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政治给人类造成的偏见最大。历史中，人类生活最大痛苦的直接原因在政治中,如“世界大战”；同时，人类生活最大幸福的成因也由政治中直接产生，如中、外历史都曾有过的“开明盛世”。人们对政治的好恶，多因自己的现实生活质量和对社会安定公正的程度而定。
政治源于由人群组成的有联系、有目的的“组织”，是改善群体环境使生活、信仰达至相对统一的组织体。政治的目的必依“组织”措施达到，并非强权、势力、帮派、阴谋。人类所痛恶的强权、势力、帮派、阴谋，均是历史中文化与经济关系失衡在政治中的变态表现，并非政治本身的属性。政治的本质——“组织”有两种互为辩证的基本属性——制度性、管理性。制度因地域文化中的历史经验而定服务于现实；管理使作用于现实的制度为未来服务。
古今“不谈政治”的“超拔”之士约有3种心理：功名未就心理、对时政不满心理、“四大皆空”心理。除此，世界上哪有真正不谈政治的人呢？
历史上政治方法的使用，如不是因权力之争，那其应用表现多在文化中，通过文化形式改变作用于经济目的和社会目标。国家中、国际上均是如此。中国例——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独尊儒术、“三武灭佛”、**兴佛、“双拥”、“二为”、三讲、“双百”、“文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外例——美杀印第安人、德杀犹太人、澳杀土著、殖民改俗政策、汉谟拉比法典、火烧布鲁诺、英国《独占法》、德拉古成文法、梭伦改革、宗教革命。。。。。。世界例——国际公约（合约、协定、法、标准、仲裁。。。。。。）、公历、民主、人权、GATT、WTO、冷战、和平演变、空间法、绿色和平、世界妇女大会、世界反腐败宣言。。。。。。
自有殖民地以后，殖民者总是先通过压制、虐杀殖民地的本土文化，为占有其物质资源打开通道、定下口实。
如果现代世界没有国际组织、国际标准、国际法、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可想现今人类社会的混乱程度。
文化兼容与文化利用的目的多在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的目的又常表现在对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文化兼容与经济利益的配合为（国家或国际）政治目标服务。政治在协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中显出其本质含义——组织——及两属性：制度与管理。
察历史可知，法律只能调整“现实”，其对未来的理想是在“打哪儿指哪儿”中确定的——新生事物对以往法律的调整、新法律的不断出现是其证明。文化背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这可能造成“法律文化”间的冲突，反而妨碍了文化与经济问题的解决。在民主时代，法律是政治的头脑、中枢、秩序；在专权的时代，法律是政治的鹰犬、帮凶。法律对于时代的作用，要看法律对时代中文化与经济因素的解释与协调是否有力而明确。
产业革命后到二战前，世界史中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多被政治与经济事件掩盖了。二战后，日本、德国等经济高涨的决定性动力之一，是他们在起速前对基础教育的大量投资，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文化、强调本土文化、融入世界市场，为后来的大规模应用性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其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是政治行为在哲学观——政治哲学——上的体现。
社会中带有组织目标的文化基地、文化集团、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在对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性考虑中，可以有效地稳定民族精神，为“越是民族的越具国际间的经济价值”做基础，这种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因素，实质是一种国家理想或政治哲学的产物，可以使人民在令人目眩的商品文化的包围下，辨别地吸收现代科技的营养，在稳定的心态中形成以“共产——共生”为原则，以“伦理本位与生产目的的统一为条件”的“共产主义”观，不至于迷失在“寻找家园”的路途中。
人类的未来在文化中，在以文化为先导、为进步标准的人的生活中。人类的未来在今天反映在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文化兼容为条件的社会结构中，而现实与未来的可能性，都包含在调整社会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文化与经济——的政治中。
中国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减少指令性、扩大指导性。以后在逐渐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生产力在某些已有的生产关系下已能自行解决并进步。但至1994年国营大、中型企业的3个“1/3”（1/3盈、1/3平、1/3亏）的问题依然严重，原因即在经济结构中的产权、社会保障、物价等社会关系未能理顺，生产力的外在环境过紧。这样看来，将一般的生产关系放大到社会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才是解放生产力的真正出路。我认为，马、列理论体系中，“生产关系”的本义，并非只在经济活动中，而是后来的使用者给理解褊狭了。“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文化交流、兼容的国际关系为基础的，是世界文化、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世界性政治哲学的表现。国际组织的职能是改善国际关系，为人类的生存协调出优良的生存环境，它通用的先决条件与应用的方法是文化，表现却总在经济和政治中。
海湾战争以后，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依然，各国忙于国内经济时，免不了运用经济上的“共产”原则，在贸易、技术、人力、资源、金融上，与其他种肤色、语言的人交往，以便合气生财、维持生计。小小不言的保护主义渐渐溶入了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为的文化兼容中，“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泥牛也被世界大势拥入了“共产——共生”意识的海洋。问题也有，国际社会上“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影子常常闪现的原因，是此种主义的坚持者拥有着人类幸福的胸怀呢，还是超前性的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日子将不好过，欲以超级型国际战略方案扭转局面？
地域文化依托社会团体与政府的力量在城市间、地区间进行交流“对练”，形成贸易或生产网络，以增强地域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活力，为经济工作服务。国家间文化上的成见会因“过敏”因素导致国家经济的衰微，或使经济中的功利要求恶性膨胀，国际间政治上的困兽犹斗现象就难免发生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能不能受到政治因素的改变，是种种历史事件形成的原因。近、现代史如：产业革命、南北战争、“文革”、“四小龙”兴起、世界大战、（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冷战”、殖民与独立。。。。。。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外部标志之一。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由广义的文化因素为单位的社会意志构成，如法律、教育、环保、组织、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目的等等。这些因素如不能协调做功，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政治——的理想、战略、规划易被曲解、变性，以至人民信念淡漠、使社会整体出现自损型内耗。“伦理经济学”即因此应运而生。
“文化经济”时代的政治的作为与目的应该是——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调整在新的社会文化经济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结构，确立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组织关系和人类理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以上是邓小平同志的观点。其中的“解放”、“改革”都是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中，使现有的社会体制更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适应生产力进步的需要。“改革”、“解放”的起因、手段与目的，都是政治的产物。
经济改革的目的在文化生活中，现实在社会生产中；文化改革的目的在经济生产中。政治调节文化与经济关系中的张弛，使他们在阴阳转换、互泄互补的动态平衡中健康发展，满足社会结构运行的内、外需要。
美国政府对公众实施社会调整主要通过三种力量：公众舆论、妇女运动和宗教。在公职人员中，在信守公德、遵守纪律的前提下，文职人员要宣誓，军职人员也要把精神因素纳入战备方面的条令之中，在信念上恪守“美国安全”和“美国利益”。1985年4月，里根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珍妮·柯克柏特里克强调，“美国政府要积极地使用非军事手段——情报、技术、外交等一切能够实现我们改变共产主义世界的手段”。这是美国政府已应用了几十年的全球战略原则的公开说明！今天美国政府利用“人权”、“民主”对别国内政的横加干涉，即是其政治手段中应用的文化上的软刀子，目的均在经济利益与政治霸权中。
为了不至于走当今世界“越穷，家庭越稳定；越富家庭越动荡”的怪圈，新加坡以稳定家庭来求取社会的稳定，并在经济政策、教育、文化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维系社会的动态平衡。新加坡的公职人员多以西方教育求专长，而以东方伦理陶冶品格，使其社会结构达成了目前这种成为别国学习的范式的样子。
加利在47届联大会间说：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若不解决，世界可能分裂成400个经济上陷入瘫痪的国家。
韩国1948年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7.9%，到1985年达到18.4%。从1963年到1987年，韩国用于科技方面的投资，从950万美元增至23.5亿美元，增加了240多倍，为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打下了人力上的坚实基础。但是韩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受其60年代以来未变的经济政策的制约，出现了种种弊端。“先工后农”导致工农业结构失调；“出口第一主义”造成了出口产业失衡；对大企业的扶植不仅便经济力量过分集中，而且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先增长后分配”则加剧了贫富悬殊。。。。。。法国移民中有2／3是穆斯林，法国人对移民的敌对行为主要集中在他们身上，警察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移民中平均失业率近10%，因为是“非法国人”而被社会拒斥。许多移民反对法国政府的“一体化”，从而使自己成为异帮一族，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巴黎市长顾问皮埃尔·莱洛奇说，“历史、现在和贫穷，都注定了法国和欧洲将被这些来自南面的贫苦社会的人所征服。我为我们的旧宪法和社会结构能否受得了这些压力感到担忧”。（转引《世界信息报》1992.10.05）
在列宁时代，首要的生产力是工人和劳动者，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变得微妙复杂的今天，社会中文化因素受时代推动，一改潜隐的本性，“浮出海面”，已明显处于与经济因素平起平坐的地位，政治也不只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是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了。政治搭台，文化与经济唱戏，是未来社会的主旋律。若问“唱”的内容与目的，需到哲学中去找。这是文化与经济与政治发生“结构性关系”后，又涉及到的“溢外”的因素。
儒的历史精髓是“仁”，不是人
目前所知的一切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宗教的本质含义与目的，都是伦理意义上的，只是在儒家的表述上被精辟为这样一个简明的汉字——仁。
“仁”是对人际关系——人类关系的历史诠释，“仁学”可以称为伦理学，它包含了人对于生命意义认知的内容。
这种诠释在今天看来，可以扩大到族际关系、国际关系——人类关系之中。
这也是孔子之学在现代人类关系中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现代被称为“人学”的各种理论，包括心理学、元伦理学、道德学、精神分析、人道主义、结构主义、唯我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人本主义、存在主义、激进神学、新道德论、行为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境况伦理学、理性主义、感性主义、个性主义、能力主义、精神主义——神经主义。。。。。。都曾经有其时代背景上的存在意义。
但确立个性、理解个体生命的意义，并不能由此真正构建人类关系上的和谐。
而不能构建人类关系上的和谐，正是对现代人类所时时强调的人性、公平、自由、幸福。。。。。。的理性、理想上的违背。
这在人类哲学的意义上说明了一点——人的历史意义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如果加上现代人类通过科技认识到的人与自然的必然关系这层含义，那么应该这样表述——人的本质是天人关系的总和。
其实这在古代中国或古代各种国家的智慧性认识中，均早已有过明确的表述。
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把人类的理性玄虚化了，以至理性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都不敢确认了，人类的心胸超越了自然，并常常有着用人类精神或肉体囊天括地的莫名冲动。
这是现代西方受科学技术影响的哲学，在对人类关系、天人关系的本质认识上的迷茫之处，是部分相加大于整体——个体觉醒或自立等于人类整体关系的和谐一类理论与实践的困惑根源所在。
人类已有的各种文化系统中的理论、主义的历史共性价值，通过对贯穿人类历史的曾经存在过的各种宗教的“教义”就可以理解并确认，不管其形式上的表述多么相异，其不易内核与各种目的其实只有一个——伦理，即一切宗教就其实质都是伦理教或称“共性教”，而不是“个性教”、“生命教”也不是“人性教”。
“人格”这个名词的历史涵义也在说明，人性是有其社会关系性质的“位格”的。这个“位格”是由人性而来的人际关系构成的。
人格的理想表现不是特立独行，而是人际伦理的个体表现——德行。
此种现象在儒学那里被抽象为——仁。
“人学”是浅薄的，是很容易在局部论述与区域人类关系中混淆视听、误导人性的。
也可能“人学”研究者的初衷本来就是人际伦理、人类关系，但在论述中，有时出于突出自身价值、张扬个体的目的而强调个体、个性的人类作用。。。。。。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个体与人类混为一谈，强调自己对于国家或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有时好象是一个被迫无奈的问题。
这在以网络为代表的媒体发达的今天，在各种学科理论或哲学体系制造者那里，早已随处可见了。
哲学发展观——哲学是科学的目的——哲学的目的与科学的结果的历史分合宏仁
哲学的目的是达成和谐，科学的结果是制造区别。
现实世界中，混乱难解的任何因由，均可以在社会哲学——人类理想中找到，是由比较文化的相异性——理想的冲突造成的。
哲学的“科学性”是人类认识并摆正人类在自然或宇宙中的位置的理由；哲学的“理想性”是人类认识并摆正文化在社会或历史中的位置的原则。
科学或技术中的认识性混乱，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及哲学那样繁杂，并可能会得到及时的校正——本体归位。
哲学或理想的混乱，却使人类的生存在比较文化的社会与历史现实中，成为由群体利益性的争夺导致的世界的混乱的“帮派共识”，由此使人类社会的生存危若累卵。
虚拟而作用巨大的的网络世界；全球化金融利、弊共显趋势；国际战略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真实的女权与女色潮流；自由思潮的潜流涌动；非理性化科幻；追星狂潮；哲学的真空化；世界性宗教兴起；赢家通吃的财富分配法则；崇尚教育、信用、德行的时代背景；文化的兼容与共享在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民主意识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显示出的民族与国家主义；。。。。。。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阴阳转换正在走向“阴性”的时代。
“阴性时代”的特征是什么？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文化本位”与“伦理本位”的目的均在于此。
两种“本位”论的共通价值，是在于都认识到了——人们在身心难以自拔并为之浮躁的商品－资本－市场型“经济社会”中生存的困境，和以“物”、“权”的泛滥为社会发展标准的“阳性时代”的根本弊端,并予以了“时尚”之外的认知与论证。此种论证的总目的，应该是“历史的社会结构的阴阳协调”，使已颠倒或处于不均衡状态下的时代性社会结构，如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符合宇宙规律的本有属性——运动—均衡。运动—均衡的人类历史性与社会性表现只有一个，和谐。
这个目的由人类认识自然规律后模仿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而来，其所有“道”——规律性的表现，均体现在全体人类范围的以文化比较为运动方式的“族际关系”中，其最终表现也只有这样一个——和谐。
和谐这个简单也繁杂的历史目标，是古今中外的那些大智者、雄强者、志士、仁人、豪杰、鬼雄、大帝、大家、泰斗、天才、霸主，甚至杀人如麻的战争狂魔的内心隐秘，不可逾越，不可妄想，不可以妄自尊大型改天换地之“志”予以忽略。虽历史结果不尽相同，但都是万牛之一毛的宇宙存在中的人类的终极理想。若将和谐作为人类社会之道，那么历史中存在过的闻道者有这样几种：闻道而悟者，谨而行之；闻道胡论者，若存若亡；闻道如鸭听雷者，呷然大叫。
若比老子5000言，笔者的乱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达成和谐”，如人际、家庭、集体、社会、国家、国际、人类—世界、宇宙。。。。。。既是从古到今的各种“族类”，在其各自的文化系统中所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的总的目标。也是以“族类”划分的各种人类，以盲人摸象型的、至死不悟型的、善恶难分型的执著，进行“完全市场竞争”以期世界“大同”结果的总的目标。人类历史中那些杀人如麻的“好战恶魔”的终极理想，是达成人类和谐吗？
这个总的目标就是“族类”哲学的全部理想的汇集。
若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来讲，既是确认或证明，对于人类的生存或发展，是科学重要还是哲学重要，是科学包含哲学还是哲学包含科学，是科学是哲学的目的还是哲学是科学目的，这其实也是现代人类观念混乱与“人类理想的冲突”的思维方式上的根源之一。哲学与科学（的认识上）的分合,很象现今人类对于物质与意识的分与合的认识。
历史地看，哲学意义上的真理是社会运动规律；科学意义上的真理是自然运动规律。但实质上“真正的哲学”，所要明确的是天人关系，即“究天人之际”，而不是局部性的“归纳好”、“演绎好”、“推理好”、“逻辑好”、“因果好”，或者生命好、国家好、民族好、社会好、资本好、共产好。。。。。。是天与人关系的运动规律。这是我认为“哲学是宇宙统一的人类观（世界观）”的原因。
哲学与科学的现实表现是:哲学在科学之后，哲学跟着科学走，总结的是科学的局部性事物运动规律！
用科学认识到的宇宙本体中部分事或物的运动规律，当作宇宙的全部或根本运动规律，显出其局部“科学”的片面性顽强。曾有过的相对主义、物理主义、分子主义、生物主义、数学主义、化学主义、熵主义、测不准、XX守恒或不守恒、突变主义、功能主义、还原主义、精确哲学、目的主义、现象主义、工具主义、世界X、资本主义、进化论、“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哲学学、科学学。。。。。。以及西方哲学在现代的“哲学的科学化”后出现的，对世界的总体看法的“无奈主义”——语义哲学，甚至受工业化，其实是现代科学与技术“改天换地”后出现的对人类世界的直觉性、观念性反思——“非理性主义”，均是“科学”性质的局部性事物运动规律的“应用哲学”的变种。是局部事物“相对价值”在宇宙整体中的以偏概全的局部“散射”，也是人类范围的的“理性的尴尬”的根源。
从20世纪“增长的极限”开始，到“不要克隆人”、“人类通过消费毁灭地球”、“科学发展观”、“市场经济的罪恶”、“限制核武器”、“全球环境预警系统”、“拯救贫穷”等等世界性科学与哲学混合的历史性理性反省认识中，可以发现一直处于隐性状态的哲学对科学的影响，在人类文化范围内的“伦理本位”倾向的内在线索。
这是我梳理了“技术与科学发展史”之后的一种印象与认识。
其实，古往今来的哲学，在对人生宇宙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方面，均未受到哪个知识体系的根本影响。受到过影响的是认识论或方法论。比如已存在过几千年的种种宗教中对人生或宇宙的看法。如果科学彻底解决了整体人类性而不是局部群体性的宗教哲学问题，那么人类理想的冲突就会灭绝。宗教问题应该是科学与哲学的共同历史任务。
这是我辨析“哲学与方法的分合”的本义之一。
哲学是对“人化了的宇宙”的运动规律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不为任何其他学科所限制。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一直就有模糊的对人生宇宙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不一定有“科学的认识”。如同中国古代那些现代科学也难以回避，必须借鉴并扬弃利用的对人生、社会、宇宙的看法——哲学，并不是（现代）科学的认识的结果，但正是此种似乎“漫无边际”“模糊不定”的对世界的朴素看法，维系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唯一不崩的连续的社会发展史——中国历史。
由此建立的认识是：哲学是（宇宙本体运动的）整体规律，科学是（宇宙本体运动的）局部规律。哲学是科学的目的。
科学的观点和认识可以给哲学提供认识“原料”，哲学的认识反过来又会指导科学的研究。但在“反正”或“辩证”的认识中，应该确立一个总体的认识——哲学是科学的目的，并且是科学的全部目的以及科学所认识到的各种宇宙本体运动规律的总和。哲学决不应被认为是容易混淆认识的“XX的科学”。
科学和哲学的根本关系即在于此。
成本论——社会总成本研究——文化经济的历史构成、评价体系初论人类社会构成评价体系初论宏仁
说明：在经济范畴中，是永远也认识不清经济的本来面目的。经济的所有问题均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这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通病。这也是马克思伟大的原因。若以历史的社会结构立论，经济的根源性问题，均在后来成为其历史“对应物”的“母体”——文化中；若以现实的世界经济现状来看，经济的根源性问题是在它的历史方向标——哲学中。这既是风骚一时、时髦几天、以木当林、盲人瞎马、部分相加大于整体型的（西方）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的原因中的原因。
内容提要：不管愿不愿意，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任何一国的经济，已经不再决定于也不可能只决定于国内的生产、经营、分配、消费。因此对任何一次、一种国家、国际、世界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或种种经济危机的解释，只能在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这样在实证的数据上尚有较大缺欠的方面展开“概念线索”的研究，才会有比较趋近事实的结果。其中社会总成本是核心概念，因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经济行为及其结果，都不过是“成本的连锁反应”而已。在世界性信息与交通便利的以国际为单位的比较文化——比较经济的今天，资源——成本的“连锁反应”，更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必然关系，将天下的人类聚为一家，不管以群体利益——如国家或民族为目的的何种主义如何垂死挣扎，世界之大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关键词：成本资本社会成本社会资本社会总成本社会总资本
关键语：分配方式将决定历史成本主义将成为资本主义的颠覆者“成本结构”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成本是任何一种经济程序的“源代码”成本——自然资源的社会性生产关系表现形式社会发展史中的经济危机，都是“社会生产总关系”的危机资本——自然资源以商品的形式被人类的“智慧”反复折腾以促其无限转化形式的形式。
为何当今世界上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的历史事实，已经成为了“人类通过消费毁灭地球”的根源？。。。。。。
我甚至为此有一个“错觉”：马克思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中所要解析并从中抽象分离出来的，即是这样一种“历史的社会总生产关系”的内涵与规律，其强调的社会总生产关系的历史重要性，既是一种社会总成本的重要性。此内涵与规律所要明确的社会（总）生产与社会（总）关系的目的，是人类未来社会的一种和谐状态的观念上的前提与模式，即共产主义。只是因当时的比较文化方面的历史决定因素，被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与经济事件给掩盖了，不像今天人们对世界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理解，不从比较文化入手，就不可能有历史真相的认识。今日知识论范畴中的各种学术，将“非均衡”、“超循环”、“不对称”等等科学认识中的局部或特异现象，当成“宇宙常理”或基本属性看待应用于学术研究，并以此建立“行业性”认知原则，由此产生的“科学成果”，恐怕比“无知无畏者”更具有未来的危害性！在以生产关系为社会的历史运行的合理内因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看来，除了“锯箭杆”似的外科科学，现代经济学在“世界经济核算体系”、社会总成本或“人类总成本”方面的作为，其观念误导的“贡献”确实比实用方法造成的危害大得多。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置的评价体系，它在评价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上将劳动看作唯一的标准，认为个别生产者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只能是他所投入的劳动。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关于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非劳动者赖劳动者而生存的观点是最基本的思想，劳动价值论只是他的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理论上的具体体现。。。。。。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体系衡量了人类为生产所付出的真正代价。”(左大培)
上述说法说明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历史的社会哲学的认识层次上，是一种有着合理内核的哲学认识论体系，如以“人类分配”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性质的生产关系论；具体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首先是一种历史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认识论与“意义论”，其次才是可以应用于实践的方法论体系。所以不会像现代的种种经济学方面的“补丁学术”那样，因认识境界上的不足，只能为修正他说而忙，以至“学术二世”泛滥，在政策的需要中，以10人之九牛二虎之力编造出11种以上的“经济对策学”，在焦头烂额的论证与狡辩中抱怨宇宙规律的“非均衡”“不完全”或“不对称性”。这其实是经济学在知识论中的“位置”混乱造成的，以哲学认识论讲既是“本体错位”。
构建一个以各种经济与社会数据为主体，以资源配置效率、自然与环境资源核算、绿色GDP核算体系、循环经济等等学术中的合理、适用内核为方法论体系，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社会史观与世界观为大前提的“中国社会总成本构成评价体系”，是否可行呢？生产能力与消费需求在资源上的历史性“死结”，可以由社会总成本评价体系的方式寻求到解决之道吗？
在不可避免的国际战略条件下的现实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即使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强调文化、民族等等，但实事求是的答案是：国家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未来的社会主义应以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组织核心，成为人类社会之船的航标？永远的国家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社会”本是一个人类脱离野蛮“群居”之后，外延“完整”但内涵的“组织原则、措施与目的”不明的理念范畴，其含义有着“人类组织”的模糊内涵。国家是“群居”的人类“完整”且明确的理念范畴，在民族性与地域性上尤其“完整”而且清晰。由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现实人类社会的共产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措施与目的”更是强化了这一点。
“共产”是包含了民族、国家概念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原则”，具体表现是分配原则，由此组织原则的社会目标、理想中达成人类社会组织措施、组织理想的统一，由分配原则达成的“人类社会总成本结构体系”，是解决未来“人类关系”问题的唯一出路。
比如“积累”是资本问题，“预期支付”是成本问题，如果资本是无限的，成本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但历史上哪一个天才的疯子，证明过“资本的无限”、“市场的无限”、“资源的无限”？成本的存在意味着资本的有限，就像资源的有限意味着市场的有限一样。经济的“晴雨表”格林斯潘的模棱两可的“大话”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影响的目的是什么？“社会成本结构”还是“社会资本溢出”？
市场经济的天然“流动性”，根源其实在成本因素中，是成本的“细胞”—资源—在社会总成本的范围内，以社会资本的多种形式再生产与流通的结果，与“单个资本的总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与流通的原因与目的一样。若有不同，不过是在国家经济、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范畴中，受“比较文化初级阶段”与“比较成本”条件下的集团利益，如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之间利益获取目的上“大异小同”的影响，分不开又统不起来，且未由此形成可普遍实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体系。这与“文化与经济结构辩证的社会发展史”的历史观，未能普遍在比较文化的哲学认识论上建立，有大前提上的关系。
“重罚”与“刑法”所产生的观念上的认识与社会效果，是“违法成本”对人的兽欲本性的理性约束吗？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果吗？
比如静态资本有时也是成本，动态成本有时也是资本，这是辩证逻辑中最玄妙难解、费解并被普遍曲解、乱解之处。此也是以形式逻辑的发达造成的“线性认识”，如“以商品生产商品”等类似同性婚姻一样的理论，促成的资本主义下的各种迷人、惑人学术，在资本问题上境界不高、至死不悟的历史顽症之一。但用“道分阴阳”式的“中国逻辑”，即黑格尔从中国学去不愿承认且没有“扬弃”好，后被马克思纠正了的——阴阳（辩证）关系——“全息辩证”的方式理解，就容易多了。
计量经济、统计、财政、审计、消费、监督、贸易、价格、利率、物价、金融学等科目中的种种数理性模型，20世纪出现的社会指标运动、国家能力研究、未来学、自然资源核算、绿色GDP核算体系、国民产出总量指标、循环经济、生态学、绿色运动、反工业化、“经济的信息化”、“多”次产业分类法、人力资本。。。。。。或XX指数、XX系数、XX调查、XX曲线、XX参数、XX定律、XX坐标、XX效应、XX效用、XX分析、XX需求、XX设计、XX原理、XX模型、XX偏好、XX结构、XX机制、XX认证、XX模式、XX体系之类，以现实意义看来，均是“信息——经济——数据”的产物，即均是某种变相的以数据的获取与分析为立论根据的，具相的、应用性的“核算体系”，目的也多是在数据的分析的结果中，寻找自欺欺人的生产的最大化与市场的无限化的理由，其实是种种的“局部市场”的生产的最大化与市场的无限化的理由，即“局部市场”的“生产目的的理由”。应该说这种种的“局部市场与局部生产目的性质的核算体系”，为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的概念含义与理论依据，提供了较好的现象上的启示与应用性基础。
近、现代世界国情不同或“国际结构”复杂变换的原因，与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在“资本天下”式的兽欲性的群体利益的冲动中产生的种种罪恶理念，如发达的贫困——由贫困支撑的发达——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有绝对关系。此种以兽欲性的群体利益为终极目的的世界观，不以历史的、比较文化的方式、方法理解现实与未来，而以“纯形而上学”或意识形态且自私透顶的“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方式，以自家利益为目的“为生产而生产”，造成世界范围的“发达的贫困”与“增长的极限”。比如在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上，经济学到底是“富人经济学”还是“人类经济学”？是“商品生产商品”还是“文化生产商品”？是“国家经济学”还是“国际经济学”？是经济决定经济还是文化决定经济？是“局部最优”还是“整体最优”？是共产经济学还是世界经济学？还是“文化与经济的历史阶段的结构辩证决定社会发展史的结果”？
若果以上认识上的大前提——世界观（历史观或社会观）都不明，那么应用理论上的屠龙之技，不就都容易成为目的不明或目的错位的有害之论了吗？即像核理论的研究，如不能专为民用，而只以国家威慑力或占取资源之力运用，那战国天下的事实重演，不就成了科学研究与社会进步的目的了吗？眼前的小群体利益（利益集团或国家）目标明确，而未来的人类生产目的与生存方式盲目，这是现实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在理论深度与理论境界上的致命通病！这个通病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的价值与体制的传播、灌输，给发展中国家的进步造成了很多机能性障碍，反过来又作用于发达国家，阻滞了发达国家的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标准的进步”。叫嚣马克思过时、无用、错误等等狂妄无知者，在此方面无一人有所建树——人类生产目的与生存方式，无一人能做到像马克思那样，既从微观上把握住了社会、历史的“细胞”之一（共性部分）——如商品，又在认识境界上以其通透的辩证历史观，在世界观上解决了人类的未来生产目的问题——如共产主义。这是“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原因吗？
20世纪90年代始出现的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生产不足造成的，还是分配原则在“必要的”“权宜的”现行政策上的“社会成本失衡”？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史使命完成以后，“共同富裕”的社会分配观念，是社会资本问题还是社会成本问题？日本为何将高新技术型与高附加值型产业撤回国内？是日本企业对技术流失的担忧？还是日本国家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生存资源，技术性社会成本被他国获得的恐惧？
但马克思以外的西方的“特例”也有很多，如韦伯的“宗教经济论”、贝尔的“经济、文化、政治三方关系论”、熊彼特的“创造导致毁灭（或过渡）论”、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论”等种种含有社会历史观意义的认识，还有“发达国家的价值与体制的传播、灌输，给发展中国家的进步造成了很多机能性障碍，反过来又作用于发达国家，阻滞了发达国家的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标准的进步”，等等众多的具有超越资本主义观念或非意识形态化倾向的“真正的学者”，在社会学范畴内的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意义的看法中，发现的社会总资本的国际循环的恶性现象与结果，深刻而具有未来的启示性。
经济学的建立与存在的意义对应于文化在社会范畴内，简单如男与女之于家庭、阴与阳之于道。难点在于，对男（或经济、阳）、女（或文化、阴）的必然关系的意义，在家庭（或社会、道）范畴的确认——是“原配”还是“后配”？是一夫一妻还是多者插足？是“老守田园”还是情人林立？是“浪子回头”还是“本体归位”？是垄断“后宫”还是泽民天下？是达成和谐还是制造矛盾以获小群体利益？其他本体错位性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例证无数——如“（合法的）同性婚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生产的目的是（再）生产、女权主义与女色狂潮、神经症普遍与心理异常共生、经济大国债务天下、金融游资泛滥搅乱全球、“人类喂奶高论”隔绝人寰、发达的目的是“保住贫困”以争取“发达的发达”。。。。。。不理清并建立新的比较文化基础上的，“小异大同”——“阴阳合道”的知识论体系，经济学即永远成为不了一门科学！
像曼昆的“经济学十大原理”或某些先锋、另类经济学，只能当作有启示意义的趣味性理论看待。因为经济学本身在“社会学”范围内的位置至今不明，缺乏名分，名声鲜亮而位置飘忽，在其内在动力——商品、利润、资本、效率、资源有限—竞争必然等内因的催动下，在学术的市场性“细分”中寻找自身的出路，妄想以其“局部学术”概括、兼并社会学的其他部分，或者“没想”概括、兼并,却为了“创新”与“冲出困境”做出了种种概括、兼并性举动。但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博大”至杂乱无章的“经济哲学”，确实一直有以种种“补丁学术”或“局部学术”替代（社会）哲学的莫名妄想。比如“经济（资本）决定论的社会发展史”，而生产目的却是以两极分化、扼杀伦理的社会分配现实为代价的“发达的发达”。奇怪的是，资本的发达真的已经让全人类都糊涂到，少数人的富裕必须建立在多数人的贫困之上吗？那为什么现实所有应用经济学，都不以生产目的——分配理论为研究对象？其有意或无意的理论倾向与结果，其实质都是有益于“富人的富裕”与“竞争的竞争”的“生产再生产学”？
不管愿不愿意，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任何一国的经济，已经不再决定于也不可能只决定于国内的生产、经营、分配、消费。因此对任何一次、一种国家、国际、世界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或种种经济危机的解释，只能在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这样在实证的数据上尚有较大缺欠的方面展开“概念线索”的研究，才会有比较趋近事实的结果。其中社会总成本是核心概念，因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经济行为及其结果，都不过是“成本的连锁反应”而已，在世界性信息与交通便利的比较文化的今天，资源——成本的“连锁反应”，更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必然关系，将天下的人类聚为一家，不管以群体利益——如国家或民族为目的的何种主义如何垂死挣扎，世界之大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比如“投资目标”、“本土化经营”、资源配置、垄断竞争、跨国公司、兼并重组。。。。。。甚至“资本主义（社会观、历史观）世界观”的成因，不都是成本性质的种种国际间“比较利益”——“资源配置”上的内因造成的吗？
这不是无知无识的资本的过错，是资本加上主义之后产生的世界观造成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的目的是生产”、“竞争的目的是竞争”、“发达的目的是发达”一类社会发展观、历史观造成的。
老子早就告诫过世人，强大不会长远，和平才会永恒。现代史上的“不称霸”、“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和平崛起、和谐社会观，是中国以其古今再无二例的最长社会发展史，对人类曾经的惨痛历史教训的客观总结。
由此可见，如果不颠覆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历史观——世界观，那么受世界观影响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方向，就将成为一种更大规模的“盲人瞎马运动”，且可能会因此运动范围更大，而成为以比较文化为决定因素的范围更大的“诸神的争吵”。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走向中，出现的“硬件冲突”——文化(民族、宗教)冲突、反全球化现象，在世界各地日益繁杂多变的事实，原因在此吗？
当资本的目的只是资本本身时，发达的贫困与文化的冲突是永远不会灭绝的，当资本的目的是成本或资本与成本之间的均衡性质的循环，或者是“社会总成本”这样一个更大的社会与历史目标时，人类社会的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国际问题或国家问题的总出路，由比较文化造成国家之间的隔离、过敏、摩擦、敌视，以至冲突的唯一出路——共产主义的实现，即为时不远了。
这是在历史性的社会学意义上，弥合由比较文化造成的利益冲突，通过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的数据论的构成，在“成本论”意义上，解决由局部利益（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导致的，“社会总结构体系中的内耗”——如发达的贫困、增长的极限、无度消费毁灭地球。。。。。。一类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以“中性的”数据事实开道，颠覆资本主义的历史观，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理论与应用办法之一。
比如“以美国式消费将毁灭地球”、“增长的极限”、“发达中的贫困”、“大国的衰落”、“美国的社会人文指数全球排名偏后”、“世界上GNP最大国家为何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一类西方人自己在社会数据上进行反省的立论，既是已出现的将成为“科学”的经济学，在“社会总成本数据学”方面的有力论据。
由此可以认识到的人类知识论体系构建的出发点与认知原则之一，我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文化与经济结构辩证的结果，而不是由单一的某种社会形态所决定的”。这也是历史上已出现过的花样繁多的盲人摸象型“真知灼见”，将以百川归海之势,显现出其完整的科学理性性质的“人类共识”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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