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丨张昊：三江源的“水教授”——“走进”《三江源，我的瓦尔登湖》
2024-09-2016:19
三江源的“水教授”
——“走进”《三江源，我的瓦尔登湖》
文/张昊
“我是一个水教授！”我所认识的教授虽说并不多，但是肯这样当众介绍自己的，截至目前为止，确实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这就是龙飞飞老师所给我的第一印象。而了解了她的研究方向和爱好经历，尤其是拜读了她的大著之后，我对她“水教授”的身份极为认同，她确实是研究水、热爱水、珍视水，与水为伴、与水同行、与水相知的“水教授”。于是，后来的一些场合，我也开始这样介绍她了。
纵观天下之水，都有着自己的名字。而一旦有了名字，也就有了永不熄灭的生命。高原之上的三江源，则是天下之水的生命之源。在这三年里，龙飞飞的足迹踏遍了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大大小小的河流，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峰，跨过一座又一座桥梁，越过连片的草原，总行程接近四万公里。提起地理散文著作，绕不开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明代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但受限于时代，他们的行旅脚步赶不上四个轮子的汽车，也不可能具备现代科学家的观察视角。所以，就于雪域高原上“风驰电掣”的“效率”而言，就与生命之源的深度感知与贴近而言，“当代徐霞客”的《三江源，我的瓦尔登湖》应该是对前辈地理散文著作的不可多得的有益补遗。
1951年，以赛亚·伯林撰文《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后稍加增补，题目也改为广为人知的《刺猬与狐狸》。希腊诗人云：“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刺猬”即一元论者，“狐狸”即多元论者。北碚某高校也流传过“挖坑派”与“打井派”的说法。既然是“水教授”，龙飞飞理所应当应该是专注于某一领域深度挖掘的“打井派”？实际上，她偏偏像四处闻来嗅去，富含激情与活力的“狐狸”，并不伟岸的身躯里似乎总是充盈着能量，对生活与未知拥有着无尽的想象与兴趣。生活中，我们有幸能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兴趣广泛、爱好多元、生活经历丰富而思维活跃、言语机趣，能拥有这样散发着正能量的朋友更是一件幸事，因为“随时有趣”，与之交往或一席闲聊，就能得到某种心灵能量的补充。
事实上，我们很难用“狐狸”或者“刺猬”来定义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学者。俄裔加拿大学者叶礼庭在为以赛亚·伯林所撰写的传记中一会儿说他是“一只渴望成为刺猬的狐狸”，一会儿又说“这只狐狸已经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一只刺猬”。所以人人都是“挖坑派”，或者人人都是“打井派”？毕竟，没有对某一领域的持续专注与挖掘，是很难“做出成果”，摘下“某王冠上的珠宝”的。而日复一日的重复与单调，又很容易导致某种“职业倦怠”与生活上的乏味。理想的学者状态，或者是一只“闻来嗅去的刺猬”抑或“闲歇性打井的狐狸”？
起码，对于一部心灵游记而言，“闻来嗅去的刺猬”抑或“闲歇性打井的狐狸”所写出来的文字必然是丰富而有趣的。如作者所言，“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一天内海拔的起伏跌宕，从2400米到4900米。沐浴了云雨突袭事件，从一天遭遇一次，到一天遭遇十次。见证了鄂陵湖边妖风的无情撕扯，以及早晚20℃的温差礼遇。在月黑风高的暗夜翻山越岭，走过让人绝望的300公里无人区，伴着糙石路基带来的颠簸和面条式春日版暴风雪。遇到夜幕降临全城停电和刚地震后的灾区，那触目惊心的多米诺塌桥，现在想起还让人心惊胆战……”但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科研与行旅，加之高原缺氧、气候恶劣、环境艰苦，并没有在《三江源，我的瓦尔登湖》中生成某种文字上的晦涩、苦痛与自怨自艾，反而凝练升华成对自然万物尤其是水的敬畏与热爱。
创作者魂灵的丰富与多面更直接造就了图书本身的多样态，《三江源，我的瓦尔登湖》中插入了作者行旅中所摄的多幅精彩图片，有手机拍摄、相机拍摄、无人机拍摄，翻阅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壮阔的楚玛尔河落日、如勇士一样攀援于在风中摇摆的钢索上的采样人、纳盖杂多山上盛开的全缘叶绿绒蒿、于公路上散漫行走造成“高原堵牛”的牦牛群。单就文本而言，本书除了游记散文还附录了作者所作的古体诗与新诗。可以说，龙飞飞是以科学家的理性与诗人的情怀，书写了一部独特的“水诗”。
《三江源，我的瓦尔登湖》，正是她这一信念的真实写照。通过这部作品，龙飞飞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与自然、与生命、与自我的对话过程，更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充满智慧与美感的文学作品。为了“天下之水”，我向她祝福，并向她致敬，更期待着她下一部文学大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