刚收了两麻袋全国各地同性恋写来的感谢信。其中有不少人说：我本来想自杀，看了你的书，我活下来了。2000年，方刚被告了，因为有同性恋认为《同性恋在中国》中有对同性恋歧视性的语言。而如今回头来看，方刚也觉得《同性恋在中国》一书的确有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我写的时候，一边说，同性恋者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但书里也会有‘还是做异性恋好’这样的话。”
“从1995年到2000年，同一本书，同性恋读者的感受会从‘你为我们正名’，到‘你对我们污名’，可见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发展多快。”
在方刚看来，对中国性现状起到最大改变作用的并不是性学家，而是互联网。如今性少数人群从同性恋到SM爱好者、恋足者、恋动物者都在互联网上有自己的社区。
方刚的同门师姐黄盈盈也有同样的看法：“互联网让大家看到性少数人群的存在，而且，这些人‘活得还挺好’。”反色情大妈们即使不喜欢即使恐慌，也无法否认这个社会的“性”（行为、关系、观念）在走向多元化。
方刚的老师潘绥铭曾总结，“文革”之后，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性革命，但这又不等于西方走向自由的性解放运动。在如今的中国，不同人群之间的性观念差异巨大，最保守的和最现代的观念并存。
和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年青少年所接受的性教育，用方刚的话说，依然停留在“调情”阶段，“总是说，做吧做吧，但就是不做”。
曾有学者在一所中学调查，问学生：“提到‘性’，你想到什么？”所有学生写下的都是“强奸、性骚扰、疼痛、怀孕、性病、流产”等负面词汇，没有一个人写下“愉悦、快乐、爱、亲密关系”这类正面词汇。
“如今孩子们接受的性教育还是反性侵教育，只谈性的害处，不谈性的正面价值。这和我们当年所受的禁欲教育又有多大不同呢？”
方刚在2013年申请了一个基金会项目，编中学性教育课的教案。他的项目组里除了学者、老师，还有性少数者以及4个中学生。大家在讨论课程里如何介绍自慰时，有老师脸色变了变，“学生不会对自慰感兴趣”。方刚立刻问在场的一个学生：“你们真的不感兴趣吗？”那个学生看看一屋子老师说：“我觉得吧，多数学生吧，多数时候吧，应该感兴趣。”说到当时的场景，方刚拍桌子大笑。
他觉得，假如不改变中国性教育目前的状态，性学家被泼粪的事恐怕还会一代代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