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控制不力，20年来我国消费者卷烟支付能力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烟草消费世界第一
烟草大国！税收手段能否控制烟草消费？
2009年、2015年，我国烟草两次大幅提高税收，卷烟价格随之上涨。然而价格杠杆似乎并未对烟草消费产生实质性影响。2001年到2016年，我国已成为卷烟支付能力增速最快的国家。在一些专家看来，烟草价格的上涨，远远赶不上“烟民”卷烟支付能力的上涨。由此带来的烟草消费扩张，使我国控烟形势更加严峻。
目前，我国烟草税收占其销售价格的比例已达59%，但这仍远低于75%的世界平均水平。许多控烟人士呼吁，应该科学提高烟草税收，持续提高我国烟卷价格。
两次提税为何支付能力增幅世界第一？
近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合作中心主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发布了关于我国烟草支付能力的研究报告：从2001年到2016年，除掉通货膨胀等因素，我国消费者烟草实际支付能力平均提高了85%。在低端烟草消费群体中，支付能力的提高甚至超过了100%，达到109%。
我国由此成为卷烟支付能力增速最快的国家，从20年前的全球排名后四分之一，到如今，在168个国家中已升至第45位。
支付能力的提高客观上刺激了烟草消费的增长。“我国卷烟支付能力每提高10%，将导致卷烟消费量增加6.01%。”包括郑榕在内的许多控烟专家均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多年的控烟措施为何无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据了解，经过2009年和2015年两次提税后，我国烟草的税收占整个销售价格的比例已经达到59%，不过这还远远低于世界平均75%的水平。
在专家看来，当前我国烟草税并未真正让烟价“贵”起来，税收杠杆难以传导影响香烟的售价。目前，我国烟草税收以从价税为主，无论卷烟价格高低，均按一定比例征税。国外则多采取从量税的征税方式，不管烟卷价格高低，都以特定金额征税。
以单价100元和10元的两种烟卷为例，如果采用从价税，每包价格上涨10%，高价香烟上涨10元、涨幅有限，低价香烟上涨1元钱、上涨金额有限。而如果按照从量税，无论价格高低，每包涨价5元，则高价香烟涨幅5%，低价香烟涨幅50%，低价烟的价格提升明显。
价格能否挡住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买烟？
据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姜垣介绍，控烟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减少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的吸烟率，价格上涨对这两个群体的影响作用更大。
但从上面的例子来看，从价税对低端香烟价格影响微乎其微，使得低端香烟的主要消费群体——低收入和青少年“烟民”支付能力很难降低。
低收入人群和青少年历来是我国控烟的主要目标人群。在姜垣看来，吸烟本身对这两类人群伤害较大，控制了这两个群体，也就控制了烟草引发疾病的主要源头。
郑榕的研究报告显示，低收入群体的吸烟率普遍高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吸烟率普遍高于城镇居民。
多年支持控烟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告诉记者，他的调研显示，中低档卷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取了大部分贫困地区较高的卷烟消费，全国农村人口年收入用于卷烟消费占比达到17.3%，远高于城市的8.8%。“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高吸烟率成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胡鞍钢说。
郑榕称，全球经验表明，提高烟草税能够有效减少烟草使用，并减少公共健康和卫生支出。因此，通过税收的形式提高卷烟价格，从而降低这部分群体的支付能力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烟草税政策的重点应以降低卷烟的可支付性为目标，即从价格调控转换至支付能力调控，让提税后的价格增加高于通货膨胀率和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之和。”郑榕建议。
烟草大国！难以承受的代价
在烟草领域，中国拥有多项世界第一：最大烟草消费国，消费了世界烟草的三分之一以上，超过了从第2位到第28位国家的总和、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3.16亿)、男性吸烟率最高(52%)的国家之一、人均吸烟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受二手烟伤害人口最多的国家。
“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烟草归因疾病负担的高峰，成为威胁中国人口健康的最大人为因素。”胡鞍钢说。
据姜垣介绍，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全国20多个城市发布了全面禁烟的规定，但是所覆盖的人口范围不足10%，还远远不够。她认为需要通过价格、税收的方式来提高卷烟消费者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