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前，咸阳及其所辖各县的解放，是在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1949年2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为主力的军事武装的强大攻势下，在咸阳各地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与敌人的反复较量后获得的，是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进行的空前大决战。
1948年春，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胜利推进，各大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国共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948年4月到1949年7月，战斗在西北战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为配合全国战略进攻转入外线作战，挺进到陕西国民党统治区，依靠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接连向国民党军发动了军事进攻，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摧毁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解放了陕西关中地区。咸阳国统区各地就是在发生于这一时期的西府战役、春季攻势、陕中战役、咸阳阻击战和扶眉战役中先后获得解放的。
194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取得宜瓦战役胜利后，根据敌重兵驰援洛川，其后方兵力空虚的情况，决定发动西府战役。4月7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二、四、六纵队分别在关中分区的马栏、转角、照金、庙湾隐蔽集结。16日，各参战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向西府挺进，拉开了西府战役的序幕。
4月17日下午，西北野战军中路第一纵队三五八旅抵达旬邑县城附近。18日凌晨，随着红色信号弹的腾空升起，担负攻城任务的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新四旅七七一团分别从四个城门同时发起猛烈攻击，一举解放了旬邑县城，歼敌110余人，俘敌600余人，缴获枪800余支。西府战役后，敌大军又卷土重来，旬邑又被敌占领。
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独立第六旅也一举解放了永寿县城。5月初，西北野战军二、四纵队离开永寿。不久，永寿又被敌占领。
4月19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第三五八旅，在结束旬邑战斗后，马不停蹄，直抵彬县。经过激烈战斗，歼敌2143人，解放了彬县县城。彬县解放后，中共彬县县委、县政府即开始接管城市工作，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并在南原和北原先后建立了部分乡村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西府战役结束后，胡宗南、马鸿逵军队又卷土重来，彬县又陷于敌手。
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西府出击时，继解放了旬邑、永寿、彬县之后，于4月21日在新四旅和长武游击队的紧密配合下，顺利解放了长武，但不久又被敌占领。
1949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驻渭北地区之敌发起了春季攻势。2月24日，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十师所属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向驻守淳化县城的胡宗南部十四师四十团二营发起进攻。经过激战，歼敌519名，缴获电台两部、六〇炮5门、轻机枪18挺，淳化县城宣告解放。
2月28日23时，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从东、北、西三面，向盘踞在以泾阳口镇为中心的龙首山一线的国民党七十六军二十师及十四师发起攻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战斗，歼敌1823人，敌师长褚静亚、参谋长张凌汉被生俘。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军队。
5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陕中战役，千军并发，分路向陕中腹地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绵延数百里的追击作战。5月12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军一部先遣队与渭北游击队先头部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战斗侦察，三原县城处于解放大军的包围之中。是日夜，三原县城国民党驻军弃城南逃。13日，三原县城北大门鲁桥镇被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和中共三原县委领导的地方武装一举攻克。是夜，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三原县县长石仲伟率县政府军政官员和国民党三原地方武装撤离县城。翌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三原县城，三原宣告解放。
5月17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向泾阳守敌国民党九十军发起攻击，歼敌五十三师一五九团1000余人。第一野战军二军四师、六师围歼永乐店之敌，敌惶恐逃跑；四师、六师跟踪追击至泾阳县城。驻守县城的国民党第十区保安二总队3个大队千余人仓皇西逃，泾阳县城解放。
国民党九十军五十三师一五九团和骑二旅四团一部在泾阳地区接连受挫后，连夜逃到咸阳县城东北的岩村、阎家寨地区。5月18日拂晓，一野二军先头部队在追击中发现国民党军欲向咸阳县城撤退，连长傅福成立即带领30多名战士冲进敌群，展开了肉搏战，九连司号员举起手榴弹俘敌25人。此时，王正臣带领六军侦察部队300余人赶到，配合二军先头部队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国民党九十军五十三师一五九团和骑二旅四团一部，毙俘敌1200多人，一五九团团长李以华被当场击毙。
正当岩村战斗激烈进行之时，留守咸阳县城的国民党陕保第二旅撤退渭河南岸，并拖走北岸所有船只，炸断渭河铁路大桥，炸毁渭河渡口浮桥，妄图凭借渭河天险守卫西安，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5月18日中午，在咸阳守敌企图强行炸毁咸阳纺织厂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及时赶到咸阳，敌爆破队仓皇逃窜，古都咸阳获得解放。
与此同时，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十师进抵礼泉，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礼泉自卫团副团长王敬安带领173人的武装，向解放军投诚，礼泉县宣告解放。
咸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从咸阳向兴平、武功方向追击敌人。这时，兴平、武功守敌已弃城逃跑。5月19日晨，二军兵临兴平城下，炸开南门入城，兴平县城解放。当日中午，部队行至武功长宁镇时，接收了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策反起义的国民党武功县民众团自卫团一大队官兵。下午，二军进驻武功，武功县宣告解放。同日，第一野战军四军十师二十九团由礼泉抵达乾县，未遇敌任何抵抗，解放乾县县城。乾县解放后，部队继续向西挺进。5月20日，已经解放旋又被敌占据的永寿县城，重新又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6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相继解放三原、泾阳、咸阳、礼泉、乾县、兴平、武功、永寿等地后，准备挥师西进，咸阳人民欢庆解放之际，长期统治青海、宁夏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及马鸿逵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急调国民党陇东兵团和援陕兵团，由陇东兵团司令官马继援统一指挥，联合胡宗南所属十八兵团等部，共30多个师（旅）计10余万人，兵分三路，于6月10日沿西兰公路两侧向咸阳推进，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起反攻，企图重新占领咸阳和西安。
6月11日，马步芳、马鸿逵部进至永寿、乾县一带，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全线进攻。经过激战，中国人民解放军阻敌于咸阳北原上。下午，驻扎在咸阳城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刚从太原赶到西安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六十一军一八一师增援咸阳，准备给敌以沉重打击。一八一师在师长王诚汉的带领下，立即由西安向咸阳挺进，于12日凌晨4时渡过渭河全部到达咸阳进入防御阵地，并连夜抢修工事，以县城为中心，分别在咸阳城北、城东北、城西，形成了中五台—李家堡—张家堡—药王洞—吴家堡—沈家村—铁嘴村的半圆形防线，师指挥所设在咸阳城墙上居高指挥。
6月12日黎明，一八一师侦察参谋王青山率领侦察班12人沿西兰公路向西北方向侦察敌情，当行至龙泉坊附近时，与青海马步芳先头部队一个骑兵营遭遇，王青山当即派侦察员尚洪申回城报告敌情，他率领其他同志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背靠背形成一个环形火力网，用冲锋枪与敌激战2个多小时，终因弹药用尽、寡不敌众，致使8名战士壮烈牺牲，4人重伤。下午4时，敌主力部队占领了咸阳北原周陵一线，遂分左右两翼，向一八一师阵地发起集团性进攻。一八一师指战员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迫敌退至咸阳北上召石村一线，与一八一师形成对峙。
6月13日上午，敌主力用山炮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一师阵地发起持续攻击，下午又用抢掠群众的大批耕牛作为前阵掩护进攻，后又连续发起多次进攻，均被一八一师打退。防守吴家堡阵地的五四一团二连一排，在副排长魏海东的带领下，与突袭之敌展开白刃战，战至最后仅剩魏海东一人，魏海东在连砍7人后也被敌砍伤，顽强地爬回主阵地。13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主力赶到咸阳，配合一八一师向敌发起全线反击，枪炮声、冲杀声震天动地，经过激烈的战斗，于14日打退敌人，收复前沿阵地。青、宁“二马”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一师的英勇阻击，死伤惨重，于15日向泾阳方向窜扰，又遭到一野第四军的迎头痛击，伤亡惨重，于16日仓皇向乾县、永寿方向逃去。至此，胡马军联合反扑咸阳的计划宣告破产。
咸阳阻击战以歼敌2000余人，击毙敌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的战果宣告胜利。战斗中，人民解放军67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咸阳阻击战的胜利保卫了咸阳乃至西安解放的胜利果实，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大西南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7月11日，扶眉战役打响，担任歼灭武功南北线之敌任务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兵分3路，由东向西开始攻击，于7月12日凌晨彻底消灭武功境内之敌。
7月12日15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完成对渭河以北国民党胡宗南部3个军的战役包围后，对敌发起总攻。经过5个小时的鏖战，消灭胡宗南集团主力3个军。7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乘胜前进，相继攻克岐山、宝鸡等地。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部见大势已去，旋即逃向陇东。人民解放军收复永寿、彬县、长武。至此，咸阳地区全境彻底解放。
咸阳全境解放后，各县县委、县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配合下，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接收国民党政权，建立人民政府，清匪反霸，支援前线等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咸阳地区各界群众提供支前粮食2586万公斤、饲料145万多公斤，做军鞋72.32万多双，出动担架4140副，动员大车1.9万余辆，民工7.28万余人。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大西北、大西南进军的过程中，咸阳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动员组织支前大军，跟随解放大军翻越巴山蜀水，长驱陇东陇西，为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立下了不朽功勋。
咸阳地区的彻底解放，标志着国民党统治者在咸阳地区的失败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人民的胜利，实现了人民群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强烈愿望。咸阳的解放，浸透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游击队官兵以及人民群众的鲜血。据不完全统计，民主革命时期，咸阳各地有数千名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将永远彪炳史册。他们英勇不屈、前仆后继、不折不挠的精神，是留给咸阳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咸阳人民永远前进。
如今，咸阳解放已经69周年。69年来，咸阳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咸阳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咸阳经济社会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座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咸阳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今天，500万咸阳人民将永远铭记昨天的历史，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的新篇章，为建设富强人文健康新咸阳而努力奋斗。
三原国民会议运动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阀政权的号召。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电邀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于11月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号召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在全国形成了国民会议运动高潮。
1925年1月下旬，共青团中央派李秉乾回到三原，筹建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工作。同月，孙中山派屈武、董汝诚回到陕西做国民会议促成会工作。2月4日，李秉乾等联络三原及渭北各地30多个团体召开了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发表宣言和通电。此后，渭北国民会议促成会、陕西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三原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相继成立。
1925年3月中旬，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到三原，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立即发动学生、市民多次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李秉乾在悼念大会上作《中山主义与实业救国》等专题演讲。4月21日，各校学生、市民共同召开追悼大会，声势和影响很大。
12月，中共党、团中央根据反帝反封建策略需要，再次号召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指示各地党、团组织，恢复和重新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于10日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区委通告精神，会议通过六项决议。
在全国人民反对段祺瑞北洋政府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北洋军阀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大学三原籍学生、共产党员、共进社主要领导张仲超在惨案中遇害，激起三原人民的反段情绪，各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
18日，在中共党团组织的积极参与下，由5000多名群众参加的大会在三原城隍庙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言及七项议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散发大量传单。19日，三原各校组织宣传队，到城乡进行宣传。20日，中共三原党、团组织召开14个团体代表会议，重新成立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
云阳改编
云阳镇位于咸阳境内的泾阳县城以北，是嵯峨山前的一座古镇。改革开放以来，这里逐渐发展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最大的蔬菜集散基地。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曾是红军、八路军总部及中共陕西省委所在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请缨杀敌的会师地，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誓师抗日的出发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应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电请，中国工农红军于12月南下关中进驻渭北地区一带。第一方面军驻泾阳县安吴堡至三原一带，指挥部设在安吴堡；第二方面军驻泾阳县云阳镇和永乐镇一带，指挥部设在云阳镇。1937年春，红军总指挥部进驻云阳镇,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邓小平任副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总部直属机关参谋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卫生部和野战医院随之入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原红军西路军1000余名将士抵达云阳镇休整待命。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8月7日，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从甘肃西峰、宁夏等地抵达泾阳县口镇、蒋路、石桥休整待命。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于7月下旬主持在云阳红军总部召开会议，主要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改编。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
中共中央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命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红军主力分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十五军团、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等部在云阳镇集结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下辖第三四三旅、第三四四旅2个旅，1个独立团和5个直属营（队），共1.5万人；第一二○师以原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二十八军及独立第一师、第二师、赤水警卫营、红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在富平集结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1个教导团和6个直属营，共1.4万人；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等部在泾阳石桥集结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1个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队），共1.3万人。
1937年8月底，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一部，在云阳镇大操场举行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红军改编后陆续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地主庄园里的红色故事
在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村，有一座地主大宅院吴氏庄园，其精美气派，堪比乔家大院。2017年，由孙俪、陈晓主演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热映后，到这座地主庄园来旅游的人数呈现井喷式增长，游客量屡创新高。在这座庄园里，不仅上演了晚清中国女首富的奋斗历程，在中国革命时期，更上演了激荡人心的红色故事。
西安事变后，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大批青年奔向延安。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到会讲话。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北青救会”)。
1937年9月下旬，“西北青救会”决定开设“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在陕西泾阳县，那里属国民党统治区，离西安、咸阳很近。训练班为了便于接纳来自国民党地区的大批青年，于1937年10月在泾阳的邻县——三原县斗口镇农场开办训练班。这个农场原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创办的。一个月后，训练班迁至泾阳县云阳镇的城隍庙。但地方狭小，难以满足训练需要。直至1938年1月，吴氏庄园的主人——周莹的养子吴怀先将这座庄园捐赠给共产党。
“安吴青训班”设在西安“门口”，大批有志抗日的爱国学员涌来。每期学员原定一百名，很快就被突破。1938年起，来青训班的青年越来越多，毛泽东作出指示：青训班要扩大规模，来者不拒。青训班的学员有从敌人铁蹄之下和沦陷区逃出的青年，有从异地他乡归来的爱国华侨，有工人、农民、店员、小贩、军官士兵、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都是为了抗日云集到安吴堡。当时学员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干部和学员都是席草而卧，席地而坐，露天上课。但学员们学习情绪高涨，整个安吴堡朝气蓬勃。
安吴青训班由朱德任名誉主任，冯文彬、胡乔木任正、副主任，主要讲授抗日统一战线、抗日军事和抗日青年群众工作等基础知识。
青训班以吴氏庄园为活动中心，其前部为青训班领导机关班部，中部为会议室和晚会处，后部为青训班二连驻地。望月楼为青训班副主任胡乔木及秘书处住处，其东挑角楼为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和教务处住处，其西为学员住处，其南为卫生处和一连住处。大操场位于吴氏庄园门前，其西北角大榆树上悬挂铜钟，青训班作息以撞钟为号。迎祥宫为青训班会场之一，系排演节目和举办晚会的场所。村东吴氏陵园是青训班的露天课堂。
1938年8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前线回延安时亲临青训班视察，分别在干部会议和全体学员大会上讲话，并给学员题词“学好本领上前线!”
青训班二周年纪念时，毛泽东为青训班题词，朱德亲赴视察并作题为《抗日形势》的报告，林伯渠经常在此讲课。
青训班是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创办的，当时青训班忠于抗日民族统一的作为引起广泛重视，蒋介石也为青训班发来嘉奖电：“抗战建国，事难任重，切盼全国青年一致努力工作，效忠党国以期完成复兴大业为要。”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青训班将主力迁往华北，并入华北联大，1940年4月13日，中央正式发出撤退电报。24日，青训班全部撤出安吴堡，到达延安，在泽东青干校继续学习。青训班从1937年10月创办至1940年奉命撤回延安，历时两年半，共举办14期，组编127个连队，培训12000余名学员。为抗日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被誉为“青运史上的丰碑，抗日青年的熔炉”。安吴青训班，也被认为是中央团校的前身。解放后，安吴堡青训班旧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远的政治影响，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奋斗不息，为国争光。
1992年，安吴青训班被确定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咸阳传说】
柳毅传书
“柳毅传书”原本是发生在咸阳市长武县芋元乡柳泉村的一个真实故事，后经长期流传逐渐演化为传奇故事或神话故事。
相传泾河小龙喜郊游，一次到洞庭龙君那里做客，洞庭龙君见其彬彬有礼，便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泾河小龙娶洞庭小龙女后不久，便露出胡作非为的真面目。小龙女劝说非但不听，反而受到婆家虐待，罚其到荒无人烟的河滩牧羊。年复一年，小龙女受尽磨难。落第儒生柳毅返乡路过泾川，在荒野遇见小龙女，问其缘由。小龙女向柳毅诉说悲惨经历，并求他带信给父亲洞庭龙君。柳毅义愤填膺，不畏艰难，日夜兼程赶往洞庭湖传递消息。
洞庭龙君虽心疼女儿受难，却优柔寡断不敢发兵救回女儿。其弟钱龙塘君闻讯勃然大怒，率兵讨伐泾河小龙，小龙女与家人团聚。钱龙塘君深感柳毅为人高义，令柳毅与小龙女成婚。柳毅传信乃急人之难，本无私心，又碍于间接杀了泾河小龙，怎能娶小龙女为妻？且不满钱塘龙君之言语傲慢，以老母无人奉养、没有媒妁之言，婉言拒绝，告辞而去。此时小龙女对柳毅早生爱慕之心，自誓不嫁他人。
柳毅回到家常望河兴叹，小龙女亦对他日思夜想。双方家长为儿女婚姻大事费尽心思：柳母决意为儿寻找媳妇。钱塘龙君因错手杀了泾河小龙耿耿于怀，化身媒婆前往柳家。最终小龙女嫁给义重情深的书生。有情人终成眷属，柳毅也成为水神。
这个曲折动人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历代出现过多种版本，广为流传。唐代有传奇《柳毅传》，宋代有官本《柳毅大圣乐》，元代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明代《橘浦记》，清代《柳毅传书》《唇中楼》新中国成立后拍成电影《柳毅传书》。2004年，中国邮政发行了《柳毅传书》4连张邮票一套，分别为“龙女托书”“传书洞庭”“骨肉团聚”和“义重情深”。
柳毅历经曲折，苦心营救龙女脱难，并结为夫妻，与当地百姓融洽相处，兴学、修水、植桑、养蚕、传授耕织技术，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成为百姓心目中所幻想的典型化身。“柳毅传书”传说故事，在长武本地影响深远。柳毅羽化后，当地百姓感戴他的功德，取村名为“柳泉”，取泉名为“马跑泉”，取井名为“笔蹾井”，昔日龙女牧羊山坡取名为“牧羊山”，山上白石点点，远眺犹如羊群。山中曾生长蓝草，既可药用，又可染布（以上遗址尚存）。之后，在兴龙山修建“龙泉寺”，有僧人主持祭祀。据现遗碑石所载：明代成化年间，当地拔贡赵清，兴动十方信士耆老，募化布施银两，报朝廷敕准，进行修葺。清代至民国十五年曾两次重建圣殿，为柳毅塑像，平时常住7-8名僧道奉祭。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举办庆圣庙会，成为传统习俗。中华人民共和园建国初，寺庙拆毁，僧道离去。1992年，当地群众在柏树山重修“柳公祠”，塑像奉祭。
据《长武县志》记载，清代道光丁酉科举人陈五典，曾出任靳县知县、沔阳知州等官职，写诗赞曰：“原首遥望兴龙山，龙泉长咀探泾水。拔地三环尺无天，古松挺秀绿千般。气象玄妙龙泉寺，神人共话柳毅泉”。
秦晋之好
春秋时期，晋国和秦国是相邻的大国，晋献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秦穆公，称“穆姬”，以加强同秦国的关系，这便是所谓“秦晋之好”的开端。献公死后，公子夷吾即位。夷吾因长期在外，于是请秦穆公派兵护送自己回国，承诺割让河外五城给秦国作为报酬。谁料夷吾(晋惠公)即位后却食言了。
晋惠公言而无信，引起秦穆公的不满。公元前641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送去大批粮食，帮助晋国渡过难关。第二年冬天，秦国遇到了同样的饥荒，晋惠公却一点粮食也没有支援。秦穆公气愤至极，亲自率军讨伐晋国，活捉了晋惠公。
穆姬得到消息后，身穿丧服，带着四个儿女登上一座堆满干柴的楼台，并派人对秦穆公说：“上天降灾，使秦、晋两君兵戎相见。现在晋君被您俘虏，他什么时候来到京城，我就什么时候死去，请君王早做打算!”秦穆公一听着了慌，决定宽恕晋惠公，把他安置在灵台，待以上宾之礼，两国国君还缔结了盟约。
之后，秦、晋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晋惠公把太子子圉派到秦国去当人质，秦穆公为了笼络公子圉，将宗女怀嬴嫁给子圉。子圉担心当不上晋国的国君，于公元前638年秋天，偷偷逃回晋国。第二年，晋惠公因病去世，子圉即位，史称晋怀公，他生性刻薄，不能容人，朝廷上下人人不安。这时，晋公子重耳来到秦国。秦穆公决定帮助重耳当上晋国国君，并把女儿怀赢改嫁给他，帮助他回国夺取政权。公元前636年，重耳在秦国军队的护送和国内群臣的拥戴下，回到晋国都城，派人杀死晋怀公，即位为君，史称晋文公。
秦始皇御医徐福东渡的传说
徐福是秦朝齐人，曾经是秦始皇的御医。
俗语道：“做了皇帝想成仙”，秦始皇正是这样的人物。清人丘琼山《纲鉴合编》曾云：“始皇既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唯不可必得志者，寿耳。”一些方士投其所好，编织神仙之说，声称海上有仙人仙药，吃了仙药便可长生不死。徐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航行入海的。
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中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向始皇进言说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可求得长生不老仙丹，于是始皇给了他数千人去寻找，好几年都没有找到；第二次又出去寻找，带了数千童男童女和技工以及五谷、文化典籍。徐福带着众人到了“平原广泽”（可能是日本九州岛），看到这里气候温暖适宜便留了下来。《史记》是最早记载徐福的中国典籍。《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后汉书》“东夷列传”也有提及徐福东渡之事。
在日本的正史典籍中，明确记载徐福东渡日本的是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亲房所著的《神皇正统记》，成书于8世纪的日本典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明确记载了秦朝人东渡日本的情况。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有许多祭祀徐福的神社、庙宇和陵墓，日本历代天皇都用高规格祭礼祭祀徐福，在日本现有姓氏中的“秦”“佃”“福田”“羽田”“福台”“福山”等姓氏，据说都是徐福带来的人改的姓氏。目前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都还有姓秦的日本人，有些家门口楼上还刻着“秦”字。在当地，每年的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日子，当地人看来，徐福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促进了日本发展，因此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
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避祸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暴君统治使徐福认为生存有高度危险，就找借口离开了王土。二是为齐国报仇说。徐福是齐国人，秦国灭掉了齐国，故徐福逃到海外，以图东山再起。三是官方派遣说。徐福受秦始皇派遣，以寻找长生不老药为名，在海外探索，为秦国开拓疆土。四是思想大逃亡说。徐福以寻找长生不老药为由，带领国内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出走，实际上是一次思想的大逃亡。
泾阳响龙潭的传说
在泾阳与淳化两县交界的冶峪河出山口，有一河水从数十米高的山崖俯冲而下，注入墨绿色的深潭，轰然绝响，似龙吟，如雷鸣，声闻数里。据传说，此潭乃冶峪河龙宫之所在，所以人称响龙潭。关于这响龙潭，民间流传着两个故事。
《西游记》第九回、第十回中说了件有趣的事，泾河龙王为使袁守诚预卜落空，私改了降雨的时辰和雨量。又以所占失准捣毁了袁守诚的卦铺。袁守诚断言龙王因违旨被丞相魏征处斩。并让龙王向唐太宗求一条生路。唐太宗梦见龙王求情，许之，命魏征入朝随侍。魏征与太宗对弈时梦斩老龙。而在泾阳，有这样一个传说与其不谋而合。相传唐朝初期，一连三年滴水未下，百姓遭殃，唐朝皇帝李世民心急如焚，便派魏征找泾河龙王降雨，但泾河龙王心毒手狠，竟降暴雨三天三夜，使房倒屋塌，山滑崖崩，触犯了天规。魏征在梦中一气之下将泾河龙王给斩了，龙头落在了西安的龙首村，龙身留在了泾河谷口，后来变成了龙麟滩，现在泾河滩涂上红色的石头传说是老龙的血染成的。泾河龙王虽然降了恶雨，但一直恪尽己责，造福百姓，功大于过，所以皇帝令黎民百姓每年正月初一为老龙王更衣献食，祭奠龙王。
还有一说：古时候，响龙潭周围的山谷中居住着杨氏、赵氏、潘氏三户人家。潘、杨两家临河而居，广有良田，旱涝保收，生活殷实，是当地齐名的富户。赵氏一家世代以打柴捕鱼为生，有时也到潘、杨两家打打短工，贴补家用。
有一年夏天，冶峪河上游一带连降暴雨，河水猛涨，响龙潭成了沸腾的黄泥锅。河边捞柴的人们看到一条青龙从潭中一跃而出，驾起祥云，沿着沟谷盘旋上下，又一头扎入潭水中。当天夜里，周围村庄许多人都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中，冶峪河龙王口吐真言：“谁如果能将自家祖上的骨殖投入潭中石龙之口，谁家后世就会出真龙天子。”随后，潘、杨两家于夜深人静之时各自扒开自家祖坟，将祖先尚未化尽的骨殖捡出，盛入丝袋，敬奉家中，暗中寻访善于泅水之人。
赵家老三，自幼顽劣，不善农事，却练得一身泅水的本领。曾一头扎进响龙潭捞起一条与自己等身的大鱼。潘、杨两家便同时找来赵家老三，许以重金，托他潜入潭中投放祖上的骨殖。赵三潜入潭中，透过清澈的潭水，看到潭壁上果真有一只石龙头，张着大口，两眼如炬，吓得他浑身颤抖，连连后退。后见石龙并未伤害自己，便试探着游到龙头近旁，那龙头不见有丝毫动静。于是，将装有杨家祖先骨殖的丝袋挂在了石龙左角上，将装有潘家祖先骨殖的丝袋挂在了石龙右角上，而把装有自家祖先骨殖的布袋投入石龙口中。就在投入的一霎那，龙口轰然闭合，掀起巨浪将赵三抛向潭边。
多年以后，北宋王朝建立。赵氏的后辈作了大宋天子，而潘、杨两家的后人成了辅佐赵宋江山的左膀右臂，彼此间明争暗斗，演绎出一幕幕悲壮凄厉的传奇故事。直到现在，响龙潭周围仍散布着以赵、潘、杨为主要姓氏的大村落，但彼此间已是和睦相处，秋毫无犯了。
【味蕾咸阳】
锅盔牙子
锅盔牙子是陕西咸阳特有的地方小吃，看起来与肉夹馍大同小异，吃起来味道却各有风味。如果说肉夹馍是壮硕的大汉，那锅盔牙子就是婉约的少女。与肉夹馍相比较，锅盔牙子外观更娇小，口感更酥脆。
锅盔牙子又叫“月牙饼”，因饼被咬一口后形似月牙而得名。锅盔牙子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据传，当年秦始皇遍搜民间佳肴，锅盔牙子就在此时传进秦宫。除在宫廷享用之外，秦始皇还曾用锅盔牙子犒赏三军将士。
还有一种传说，锅盔牙子与秦相吕不韦有关。相传吕不韦喜欢民间小吃，常常派人到处搜寻，锅盔牙子作为其中一种，被当作宵夜呈现在吕不韦面前。此时弦月当空，吕不韦仰望空中半月，观其形状与手中美食相似，遂称锅盔牙子为“月牙饼”。
锅盔牙子传至唐朝时工艺日臻完善，做工精细，口感纯美。在明朝中期以前更是风行一时，享誉朝野。明末清初，因战争不断、社会动荡，这一传统小吃几经失传。清代中晚期，经民间人士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才使得这一民间美食重现古都咸阳。民国时期，以周、苏、黄、王四家锅盔牙子经营商铺最为有名。
锅盔牙子选用上等小麦面粉，将腊汁油、鸡蛋按照一定比例，再用开水化碱将面粉均匀烫开，趁热和成面团。“醒面”30分钟后再反复揉搓至光滑、均匀。与肉夹馍不同的是，制作锅盔牙子的面团是不经发酵的。将醒好的面团反复揉搓成条，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再将“剂子”擀成长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的椭圆形面饼。这些面饼要先在特制的铁板上烙至半熟，然后一分为二，放入铁板下的火炉中，烤至金黄熟透，微微鼓出。最后用刀划开，将卤制好的五香腊汁肉剁碎夹入其中。一般的肉夹馍是热馍夹热肉，锅盔牙子则不同，讲究的是热馍夹凉肉，用馍的热气把肉里的油化开，吃起来馍脆肉香，别有一番风味。
咸阳锅盔牙子制作技艺已于2013年1月列入咸阳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火腿肠的始祖——泾阳饸
饸这种美食的名字源于一个发音，是关中方言软和、软绵、软糯的意思，关于写法，有穰饸、穰耠、酿饸、酿货、饸、让和、让火……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为了方便，在这里统一用饸这一名称。这道美食只有泾阳才有，其他地方很难吃到，是当地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不可或缺的美味，在泾阳有“无饸不成宴席”的说法。现如今，泾阳饸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咸阳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饸的由来有三种传说。
传说一：战国时，在泾阳县云阳蒋村附近，秦国建有驿站（也有说是行宫），里面有一座三尖门监，是御用监狱，专门关押重要的政治犯，守卫森严与世隔绝。秦始皇长子扶苏就在此关押。监狱的饮食要由家属提供，附近群众便自发到狱中探望。狱卒不许带肉食入内。老百姓就想了一个办法：将冷馍揉碎，将肉剁成肉末，拌和在一起蒸熟后送去。狱卒检查时尝了一口问道：“这是什么东西，还穰饸得很？”带头的群众随口答道：“这就叫饸”。公子扶苏吃到了肉，而“饸”从此成名。
传说二：1900年，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安吴寡妇护国有功，被慈禧认作干女儿，并封为“一品夫人”。吴周氏为表敬意，特意聘请泾阳当地名厨来到西安，为慈禧太后烹饪泾阳美食。饸受到慈禧太后青睐，从此高端大气地出现在皇家餐桌之上。
传说三：清末时，泾阳县社树村里大户刘家有个后生叫刘福生，此人风流儒雅精通书画，年轻时一个人跑到四川雅安做起了买卖，有一天，刘福生无意间碰见了到雅安办事的于右任先生，两人相见恨晚。数年后于右任功成名就，回三原老家时，专程上门拜访刘福生。见贵客上门，刘福生激动万分，立刻捧出祖上秘制的食品款待于老，于右任品尝后连连称道“穰饸，穰饸！”从此刘家这道秘传小吃就在民间流传开来。
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变，泾阳人的军队被左宗棠追杀，一路逃到俄罗斯境内，并在那里定居，成为中亚东干族的一部分。这些流亡的泾阳人至今还保留着晚清时的一些风俗，泾阳饸也被他们带了过去。
饸的主要制作原料有凉馒头、上等精肉、鸡蛋，辅料是葱姜大料等等。将晾凉的馒头揉成细碎的馍花，精肉切片剁碎，与馍花加葱姜调料拌匀成馅料；然后将馅料加入提前备好的鸡蛋皮里，做成卷状，上锅蒸三四十分钟即可。吃的时候，切片，蘸上油盐酱醋香油辣子调成的汁子，就是很好的下酒菜了。
由于饸的做法和出锅的形状与现代的“火腿肠”相似，所以人们称他为“火腿肠”的始祖。
【民俗】
腊月来了，新年就不远了
腊月是一年之岁尾，正值寒冬。民谚云：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正是言其之冷。在古代，这时田事告竣，故有“冬闲”之说，正是迎接春节的前奏曲，在这个前奏曲里有着丰富的内容。
为什么把农历十二月称之为“腊月”呢？汉朝应劭《风俗通义》载：“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又载：“阴历十二月也，以是月腊祭百神，故谓之腊月。”意思是：阴历十二月，在这农闲的岁末，打猎获取禽兽，以祭祀祖宗和神灵，辞旧迎新，所以称为“腊月”。
古人非常重视祭祀，认为祭祀乃是“国之大事”。把岁终祀祖先、祭众神的祭奠仪式称为“腊”。商朝时，每年春夏秋冬四次大祀，祭祀祖先和天地神灵。其中冬祀规模浩大，礼仪隆重。后将冬祀称为“腊祭”，就是在腊月合祭众神。
古代历法，把阴历十二月称为“腊月”，把举行冬祭这天称为“腊日”。最初“腊日”并不固定，可灵活掌握。到了汉朝，规定冬至后第三个戍日为“腊日”，祭祀诸神。在旧时，腊月也是食品加工的上好时机。腌制后风干或熏干的动物类食品，一律称为“腊味”，如腊鱼、腊肉、腊鸡、腊鸭、腊肠等。
年三十之前的腊月，祈福新春，其实每一天都有讲究。
腊月初八：儿时的一首童谣其中这样唱过：“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打腊八节开始，就进入年关了，腊八节这天人们就会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新年的好兆头，就从一碗腊八粥开始。如果说过年是一首交响乐，那么腊八节就是第一章“前奏曲”。腊八粥又称八宝粥，内里“五味俱全”，“八宝”含有吉利之意，而在“五味”中，“苦味”含有一席之地，与“八宝”对照，慢慢演绎成今天所讲的民俗。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这一天的习俗是“送灶上天”。汉族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因此祭灶王爷，只限于男子。古语说“二十三，糖瓜粘，灶君老爷要上天”。灶糖是一种麦芽糖，把它抽为长条形的糖棍称为“关东糖”，拉制成扁圆形就叫做“糖瓜”。真关东糖坚硬无比，摔不碎，吃时必须用菜刀劈开，质料很重很细。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给灶王爷献上糖瓜，“上天言好事，回家降吉祥。”
腊月二十四：“二十四，扫房子”的风俗，由来已久，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这一天也称为“扫尘日”。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扫房”，南方叫“掸尘”。对于北方来说，严冬中的腊月扫房，只是清扫而已，而在南方往往将桌椅板凳，甚至大架子床都抬到河边、井边去刷洗。
腊月二十五：“腊月二十五，推磨磨豆腐。”这个习俗对于一直身在城市里的人们有点陌生，不过这也算是老讲儿之一，需要传承。在过去，豆腐是过年时的必备食品。因为豆腐的腐和富谐音，二十五磨豆腐，寓意年过得富富余余，来年的生活也富富余余。还有“二十五糊窗户”的说法，即腊月二十四扫完尘，二十五就该糊窗户了。随着社会发展，多数人家已失去糊窗户的传统，但贴窗花、贴福字、挂对联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腊月二十六：汉民谚语称：“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所谓割肉，古时候是指没养猪的贫困人家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在过去，由于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都比较穷苦，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盼望过年买肉回家改善生活。这一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
腊月二十七：民谚称“腊月二十七，宰鸡赶大集”。这一天，家家户户除了要宰杀自家的家禽，还要赶集上店、集中采购。与平日以购缺卖余为主要目的的赶集相比，腊月二十七赶集主要是买卖年节物品，例如：鞭炮、春联、香烛、烧纸、牛羊肉、赠送小孩子的各种玩具礼品、女孩子的各种头花饰物等等。除了宰鸡赶集之外，在这两天还要集中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气，准备迎接来年的新春。
腊月二十八：腊月二十六、腊月二十七准备了过年要吃的肉类，到了二十八这天，就该准备面食了。在过去，没有发酵粉这种比较便利的东西，于是二十八这天就发面，准备正月初一到初五的主食，同时，这也是因为旧俗认为初一到初五期间不能动火蒸馒头的缘故。
腊月二十九：除夕前一日，叫“小除夕”，家置酒宴，人们往来拜访叫“别岁”。焚香于户外，叫“天香”，通常要三天。在这一天，家家户户也要比着做面食。因为邻里乡亲之间，还有互相交换的习惯，于是这外观、口味自然就有不少讲究。
年三十儿：除夕是新旧交替的时刻，各行各业基本停止工作，人们回家团聚，总结过去的一年，企盼在新的一年中，有更好的作为。这天夜间的鞭炮声不绝于耳。除夕夜的活动也是千姿百态——摆设天地供桌、辞岁、守岁、迎岁……这种庆祝活动一个接一个。午夜一到，腊月就结束了，新的一年也随之开始。
春节习俗知多少
压岁钱。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又叫压胜钱，并不在市面上流通，而是铸成钱币形式的玩赏物，有避邪的功能。钱币正面一般铸有“万岁千秋”“去殃除凶”等吉祥话和龙凤、龟蛇、双鱼等吉祥图案。关于压岁钱，有一个故事。传说古代有一个叫“祟”的小妖，黑身白手，他每年年三十夜里出来，专门摸睡熟的小孩的脑门。小孩被摸过后就会发高烧说梦话，退烧后也就变成痴呆疯癫的傻子了。人们怕祟来伤害孩子，整夜点灯不睡，就叫“守祟”。据说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老年得子，十分珍爱。在年三十晚上，为防止“祟”来侵扰一直逗孩子玩，小孩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包了又拆，拆了又包，睡下以后，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在枕边。半夜里，一阵阴风吹过，黑矮的小人正要用他的白手摸孩子的头，突然孩子枕边迸出一道金光，祟尖叫着逃跑了。这件事传扬开来，大家纷纷效仿，在大年夜用红纸包上钱给孩子，祟就不敢再来侵扰了。因而人们把这种钱叫“压祟钱”，“祟”与“岁”发音相同，日久天长，就被称为“压岁钱”。
除夕的饺子。民间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已相当盛行。饺子一般在半夜子时吃，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过年吃饺子有很多传说，一说是为了纪念盘古氏开天辟地，结束了混沌状态，二是取其与“浑囤”的谐音，意为“粮食满囤”。另外，民间还流传吃饺子的民俗与女娲造人有关。女娲抟土造成人时，由于天寒地冻，黄土人的耳朵很容易冻掉，为了使耳朵能固定不掉，女娲在人的耳朵上扎一个小眼，用细线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端放在黄土人的嘴里咬着，这样才算把耳朵做好。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就包起饺子来，用面捏成人耳朵的形状，内包有馅（线），用嘴咬吃。饺子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节日食品，究其原因：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取“招财进宝”之义。二是饺子有馅，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寄托对新的一年的祈望。在包饺子时，常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等包进馅里。吃到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
贴福字。春节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汉族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倒着贴福的，大家一定注意。大门的“福”字要正着贴，寓意开门迎福、吉祥临门。如果把大门的“福”字倒着贴的话，就会把福气倒到门外，跑到别人家里去了。而且正的“福”字还寓意着正福临门，如果把“福”字打倒了，福气也就溜走了。水缸和垃圾箱上的“福”字必须倒着贴，由于水缸和垃圾箱里面的东西要从里面倒出来，为了避讳把家里的福气倒掉，便倒贴福字。屋内柜子上的“福”字必须倒着贴，柜子是存放物品的地方，倒贴福字，表示福气会一直留到家里、屋内和柜子里。厕所等污秽之所的“福”字必须倒着贴。家中发生不幸，“福”字可以倒着贴，如果过去一年中家中有人不幸亡故或者有其他灾难出现，如失火、车祸等，希望转运的朋友可以将福字倒贴。
关中地区元宵节习俗
陕西关中地区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京畿所在地，元宵节的习俗更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沉淀，丰富多彩。这里就和大家说说关中地区元宵节的一些习俗。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包成圆形，可荤可素，风味各异。天上明月，碗里汤圆，家家户户团团圆圆，象征团圆美满。
耍社火。在关中农村，正月十五还经常会有几个村子聚集在一起演社火。社火里包括踩高跷、跳钟馗、花车等等。
蒸老鼠馍。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人们会用小麦面蒸制一种锥巴馍，用来祭祀祖先和供献给家宅诸神，也是一种食物。其形状长圆有尾，前边粘两个黑豆做眼睛。生活殷实之家，还会在馍内包些用肉末和葱花做成的馅儿。
赏花灯。元宵节家家户户都挂上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制作精美的“彩灯”，这是我国传统农业时代的文化产物，兼具生活功能与艺术特色。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也给未婚男女提供了一个机会，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外出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也可以顺便为自己物色对象。元宵灯节期间，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所以元宵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古诗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猜灯谜。这是元宵节派生出来的一种文字游戏，也叫打灯虎。灯谜活动增强了节日的文化色彩，增加了人们之间的互动交流。在传统社会也是社会管理方与普通百姓沟通情感的一种方式。
送孩儿灯。送孩儿灯又称送花灯或者追灯。咸阳一带一般是正月初八到十五期间送灯，即娘家送花灯给出嫁不满一年的女儿，一般是送一对大红碌碡灯（宫灯）或玻璃灯和一对花灯，因为“灯”与“丁”谐音，以求添丁吉兆。希望女儿婚后吉祥高照、早生麟子；如女儿怀孕，则除大宫灯外，还要送一两对小灯笼，祝愿女儿孕期平安。
挑灯笼。挑灯笼又叫打灯笼。是大部分人童年过元宵节最深刻的记忆。关中农村孩子挑的灯笼，一般由其舅舅所送，一直要送到12岁。俗话说：“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的谐音）”。舅舅为何要送给外甥灯笼呢？乡村人这样解释：人出生后前面的路是黑的，不知道应该向哪里走，舅舅给外甥送了灯笼，外甥的前途就一片光明，而不会走歪门邪道。一般将正月十四晚上的打灯称为“试灯”（或玩灯），正月十五晚上的打灯叫做“闹灯”，正月十六晚上的打灯叫做“完灯”。
放天灯。每年元宵节期间，除大闹花灯外，还流传一种“放天灯”的习俗。这种风俗由来已久，据史载唐时已有此举，也有传说为三国时期诸葛亮所发明。点放天灯是为了给灯节增添喜庆气氛，把观灯活动引向一个新的高潮。天灯一般为圆锥形，大小犹如背篓。用木片做骨架，外面糊白纸或红纸，而灯的底部则绑着一个十字形底座，上面放一盏菜油灯。“放天灯”时，灯要贴着地面，点燃油灯后，周围用土密封。当灯火将罩内的氧气燃完、仅剩二氧化碳气体后，取掉周围的土，灯就自动上升，高度可达500米左右。天灯在空中随风飘荡，直到灯火熄灭，才慢慢降落。
挂坟灯。“挂坟灯”是一种岁时祭祀的风俗，即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夜，关中农村家家户户的孝男孝孙在自己的祖坟上，悬挂一盏红灯。挂灯前，人们要烧纸焚香，设立香案，供献祭品，以告慰先人在天之灵。
清明：二十四节气中唯一的一个形容词
“水至美则曰清”“日月双悬曰明”，清、明二字叠加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是天地之间，纤云四卷，清风吹空，光影四射，温暖晴和。
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大多记物候，如芒种、小暑、霜降、大寒等，用形容词来定义节气，“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的一个。
清明这个节气，按照时序，已属季春，江南已经是“拆桐开尽莺声老”了，为什么还用如此光鲜亮丽的词形容它呢？这可能与二十四节气是生活在北方的周人定下来的有关。《逸周书·周月》已经标明“清明”，《逸周书·时训解》也说“清明之日，萍始生”，春天带来了一片生机。清明在阳历的4月初（二十四节气现在虽属“阴历”一部分，但它的设立、推算是按照地球围绕太阳节律的），在北方，此时尚属春初，万物复苏，生机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气候开始稳定，天空一派澄明，上古先民逐渐把生活重心从室内搬到室外。
《诗经·绵》写周族祖先“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诗是写周人如何艰辛地建造家园的。顾炎武《日知录》中解释“陶复陶穴”引《易传》“上古穴居而野处”，并指出“陶复陶穴”是周人建造穴居或打窑洞。那时人们或住窑洞或住半地下室，没有采光，室内即使白昼，也是迷蒙一片，虽有窗户，但还没有发明纸糊窗户，更遑论玻璃。平常用木板或瓦牖挡着窗户，只有天暖和时，才能打开，放些阳光进来。入秋转冬之后，人要“冬藏”了，把朝北的窗户用木板挡住，再用泥巴糊严，不使漏风（即“塞向墐户”），尽量防风保暖，可是光亮也没有了。
《论语·先进》中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叫几个学生让他们各自表达其志向，学生回答很踊跃，最后孔子只肯定了曾晳，而曾晳所表达的志向不过是在清明、上巳之际带领一些青少年郊游：“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上巳节原在三月第一个巳日，后来定在三月初三，与清明节相距很近。这是一个祓除不祥、清洁身心的日子，“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矣”（《后汉书·礼仪志上》）。
天暖和了，各种有害之物也蠢蠢欲动了，所以要到流水去清洗一冬天的“宿垢疢”。上巳还有个祈雨祭祀的节目——舞雩（女巫在雩台上跳舞以祈祷上苍），古代许多祭祀带有祈福和狂欢的双重功能，这在《诗经·溱洧》表现更为凸显。上巳这一天郑国的青年男女在溱水、洧水欢聚嬉戏：“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
春天冰雪融消，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与欢乐，人们只有在大自然才会有所感悟，难怪孔子肯定曾晳。此时孔子教学大约也要搬到室外的“杏坛”了吧？
清明节是一年中重要的节日，它的习俗都与先民从“穴居”到“野处”有关，如钻燧取火、淘井插柳、踏青、挑荠菜等。新春来了，三阳开泰，万象更新。冬天用于取暖、照明和烹饪的火种，不再使用，需重新钻燧取火。唐宋两代，宫廷还以新取出的火，分赠予贵官豪门，唐诗名句“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就描写此事。
淘井，也是除旧布新，掏出旧水，取用新水。插柳其意也在于迎接新春，留住春光，因为“柳者，留也”。辛弃疾的名句“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人们到郊野挑荠菜是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也带上一点绿色、春色，沾一点野味。
自宋代以来特别看重的扫墓，这倒不是上古所遗的习俗。孔子说“古也墓而不坟”，墓地没有隆起的标志，当然就不可能有扫墓祭祀之事。清初毛奇龄在《辨定祭礼通俗谱》卷二《清明日、霜降日行墓祭礼》中指出，到墓上祭祀亡灵的习俗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中讲述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那位吃得满嘴流油的“良人”就是在坟墓间乞求祭祀之余的，可见当时就有了墓祭。
战国以来，祭祀亡灵，春季在寒食节。寒食节定在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在清明节前一二日。最初，这个节日是纪念晋国介之推的。介之推，晋国人，是流亡公子重耳的随从，在外流亡19年中备尝艰险，回到晋国后又辅佐重耳登上诸侯之位，但他不求回报，奉老母隐居绵山。重耳得知以后，派人到绵山，请他出山，但找不到介之推，于是想通过烧山逼他出山，不料介之推坚持不出，抱树而死。
为纪念介之推，在清明之前一两日不举火、吃头天做好的食物，并祭祀介之推，后来也兼祭自己家的过世之人。《荆楚岁时记》记载“去冬节（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把寒食节这个民间祭扫的习俗“著为令”，成为公共祭扫日，公务人员还给假，以便出城上坟。寒食节与清明节相差一两天，习俗又有相近之处，逐渐混淆，到了晚唐五代开始有人在清明祭扫。宋代清明祭扫遂成风俗，流传至今。
宋代中叶以后，经济文化逐渐南移。形诸诗文的清明祭扫活动以写在南方者为多，而南方此时，桃李花期已过，又多风雨，再加上祭扫活动会给人以凄凉之感。晚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本来只是写春雨之中路人的感受，与祭扫无关，但后人读此诗，那凄迷的境界，淡淡哀愁总会把它与清明时节对逝者的怀念联系起来。杜牧这首小诗影响极大，通俗诗歌选本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大多选此诗，明清时调还把它写入歌词，几乎为以后诗人歌咏清明节定了格。
特别经典的一首是南宋吴文英怀念离去姬人的《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不仅怀念离人，更哀叹转瞬即逝的春华，词人把残花落蕊收集起来埋掉，还写篇墓铭，名之曰《瘗花铭》，以志悼念。大约《红楼梦》黛玉葬花就是受到吴文英启发罢！
九月九·话重阳
《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晒秋节、登高节、老年节，为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日，中国传统节日。庆祝重阳节一般包括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重阳节，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早在屈原笔下，就已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如今的人们喜欢菊花茶，须不知汉代就已有了菊花酒。魏时曹五曾在重阳赠菊给钟蹈，祝他长寿。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梁简文帝《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之句，亦有采菊酿酒之举。直到明清，菊花酒仍然盛行。重阳佳节，我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饮菊花酒逐渐成为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尤其是在重阳时节，更要饮菊花酒。《荆楚岁时记》载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长寿。”
重阳节有佩茱萸的风俗，因此又被称为“茱萸节”。茱萸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重阳节时人们还喜欢佩戴菊花。茱萸雅号“辟邪翁”，菊花又名“延寿客”。重阳佩茱萸的习俗在唐代很盛行，人们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戴于臂，或做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戴，称为茱萸囊，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戴，有些地方，男子也佩戴。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京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戴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重阳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之一，即是登高。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南朝时，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一个神异的故事：汝南人桓景，随费长房游学，费长房要他在重阳这天让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并登高，饮菊花酒，才可免祸。桓景照办了，才逃脱灾祸。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出重阳时人们的避邪除灾心理。当然人们登高也不仅仅是攀登而已，还要观赏山上的红叶野花，并饮酒吃肉，享受一番，使登高与野宴结合起来，更有吸引力。由于重阳为秋节，节后草木开始凋零，所以又称重阳节野游活动为“辞青”，与三月春游“踏青”相对应。
重阳的饮食之风，除前所述的饮茱萸、菊花酒，吃菊花食品之外，还有好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吃糕。在北方，吃重阳糕之风尤盛。汉代时已有九月九日吃蓬饵之俗，即最初的重阳糕。至宋代，吃重阳糕之风大盛。糕与高谐音，吃糕是为了取吉祥之意义，因而受到人们的青睐。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重阳糕的做法有很多种，制无定法，较为随意，有“糙花糕”“细花糕”和“金钱花糕”。
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做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重阳糕不仅自家食用，还馈送亲友，深受人们的喜爱。
2006年5月20日，重阳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重阳节更有尊老敬老的习俗。2017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每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为老年节，使重阳节尊老敬老的习俗法律化。
月是故乡明——中秋话月
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唐代文人有八月十五赏月吟诗的风气。宋代文人中秋赏月多伴随着宴饮聚会，这一形式也为民间富户、土豪所效仿。到北宋中期，形成了以文人官僚的诗筵笔会和市民宴饮玩乐并行的大众化的节日。但宋代山河破碎，外敌侵扰，中秋的节义有了更不一般的内涵，中秋的圆月弥足珍贵，“团圆”的特征及其象征意义被凸显出来，“祭月”与“团圆”，使中秋节的习俗内涵变得完整而更富意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祭月情感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团圆期盼合二为一，奠定了中秋节日文化的基本内涵。中秋节，是“祭月节”，也是“团圆节”。
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都充满了游子深切的思乡之情；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表达了诗人望着圆月思念远方之人的感情；苏东坡《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其意境广阔，胸怀乐观而旷达，既有理性，又有情趣，耐人寻味……歌咏中秋月圆诗词有托月言志的，也有赏月写景的，有望月思乡的，也有对月传情的，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这一首首诗词在诗人笔下让月更媚，情更深。
中秋赏月，是中国延续千余年的习俗。但“何夜无月”，每逢三五二八之夜常有圆月，为何国人偏爱中秋之月呢？其实中秋赏月最佳，古人是有说法的。南宋的京镗就自问自答：“明月四时好，何事喜中秋。瑶台宝鉴，宜挂玉宇最高头。放出白毫千丈，散作太虚一色，万象入吾眸。星斗避光彩，风露助清幽。”月色四时皆美，然以秋月为佳，秋月而圆者，当以中秋为冠，因为中秋之时，无寒暑之酷，而有风露之幽。古人甚至觉得，中秋之月比寻常满月都要更大更圆，南宋的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说：“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当此时也，“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在这样的夜晚，贵胄子弟、富贵人家，都要登上高楼“临轩玩月”；就连贫寒人家，也要登上一个小小的“月台”，全家团聚，饮酒赏月。
【咸阳人物】
全国劳动模范赵梦桃
赵梦桃(1935～1963)，是西北国棉一厂的细纱挡车工，是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在1956年和1959年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1952年5月，赵梦桃第一个响应厂党委“扩台扩锭”的号召，看车能力从200锭扩大到600锭，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在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毕业典礼上，她获得了第一名，被选为工会小组长、先进生产者，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人人当先进，个个争劳模”蔚然成风。1952年起，她创造了连续7年月月全面完成生产计划的先进纪录，仅节约棉花就达1200多公斤，并帮助13名工人成为工厂和车间的先进生产者。
1956年9月，赵梦桃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2年，西北国棉一厂为了提高棉布质量，要求细纱工序减少条干不匀的现象，以便消灭布面上的粗细节疵点。赵梦桃为此刻苦钻研技术，在吸取其他纺织能手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巡回清洁检查操作法。按这种操作法，细纱车的清洁可得100分，断头减少三分之二，粗细节坏纱比过去减少百分之七十左右，极大充实了“郝建秀工作法”的内容，很好地提高了棉纱条干均匀度和棉布的质量。同年11月底，陕西省纺织工业局总结推广了这套方法。1963年1月，《陕西日报》作为重要消息作了报道。
1956年和1959年，赵梦桃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和全国“群英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
1963年，赵梦桃倡导和表现出来的“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方便”和“不让一个伙伴掉队”的思想品德，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概括为“梦桃精神”。
2009年9月14日，赵梦桃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赵梦桃小组”成立于1952年，是西北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原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乙班四组。1959年，“赵梦桃小组”全体成员一同出席了全国群英会，成为纺织战线的一面旗帜。
小组成员18人，全部为女职工，平均年龄26岁，主要生产的精梳60支和135支纱是风轮公司生产难度最大、创汇最多的产品。
赵梦桃小组先后被评选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标杆班组”“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巾帼文明岗”“三八红旗集体”等称号，10多人被评选为全国、省、部级劳动模范称号，19人获得过省、部级技术标兵、操作能手称号。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中国纺织报、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多次采访报道过小组的先进事迹。
2017年7月17日，全国首个以纺织工人名字命名的公园——梦桃主题公园及纪念馆，在咸阳市新兴纺织工业园开园、开馆。
梦桃公园紧邻咸兴大道，位于纺织四路与纺织三路之间，总面积2.7万平方米，园内建有梦桃纪念碑、梦桃雕塑、赵梦桃纪念馆广场等。其中，赵梦桃纪念馆总建筑面积约350平方米，保存220余张图片、180多件珍贵实物、多部历史影像资料，充分展示赵梦桃及“赵梦桃小组”的先进事迹，反映咸阳纺织工业发展历程和纺织工业园区建设的辉煌成就。
【文史趣话】
众说纷纭的周陵
周陵是西周时期周文王、周武王等陵墓的合称，位于咸阳城北6公里处渭城区周陵街道，其陵墓布局构成了咸阳北原上陵群中“背子抱孙”的罕见胜迹，1956年被陕西省政府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陵园内有40余通历代帝王祭祀周陵的碑碣，有“周陵小碑林”之称。
周文王、周武王是中华民族共同敬仰的人文始祖，他们同三皇五帝并称为缔造中华文明有卓越功德的明君圣主。周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源头，对后世几千年的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影响深远。素有礼仪之邦的华夏民族，真正意义上是从周开始，周礼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完善的政治、文化体系的建立。
“咸阳祭周，曲阜祭孔”。祭周始于北魏，咸阳郡之石安县（今市区）有周文王祠，隋代祀“文王武王于沣渭之郊，以周公召公配”（杜佑《通典》，唐宪宗元和七年）。明代，祭祀扩大到成王和康王陵，朝廷每三年出祝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官致祭。清朝在文、武、成、康陵筑祭坛，建献殿。康熙四十二年，唯独为周武王御书祝文。1934年10月，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杨虎城等在周陵祭祀，成为近代周陵最后一次盛大的祭祀活动，并在周陵栽植了2000余株柏树。
2003年，咸阳市修建通往机场的迎宾大道时，在周陵西边发现了一道南北向壕沟，发掘后认为这可能属于周陵的西围沟。2004年，通过钻探发现周文王和武王陵有一个统一的长方形围沟，在周共王陵也发现了围沟。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秦王陵的一个典型特征和流行做法。在周共王陵周围发现的瓦片多以饰细绳纹的秦瓦为主。咸阳市考古所和省考古院又在周陵围沟内钻探出200多个小的陪葬墓，钻孔里带出一个铜镦，即兵器柄套，为错银工艺。错银工艺流行于战国晚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毓芳认为，周陵里传说的周文王陵实为秦惠文王陵，周武王陵为秦悼武王陵。
到底周陵是谁的陵墓，学术论证是没有止境的，只有等到周陵发掘的那一刻，真相才会大白于天下。但无论结果如何，周陵所独有的祭祀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文化都将永远传承。
《兰亭序》的未解之谜
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饮酒赋诗。王羲之将这些诗赋辑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这篇序文就是《兰亭集序》，亦称《兰亭序》。此帖用笔以中锋为主，间有侧锋，笔画之间的萦带，纤细轻盈，或笔断而意连，提按顿挫一任自然，整体布局天机错落，潇洒流利、优美动人。宋米芾诗云：“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爱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尤能易万金。”历代书家摹本不下几十种，也是书法史上少有的文化现象。
大唐贞观盛世，文韬武略的李世民对书法情有独钟，尤其喜爱“书圣”王羲之的墨宝，在天下广为搜罗。每每得一真迹，便视若珍宝。他还倡导王羲之书风，使得学王之风在贞观年间大为盛行。至太宗晚年，喜好王羲之更甚，还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虽然所藏墨宝甚丰，却一直没有找到王羲之的《兰亭序》真本。
原来，王羲之自己也十分珍惜《兰亭序》，将之视为传家之宝，至第7代孙智永。智永逝前将《兰亭序》传给弟子辨才和尚。李世民听闻后，多次遣人索取，辨才始终推说不知真迹下落。李世民便派监察御史萧翼刻意与辨才结交，用计骗走《兰亭序》真迹。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命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分别临摹，拓数本以赐皇太子及诸王近臣，还下令将《兰亭序》真迹作为自己死后的殉葬品，同其他书法珍品一起陪葬昭陵。苏东坡为此有诗道：“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
唐末五代时，军阀温韬在陕西关中一带任节度使七年，其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唐太宗的昭陵也未能幸免。《旧五代史》卷七三《温韬传》记载：“昭陵所出金器，十万人三十日犹运不绝”。据说昭陵被打开时，那些陪葬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的书法真迹都在，而且“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被温韬盗掘出来的一些书法珍品，宋朝时还有人说见过。
除了《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的说法外，另外一个主流的说法就是真迹埋在乾陵。有传说陪葬昭陵的只是《兰亭序》的摹本，真迹被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调换了，陪葬在李治和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之中。
据史书记载，温韬的盗墓品目录中，并没有《兰亭序》。有人说温韬不通文墨，将《兰亭序》真迹损毁了；还有人说温韬把《兰亭序》真迹盗出，流落民间……因为温韬盗墓事件，很多研究者对《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产生了怀疑，而乾陵又是唐十八陵中唯一没被盗过的陵墓，埋存《兰亭序》的可能性最大。
关于《兰亭序》本身，也有很多未解之谜。其是否为王羲之所书，历来也有很多争议，清末和20世纪60年代都曾引发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也有人认为兰亭之会是讨论军事活动的秘密会议,而《兰亭序》只是以书法之名掩人耳目。
无论如何，《兰亭序》的书法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兰亭序》真迹究竟在哪里，也许只有等到乾陵真正发掘的那一天，谜底才会大白于天下。
《禹贡》中的咸阳古地名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是我国最古老、最有系统性的地理著作，被人们称为中国地方志的滥觞。大概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即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禹贡》假借大禹治水的传说为起点，分《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个部分。全文共1193个字，分别对于九州每一州的主要地理、特产、交通道路、贡品以及土壤、田地和赋税的等级等有详尽的说明。
咸阳地处雍州。雍州是《禹贡》记述中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之中最后一州。《禹贡》《九州》中关于雍州的记述——“黑水（说法不一，有陕西城固黑水，即汉水支流；四川黑水县黑水，岷江支流。）、西河（冀州西边的黄河）惟雍州。弱水（张掖河）既西，泾属渭汭（泾水流入渭水处称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一说太白山，一说是指终南山高广而物产丰厚），至于鸟鼠。原隰（豳地）厎绩（治理取得成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今青海西宁西南的积石山，黄河从附近经过），至于龙门（位于今韩城东北的山）、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禹贡》的《导水》中记到“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
这段介绍雍州的文字中，提到了流经咸阳的渭河、泾河、沣河和原隰等地。原隰指豳地，今彬县旬邑县一带。渭河、泾河几乎贯穿咸阳全境，许多年前，大禹为了疏导渭河、泾河、沣河，治理豳地，他带领着伯益、后稷等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足迹也遍布今天咸阳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三班修史续春秋
汉朝时，安陵县（今咸阳市渭城区韩家湾一带）的班家走出了三位著名的史学家，他们是父亲班彪，儿子班固、女儿班昭。
班彪，字叔皮，出生于汉代官宦和儒学之家，深受家学影响,才高学博。东汉初，他出任徐县(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令，不久，因病免官，回乡居家，专心修史。汉武帝时，司马迁编纂的《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时的汉武帝，后事缺而无录。之后，许多人采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文笔鄙俗，不配为《史记》的后续之作。于是，他继续采集西汉历史遗事，并从旁贯穿一些异闻，写成《后传》数十篇，斟酌前史，纠正得失，为后世所看重。
班昭，字惠班，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十四岁嫁同郡曹世叔为妻。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牵连，含冤死于狱中，《汉书》八表和《天文志》还未完成。汉和帝下诏让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续修《汉书》。班昭继承父兄遗志，在藏书阁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查阅了大量史籍，整理、核校父兄遗留下来的散乱书稿，在原稿基础上补写了八表：《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以及《天文志》，终于完成了《汉书》。此后，班昭在传播和普及《汉书》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颇有贡献，曾教授大儒马融等诵读《汉书》。
班氏一家父、兄、妹三人，不畏艰难，接力完成《汉书》，是史家之榜样，修志之楷模。这种矢志不移，潜心修史，续写春秋的精神，应发扬光大。
【咸阳文博】
咸阳国宝——阙楼仪仗图
2017年12月24日央视的《国家宝藏》节目，咸阳的国宝，代表唐朝建筑形象的壁画——阙楼仪仗图在全国观众面前亮相。
阙楼仪仗图全名懿德太子墓阙楼仪仗图壁画，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壁画珍品馆。它从郭涛演绎的唐长安城里一个外国人的旅游故事中走来，但背后却是一部令人叹息的皇室悲剧。
壁画的主人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与韦氏的第一个儿子，从出生起就受到祖父高宗李治与祖母武则天的喜爱，但这一切在疼爱他的祖父去世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的太子之位被祖母废黜，自己也被贬为庶人，随后因宫廷斗争被赐死，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中宗李显继位后，追封他为懿德太子，其墓葬规格极高，并陪葬在祖父李治的乾陵旁。
这幅阙楼仪仗图就是懿德太子墓壁画的一部分，共两幅，分别绘于墓道东壁和西壁，考古专家揭取时被对应分为四小幅。这幅壁画以山为背景，描绘城墙、阙楼和即将出城的仪仗队。阙，是古代在宫殿、祠庙和陵墓前对称建置的高台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图中阙楼属封建帝王等级，也属最高级别。仪仗队分为步兵，骑兵和车队，侍臣列前，战旗迎风招展，阵容威严，人物极少有相似之处，展示了初唐绘画艺术的精湛造诣。士兵均着圆领长袍，戴黑璞帽，穿黑靴，长袍颜色也按军阶等级划分，他们目视前方，恭候迎驾，人物的造型，衣纹的组织，线条的勾勒，都十分完美。而巍峨的红色阙楼，在背景山峦的映衬下，更衬托出皇家建筑的豪华气派和懿德太子生前的显赫地位。这两幅壁画场面宏伟，人物众多，是唐墓壁画中极为罕见的，是唐代壁画中场面最大的传世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1973年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发表，加之乾陵后续考古调查，发现双阙下残存的石基为三出阙。在唐含元殿遗址发现左右两阙的台基高达16米，壁画与考古发现相印证。这才为唐长安城大明宫的主体建筑含元殿，以及左右阙楼的复原提供了极为生动可靠的实物依据。
咸阳国宝——犀牛的绝唱
1963年，陕西省兴平县西吴乡豆马村村民赵振秀在村北断崖取土，在距地面1米深左右掘出一个灰色大陶瓮，瓮内塞满泥土，犀尊即放在瓮中，后送至茂陵文管所，并辗转上交到国家文物局。这件国宝现在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犀尊高34.1厘米、长58.1厘米，身上的花纹是用错金银工艺装饰的，所谓的错金银工艺就是在铜器上镶嵌金丝和银丝，然后进行打磨。
众所周知，犀牛是生活在热带的一种大型动物，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的开阔草地、灌木丛或沼泽中。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古代中国的华北大平原上，犀牛曾成群结队地出现过，那儿曾经是它们快乐的家园，你可能会以为这是神话中的景象。但大量的文物遗迹验证了这个事实，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尊是一种盛酒器。这件肖形尊被做成犀牛的形状。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用黑色料珠镶嵌。造型生气郁勃，孔武有力。尊的腹部中空，用来盛酒浆。尊背上有椭圆形口，并有盖。在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看似獠牙，实为一根管状的“流”。当握住犀牛尾巴轻轻抬起时，腹腔内的酒液便从圆管内流出。犀牛全身布满了像流云如游丝的花纹，是用黄金和白银的细丝（或细片）镶嵌而成的。这种错金银工艺，使质朴无华的犀尊显得华美无比，熠熠生辉。有专家认为，这件犀牛尊所塑造的是典型的苏门犀的形象。犀牛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现已绝迹，而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也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各国武士所艳羡的装备。但由于对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大范围的捕杀，其数量在北方迅速减少，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以至王莽辅政时，曾用贵重的礼物，来换取南海黄支国的活犀牛。从此，犀牛在中国就成为罕见的动物了。
四神纹玉雕铺首
四神纹玉雕辅首1975年陕西兴平茂陵附近出土，现由陕西茂陵博物馆收藏。
铺首，旧式门上衔着门环的底座。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则说得更明白：“门扇环谓之铺首”。源于史前人们对兽类的崇拜，铺首多被制成虎、螭、龟、蛇等造型，寄希望于借助神灵之力，求得阻挡妖邪、安守门户的心愿。
这件玉铺首呈青灰色，正面为四角弧圆、下有凸钮的长方形，图案为一尊粗眉鼓目、卷鼻龇牙的兽面轮廓；兽面上部饰卷云纹，两侧透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四神”位置的编排虽然因应构图的需要做了适当调整，却仍然是两个相反方向的方位；下缘中央突出方梁鼻钮上有插榫方孔，以八条竖纹勾勒出两侧宽大的排牙，再配以庄重肃穆的线刻云气纹，尽管铺首上的造型元素较多，因选用了浮雕、透雕和线刻等多种技法，作多层次的雕刻，使整个铺首表面纹饰凹凸起伏，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其形象充满神秘色彩。
“四神”本是古人划分夜空星辰的形象称谓，东汉王充著《论衡·物势篇》载：“东方木也，其星苍龙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鸟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四神是吉祥守护之神，其形象常被用于相应方位的建筑造型。
这件玉铺首是在茂陵陵园外城范围内偶然发现的。出土时方孔内尚留有经过切削的金属，推测其极有可能为汉武帝陵寝大门上的物件，是从门扉上脱落下来的。
铺首一般系金属铸成，用玉石制作的实属罕见，其装饰性已远大于实用性了。经科学检测，这件玉铺首的矿物成分、物理化学指标与陕西“蓝田玉”矿石的指标极为接近。蓝田玉色彩斑斓，以翠绿色为上品，其色就像白菜的嫩叶一样，所以俗名“菜玉”，但也有乳白、青、黄、红诸色错杂者。
中国在世界上有“玉石之国”之称，历代传统玉石以软玉为主，其中，最受追捧者是白如羊脂的新疆和田“羊脂玉”。软玉多数不透明，个别半透明，有玻璃光泽，而蓝田玉就属于软玉。蓝田玉的名称初见于《汉书·地理志》，美玉产自“京北（今西安）蓝田山”。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秦始皇命李斯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篆字的“传国玉玺”，就是用蓝田玉制作的，蓝田玉也因这枚玉玺而闻名天下。再者蓝田玉质软而脆，便于大量开采，玉矿距西汉都城长安较近，故此玉料为蓝田所出，不无道理。
四神纹玉铺首是汉武帝茂陵陵园遗址内迄今出土的汉代最大、最精美的玉雕铺首，反映出设计者丰富的想象力和浓郁的审美情趣，极富艺术价值，它为研究汉代建筑史和工艺美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确为一件难得的稀世珍宝。
白陶舞马与彩绘陶舞马
白陶舞马，1971年出土于礼泉县唐太宗昭陵陪葬区张士贵墓，国家一级文物，马通高46.5厘米，身长54厘米；马为立姿，通体皆白，如象牙雕刻，右前蹄抬起，头向左侧倾斜，颈上鬃毛呈波浪状，似正随乐曲舞蹈，具有极强的动感。扬颈低头、双耳挺立、长鬃缚尾，尤其是马抬起的大腿肌肉凸起的部位，工匠把马肌肉的强劲程度表达得淋漓尽致。白陶舞马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是有记录以来最早出土的舞马文物。
彩绘陶舞马，1985年出土于长武县枣元乡郭村唐代张合臣墓，与张士贵墓出土的白陶舞马类似。昂首，头小颈细，两耳竖起，鬃毛分披前额两侧，佩有鞍、带等马具。右前蹄抬起，后腿稍屈。通体粉白色，红鬃。鞍边沿涂金，障泥以红、黑、绿三色绘花草图案。这些都生动地表现了唐初时期的舞马形象。
所谓舞马，是指令马按节拍舞蹈，亦指马之能舞者，由于要胜任这种艺术性极强的表演活动，舞马必须品质优良，合乎其特有的标准和要求。一是体型健美，外貌奇特，观赏性强。二是动作协调能力强，且能解人语，善知音节。因此，舞马主要来自域外一些产良马的草原地区。西域地形复杂，草原广阔，多产良马，是中原舞马的主要进贡地区。
舞马最早起源于魏晋南北时期，《艺文类聚》卷载曹植《献马表》云：“臣于先武皇帝(曹操)世，得大宛紫骍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唐李商隐《对雪二首》：“欲舞定随曹植马”典即出于此。
盛唐时期，舞马是宫廷的御用娱乐马匹，所以都是挑选出最为优良的马匹送进皇家的“飞龙”“翔麟”“凤苑”等马厩中驯养调教，它们经过专人特训后懂得左右旋转，当听到音乐时即会旋转起舞，尤其是百戏表演进入高潮以后，形体矫健，毛色美观的舞马就会进入角色，随着乐曲的节奏，奋首鼓尾、欢腾舞蹈、跳跃旋转，且演出规模庞大。《通典》卷一四五《乐典·杂舞曲》载：“今(指武则天时代)翔麟、凤苑厩，有蹀马，俯仰腾跃，皆合曲节，朝会用乐，则兼奏之。”另据《资治通鉴考异》引《景龙文馆记》：“中宗宴吐蕃来使，殿中奏蹀马之戏，皆无色彩丝金枝其装于鞍上，加饰麟头凤翼，乐作，马皆随之，宛转中律，于作乐者饮酒，以口衔杯，卧而复起，因而使者大惊。”蹀马即指舞马。舞马在当时被视为盛世祥瑞之物，深受人们喜爱。
唐代文学家张说《舞马词》云：“眄鼓凝骄躞蹀，听歌弄影徘徊。”“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
“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掳掠了数十匹舞马带回范阳。安禄山败亡后，舞马转归其大将田承嗣所有，被当作一般的战马饲养。一天，军中宴乐，随着阵阵鼓乐声起，这些舞马也习惯性地应节跳跃起舞，田承嗣以为是马怪，便命军士将其鞭挞而死。从此，舞马便逐渐消失。舞马的盛衰，伴随着唐王朝的盛衰，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唐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战国·蟠虺纹绿玉环
蟠虺纹是春秋战国玉器装饰纹样，是由弯转流畅的双勾阴线组成的侧面龙首纹，龙眼为单阴线圆圈。纹饰细密而规整，生动美观。该纹饰流行于春秋时期，常装饰于玉璧、玉环上。
咸阳博物馆收藏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玉器种类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小型装饰品，又有大件的礼玉、葬玉，尤其是战国时期的蟠虺纹绿玉环，纹饰精美，小巧精致。
蟠虺纹绿玉环，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渭城区正阳镇穆家沟，玉呈豆青色,玉质细腻光润，直径7厘米，孔径5.4厘米，厚0.7厘米，外形为扁平圆环状,内外缘均琢出14个凹槽,环面宽窄不一,外侧上有阴刻的“五十一”字样。玉环表面遍饰繁密而均匀的蟠虺纹。此玉环保存完好,玉质优良,纹饰紧凑流畅，琢磨精细，颇为精美，为战国玉器中的精品。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
当时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并把玉当作君子的化身，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玉结合起来研究，用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几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咸阳名胜】
兴平文庙
兴平文庙位于陕西省兴平市城区县门街，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占地246.92平方米。现为兴平市博物馆。
文庙内仅存的老建筑大成殿坐北面南，面阔5间，进深4间，歇山顶。建筑整体端庄典雅，屋面铺以琉璃瓦，坡度平缓，总体造型沉稳浑厚，雄伟壮观，保留了金、元时代的艺术特点。前后及东西檐均有斗拱，斗拱用材硕大。前檐斗拱为一斗三升出双杪双昂，柱头、次稍间各一攒；明间的补间两攒。转角铺作为一斗三升，出双杪双昂。后檐及东西檐斗拱为一斗三升双杪一昂，分置柱头和补间。昂面为琴面。大殿的梁架结构为三架梁，前后檐代单步梁。屋顶为歇山顶，琉璃筒瓦铺面，双龙小瓦当。屋脊正中为丹珠崇楼，两端为蟠螭琉璃吻。屋面脊部陡峭，檐部平缓，有侧角和生靓。前檐明间和次间四扇格子门，稍间有后代补作的正六边形格子窗，其他三面为土坯墙体，墙体外涂草泥。从大殿残留的彩绘痕迹看，原以旋子彩绘为主。
大成殿前面立有两座明代铁焦炉，系原城隍庙内香炉，后移到文庙博物馆保管，大殿的廊下摆放着一座铜质塔刹，是已被拆毁的兴平南塔遗存。文庙内最有价值的要属露天摆放的古碑，这些古碑中有《隋贺若谊碑》《兴平县重修文庙儒学碑记》《兴平县孔庙重修记》《重修兴平县文庙碑记》等等。其中隋贺若谊碑，为国家级书法艺术名碑，碑阴为北宋徽宗御制大观圣作之碑，蔡京题额，碑文为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楷书。
1964年，兴平文庙大成殿进行了修葺，1992年10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川湾石窟
金川湾石窟位于淳化县石桥镇金川湾村西侧，是唐代初期建造的刻经石窟。石窟面临冶峪河，背依仲山，山清水秀，林木丰茂，幽谷雅静。唐代以后，这里是一处佛教圣地，宗教文化色彩非常浓郁。在1981年文物普查时，当地文物部门发现了这一刻经石窟,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窟由一石窟室构成，石窟窟形结构为简单长方体，口小内大，顶部为平顶。石窟内壁原有半圆雕坐佛像一尊，“文化大革命”中佛头被打碎，佛身裂为块状，现已修复。其两侧原有胁侍像，现仅留残迹。坐佛有舟形背光，其顶有浮雕小佛像7尊，现已残缺不全。东西两壁满壁刻经。石窟刻经为佛教史上湮灭的三阶教经文，为存世孤本。
此窟刻经共有八部。从东壁下层开始，先刻信行禅师所撰经，再刻《十轮经》全文，此壁四部经，信行撰三本一卷经各占1层，其上《十轮经》八卷各居1层，共有11层。而西壁亦刻四部经，其下层刻三部小经《七阶》《金刚》《如来示教胜军王》，其上所刻《添品妙法莲花经》七卷各1层，合计8层，两壁共有19层刻经。全窟刻经的字数可分为原刻与现存两种统计。因《添品妙法莲花经》共74000余字；《大方广十轮经》共49000字；信行所撰三经当在三万以上。所以西壁刻经应有八万多；东壁应近八万，总数应近十六万。依现存行数估算，则西壁有35000，东壁有25000多，共在六万以上。据《陕西淳化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石窟》简报论述，金川湾石窟为三阶教的刻经石窟，窟中刻经对研究缺乏历史资料记录的三阶教有重要意义。由于石窟中刻经十分珍贵、数量较多，也使金川湾石窟成为现存的中国刻经石窟中最重要的石窟之一。
三阶教是隋代僧人信行创立的一个教团组织。此教兴起于第六世纪末，经过第七、八世纪的发展，前后约三百年间，屡受朝廷的禁止和各宗派的攻击。到了唐末以后，更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日趋衰微，终于湮灭不传。三阶教以苦行忍辱为宗旨，每天只吃一顿乞来的饭，以吃寺院的饭为不合法。在路上行走，见人不论男女，一概礼拜。竭力提倡布施。死后置尸体于森林，供鸟兽食，叫做以身布施。反对净土宗所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说一切佛像是泥龛，不须尊敬；一切众生是真佛，所以要尊敬。这些宗旨与当时佛教界的理论和行持很不协调，因此不断受到打击，终至断绝。
大地原点
大地原点的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亦称大地基准点，是国家地理坐标——经纬度的起算点和基准点。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具体位置在:北纬34°32′27.00″东经108°55′25.00″。
大地原点是人为界定的一个点，是利用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的方法建立全国统一坐标系，使用“1980国家大地坐标系”，简称“80系”。建国初期，我国并没有自己的大地原点，而是沿用苏联玻尔可夫天文台为坐标原点的大地测量坐标系统，这与我国的建设和发展极不相称。我国采用的1954年北京坐标系统，其原点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参考椭球是苏联的克拉索夫斯基椭球。该椭球远离中国，推算误差大，弊病多，难以适应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需要。为此，国家有关方面决定建立独立的大地坐标系统。
通过实地考察、综合分析，并根据“原点”的要求，最后将中国的大地原点，确定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该村地处祖国大陆的中部。这里距中国边界正北为880千米，距东北2500千米，距正东1000千米，距正南1750千米，距西南2250千米，距正西2930千米，距西北2500千米。同时，这里的地质条件比较理想：从地质结构上看，国家大地原点所在地位于八百里秦川关中腹地，地下都是淤积的黄土，所以比较稳固。此外，大地原点所处的地方没有矿藏资源，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大的水灾，因此，由人为挖掘和水灾对其构成威胁的可能性不存在。
大地原点的整个设施由中心标志、仪器台、主体建筑、投影台等四大部分组成。高出地面25米多的立体建筑共七层，顶层为观察室，内设仪器台；建筑的顶部是玻璃钢制成的整体半圆形屋顶，可用电控翻开以便观测天体；中心标志埋设于主体建筑的地下室中央。
大地原点建成后，有关专家研究发现，中国西汉时期长达1000多公里的超长基线就从此处经过。2000多年前测定的建筑基线与建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基本一致，相差只有2秒经度(60米)的距离。这一古今测量史上的巧合，令考古及测绘界感慨不已。
【咸阳古塔】
兴平北塔
兴平北塔位于陕西省兴平市东城街道北寺巷。原为清梵寺内建筑，塔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塔随寺名，初称清梵寺塔。清梵寺宋代改称保宁寺，塔亦遂称保宁寺塔。寺、塔历经唐、宋、明、清各代多次修葺，距今已1300余年。塔为阁楼式砖结构，平面八角形，七层，底边长4.35米，残高38.6米。塔身每层南、北面辟券门或假券门，真假逐层上下相间。塔壁作仿木结构，以砖砌出角柱、阑额、菱角牙子。层间迭涩出檐，第一至三层檐下隐作斗拱。塔顶残毁。现存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立《重修保宁寺并建万寿宫碑》1通。碑文楷书，由谢天爵撰文，傅应旗书丹。碑文记载清梵寺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敕赐改额为保宁寺及募资补修大雄宝殿和创修万寿宫等事宜。
“七层子，八棱子，二十四个窟窿子”是民间对兴平北塔的形象描述。兴平地面原有双塔，北塔古朴雄伟，南塔秀丽端庄，二塔南北辉映，在八百里秦川的绿野中非常耀眼，常被邻县羡慕不已，兴平故有双塔县之誉。20世纪50年代，南塔因倾斜被拆。
“胡燕闹塔”是兴平一大美景奇观。当地老人们常回忆到：每逢春夏，唐塔总会飞来一群数以千计的胡燕来此嬉戏，鸣啾之声，尖利响亮，不绝于耳。胡燕与家燕不同，形体大而矫捷无比，胡燕腹部呈白色，围绕塔体，上下翻飞旋转，时而直冲云霄，日暮时分，尤为活跃，有诗赞云：南北双塔今成单，群燕喧飞夕阳天。
兴平北塔建筑风格有着鲜明的唐代色彩，古朴雄浑、宏伟高大、外形美观。迄今1300多年，虽经历代地震，风剥雨蚀，但塔身矗立，仍然挺拔高耸，艺术价值极高，然而，只有塔身却没有塔顶。
其实，北塔从前是有塔顶的。传说清梵寺最早建于汉代，而北塔则建于唐代。北塔原来的顶是用黄铜铸成的，下半部为半圆形；上部顶端为尖锥形。当时寺院的住持每天让人用布把塔顶擦七七四十九遍，塔顶光滑锃亮，太阳一照，远远望去，光芒四射。
有一次，一个浩浩荡荡的骆驼队要到西安大雁塔朝圣，路过兴平清梵寺，住了一宿，早上忽然发现塔顶金碧辉煌，光芒夺目，骆驼队的首领是个喇嘛，他想：这塔顶不是黄金便是宝物。他凡心一动，立即念动咒语，将一个黄亮亮、金灿灿的塔顶轻轻地放在了地上。然后，火速备好骆驼，将塔顶绑在骆驼身上，迅速向东北走去。
1957年，兴平北塔被确定为省级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旬邑泰塔
明《邠州志》记载：泰塔在县前。七级浮屠，为一邑胜观。县旧志：泰塔在邑城东北隅，高十五丈，七级八角，二十四窗，甃砌甚工，其阴建宝塔寺。又县志载，唐吐蕃入寇，塔经火焚，积久损伤，遂东斜。明万历间邑人文运开修葺之。清顺治甲午（1654）六月十日地震，仍端正如初。辛亥旧屯厅沈光禄闻其胜，捐赀筑垣，邑士庶因重修焉。塔内中空，有木梯盘旋至顶，每层有拱形门洞与长方形的假门相间。各层门两侧砌有窗子，并刻有菱花格子和曲尺栏杆，整个建筑远视古朴壮观，雄伟挺拔，近观做工精细、灵巧雅致。
泰塔又名旬邑宝塔，其原在僧人寺院，后由于历史变迁以及战乱的破坏，寺院早已不复存在，剩下这一宝塔历经近千年仍巍然屹立。泰塔之名，是根据我国传统的八卦学说而定的，这座塔的建筑基址位于八卦的“泰位”，因此旬邑宝塔又称为“泰塔”。由于战乱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前该塔破损严重，1959年对该塔进行了修缮。塔下竖立的石碑就是修缮宝塔的纪念碑。
泰塔经历955年的风雨沧桑，地基下陷，现已向东北方向倾斜，据测定已偏离中心线2.296米，因此，人称该塔为“中国的比萨斜塔”。2001年泰塔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薄太后塔
薄太后塔又名香积寺塔。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5千米薄太后村的香积寺内。薄太后塔是汉文帝刘恒为纪念他的母亲薄太后而建的，可惜的是，随着岁月流逝和战火兵灾的破坏，旧塔早已毁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唐代文宗皇帝太和八年（834）大兴佛教之时在原地所建，宋代有修葺。塔为砖结构，全用青砖砌筑，砖缝黄胶泥，平面正方形，七层，高约36米，空心楼阁式，占地面积39.5平方米，造型雄伟，秀丽别致，在中国古塔建筑中独具风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顾乾《三十六景图》中称之为“古塔穿云”；清代黄申瑾《二十四景图》中称之为“塔影团圆”。登上塔顶，能看到四周群山都变矮了，连山顶的白云也荡漾于脚下。再登山一看，宝塔如同一根春笋。这种景象当地人叫做“山拜塔、塔拜山”，也叫做“山不压塔、塔不压山”。
薄太后，汉文帝生母，初为西魏王魏豹妃子，后被汉高祖刘邦纳入后宫为妃。相传，秦末楚汉相争时，魏豹率十多万大军攻入关中后，以今薄太后村一带临近泾河，粮草丰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安营驻扎下来。当时他的妃子薄姬随军就住在徐张村。后魏豹叛汉，刘邦平定魏豹，将薄姬纳入宫中，做了皇宫纺织女工。一年多后，有一次刘邦到纺织房中，看见薄姬很有姿色，诏令纳入后宫为妃，生下文帝刘恒。为躲避吕后嫉恨，薄姬在刘恒出生不久，就带儿子来到徐张村居住下来。吕后对薄姬存有戒心，一次亲自到徐张村暗访，见薄姬正在池塘旁教村妇纺织，说道：“真是个织女而已”，即放心离去。薄姬在徐张村不但教村妇纺织，而且教刘恒读书，教子有方，远近闻名。后来，薄姬随刘恒赴代(今山西太原)居住。刘恒登基后，视徐张村人为舅家人，遂将徐张村改名为薄太后村。徐张村的后人都称薄姬为薄太后姑婆。
后来，人们在村中建香积寺，以纪念薄太后，寺内建塔名香积寺塔，因寺处薄太后村，又称塔为薄太后塔。再后来寺毁塔存。
【咸阳民俗】
看忙罢
咸阳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民风古朴、民俗独特，民风、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看忙罢就是流行于境内各地的岁时节令习俗。这种地域民俗文化，是人们交流生产、生活的经验，联络人与人之间亲情、友情的一个重要纽带。
看忙罢又叫看忙。在农村麦收前后、农历五月间，人们虽然很在意这两个节日，但也没具体到哪一天，每年会根据小麦成熟的早晚、大家的闲忙程度而自由安排。在麦子快成熟之前娘家人要去女儿家“看麦穗黄”，意为去看看嫁出去的姑娘家的麦子长势如何，收庄稼的钱物和人力准备得怎么样了，庄稼今年能否有好的收成？并大包小包地给女儿家或给外孙带好多好吃的。这样，除了春节之外，女儿家和娘家人这亲戚就这样走上了。等把麦子收割晾晒入仓之后，女儿家作为回礼要回娘家给自己父母汇报庄稼收成情况，也看一下父母家庄稼的收成，这就叫“看忙罢”。
这两个民俗一前一后，一个“看麦穗黄”，一个“看忙罢”，一个寄托了父母对嫁出去女儿的关心和牵挂，另一个则体现女儿对父母牵挂的回报，有着浓浓的亲情关怀。有的村落还会选出一个特定的日子，全村家家户户过会待客。财力较好的村子还会众人筹资唱秦腔，俗称唱大戏。这一天，不但所有的亲戚都要来，而且彼此相好的朋友这一天也会登门，成为与血缘亲戚一样备受欢迎的座上宾。主人依据家境、财力、当年庄田的丰歉摆桌设席招待客人。
秦岁首与送寒衣
秦人过年的节日食品是“黍臛”，《荆楚岁时记》记载：“十月朔日，黍臛，俗谓之秦岁首。”黍去皮后北方人称黄米子，或称软米子；臛，肉羹。黍臛，是黄米子混合肉煮成的肉粥。秦朝的节日食品以谷物为主，过年食肉粥，便是秦人食谷习俗的真实写照。这一习俗，汉魏依然流行。《祢衡别传》记载：“十月朝，黄祖在艨艟上，会设黍臛。”祢衡是三国名士，十月晨拜会江夏太守黄祖，黄祖在战舰上招待宾朋的食品就是黍臛。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的侄子阮简，为人旷达，父丧中便以黍臛待客。
秦人过年所饮之酒，也是用黍米酿造的，称黍酒。《吕氏春秋·权勋》：“临战，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操黍酒而进。”饮黍酒之俗，直到宋代还在流行。陆游在《剑南诗稿》中多次提及：“黍酒时留客，菱歌或起予。”
秦朝虽然早亡，但秦岁首之习，不仅在汉初沿用，而且在汉行《太初历》之后，仍有影响。宋人蒲积中编《古今岁时杂咏》卷38载诗人沈遘的《初冬近饮酒作》，其中咏道：“吾民久已作秦民，迄今十月犹遗俗。”从中可以看到秦文化至宋代，仍有遗存。
值得大写一笔的是，哈尼族的新年就是从冬季开始。据《中国民俗史》（汉魏卷）：十月年是哈尼人的最大节日，家家户户做糯米粑，酿“焖锅酒”，每个哈尼村寨都要举行一次全寨性的街头酒宴。人们自由围坐，喝酒聊天。席间，老人谈论古今，趁酒兴唱起哈尼族的古老歌谣；年轻人则纷纷向老年人敬酒。当老人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时，满街满场的人都会齐声喝彩，欢呼声在山寨中回荡，气氛欢乐而热烈。
据康熙《太平府志》，大约宋代之后十月节在中原地区褪尽铅华，代之而起的则是寒衣节的诞生。
送寒衣习俗，起源众说纷纭，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传说孟姜女新婚时，丈夫万喜良就被拉去修长城。秋风起，日渐寒，孟姜女思夫心切，缝制寒衣千里迢迢送到边关，听到的却是丈夫已经累死的噩耗……民间被孟姜女的故事所感动，每年在寒风料峭时，妇女都要缝制新的寒衣给亲人。如果亲人故去，则要用纸缝制寒衣，然后拿到坟头挂起来，祭祀一番后烧掉。有学者认为，送寒衣习俗起源于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十月一日，宰臣已下受衣著锦袄三日。”吕希哲的《岁时杂记》也记载：“十月朔，京师将校禁卫以上，并赐锦袍。”《东京梦华录》中曾这样描写当时的京城开封（汴梁）十月一送寒衣的情景：“（九月）下旬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
到了明代，送寒衣的习俗进一步发展，寒衣也更加丰富多彩。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对当时京城寒衣节的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当时送寒衣十分讲究，不但衣服有一定的规格尺寸，而且在上面郑重地写上故人的名字辈分；送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规矩：亡故较久者的寒衣用五色纸剪成，新亡者的寒衣则需用白纸裁剪。给新亡者送寒衣时，还要大哭一场，女人哭十九声，男人则哭十一声。
咸阳虎头鞋
虎头鞋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品之一，是一种童鞋，在咸阳民间也很常见。因鞋头呈虎头模样，故称虎头鞋，咸阳民间有些地方也称它为猫头鞋。
虎头鞋历史悠久，于何时起源已无从查考。民间传说远古时代，一个心地善良的穷小伙，搭救了一个贫病交加的老太婆，老太婆临别送给小伙一张画。画上画着一个美丽的姑娘在做鞋。小伙把画挂在墙上，突然有一天，画上的姑娘走下来，对小伙说：“我是天上的仙女，念你心地善良，特来与你相会。”于是他们结为夫妻，一年后姑娘生下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取名叫小虎。这事让附近的恶霸知道了，他带领家丁抢走了姑娘，这晚小虎做了个梦，梦见妈妈送给他一双鞋，并对他说：“孩子，明天穿上这双鞋来救妈妈。”小虎醒来一看，枕边果然放着一双绣有威猛虎头的鞋，他当即穿上鞋去找妈妈。恶霸和家丁扑上来抓小虎时，小虎脚上的鞋子突然化作两只猛虎，咬死了恶霸，小虎一家又过上了幸福生活。从此后，人们依样给自己的孩子做虎头鞋，以保佑孩子平安长大。
实际上虎头鞋是我国远古时代虎图腾崇拜文化的遗存。因为那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差。于是，一些氏族部落把威风八面的老虎作为特殊标志和护身符画在身体显著部位或服饰以及器具和武器上面，把老虎看成整个部族的保护神顶礼膜拜。年幼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难免遇到自然灾害和意外的侵扰，人们用精心制作的虎头鞋表达对孩子的美好祝福，为孩子驱邪挡灾。
虎头鞋做工复杂。做虎头鞋，得先打袼褙(音gēbｅi，用碎布或旧布加衬纸裱成的厚片)，按鞋样的大小剪下一块，再将一层好看的布料缝在剪下的袼褙外。虎眼、虎眉、虎嘴、虎鼻，都要靠针线和布缝制而成，仅虎头上就需要用刺绣、拨花、打籽等多种针法。鞋面的颜色以红、黄为主，红、黄、白间杂，轮廓清晰。虎嘴、眉毛、鼻、眼等处常采用粗线条勾勒，夸张地表现虎的威猛，细心的人还常用兔毛将鞋口、虎耳、虎眼等镶边。
孩子穿上虎头鞋后，兔毛随风飘动，虎头也有了动感。虎头鞋鞋底肥大，插空纳上九个菱形破花，九个破花称为九颗圆子，意为“九子十成”。
在20世纪中期，虎头鞋无人不知，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是每家小孩必备品的虎头鞋却渐渐被人们遗忘。
彬县灯山会
明代《邠州志》记载，彬县灯山会在唐代贞观年间已经兴盛，明代在原有灯山基础上整修扩建，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从明代开始，水帘村村民把明岨山和《西游记》中的花果山联系在一起，开始供奉孙悟空。如今这项民俗成为水帘村村民庆祝春节、元宵节的娱乐方式。
每年正月十二，灯山会准备工作拉开帷幕，由当年的灯山会会长领15名男性村民上山，上山时首要携带的是贡馍，每年的贡馍都有交接仪式，由上一年的会长在灯山会结束后交到来年的会长手上，贡馍要求蒸成四四方方，并且要在上面卷出花的造型。老会长带着点山人到各家各户化捐灯油钱，妇女们也开始忙碌奔走，蒸贡品，印制平安符、财神符等。
上山的男性村民要求从阴历正月十二开始斋戒忌口，直到正月十七才能下山，在这期间要集体在山上同吃同住。每年从阴历正月十二开始，点山人上山前都要洗澡，且夫妻不能同房，在山上期间只能吃素。从阴历正月十二开始搭架工作，搭架是为点燃崖壁高处的油灯，搭架用具存放在石窟中。正月十三，开始“上东西”，山上所需的生活用品及花炮、清油等通过滑轮吊上山去，这一天山门加锁，等正月十七庙会结束再打开山门。点山人在山上石窟中安床铺、垒锅灶，上山村民自己做饭，那几天都不能下山，晚上大家坐在一起搓油灯捻子、洗油灯碗，为点山做准备。“点山人”在山上居住之地是石窟最开阔之处，里面近十个洞窟相连，称为“大殿”，“大殿”也是点山村民的供奉祈福之地。
从阴历正月十三晚上开始，逐渐点山灯，先点亮的是通往各处的路灯，到了正月十四晚上，再扩点“轿顶”和“北斗七星”两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