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成为烟草大王，67岁入狱，85岁再造百亿身家，他靠什么做到？,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非卿漫谈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褚橙」创始人褚时健，今年去世，享年91岁。回顾褚老的一生，从「烟王」的顶峰坠落到「橙王」东山再起，真的是波澜壮阔，大起大落。我们总说「成功会有时」，但一个人究竟是靠着什么力量，能够完成了两次人生登顶？即使老骥伏枥，耄耋之年，依然宝刀不老，锋芒依旧？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话题，回顾褚时健的一生，看看他身上到底有着怎样异于常人的心智力量。
褚老的生平传记《褚时健传》，是我精读过的一本书。如今再读一遍，把往日的边读边写的笔记翻找出来看一遍，感慨不已，也多了些更深层的体悟。
1943年，15岁。
褚时健的父亲在日本人对滇越铁路的一次轰炸中严重受伤，一年后去世。父亲去世的那年，褚时健作为长子年仅15岁，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尚不满1岁。
七张嘴吃饭，在那个时代只能用艰难形容。
褚时健能怎么办？唯有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15岁的他决定烤酒养家，自己烤，自己卖。许多烤酒老师傅惊奇地发现，同样多的苞米，褚时健烤出来的酒不但量大，质量也好得多。
“我从小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好，下河拿鱼要比别人拿得多，烤酒我也不输人。做一件事，力气一样花，马马虎虎地做力气就白花了，认真总是没有错。”
“搞物质生产，就是消耗要低，质量要好。成本核算和产品质量都非常重要。不管什么事，你要先搞懂才做，不懂的事，先向别人学习。不然你亏本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正是褚时健商业和成本意识的发端。
1958年，30岁。
褚时健被打成右派，下放红光农场。辗转四五年后，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去了曼蚌糖厂，在这里一呆就是16年。
褚时健走马上任曼蚌糖厂副厂长，主抓生产，迅速扭亏为盈。正是由此他才发现了自己经营管理企业的才能。
褚时健上任前曼蚌糖厂状况——
糖厂主要问题——
不愁销路，生产的红糖由供销社统一收购，但生产效率极低，且产能严重不足。
褚时健的解决方案——
1.立即深入一线，详细了解生产环节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调查研究。
2.进行成本核算，找出亏损的关键点：甘蔗出糖率低、燃料费用高。
3.制定改造计划，不贪多求快，而是一步一步来。
①第一步，敲锅。把榨糖的锅底四周的锅垢敲掉，增加了受热面积，从而减少燃料消耗。（作为行动方案的第一步，简单易操作，但效果显著。）
②改灶、改燃料。原用的褐煤和木材都是高成本，褚时健将榨完糖弃置的甘蔗渣成功改造成了燃料，废物利用，大大降低了成本。（第二步，寻找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初步改造的战果——
改造糖厂生产的经历，进入到褚时健最喜欢的套路：目标清晰——瞄准目标——聚精会神——拿下。他喜欢这种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凭技术说话的工作。
“其实不难，是他们脑子里没那根弦，不想往前一步，不钻研，不认真。”
还是：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1979年，51岁。
褚时健右派平反之后调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书里讲述了大量褚时健经营管理企业的细节。
简单说几处我受到的启发——
1.干事干实事，说话说实话。褚时健崇尚务实，追求最高效率。即使在文革前后那样勾心斗角的年代，这种务实精神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平反前这是他的挡箭牌，因为褚时健能带来经济效益，斗争再厉害的派系也不会和钱过不去；平反后帮助他取得上级超乎想象的支持，同样因为他经营的烟厂能给省、给国家带来丰厚的利税。
2.自己先是强人，才能做好经营管理。褚时健自身就是一个技术强人，这是他能服众、有谱气在心底的管理法宝。我一直相信，好的手艺人拥有更多手艺之外的智慧。
3.做事抓真正的重点。事实证明，玉溪卷烟厂之所以能逆袭为全国第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烟草原料壁垒。再多的人去玉溪卷烟厂求取制造、管理真经，也逾越不了原料这一壁垒。而褚时健自建高质量烟草原料基地，是克服了重重政治障碍、历时五年之久才获益、每年投资以亿计……这种抓重点、拼耐心的本事，让人佩服。
4.在基础条件具备的时候，格局是高下的分界线。在国家刚刚开放外汇贷款的时候，别的烟厂领导害怕担风险，而褚时健却有着比政策开放程度更大的胆量和气魄。此时的玉溪卷烟厂不论从规模还是产品热销度都不如昆明卷烟厂等几个大品牌，可是褚时健想做成的事情却比他们大得多。为什么玉溪和红塔山最终能成为全国第一？有多大的格局做多大的事。
红塔集团成立后，67岁的褚时健走上了人生巅峰。
然而越是高的地方，摔下来的时候通常就越惨。
1995年，67岁。
本书明显是正面传记，但能感觉到作者还是比较客观的。褚时健从小的经历基本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正直的、有独立且坚定价值判断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贪污，所有的真相都应该还原到当时的具体情境中思考。
第一，在褚时健事业最辉煌的顶点，动辄就是过亿的资金从他手上流出，而他的合法权力中也有批「烟条」的权力（就是允许谁卖烟的权力），要知道一纸烟条的价值可是过千万。钱在他手上真是如同玩具一样。且不说这样的人物拿着一年几万块钱的工资心里是不是不平衡，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想，这样的人结交的人都是什么样的身价不必多言，哪天一个朋友随手送他一点东西可能就是价值几百万的，如果褚时健和这个人恰好又有烟草业务往来，你如何界定这是不是贪污？
书里讲过这样一个细节——
（褚时健入狱后）当年在业务上有往来的商人们也来探望，走时还悄悄留点钱给他，褚时健也没在意，随手就把钱放在了图书室的书架上。后来他离开监狱时，把书架上的那些钱拢过来数了数，竟然将近100万。联想到他的罪名，此情状颇有些讽刺。
第二，当时的串换货品和倒卖浮价烟都是黑白皆可的事情，这种事，近水楼台难免不做。
第三，褚时健被政府给予的自由权限很大。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相对性非常明显。所有的心理边界都是相对的，你指望一个经常超越规则取得商业成功的人能恪守一般性边界？不太现实。
盛极必衰是真理，边界难定需谨慎。
褚时健锒铛入狱，人脉极广好友很多的他，很快被保外就医没什么稀奇，静悄悄地安度晚年本该是这个古稀老人的人生结局。
许多人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而且摔得那么惨，不说一蹶不振，而一定不想再重新出发了。
然而褚时健不这样。
2004年，76岁。
76岁的褚时健从监狱出来，开始在哀牢山种橙子。冰糖橙挂果要4年，届时褚时健是80岁。
周围的亲友大都反对，统一的理由都是：「年龄」。褚时健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年龄，但所谓的寿命、晚年，都是一些未知数，他已知的是自己迫切要找到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忙碌的生活状态，如果闲下来，“我会病得更严重”。
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再之后褚橙、励志橙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的了。
褚时健一心一意做褚橙这件事上，真的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1.驱动人做事的是成就感，对成就感的渴望强烈，某些劣势可以忽略，甚至可以转化成优势，比如年龄。
2.找自己擅长的有把握的事情做。褚时健选择种橙子之前考虑过很多项目，为什么种橙子？因为他之前有用工业化思维管理大规模农业（糖厂种甘蔗、烟厂种烟草）的成功经验。
3.制度很重要。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效率。追求高效必须有制度保障。个人成长如果想高效，也要自定明确规则约束自己。
4.同样，技术为本。种橙子也一样，要种出最好的，就必须有最好的技术团队。
5.和经营糖厂、烟厂一个道理，先不惜代价解决关键问题，建立自身的超级壁垒。在种橙上，这一壁垒首先就是水源。褚时健不惜花138万元建设引水工程。
1.做事第一重要，而且要踏实认真地做，闲着和低效都没价值。
2.要有成本意识，尤其注重精算。
3.注重技术，有了核心技术才是硬道理。
5.不管是沟通还是做事，都力求简单直接。
6.对于管理一直秉承「自己先精通，才能服众」的理念。
7.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最后这一点，可能是褚时健从战争中学到的道理，是成就他一生最重要的道理。他只注重当下。明白这个道理，才会明白一个76岁的囚徒为什么会选择去种四年后才会挂果的橙子。低谷不能击垮这样的人。
“对得起做过的事，对得起相处过的人，我能做到这两点，我这几十年也算没有什么遗憾了。回头看看，我这一路走来，没有白费精神。我办事认真，确定了目标就追求到底。在每一个工作的地方我都有人生的记号，我也没在工作上闹出什么大事故。想到这些，我也是甘心了。”
褚时健身上，有一种惊人的钝感力。
如果用八个字来形容褚老的一生，我认为就是：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研究过投资的人都知晓复利的威力。
一个人从20岁开始每年存12000元（每月攒1000），年化收益10%，到65岁时，这笔钱将接近1000万。
另一个人从30岁开始每年存12000元，年化收益10%，到65岁时，这笔钱是300多万。
10年的差距多达600多万。而且越往后，差距就会越大。
所有人都会想，如果我早10年开始投资，那该多好啊。但现实是你就是没早点开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痛苦，难受，因为损失厌恶心理而放弃现在的行动吗？
76岁的褚时健再次创业的时候选择种橙子，难道他不知道橙子挂果需要4年吗？
世界最长寿的人卡尔芒，85岁开始学习击剑。她肯定想不到自己能活到122岁吧，到那时候她也是一个击剑几十年的资深爱好者了。
乔布斯在去世前几年非常渴望自己设计建造一艘豪华游艇，但是担心自己活不到造好的那一天。他很犹豫，但最终决定继续设计下去。
“如果我停止设计，然后我又多活了两年，我会气疯的。所以我就坚持了下去。”
不念过往，不畏将来。过去的辉煌和困难都已经是过去，想那些玩意没用；将来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怕那个也没用。干吧，就从现在开始。
复利其实最倾心于这样的人。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如果你打算学点什么东西，培养一个什么爱好，或者做一件什么事，不如现在就开始——因为「现在」是距离成功最近的时刻。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有一个周恩来抽烟的镜头：周恩来在焦急地等待东北辽沈战役前线消息时，特意从警卫员手中要了一支烟，熟练地抽了起来。当然，电影是文艺作品，是真是假，不得而知。然而，笔者由于工作关系，曾经访谈、接触过周恩来的亲属和他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200余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周恩来一般是不抽烟的。
谈判要“抽烟”，抽的是智慧
这是1994年9月我在北京听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王伏林老人讲的。他说，周恩来当时抽的烟比较多的是老刀、金钱牌，有时也抽美国产的大克雷斯牌。和马歇尔谈判一结束，周恩来就又不抽烟了。
不反对别人抽烟，有他的解读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周恩来的健康，邓颖超特意让西花厅工作人员在他的办公室的会议桌上放上一块写有“请勿吸烟”的牌子。
在当时的副总理中，小平同志烟瘾比较大，先念同志喜欢抽雪茄，纪登奎、余秋里都是“烟菩萨”。不过他们和周恩来在一起时都尽量不抽或少抽，实在熬不住了，也尽量离周恩来远一点或到外面去抽。
由于周恩来不抽烟，在西花厅工作的人大多都不抽烟。老秘书中只有农业秘书杨纯抽烟。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都比较忙，熬夜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有的人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熬一次夜，就不得不靠抽烟来提精神。因此，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副卫士长张树迎都成了烟民。1997年，一次我在张树迎家中听他说，总理办公时，卫士值班室和总理办公室是门对门，一抽烟那烟味就直朝总理办公室钻，为了不让总理吸“二手烟”，有时烟瘾发作了，他就走出值班室到走廊里去抽，一次半夜过后，他正在走廊里抽烟，忽然见到总理从办公室出来，就一边迎上去，一边把夹着烟的手放到身后迅速把烟掐灭了，没想到虽在夜间，这一悄悄动作还是被总理发现了，他笑着说：“老张啊，我可没反对过你抽烟。你想抽就抽，天这么凉，你怎么在外边抽呢？”说得张树迎怪不好意思的，只好笑着回答说：“是，我知道。”
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1973年5月31日是全世界的无烟日，他曾问总理禁止吸烟和生产香烟这一矛盾问题。周恩来对他解释说：“全世界、全中国抽烟的人还有不少，这种习惯不是一两天养成的，所以禁止吸烟不会是短期行为。我们现在既要宣传吸烟的危害性，提倡不吸烟、少抽烟，但又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禁烟。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靠烟民自己去改掉这种影响身体健康的习惯。另外，国家对烟草生产实行控制、专卖和纳税，所以所有抽烟的人也都在纳税，在为国家作贡献。”
做对事情却要写检讨，一夜抽了两包烟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开国元勋们便想到要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这一利国益民的想法一开始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高层领导的共识。但周恩来在期望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加快的同时仍然坚持他一贯务实的作风，认为经济建设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在党内率先公开提出“反冒进”的做法。在主持国务院的有关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保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现在应该是既反对思想保守也反对急躁冒进了”。这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在1958年1月上旬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说，周恩来的“反冒进”泄了中国人的气，还声称自己是“反‘反冒进’”的，并说周恩来“离右倾机会主义最近只有50步了”。
第二天一早，当范若愚再次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发现平常不抽烟的周恩来的办公桌上，烟蒂整整堆了两烟灰缸。周恩来经过一夜痛苦的思考和思想斗争，终于写出了检讨，但他抽了整整两包香烟，可见他内心是多么的痛苦。
这是1994年9月笔者在北京范若愚的病榻前听他讲述的。
遭到突然袭击，用“抽烟”镇怒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掀起之后，江青一伙得意忘形，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支持造反派，把一大批老干部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蜕化变质的坏分子”，甚至污蔑说他们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等，随心所欲地把这些老干部打倒。周恩来为了保护这些老干部，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联络员”就是他采取的办法之一。因为国务院及各部委领导大部分被打倒后，周恩来不得不独自苦撑危局。然而，他毕竟独木难支，就任命了一批“总理联络员”。在周恩来忙得无法分身的时候就派“联络员”代表他去处理一些事情，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保护老干部的事。周恩来任命的联络员中有军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像童小鹏、周荣鑫等人都做过周恩来的联络员，他们也确实为保护老干部做了不少工作，这就引起江青等人对他们的不满。
当时红卫兵、造反派们到处横行霸道、实行打砸抢，周恩来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却又无法阻止。这时，正好有些家庭教养好的青年学生们也对打砸抢和乱批乱斗深恶痛绝，他们就勇敢地站出来，组成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专门制止武斗、反对打砸抢，这让当时的周恩来眼前一亮，专门派人与他们联络，并给予多方面支持，甚至安排“西纠”的代表上天安门，陪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文革”开始后又担任周恩来的联络员，自然要多参与做些事，这也就惹恼了江青。
江青等人经过密谋策划，于1966年12月16日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这次大会的真实意图、会议程序、主旨讲话和代表的发言等等，统统对周恩来封锁、保密。他们想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杀鸡吓猴，迫使周恩来就范。
大会开始后，江青脸色铁青，一开口就大骂“西纠”，说“西纠”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是无恶不作的反革命组织，这样的组织必须取缔!说到这里，江青越发肆无忌惮，当场点了周荣鑫的名不算，还让那些造反的“小将”们将周荣鑫拉到前台低头认罪。江青还狂妄地喊叫：“现在我们不仅要打倒‘西纠’，砸烂‘西纠’，还要查出‘西纠’的黑后台，把他拉出来枪毙!”事先一点不知情的周恩来面对这样的突然袭击，异常震怒，但面对江青这么一个特殊人物，他只好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稳稳地坐在那里。这时，人们见到平常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从卫士手里要了一支烟，点燃，默默地抽着，神色显得十分严峻。周恩来是在借烟镇怒，克制自己。
会见外宾抽烟，疲劳过度要提神
“文革”期间，周恩来日理万机，内政、外交、党务、军务无一不要他操心劳碌。那时他到底忙到什么程度呢？1967年，他为了不让外交方面的造反派揪斗陈毅，被造反派连续纠缠了18个小时，最后导致周恩来心脏病发作；1971年9月，周恩来为了协助毛泽东妥善解决九一三事件，周恩来整整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周恩来生前的秘书钱嘉栋曾对笔者说过这样一件事：1971年，一次在总理办公室开一个小型会议，与会人员都到了之后，总理已连续工作了近20个小时，他来到会议桌旁，硬生生地站在那里听人汇报情况，钱嘉栋忙提醒说，“总理您坐下听吧”。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我已不能坐了，一坐下恐怕就要睡着了。”
这是周恩来在工作中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为了提神而不得不抽的一支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