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朝时贵族精英喜欢的水烟袋，《中国烟草史》（班凯乐，2018）中是这样说的：
18世纪和19世纪初，上流精英中兴起了吸食独特“水烟”的時尚潮流。水烟最初于17世纪从伊斯兰世界和印度洋地区进口到中国，后来主要在甘肃和福建西部生产。
通过水烟袋的管道吸入的特制烟草具有清凉、顺滑的烟气，对南方文人和上流妇女特别有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医学理由。然而，地位和阶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水烟袋被认为比长烟袋更为高雅。
事实上，在清代的最后一个世纪，水烟袋是乡绅悠闲生活的经典象征。最终，由于城市精英抛弃了鼻烟和旱烟，而青睐于机制卷烟，水烟袋几乎完全成为一种乡村特有的事物，直到20世纪还存在于中国的许多地区。
尽管中国人最初采用了来自印度或中东的水烟袋，但他们最终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形式，比其他地方发现的水烟袋更小巧，而且更便于揚带。
最早的中国水烟袋可以追湖到乾隆时期。带有修长的烟柄，是合金（白银、青铜或黄铜）的整体（—体式，铸件。烟袋底部的水斗被铸造成锥形。一些烟袋用漆器或镶金的烟嘴装饰，或者在烟袋侧面附有小型烟草容器。
18世纪的烟袋如今极为罕见，这表明当时的使用相当有限。乾隆时期鲜有用廉价材料制成的水烟袋，这表明此类用具很可能只来自那些非常富裕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
到19世纪初，使用水烟袋的人数明显增加。在嘉庆和道光时期，水烟（尤其是在兰州附近种植的水烟）成为世界主义都市精英的一种时尚。
兰州烟草是由来自陕西中东部的同州府和朝邑县的商人专门经营的，他们在19世纪初就开始将“青条烟”作为一种防治流行病的药剂，向北京天津和长江中游地区城市的顾客积极推销。在嘉庆和道光时期的政治精英，特别是住在避暑胜地承德的那些人当中，青条烟极受欢迎。
1817年，将水烟从甘肃带到承德的南人过多，以致嘉庆皇帝颁布了一道法令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想方设法在避署胜地销售商品，就会被当作游民遭到逮捕。嘉庆皇帝还要求在甘肃任职的官员敦促那里的农民将烟田还耕为粮田。
至少有一位官员梁章钜（1275-1849年）报告说，虽然他试图“屡次申兰州水烟之禁”，但有些人却建议他不要这样做，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减少衣民的收益，因为在一个“土地硗瘠”的地方种粮食非常困难。
一些烟袋制作精美，精致地刻有书法，或饰以景泰蓝，抑或镇有象牙。此类用作礼物赠送或在家展示的烟袋，通常刻有委托制作烟袋的顾客和接受委托的工匠的名字。其他为广大市场生产的烟袋仅标有工匠的名字和标识，以及一份承诺，用于确保制造烟袋所用特殊金属类型的真实性。还有一些烟袋印有特定城市的名称，这种方式让人想起当代的纪念品。
例如，19世纪初在扬州引领时尚的人士在街上走动时，会炫耀别在腰带上的时髦水烟袋和玉烟嘴。
与长烟袋相比，水烟袋在外出时不太方便使用。虽然有可以装在袋中的袖珍烟袋，但其尺寸一般约为27厘米高，374克重。此外，水烟袋需要清凉洁净的水，这在旅途中不一定能找得到。
由于水烟袋具有相对固定的特性，而且它们产生的烟气比较凉爽，因而受到特定人群的偏爱，尤其是上流妇女、南方文人，以及老年人。这些人更多地待在家里或书房，这时必要的行头都近在咫尺。尽管无法了解中国精英妇女喜爱水烟的程度，但大约在1800年以后，似乎她们通常都喜欢使用水烟袋。
图像证据表明，无论高级妓女，还是体面的上流妇女，拥有并使用这种器具都被认为相当正常。例如，19世纪末的报纸印刷品就经常描绘手持水烟袋的妇女。19世纪下半叶，在为中国条约口岸的妇女拍摄的许多肖像摄影中，水烟袋（与茶杯和鲜花一起）通常被用作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