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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3黑龙江
文/慧心引力佳
编辑/慧心引力佳
中国自古都爱喝酒饮茶，应该如何评价酒文化，从古到今都存在不小的争议，而提到茶文化，显然没有多少抵制、批判的声音，特别是与历朝历代热衷于颁布禁酒令相比，禁茶令的颁布次数屈指可数。
仔细想来，虽说杜康难解真愁，但好歹能借助醉后的神魂颠倒暂时忘却忧虑，甚至能够忘乎所以，若是换成一盏清茶，喝下去可不能麻醉自己，那么，古人为什么对茶倍加青睐呢？
茶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最早称为“荼”，是一种野生茶树，乃西南地区特有的植物品种，古巴国、古蜀国皆有出产，并通过进贡的方式传入中原。
不过令现代人意外的是，经西周、东周直至两汉时期,茶在中原乃至原产地巴、蜀，基本上是作为一种药材，以熬煮的方式进入古人的日常生活。
大约从东汉晚期开始，古人逐渐将茶叶与药材剥离，将茶水归入充作消遣之用的饮料一类，将茶饼烤热捣碎以后，浇上沸汤，再掺入葱、姜、橘子等配料，“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现代人如果穿越回去的话恐怕难以下咽，然而这种佐以葱姜等配料、五味杂陈的饮茶方式在两晋时期非常流行，并从权贵阶层专享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饮食上的地域差异除了“南稻北麦”“南鱼北羊”之外，还有鲜为人知的“南茶北酪”，不过这项差异只是短暂地存在于南北朝对峙时期。
虽说茶饮在北方遭到奚落与嫌弃，但在南方完全是另外一番场景，除了历久弥坚、习以为常的因素，宗教对传播茶饮的助力也是不可小觑的。
具体来讲，佛教给茶饮赋予禅道的精神含义，道教更是将饮茶的功效吹嘘得神乎其神，诸如“轻身换骨”“久食羽化”等，直可与所谓的仙丹相媲美。
伴随南北重归一统、大唐盛世万国来朝，茶不仅迅速脱离了备受嫌弃的境地，还从物质层面的饮品跃升为精神文化层面的茶道，迎来了盛况空前的巅峰时代。
茶饮在大唐的盛行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茶饮的普及程度高，直可与米、盐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相提并论，第二，制作茶饮的工艺越来越繁复，以此体现格调，彰显茶道的精妙，第三就是《茶经》问世，标志着茶饮完成了理论上的升华。
《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唐朝已经出现“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的盛况，但客观来讲，茶饮的消费群体终究是以中上层人士为主。
进入宋朝之后，茶饮才真正普及到了上至王公权贵、下至贩夫走卒的社会各阶层，用王安石在《议茶法》里的话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陆游的一首《春耕》有云：
今年液水满西畴，父老人人下有秋。
只要耕犁及时节，襄茶买饼去租牛。
由此可见即便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农夫，恰逢春耕时节出门去租借耕牛，也会顺带着“裹茶买饼”，可见饮茶文化的群众基础有多么坚实。
正因为如此，宋朝推行“茶官榷”（即茶叶官营）制度的力度可谓空前，朝廷当时在水陆交通便利的六个地方设立了“榷货务”，又在茶叶的主产区淮南设置了十三个山场，这六务十三场便具体负责茶叶的征购、储存和批售业务。
种茶、产茶的农户在当时被称为“园户”，隶属于十三个山场，官府每年预付一些钱给这些园户，称为“本钱”园户则按照官府分派的数额进行茶叶种植、采摘和加工。
然后将一部分成品作为租税上缴官府，其余则由六务十三场征购，在抵扣掉本钱和利息之后，园户便可以获取一定的收益。
不过如果茶叶产量没有达到官府分派的数额，园户除了如数偿还本钱之外，缺额部分的利息也要照付不误。
六五十三场完成征购以后，便将茶叶批发给各地茶商，流转到终端市场，需要说明的是，大大小小的茶商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向官营机构购买茶叶。
而是得先去设在京城的“榷货务”缴纳现钱或金帛，换取相应数量的所谓“茶引”（相当于茶叶的提货单），等到茶叶征购来以后，才能到指定地点提货。
也就是说“茶官榷”它带有半官营的性质，官营机构只垄断征购权和一级代理的定价权、经营权，不允许茶商与园户直接发生交易，但从二级代理直至销售终端，则允许茶商自主定价、自主经营，当然也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
宋仁宗庆历年间，朝堂上围绕“弛茶盐之禁”的话题展开过异常激烈的辩论，直至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仁宗赵祯才正式颁布由欧阳修奉旨起草的《通商茶法诏》。
法诏中废除了“茶官榷”这项“为陷阱以害吾民”的政策，将茶叶的经营权完全交给市场，官府仅向园户、茶商收取相应的赋税。
到了四十多年后的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臭名昭著的奸相蔡京执掌朝政，认为废除“茶官榷”以来，“四十余年，利源浸失”，又力主恢复了“茶官榷”旧制。
虽说朝廷与民商争利的吃相十分难看，但热衷于寻觅生活情趣的宋朝士人似乎并未受此影响，他们除了将茶饮用来待客、消遣之外，还把最早始于唐朝宫廷之内的“斗茶”玩成了一时风尚。
简单来讲，斗茶就是结合茶汤的色泽、泡沫的均匀度和持久度来评判各自茶艺的优劣，这种高雅的玩法不仅深得范仲淹、苏东坡、黄庭坚、蔡襄等官宦名流青睐，就连“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赵佶也热衷于此，还写下一篇《大观荼论》进行专门论述。
与南北分治时期游收民族普遍排斥茶饮不同，元朝虽然由来自草原的蒙古族人建立，贵贱同好、老少皆宣的茶文化却依然盛行，还发展成了人们日常家居必不可少的饮食之一。
现代人熟知的俗语—一“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最早就出现在元代杂剧散曲中。
坊间茶饮的流行程度，在元朝丝毫不输在先前的唐、宋两朝，以京城大都为例，时人有诗云：“茶楼酒馆照晨光，京邑舟车会万方。”
元代散曲、杂剧中的茶坊、茶肆场景，更是不胜枚举，譬如《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里写到一对夫妻在岳阳楼下开茶坊，“南来北往经商客旅，都来我这茶坊中吃茶”。
除了沿袭唐、宋时期的茶艺、茶道，元朝人还习惯用“茶褐”“茶色”形容物件，这在杂剧散曲中同样层出不穷，说明茶饮与时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密不可分了。
转眼来到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一道“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的诏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荼道的走向。“龙团”是“龙凤团荼”的简称，也就是印有龙凤纹饰的茶饼。
从宋太宗时期开始，这种稀有而高端的茶品便成为专供官廷享用的贡茶，《万历野获编》载，打得天下坐江山的朱元璋是穷苦人出身，认为采摘茶芽做成茶饼，不仅工艺繁复、劳民伤财，还助长了斗茶之类的玩乐习气，索性下诏罢废。
至此在唐、宋、元时期流光溢彩的煎茶、点茶、“茶百戏”等技艺近乎消亡，市面上只剩下采茶芽后杀青制成的散茶，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最后来说一说禁茶令，这样的禁令确实是太罕见了，与历代统治者热衷颁布禁酒令不同，在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中，只有《金史·食货志》记载了两回禁茶令，这两道禁令前后间隔仅十余年。
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喝茶习惯，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北魏朝的孝文帝再怎么奚落南方来的王肃，在大小宴会上总归还是会摆上一些茗饮的，更不用说后来的蒙古统治者入乡随俗，继续将茶文化发扬光大了。
反观金朝统治者同样出自塞外，为什么偏偏要跟茶叶过不去？归根到底，其实是被钱逼得如此。
原来当时的金王朝虽然盘踞在中原，但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军事上干不过咄咄逼人的蒙古，一开战就挨人家收拾，经济上则被赢弱而顽强的南宋拿捏得死死的，每年的贸易逆差大得惊人。
特别是金朝上下嗜好茶饮，“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
这令金朝统治者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茶乃“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每年好不容易从南宋那里敲诈一点岁币回来，结果仅茶叶交易一项就给倒腾出去了大半，“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砸自己的饭碗，岂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出于削减贸易逆差的考量，金章宗完颜璟于泰和五年正式颁布禁茶令，禁止七品以下官员及普通百姓购买茶叶，有资格购茶的官员则不得转卖或者馈赠给他人。
到了第二年，南宋因北伐失利而求和，大幅增加岁币额度，金朝财政略显宽绰，便相应废止了此道禁茶令。
金宣宗元光二年，随着蒙古人步步紧逼，金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被认定为“非饮食之急”，徒耗金帛的茶叶再度被禁。
并且被禁的范围扩大到五品官员以下，并规定“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这道异常严厉的禁茶令一直执行到金朝灰飞烟灭，方才自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