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庐按：8月3日，我接受了三多堂《寻找周自齐》剧组的访谈。结合对周自齐诸项资料的获取以及在访谈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感性、理性认知，我临机改变了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年度自选课题拟写熊希龄的计划，全力撰写这篇《周自齐在1914年》。必须说，相对于闲情与花边较多的熊氏而言，周自齐略显单调平淡了一些。但他在理财诸事上的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和锱铢必较，恰是他取得成功而周学熙熊希龄等功败垂成的微观情由。而且，继2008年写过梁士诒、2009年写过丁恩后再写周自齐，也具有一定的线索连贯性。今日初稿成，特作征求意见公众号，以就教于大方之家。脚注略。2017年8月16日
周自齐在1914年
——一个北洋财政总长的惶惑与勃发
难言幸或不幸，作为一个理财家，周自齐（子廙）遭遇了一个糟糕的时代——整个北洋时期是以用款孔急但财源支绌著称的；可作为一个不同于其他四十几任财政总长的执行力超强者，他却又撞上了北洋时代最好的年景。1914年，在天时、地利、人和诸项环境要素尽皆向他敞开绿灯的“四周之情势”下，周自齐用他特有的机警、权变、老练以及近于手术刀、剃头刀、绣花针一般的微型技法，谋得了整个北洋时代几乎可以说是昙花一现、只此一瞬的盈余光景。如曹金祥所言：作为新旧隆替之际的专家型政治人物，周自齐虽然沉浮晚清民国官场数十年，但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使其能够观时顺变，应势有为，在民国初年的财政管理领域建树颇多。
一、子廙其人
多变的北洋，政潮涌动，人事倥偬。从1912年3月至1927年6月，北洋政府在短短的15年之内先后更换了35届财政总长和7届代理财政总长。平均每一届的任期竟不足半年。而周自齐能够在政权相对稳定的袁世凯时代赢得超过一个整年的区间发挥其各项才具，不能说不是一个异数。
审视周自齐的人生履历，有助于我们间接地体会他在1914年的惶惑与勃发。
周自齐（1871—1923），字子廙，山东省成武人。其曾祖父周鸣銮清嘉庆己巳恩科进士，后任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祖父周毓桂，清道光丙戌科进士，后任广东雷州知府。
1871年10月14日，周自齐出生。
1891年报考广州同文馆，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894年赴京应京兆试，录光绪甲午科顺天乡试副榜。一说由广州同文馆转学京师同文馆。其间抱定“中外交通之世，非通别国语言文字，不能究其政治施为之本末”观念，在语言学习方用功甚多，加之本人秉赋极高，口才极佳，使得他在与外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深得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莫理循等外国人的青睐。曾与周自齐一起在美任职的颜惠庆便曾回忆：“他精明强干，心胸开阔，通晓英语。”
1896年，张荫桓把他推荐给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历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参赞，驻纽约旧金山领事，并任出使美、日、秘鲁等国的使臣。追随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游宦海外十余年，深谙国际事务及理财之法，这为其以后的外债举借和政治斡旋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
1906年，调任美国旧金山中国总领事，同年，旧金山发生地震，一些华侨受灾严重，周自齐亲自带头募捐，帮助华侨度过了难关。
1908年，从美国返回，任职外务部，先后为右丞、左丞。时任外务部尚书为袁世凯。
1909年7月，外务部、学部会奏，以美国退还赔款，选派学生赴美留学，成立了游美学务处，附设肄学馆，以周自齐为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帮办。1911年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周自齐出任学堂监督。
1910年随海军大臣载洵访美，周自齐为头等参赞。次年，作为载振亲王的随员，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大典。归国后，载洵、萨镇冰保举周自齐为记名副都统，仍在外务部供职，同时兼充海军、度支、民政三部咨议官。
1911年12月袁世凯任命周自齐为袁内阁度支部副大臣。
民国成立后，1912年3月25日为山东都督。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盐务署督办。其中先后于1914年、1916年、1920年三番署任财政总长。在财政总长任上，曾有过一次疑似过格却又师出有名的行径：李景铭认为崇文门税关向有三分加一陋规，向财政总长周自齐建议取消之，周自齐说，崇文门陋规在前清为内务府奉上之脂粉费，今改民国，应归公府，汝可不必过问。崇文门监督何棪闻讯，以为财政部有分润意。乃送给周自齐一万元，送给李景铭五千元，送给财政次长张寿龄五千元。周自齐等报明袁世凯，朋分之。
1914年12月23日，参加了袁世凯在天坛导演的“祭天典礼”，请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为北京政府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为中国推行帝制提供“理论依据”。
1915年他被任命为主持国体决定和选举事务负责人之一，具体负责全国各省区选举所谓“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时被委任为“大典筹备处”委员。1916年1月4日，袁世凯决定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以大总统所佩之同等大勋章一
座颁赠日皇。
1916年5月20日，袁世凯特任周自齐署理财政总长。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22日，《时报》声请黎元洪严惩帝制十三太保:即梁士诒、顾鳌、朱启钤、袁乃宽、张镇芳、段芝贵、周自齐、阮忠枢、唐在礼、张士钰、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23日，黎元洪准署财政总长周自齐辞职。7月14日，黎元洪下令惩办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洪宪帝制祸首。16日《时报》报导:祸首原六人，周自齐、薛大可由黎总统亲笔加入。遂亡命日本。
1918年2月，代总统冯国璋据曹锟等呈请，下令洪宪帝制犯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3人，均准免于缉究。周结束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国。9月，参众两院选徐世昌为总统。12月，徐世昌于总统府设财政委员会，以周自齐为委员长，梁士诒、曹汝霖、朱启钤、张寿龄、叶恭绰等为委员。
获特赦后，又继续在北洋政府的几届内阁中担任要职。1920年6月，徐世昌宴请梁士诒、周自齐、梁启超等，商讨时局问题。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
。8月，徐世昌特任靳云鹏组阁，以周自齐署财政总长。
1922年4月，徐世昌特任周自齐署理国务总理并署理教育总长。6月2日，总统徐世昌辞职，由周自齐等摄行总统职权，凡十一天。
1922年8月，周自齐与董康以“考察实业特使”名义赴美、法、英、日考察财政、司法。
返国后，其妻亡故，遂借赴港唔梁士诒之机任情声色，涉足花丛，致身染性病。回京后讳病忌医，终以不治。1923年9月12日，病故于上海，终年52岁，归葬于京西门头沟城子村西面的九龙山山坡上。可叹这有着一身治政才具的北洋头面人物，一生谨小慎微，精打细算，审时度势，谋定后动，总能在关键时顺风满帆，逢危安度，却未免于在一轮无官一身轻终于可以活出不羁自我的性情放纵中堪堪丢了卿卿性命。不过，以这偶尔所露的真性情作衬托，他的官身确实是时时处在一种紧张、拘谨、理智和清醒状态的。比之于某些纵是为官也总会尽现本真情怀的人物（比如苏东坡、顾准）而言，他的治政言行，更趋近于“行政人”的人格极限。
从周自齐在清朝灭亡前夜纳入袁世凯内阁度支部副大臣的那天起，他的主干身份从清末的外交家、教育家一变而为北洋的政客、理财高手。他曾经先后署任交通总长、中国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农商总长、内国公债局总理、币制局总裁、盐务署督办、财政整理委员会等多重具有理财权能、“情事两有所得”的职任，都曾经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不过，最为值得一提的还是1914年，那年2月9日，他接熊希龄遗缺署任财政总长，5月真除，1915年3月他任，凡一年二个月。以区区一年多的理财实践而被贾士毅论列为北洋时代四十几任财政总长中公认理财能力较强的四位，周自齐可谓孜孜汲汲，不辱使命。
二、财政困局
可证民国“开国”之初财政窘困局面的材料所在多有，仅以周自齐署任财政总长之前的数任财政总长的条陈为据，谅可直观呈现之。
1912年5月13日，民国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向参议院报告其施政方针：我国财政困难，前清已有“国家破产之兆”。民国初兴，各省独立，“财政更加分裂”。当前中央财政，仅有支出，并无收入，纯恃外债维持。
9、10月间，财政总长周学熙向参议院报告财政施政方针，陈述当时财政困难的根源：一曰紊乱，二曰枯竭。造成财政紊乱的原因：一是财政系统不明，国家收支与地方收支未明确划分，“中央拥考核之虚名，各省操征榷之实柄，中央需款则求之各省。”二是财权不统一。各省有藩司、盐使、关道以及各种税局，圴拥有征收的权力。三是新政繁兴，岁计日绌，旧有税收不足供应，于是巧立名目，苛索于民，税目税项千百种。“省与省殊，县与县异”，毫无系统。四是负担不均。农商小民苦于苛索，巨商富室竟至“无丝毫贡献”。形成财政枯竭的原因：一是信用不坚，难以利用公债调剂预算不敷。二是币制不统一，比价变动影响国库收支，使国用日绌。三是银行基础未立，无法进行金融的灵活调剂。四是产业不发达，工农业生产凋敝。
1913年5月，梁士诒以次长代理财政部部务，在财政会议上提出救济财政办法，并发表《告国人书》。在该书中，梁士诒首先列举出目前财政上的六大困难。二年预算岁入、岁出均为64635万元，实际不敷数15376万元，以新税公债弥缝，
恰合不敷之数。故表面上似属收入适合，但将来能否如数收入，尚未必然。其中
内债，冀望各省推行，共12000万元，但实际万难筹集。其困难一；至预算，收
入内外债32880共万元，占收入51%弱。支出中二年应偿及上年到期未偿、善后
借款项下旧欠外债、内债合计29905万元，占44%多。“夫一国财政，至岁入岁出之总额，公债均居半数，危险何可言喻。内债没有民信，外债限制极多，危及国权。”此其难二；各省协济，十有九虚。各省告急，反过来转求中央。此其难三；中央派员调查整顿，改良税法，各省疑惧、抵制、掣肘。此其难四；“官制未定，考绩未明之前，政府用何办法以为监督，中央求一收入明细书不可得，更何从言财政统一之效。”此其难五；无法整理金融，兴办实业，此其难六。
1913年11月，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向国会阐述其财政施政方针。他认为，财政状况十分“艰险”，债务费占支出的三分之二，各省解款“皆已尽停”，惟仰给外债“以度年月”。
1914年2月，周自齐发出《沥陈财政困难拟筹办法呈》，指出：“近数年中，世变相乘，国用耗竟，财政紊乱，不可究诘。”“支付一有衍期，催索立无虚日；筹拨未能足数，诘责既无已时。生之者一，耗之者十；取之者尽锱铢，用之者如泥沙。”“财政已达极点，非切实从根本彻底筹划，实力奉行，无能挽救。”在另一份呈文中，他对“外债财政”心有余忌：“民国肇造，元、二两年适丁大局震撼之际，各省既自顾不遑，中央遂无此挹注。内外政费同仰外资，往事追怀实用惶悚！自齐受事伊始，正值善后借款告罄之时，午夜彷徨，焦灼万状。”
三、鲜见盈余
一边是惶惑，一边是勃发。叫苦的话虽说得恳切严峻，周自齐却没有丝毫的懈怠与苟且。如前任那般一边说着大话一边一筹莫展爱莫能助的情势，在他的字典中是不存在的。
唐德刚曾经把民国北京政府的十六年分为四个阶段，即袁世凯政权的四年（1912——1916）、皖系军阀执政的四年（1916——1920）、直系军阀执政的四年（1920——1924）、奉系军阀执政的四年（1924——1928）。四个阶段的财政状况和税收制度面貌，以袁世凯的四年更富建树。中央威权重新塑造，税制蓝图借势铺展，异己势力逐一清除，全国局面一片大好。周自齐在其一年零两个月的财政总长任期内，不遗余力、锱铢必较、细大不捐、集腋成裘地帮助袁世凯政府整理财政，广开财源，当年即见成效。杨荫溥说：周自齐第一次担任财政总长的1914——1915年期间，是北洋政府时期少有的财政状况较好的年份，中央的财政收入出现了极为少见的盈余局面。杨汝梅说：民初财政可分为三个时期，即破坏、整理、紊乱时期。“民国财政破坏时期，是为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年；其整理时期，是为民国三年至四年。自民国五年至现在，我国财政完全陷入紊乱状态。”尹文敬说：“民国成立，项城当权，集全国财政于中央，故三、四、五数年财政颇有起色”。
从《北京政府历年财政收支预算表》中我们可以更加明快地感受到这一点：
年度
岁入
岁出
盈绌
1912
445440000
572025000
—
1913
557031236
642236876
1914
382501188
357024030
+
1915
130678127
139036454
1916
472124695
472519436
1919
490419786
495762883
1925
461643740
634361957
如上表所示，北洋政权的十几年中，只有1914年和1916年实现了财政盈余。考虑到1916年的诸多帝制花费未必如数列入预算列表，且盈余的数字微乎其微，我们可以更客观地论定：只在1914年这一年，出现了可观的盈余状况。这近3000万两的富余数，与历年千篇一律的亏缺形成了鲜明对照。1913年的近8000万两缺口已经十分震撼，何况还有1925年的1亿7000万两短额！
公允的判断是：这样局面的取得，固然与此时袁世凯的集权统治已进入稳定状态有关，但周自齐在其中的贡献显然不容小觑。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指出：“财政部在周自齐领导下，部务办得有了显著改进。”《时报》也有跟进：“数月以来，财政大有起色，周君介于上下之间，以总长之荣名博干能之美誉。”
四、四周情势
园田一龟所言的“四周之情势”，我们可以简单地分解为天时、地利、人和。
1、天时
袁世凯在北洋军政系统中的强腕领袖地位在当时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恰是在他的治下，取得了暂时但是相对强固的统一局面。尤其是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主要反对派国民党的势力基本上被驱逐，南方数省归于北洋版图。过去在财政上泥于地方掣肘绊手绊脚的景象由此大为改观。
1913年下半年，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袁世凯政权的事件：7月，二次革命爆发。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广东陈炯明先后宣布独立。9月，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
这一局面直接导引了袁政权的威权一统和1914年这一年的顺风顺水。5月1日，废止国务院管制，设政事堂于总统府，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也就是说，周自齐出任财政总长，是被纳入袁世凯“神龙驭极”的既定步骤之中的。由此可以想象，周的出掌财政，是以中国大势出现了新的政治平衡的态势为背景的。有人甚至力主政治力促成论：“第一时期之破坏，固由于辛亥革命，然因前清时代财政基础之不稳，故破坏后中央财政之危险尤大。第二时期整理，亦非由财政的本身能力，乃由政治上的他动力量相助而成。质言之，就是极端的中央集权，以暂时威力，集权中央而已。”
2、地利
周自齐家在山东，长在广东，因而他“既可以与山东人拉老乡，也可以与广东人拉老乡”。而他在官场上的强大后援，便包括民国初年声势显赫的“交通系”。
交通系崛起于清末，是北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系的主要人物唐绍仪、
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叶恭绰、詹天佑、吴鼎昌等在此时是以新型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官僚与精英的身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依靠密切的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政治集团。他们追随袁世凯与徐世昌，活跃在经济各领域，对交通、财税、金融、币制、实业政策产生极大影响。交通系主要人物从地缘上看，以广东籍为多，所以民初交通系被人称为“粤系”。“以粤系论，即为当日盛传之交通系，以粤人梁士诒为领袖，而以叶恭绰等佐之。其大本营为铁路、关税与交通银行、戊通公司等。”交通系树大根深，不仅有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等诸多骨干，还有被称为龙、虎、凤、麟的龙建章、叶恭绰、任凤苞、关庚麟等一干才俊。
3、人和
周自齐对上对下的圆融和合，也每每是周学熙、熊希龄所难望项背的。
作为民国时期学有专长的少数专家型政治人物之一，袁世凯很早就已将其揽入自己的阵营。周自齐之所以能够成为与梁士诒和朱启钤并列为旧交通系三巨头之一，并在北洋政府中一路官运亨通，尽展所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袁世凯及其同党的鼎力支持和提拔重用。应该说，最高执政者的鼎力支持是确保周自齐事业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周自齐在财政部内的人和优势更是诸多前后任所不能攀比的。1914年2月至1915年3月，财政部各司长也多为交通系人物把持，如李景铭任赋税司长，陈威任币泉司司长，卢学溥任公债司司长，周作民任库藏司司长。而两位干练的次长张弧、张寿龄与周自齐也是配合默契，甘苦共尝。报界论道：“周总长之掌财政部也，无毁无誉，运筹谋划尽仰承大总统之指挥，勾稽考核胥惟两次长是赖。”
五、独断运筹
笼统说来，周学熙、熊希龄、陈锦涛、周自齐、李思浩等历任财长在税制改革上大同小异，“无非是整顿旧税、推行新税、划分国地二税等，均以西方财税理论为幌子，而真正意图在于财政榨取”。但在具体操作上，晚清与民国，一直存在着类似“急举债、快发行、速公产、徐专卖、缓募捐、慢征税”的筹款功利次序，但每一种设计又确实存在着相应的弊端甚至是隐忧，一如猛药必然伴生后患。毕竟，理财的最低境界是“头会箕敛”，最高境界该是“全省不及民而用度足”。可是，财政的空前困窘，又每每让理财家们荒不择路。纵使是身负多项理财专长的周自齐，也时呈无所不用其极之色。但是，从一些具体层面上，周自齐确实发挥出了其他的理财家忽视或者未及施用的一些本乎实际、着眼实用并能产生实效的招法、谋略、计策。这些随机而变、顺势而为、应时而化的小手段，反而是一个理财家的干才所在，即如唐朝刘晏的“视事敏速，乘机无滞。”
历史上的著名理财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作机械而笨拙的汲取，不行简单粗暴的征敛，而是充分运用各种既有效率又不造成明显民力损伤的曲折技巧。周自齐确实有当年管仲、桑弘羊、刘晏之风。传说他理财的妙招之一就是从英国贷款，到美国换成美元，然后再到英国转换成英镑，去购买廉价的日货高价转卖出去，赚回高额利润。这一点，不是颇具当年“均输”一般的风色么？可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周氏并不乏以商业诸手段谋取治政经费的实践。比如在1914年5月16日，周自齐便奉准开设物产证劵懋迁公司，资本100万元，官商合办，派王璟芳筹办。
周自齐上任之前的1914年年2月6日，袁世凯为整理财政，解决财政困绌问题特电令各省都督、民政长、巡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国税厅，称：“民国缔造，基础方成，将来之存亡生死问题，厥推财政。其在上年秋季以前，乱跟未拔，无政是以无财，至秋季以后，元气再伤，无财是以无政。”“开国之初。政尚宽大，自宜与民休息，不取烦苛。无奈债积如山，不得不权其利害轻重，与其日复一日受制于人，何如忍痛须臾，及早奋发。”“是以本大总统为整理财政为目前惟一之问题，并非聚敛取盈，实乃救焚拯溺。况今日用款均由预算登布，共见共闻，断无可容挥霍之余地。”“各省行政长官等将国家不得已之苦衷，随时晓谕人民，勿生猜疑。对于财政部新颁各项税则，如印花税法、验契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条例，所得税条例，皆取诸民者甚轻，而聚于公者甚巨，各省实力奉行之。属已有成效可征，务望实力奉行，以纾国家之难，不可沽名钓誉，亦不可畏难苟安。……切望各官吏将旧税迅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以顾中央根本。根本能固，枝干从之。各省地方情形不同，苟可自行筹划，为部令所不及者，但使不至病民，均可呈请核办”。这无疑是财政整理的进军号角，而受命兹时的周自齐自然就是开路先锋。
归纳周自齐1914年的理财手法，大略如下——
1、力倡财政统一
2、叫停分税体制
分税体制严格说来是中央和地方行政、经济、财政关系处于平衡甚至弱干强枝状态下的选择。一经君威整肃、财政统一，那吵吵嚷嚷讨价还价此进彼退权衡取舍的分税制就显得过分“客气”了。“民国三四年，中央威信，渐足以控驳各省，三年核定各省岁出入概算，将各省出入相抵，所有盈余之数，责令解部，恢复前清解款制度，是为中央旧有财源之一种。四年又将验契税、印花税、烟酒税、烟酒牌照税、牙税五项，定为中央收入，名为五项专款。五年扩张范围，加入屠宰税、牲畜税、田赋附税、厘金增加等项，改名中央专款”。“是年（民国四年）各省解缴中央之款，计银一千八百四十余万元。而中央应收之五项税款，计银一千一百十余万元。国家财政系统，已开始建立。”必须说，当威严集于中央，专款一定比分税制更有效率。
3、强化考成奖惩
基层财税官吏的工作积极性如何调动，贪污腐败如何监控，需要一些令行禁止的制度。周自齐接任财政总长半年后即连续制定了《征收厘税考成条例》、《征收官交代条例》和《征收田赋考成条例》三个专项文件，经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后于1914年9月12日颁布执行。
《征收厘税考成条例》的指导思想是“以比较为体，以奖惩为用”。所谓“以比较为体”，就是由各省财政厅根据本省的商业发展情况，会同巡按使在咨询财政部之后，确定本省应纳厘税的“比较额”。“比较额”又分“按月比较额”和“按年比较额”，界定办法是依据某年的厘税实征数额作为“比较年额”，逐月征收之数额即为“比较月额”，考虑到税额的稳定性和各省商业发展的变动性，“比较额”三年变更一次，但额度一旦确定，则地方官必须严格执行。所谓“以奖惩为用”，就是责成有关部门对各省的征收官分别依据“比较额”进行季度考核和年满考核，其中季度考核中优秀者，以增收之成数累次记功，短收不及一成者记过一次，短收一成以上者则撤销职务。年度考核中优秀者，根据增收数额发放劳绩金，短收一成以上者降职，短收二成以上者则撤职处理。除严格考评外，为了杜绝征收官中饱私囊，贪污税款，该条例还规定:各征税官“如有侵吞隐匿情弊，查有实据者”，一律“褫革官职，依法追缴”。
《征收官交代条例》首先对各省财政厅长、海关与常关监督、征收局长和县知事等地方官员在前后任交接时如何进行财赋移接进行了详细规定。按照该条例，卸任人员自到任之日至卸任之前一日，应将任内所管钱款的征收、上解和支出情况，印花税票的使用情况以及“官有财产暨物品；各种文卷、表册、薄记”等一干财务造册登记，并会同监盘员一并移交接任者。接任人员则应于限定时日内将所接受的各项财务编造表册，与卸任人员办理结交手续并详报财政部备案。为杜绝卸任人员拖延推诿甚至趁机弄虚作假，该条例还规定:卸任人员如不能及时造册移交，逾限一月者记过一次，逾限两月者记大过一次。卸任人员如交代不清，逾限在两月以上者勒限追缴，并褫革官职。逾勒限之期仍不缴清者，除褫革官职外，并查封私有财产，若抵偿不足，仍依法追缴。对于接任人员而言，如果发现卸任人员交代不清却不能对其及时揭报，或者卸任人员交代已清而本人却延不结报者，也要给予记过或记大过处分。对于利用交接之便乘机舞弊者，除罢黜官职外，还要如数赔偿“亏欠侵吞之数”。
《征收田赋考成条例》为了鼓励地方官员积极催征田赋明确规定，县知事完成催征额一千元以上不及一万元者记功一次；一万元以上者记功二次；二万元以上者记大功一次；三万元以上者记大功二次；五万元以上者记大功二次，并请传令嘉奖;十万元以上者进级，并请传令嘉奖。对于各省财政厅长而言，催征田赋不及五十万元者记大功一次；五十万元以上者记大功二次；一百万元以上者进
级；二百万元以上者进等。对于监督财政的各省巡按使，催征田赋全部完成者，由财政部呈请大总统颁令嘉奖。为确保工作效率，避免懈怠推诿，该条例对影响田赋催征者也列举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县知事未完成任务，一分以上者减三月俸十分之二；二分以上者减半年俸十分之二；三分以上者减一年俸十分之二；四分以上者降等；五分以上者褫职。依此类推，各省财政厅长和巡按使如果不能如期完成既定催征额，也要一并接受惩处。
4、经办内国公债
5、慎重处置官产
民初北洋政府本着“国家至上”的原则，将关系国计民生的道路、运河、邮电、供水、铁路、矿山、银行收归国有，堆建所谓“国家财政”。收归国有、官有政策成为袁世凯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中心。周自齐对于“机船路矿行”五类官产、官业时，遵行交通系以经济挹注财政的惯行原则，“凡官产较多之省，先后设立专处，从事变价，以增入款”，亦有所成。1914年3月，周自齐呈请袁世凯修正《清查官产处章程》。呈文称：“窃维国家岁入，除租税外，官产亦几为一大宗。当此财政困难之秋，自应设法清查，以资整顿。去岁曾经本部呈请设立清查官产处在案。惟机关既系附设，办事员多属兼差，办理数月，稍具规模。迄今事务日繁，亟应随时改组，以期进步，就旧有清查官产处章程重行修正，特派参事李士熙总办其事，责有攸归，进行较迅。查中国官有土地及其他各种收益，官产散处各省，不知凡几，苟清查得有确数，随时估价出售，人民既得恒产，国家亦藉增收入，国计民生，两受其利。此项收入之多寡，全视各处办理为转移。”
6、检点税收潜力
周自齐接任财政总长后，努力从即有税收资源中挖掘可能潜力，先后建立专门机构“整顿旧税所”“筹办新税所”“杂税整理处”，分门别类且专心致志地积淀收入由头。其于1914年2月24日上递大总统的“呈请”中说：“今财政困难，已臻极处，自宜迅即整顿租税为根本救治之计。本部总辖税政，原有赋税司之设，现当改革之初，计划筹措，自以暂行另设机关为宜。”10月27日又通过国务卿呈送“杂税整理处”章程：“查烟酒本为奢侈之品，销途既广，集税较易。各省契税，本为岁入大宗。西北一带，牲畜向征巨税，只以税率纷歧，章制不一。故整理颇有为难，兼之办事机关，各省互异，权限不清，虽迭经本部督促改良，进行仍觉迟缓。兹拟在部附设杂税整理处，以为统率之总枢，各省则于财政厅附设分处，酌派坐办，以期指臂相承，事权归一。”
“整顿旧税所”直辖于财政部。其主要职责，一是调查现有旧税的种类及收入总数并分析其积弊原因;二是规范管理办法，杜绝各种不法行为;三是协助各省长官解决征税困难，并负责各省征税官吏的考核。该所成立后即开始着手整理旧税，因“我国旧有之税，向推田赋、厘金、常税三种为大宗”，所以整理旧税也是以三大税为主。据贾士毅所著《民国财政史》统计：1914年，周自齐通过整理田赋增加收入562万元，通过整理厘金增加收入3865万元，通过整理常关税增加收入627.2万元。
贾士毅回忆：当时财政部有两项措施值得一提。一是劝募公债，一是催征验契。1913年10月财政部既已发布的《统一契纸章程》宣布了“验契”行动的开始。章程规定：（1）凡章程施行以前之不动产旧契，无论已税未税均应一律呈验注册，给予新契。每张收纸价1元，注册费1角。契价在30元以下者，只收注册费。（2）买卖、典当新契，仍照前清契约章程办理，不再收验契纸价。（3）呈验期限为6个月，逾期加倍处罚。民国三年一月，颁布了经周总长策划率属研订的验契条例。此次验契果然取得巨额收入：1914年全省26省区共实收验契费3182万元。
7、交涉盐税余款
民国初年的盐税收入大为增加，存放于五国银行的盐款除偿还借款外尚有部分剩余应放还中国政府，但五国银行团为了操纵中国财政运作，往往以垫支借款准备金为由，拖延甚至拒绝向中国政府移交盐税余款。周自齐充分发挥其个人通晓国际法并擅于外务的优势，与五国政府多次严正交涉，认为既然《善后借款合同》
中没有所谓借款准备金一说，则盐税余款放还中国政府就是理所当然。在周自齐的努力斡旋和一再争取下，五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将盐税余款按时拨还北洋政府。
如1914年放还盐税余款为31304818元，1915年为27523066元，这对于缓解北洋政府的财政紧张局面大有助力。
8、目注琐细空间
周自齐的理财，总有一些细致入微无微不至的局部动作。如苏全有等归纳的：其一，在地租方面，周因循前例，如在视察绥远等地后周建议总统“代征察防公分地租及太仆寺牧地租项应仍照旧征解”。其二，在税收方面，周自齐主张缩减税种，周曾“呈请取消国税地方税名目以便支配而利进行”。其三，周着力整改经济部门的归属问题:财政方面，对于热河地区的财政部门“周自齐呈改设热河归绥财政分厅”;银行方面，“周自齐呈请将中国银行改由部直辖”，周另“呈大总统酌拟边业银行改组办法将官股拨归本部统辖”。其四，在银钱制造发行方面，周氏亦是有序处理:在上海设立造币厂一事上，周呈请大总统“先行派员筹备”，针对社会此前此后对钱币需求相异的情况，周氏先是“呈请限制各省官银钱行号”，而后“呈大总统为整理金融短期公债添印壹圆票以利推行”等。此外，周自齐还对政府员工的薪金、盐款的调配、政府资金的积欠等经济问题进行了整顿。周自齐还曾经通过整理币制谋求对财政情况好转的影响，在其努力下，各省铜元局与银元局均下令裁撤，其保留者内地仅有七处（另有新疆迪化、喀什噶尔两个情形特别地方），也下令一律限铸。
六、事后评说
具有超强执行力的他天然是一个“作官”的材料。而且，他未必是贾士毅传言中的“官迷”，毕竟，他所执役的每一份职任，即便跻身劝进者流，皆为北洋正统，颇具“从一性”。这一份政治上的操守，远非南京临时政府的官可作、北京政府的官可作、国民政府的官可作、汪伪的官可作的陈锦涛、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可比。自然，没能活到国民政府成立和日寇入侵，也铆定铸成了他的这一操守。可恰是超强执行力这一素养，让他的1914年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正视惶惑，矢志勃发，终不负北洋著名理财家之名。从其每一项微观动作而言，尽皆收入真金白银，其用尽浑身解数，不过盈余3000万两。试想其稍有怠慢，又将沦于其前后任亏缺之局。如此更可以推断，周自齐的1914年竟是何等难得。
周自齐身处孳生了“洪宪帝制”的乱世，又曾经为袁世凯鞍前马后极尽理财之能，自然免不去他身上的重重争议，这也是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及时代局限的或然、应然、即然所趋。抽象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迷雾，质论具象领域，我们仍然必须说：周自齐是一位身处北洋财源支离状态下一位不可多得的理财之选。即便置诸中国历史的全座标，他的1914年，仍是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