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智库从事的是高层次政务服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影响党委政府决策，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准确把握趋势才能谋求战略主动。前瞻预测是智库服务决策的基本技能，也是智库自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必然要求。放眼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在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框架下，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聚焦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根本任务，分析面临的形势，看清潜在的走势，把握发展的大势。综合研判，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将呈现六大趋势。
趋势一：强化质量为王导向——核心词是“超越”
千变万变，质量为王永不变。未来，我国智库将在党委政府持续推动、自身能力不断提升、外部竞争有力倒逼、社会氛围日渐浓厚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更多富有深刻洞见、独特创见、战略远见的研究成果，不断提高智库成果的质量与水平。
1.强大国家推动智库研究成果质量走高走新
自2013年我国开启智库建设新阶段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智库建设动能强劲、热度不减、愈加深化。我国智库建设已从前期立机构、建队伍、办活动、造声势为主要特征的扩张型发展，加快转向至以出成果、提质量、扩影响、求实效为主的内涵式发展，呈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成长规律与进阶轨迹。智库产出的成果越来越多，获得领导批示的数量、层级和肯定程度不断上升，进决策、进文件、进实践的导向日益鲜明。未来，随着党委政府对智库辅政需求与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专家学者研究技能的日渐娴熟以及智库建设推进机制的日臻完善，我国智库研究成果质量必然越来越高，与世界先进智库的差距不断缩小，具有思想分量、对策质量、价值含量的成果体量将持续增大，智库服务包的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和高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标必然实现。
2.专业东家驱动智库研究成果质量走高走新
智库与党委政府决策部门相伴而生，一个是供方、一个是需方。党委政府为智库生存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施展舞台与强大支持，是智库的“东家”。近年来，随着决策的复杂程度、风险系数不断提高，对智库成果客观性、预见性、战略性和操作性的要求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党委政府的学者型、创新型决策者日益增多，普遍知识化已成常态，不少重要决策层成员既具有扎实的系统学术训练，又具有很强的政务场景把控能力，掌握了丰富的决策资讯，对智库成果的优劣具有较高的鉴别力和洞察力，缺乏胜人一筹能力的智库很难得到其真心认同。此外，政策过程对智库成果多元化需求的增加，要求智库开发形式多样的智库成果及服务，加剧了智库提升成果质量的压力。
3.精明买家撬动智库研究成果质量走高走新
智库的“买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委托智库做研究、购买智库成果的决策部门；另一类是发布课题项目的智库管理部门。前者主要是按照思想市场逻辑运行，高度强调权利义务、结果导向、交付质量及论质取酬，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智库成果难以通过评审验收；后者则主要是按照行业契约逻辑运行，未达到结项标准的成果无法顺利结项，并可能纳入未来课题承接资质黑名单。在职业伦理、财经纪律、程序控制、效能审计、实践急需等多重约束下，这两类“买家”对智库成果质量的全流程把控日益严苛，通过“杀熟”过关的空间日渐压缩，不达标不放手的“缠斗式服务”将成为质量管理的常态模式。要求智库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创新技术、专业知识与本土认知，提供与资源支持对等甚至超值的智库成果。敏捷咨询、即时咨询、现场咨询、介入式咨询等轻便化交付需求日盛，倒逼智库必须提供更高水准的智力服务。
4.行业专家拉动智库研究成果质量走高走新
随着从事智库研究的队伍日益庞大，智库研究的能力日益提升，以及学术成果与智库成果等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以往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智库研究的热情逐渐被激发出来，学科交叉的能力日益强化，选题的新颖性日渐突出，紧贴需求的意识不断浓厚，统筹服务中央与地方的观念愈加普及，有力地推进了智库研究上水平上台阶。部分研究人员既能站上哲学的高度，又具备理论的厚度，还拥有实践的深度。未来决策，有更多“卡脖子”“卡脑子”的问题需要智库来聚焦破解，更多研判风险、战略伐谋的任务需要智库来担当，要求智库专家具备快速学习能力、调研建模能力、精准解题能力、落地协助能力，还要锤炼出智库成果的多样化展示、多介质推送、多元化渗透能力，以及传播带货、推流聚合能力。
5.智慧管家带动智库研究成果质量走高走新
好的运营机制就是智库最好的管家。实现智库制度现代化是新型智库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当前我国体制内智库因缺乏竞争与市场洗礼，内循环较为严重，难以适应外界的敏锐变化与决策需求，与同为从事知识服务业的咨询公司差距日渐拉大。信息技术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重构未来经济与社会形态，对智库的运营方式与成果生产方式带来直接影响。智库须适应这种新形势新变化，以产出优质智库产品与服务为方向，进行流程再造。未来，我国智库将以“推动形成符合智库运行规律、灵活高效的“现代科研单位管理体制”[2]和新型智库研发机构为目标，适应个性定制、市场细分、小微咨询等趋势，推进深层次的内容创业，加强智库产品的用户管理，加快智库运营的迭代升级步伐。在组织形式上，将进一步冲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有条件的高校智库等二级单位转制，取得独立的事业法人或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在项目管理方式上，经费包干制、智力报偿直达个人账户、免发票报销等灵活支付制度有望取得更大突破。
趋势二：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核心词是“效能”
智库标准化是指在智库管理与建设实践中，对重复性的事务和概念，通过制订、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改进智库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通过统一化规程、程序化控制、精细化考核实现智库的规范化运作，从而获得最佳秩序和最大效能。实行标准化管理、建立标准化体系是智库建设走向成熟的标志。
1.智库标准化意识将切实得到加强
标准化在智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重视标准化是大势所趋、时代所需。202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强调要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标准化轨道上来，并为未来15年我国标准化发展设定了目标和蓝图。智库作为我国服务行业的重要领域，必然要纳入到标准化工作体系中来。近两年，我国智库的建设者、管理者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智库标准化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意义。202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创推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智库评价指标体系(GB/T40106-2021)》，迈出了构建中国智库标准化体系的重要一步。未来，精细化管理必然是智库标准化管理的内在规律性驱动，重视标准化、推动标准化、参与标准化的思想与行动自觉必然得到显著强化，有什么样的智库标准就有什么样的智库质量将成为业界的普遍共识。
2.智库标准化体系将逐步得以完善
标准化体系是推进标准化的基本参照系，但智库标准化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从种类来看，有智库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团体标准。从主次来看，有智库核心标准与配套标准。从内容来看，有智库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和智库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其中，智库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包括智库服务规范、服务提供规范、服务质量控制规范、运行管理规范、服务评价与改进标准等模块；智库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包括智库合同管理标准、人力资源标准、设备设施及用品标准、财务管理标准、信息标准、职业健康标准、安全与应急标准等模块。此外，智库标准化体系还包括标准的制定、实施、评估与完善等执行性模块。未来，随着智库标准化工作的加快推进，我国智库的标准化体系将以服务业组织标准体系为基准，由主管部门、标准委员会、智库单位、智库专家共同参与，按照规范性、科学性、完整性、协调性和适用性要求，研制出适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的智库标准体系。
3.智库标准化推广将广泛得力开展
标准化简化、统一、协调和优化的特质，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优势。当前我国开展智库标准化推广已具备良好的条件与时机。《人文社会科学智库评价指标体系(GB/T40106-2021)》[3]作为我国重要的智库子标准，已于2021年12月1日正式实施。未来，我国将在加快推出新的智库分领域标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标准推广的原则、目标、任务、方法、途径、程序，在先行先试、示范带动、开拓创新中不断扩大标准推广的范围、数量与深度，努力协调好上层级和下层级标准，形成统一化、长效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构建具有操作性、实效性和持续性的政策支持体系，将标准明细落实到智库的研究、运营与服务全过程，在系列标准的导引下，实现职能模块化、责任具体化、事务流程化以及考评科学化，助推智库高质量发展，引领智库服务走向价值链高端。
趋势三：突出科学方法支撑——核心词是“精准”
专业智库建设需要专业方法研究，不科学的智库产品反复实践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智库研究要注重方法，讲求研究范式，提升政策建议的科学性。要加强理论研究，构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和模型，提升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可信度。”[4]当前我国智库政策分析的规范性、科学性，数字化、模型化，可循证、可追溯的程度远未跟上实践需要，“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5]必然成为未来突破的一个重点。
1.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将成为攻坚课题
“卓越的世界级智库均注重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应用工具的开发与使用”[6]，其高度重视基于准确、完备的事实数据，建立客观的科学模型，通过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分析工具，给出战略咨询方案。目前，我国智库在研究方法论上仍缺乏自觉，较多沿用传统的经验式写作方法与思维方式，未来的智库研究必将高度重视知识、能力、方法的三维组合，建立起“广谱知识+专业知识、基础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方法+专业方法”[7]的智慧智库模型，要求善用实证研究、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掌握系统分析、回溯性政策分析、信息数据挖掘分析，注重田野调查、调查问卷、专家咨询，植入规律、理论、模型；熟悉归纳演绎、分析综合、观察实验等多种方法。智库的技术性要求智库研究应具有可证伪性特征，政策模拟、政策沙盘、绩效评估、风险监控预警等政策实验室亦将增多，智库研究必将上升为智库科学，“形成符合智库研究规律的智库理论体系和系统化的智库研究方法，在研究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与决策。”[8]
2.提升理论逻辑的支撑力将成为能力标配
“学理性解析、深刻性分析、系统性呈现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才是智库的使命”[9]。智库要为解决实战难题提供对策方法，为发展战略提供前瞻研究，就必须为重大决策部署提供理论支撑。当前我国部分智库研究仍存在“四重四轻”特征：重文字描述，轻量化分析；重经验性研究，轻规范性研究；重定性研究，轻定量分析；重追求真“像”，轻追求真相，缺乏理论论证、原理支撑。未来的智库建议必然是高度科学可靠的建言，要求智库研究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层面开展前瞻性理论研究，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层面开展支撑性理论研究，从政策操作层面开展应用性理论研究。要善于总结和提炼实践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要为决策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科学论证与学理解释，构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模型；要讲清楚对策建议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提升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3.推进智库场景的数字化将成为核心手段
趋势四：注重多方协同发力——核心词是“众创”
知识的民主化使进入智库的门槛大幅度降低，结构扁平化、边界模糊化、主体多元化成为智库发展的显著特征。跨界研究、学科融合、多重主体竞合参与政策众创，将成为献策供智的通行模式。在未来，智库不仅是一种机构，更可能成为一种机制。
1.主流智库机构的政策众创功能逐年提升，但地位仍需巩固
2.市场化咨询公司的政策众创功能逐日强大，但短板仍需补齐
我国智库“蛋糕”足够大，党政机关的需求多元化决定了咨政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咨询公司作为提供知识咨询服务的市场化组织，天然具有智库的部分属性。从咨询公司的人员结构而言，有些从业者本身就是党政机关和高校教授的创业者、兼职者或“旋转门”专家，一批从事智库业务但无法获得社会组织登记的机构成为既有智库功能又有市场咨询功能的“智库企业”。从实际情形来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咨询机构积极介入智库产品提供，参与政府的发展规划、信息服务、咨政建言、执行跟踪、智慧治理、业务培训以及指数排名、第三方评估、资源链接等服务，与智库共同参与政府决策服务的外包、众包、分包，服务价格甚至普遍比体制内智库服务价格高（见表1）。市场咨询机构的加入，为我国智库建设注入了竞争性力量，催化了智库市场的活力，但咨询公司未来也应克服不熟悉政府部门运作、政府话语体系、基层实际情况等短板。
表1：2022年咨询公司参与部分政府智库服务采购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机构
服务价格
《绥芬河市重点产业发展规划、投资潜力研究报告及绥芬河市碳达峰行动计划项目》
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398万
《嘉善高铁新城产业发展专项规划项目》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195万
《杭州市上城区消费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项目》
科尔尼（上海）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197万
《2030年前合肥市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00万
《福清市产业链招商地图编制项目》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180万
《鸡公山管理区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项目》
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
108万
3.新兴智库功能主体的政策众创功能逐渐凸显，但空间仍需培育
4.文史哲理工医的政策众创功能逐步唤醒，但能量仍需激发
长期以来，文、史、哲、理、工、医六大学科智库功能发挥问题一直未被充分讨论与切实推动，智库专家学者、智库管理者以及智库学专家对六大学科是否能、如何能发挥智库功能不甚明了、认识模糊，一些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普遍质疑自身的智库价值与能力。随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相继被列入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建设单位，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决策部门充分重视上述领域咨政作用，以及新工科、新文科、双一流学科建设中，上述学科的实际应用价值与成果转化得到突出强调，这些领域产生的智库成果得到及时认定与大力激励，六大学科专家学者从事智库研究与转化应用的热情倍增，开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但基于六大学科智库成果的形成需要进行二次转化，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生成特点，其咨政辅治能量有待进一步释放。
5趋势五：愈加强调链接赋能——核心词是“融合”
开放是智库的重要特质与内生要求，开门办库、共建共享是智库发展壮大的重要经验。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固守走向流动，从单干走向协作，从分割走向融合，是未来智库破圈、扩圈、升圈、出圈的必由之路。
1.智政深度结合成为未来智库建设不可动摇的方针
2.学科交叉融合成为未来智库建设不可逆转的方向
政策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智库研究必然具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交叉的特征。学术研究可以是一管之见，但智库研究一定是综合型的，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领域思想方法和技术工具的综合运用，其不仅是一项专业化的研究工作，也是一项系统的组织和综合集成工作。有些重大的、战略性研究必须要有理论解释、历史分析与实地验证，需要人文、社科、理学、工学、医学等学科跨界协同，通过知识的融合创造，形成有效的专业支持，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当前，我国决策面临的情况之复杂、矛盾之综合、变化之突然、压力之巨大前所未有，有些重大研判甚至需要综合各学科专家对某一事物进行会诊，给出稳妥、可靠的意见。未来智库建设将高度重视交叉学科平台建设，大力建设前沿交叉学科智库，具备开展无边界研究能力，在具体政策课题的研究中，顺利完成高水平、综合性的知识集结。
3.人员多元组合成为未来智库建设不可或缺的方阵
4.功能多元复合成为未来智库建设不可忽视的方略
趋势六：国际空间不断拓展——核心词是“影响”
发挥公共外交独特作用是智库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使命。当前，我国智库国际舆论引导传播意识和能力还不够强，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亟待提升。中央高度重视智库积极有效服务对外工作大局，越来越多的智库正加大国际化步伐。未来我国智库在外交智囊、伐谋国际、凝聚共识、国际治理等方面的作为将进一步凸显，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智库品牌、智库声音将加快形成。
1.从事国际交往的能力与能级有望显著增强
2.对外主动发声的力度与效度必定走向纵深
过去七十多年，中国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现在已到了解决挨骂问题的关键阶段。智库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国际场合积极发声、有效发声，以此对话世界、影响世界，成为智库的一项突出任务。当前，我国智库仍存在“国内发声多，国外落地少；配套解读多，引领预判少；传统纸媒多，新兴领域少；老龄专家多，青年新秀少；宏大口号多，科学理性少等”[18]等短板，创造条件让更多智库学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共识。我国智库将有更多的专家参与到外交、外事、外宣事业中，广泛宣介习近平外交思想及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主张；将进一步增强战斗性，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善于、勇于针对各种歪曲、污蔑中国的不实论调，有理、有利、有节地澄清事实、申明主张、回击谬论；将主动发力、积极出击，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导议题，努力掌握涉中国议题的话语主动权，有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此过程中，一系列影响智库专家发挥作用的思想观念、制度瓶颈、机制障碍、配套保障有望得到切实解决。
3.参与全球治理的能量与音量将会不断提高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安全、财富、自由、信仰、公正等共同利益提供智慧型公共产品，积极争取与中国作为国际性大国相称的话语权，是中国智库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先后成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亚非法协等国际组织观察员，其研究人员直接参与《民用航空网络安全迪拜宣言》起草及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工作，为广大智库树立了样板。但在整体上，我国智库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仍然很不够。中国国力的迅速强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要求中国智库必须更加自觉地参与到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中来。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诸如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十余人担任多个国际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和国际重要期刊主编、执行主编的范例，我国智库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及全球治理研究和政策对话，提出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提升参与重大国际议题设置、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协商谈判的能力和水平。我国亦将出现更多的诸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过勇教授当选国际反腐败学院理事会副主席的案例，更多优秀智库人才将派遣到相关国际组织任职，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与长远利益。
4.对外合作交流的活动与活力呈现量质双升
持续深入开展智库间交往必将带来情感交流、智慧交集、资源交汇与能量交换。当前，我国智库对外合作交流呈蓬勃发展之势，未来这一趋势将朝着实效性、高频度、多样化方向迈进。配合国家领导人高端访问开展配套智库活动将成为常态，调研咨询、前期沟通、舆情分析、舆论营造等工作将不断优化，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重要国际会议契机，开展促进沟通、增信释疑、凝聚共识的工作将得到固化深化。智库对外服务的触角将不断延伸，智库赴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提供智力咨询、掌握一手材料的行动也将不断增多。智库与国外智库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项目合作、学术研讨、人员往来的便利度将有所改善。依托外交、外宣、外联、商务、国防及央企、驻外媒体等，探索与建立派驻国际机构的任职和应聘机制、常驻国外智库与大学的长期交流机制、与常驻国外使领馆合作机制、政府官员与智库研究人员到国内外智库兼职机制等，有望获得实质性进展。（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