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老北京市民生活的典型环境，整日“泡”在其中的老北京市民其实是在享用一种生活方式。老北京茶馆独具的景观和风貌也折射了老北京与其他城市有别的文化精神。
老北京把专卖酒的店叫做“酒铺儿”。但使用这一名称有点过于狭义，北京的老住户心目中的酒铺儿，实际上多指以卖白酒、碗酒为主，带点佐酒小菜的小铺。对于专卖南酒（如绍兴老酒）而又不卖碗酒的，则另有“南酒店”之称。除南酒店而外，形形色色卖碗酒的可以概括地说都属于“酒铺儿”一类了。
酒铺设座卖碗酒大多数备有酒菜，也有柜上不备菜要酒座儿（酒店称来店喝酒的人为酒座儿）自带的。据说早期的酒铺形式是不备菜的，而备菜乃是适应顾客需要后来形成的。依笔者观察，此说似有几分可信。笔者三十年代曾见北新桥雍和宫大街报恩寺胡同口外有一家“恒聚永”酒店是不备菜的，而在已普遍论两打酒的当时，这家店还按容器卖酒。按器卖酒是北京地区卖散酒的一种老形式，我记得这种容器是特制的粗瓷小碗，人们叫它“一个酒”。当时有人曾告我这一小碗的容量，约有二两（16两一斤）多一点。当时北京卖散酒的量制，似乎处于过渡时期，有些老铺子在论两打酒的同时也论碗卖酒，只是容器有别。顾客要“一个酒”，就用那种粗瓷浅形的小碗盛；若论两打酒则用一般酒盅儿以示区别。但是，这种较古老的卖碗酒方式，三十年代我在北京所见不止一两处，记得多是在那些只卖酒不卖菜的店里。例如，前外大栅栏东口的“同丰”，就是不卖菜而专以酒好闻名的小酒铺，三十年代后期他家还保留论碗打酒的遗风，然而柜台上已摆出一大盘煮玫瑰枣或煮咸栗子什么的供客下酒。
不过，对饮酒有较深爱好的人们来说，那些不备菜酒铺里的酒是略好一些的，至少酒里面不含代用成分。因此有些人情愿带一包小菜到那里立在柜台旁喝一杯酒。也正如酒铺主人说的，他家是以酒招徕顾客，而不是以菜招徕顾客的。
北京带卖菜的酒铺，是以所谓大酒缸为代表的，这是一种山西人经营的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商铺。这种酒铺在北京的闹市中心大量分布，几乎北京城内一些重要街道都有，如东四、西四、鼓楼以及各城门口附近的大街上处处可见。铺内以酒缸为桌，涂着红漆的缸盖当作桌面，这种设备本身就起着招徕作用。酒的品种也较齐全，备有自制时鲜素菜，物美价廉。尤其柜前柜后清一色山西人，服务态度热情周到。“晋人善卖”信非虚语。
记得东四牌楼十字路口迤南路西有山西人经营的大酒缸两家，竟日门庭若市。其门外又有卖炸虾、爆肚、爆羊肉等佐酒肴品的摊商数家，顾客终日摩肩接踵，使东四市面形成一个饮食业的繁华中心。
“大酒缸”之名始见于清嘉庆二十四年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烦襟何处不曾降，下得茶园上酒缸”及道光二十五年杨静亭《都门杂咏》：“严冬烤肉味堪饕，大酒缸前围一遭”。可见大酒缸在北京至少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自有大酒缸以来，北京酒铺的面貌为之一变。若干年后北京市面上再也找不到以容器计量卖碗酒的了，连不备菜的酒铺也淘汰了。
北京酒铺中还另有一种“茶酒馆”，多设在城外关厢等比较幽静地点或郊区风景名胜之处，人们叫它“野意儿”。它设有茶炉茶具，亦兼卖酒，备些简单小菜。以便到郊区来的旅客在此休息喝茶，这种“茶酒馆”城内并不多见，记得三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初，银锭桥东前海北河沿有个“集香居”茶酒馆，这个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
这家“茶酒馆”位于现在“烤肉季”的对面偏东，即“烤肉季”原址之东隔壁，为一木结构瓦顶二层小楼，门首榜曰“临河第一楼”。主人杨姓，老北京，此馆卖茶兼卖酒，人俗称为“小楼杨”。而“集香居”之正式字号反不传。昔以“苏造肉”名，后因物价日涨，营业不振，“苏造肉”遂停而不做，只佐酒凉菜数种。楼上四面有窗，略可远眺。有诗社例会于此，四壁题咏甚多，今尚忆有名画家林彦博及满洲庆博如（庆之名见于近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此人抗战期间在北京）之作。
笔者曾闻主人杨叟自言，其兄某曾供职清宫造办处，家藏有苏造肉全份佐料处方，故所治苏造肉与一般饭馆迥殊，但配这种中草药剂价格昂贵，小酒铺使用不起，因之停止供应。“集香居”酒铺濒临什刹海，当年与“烤肉季”比邻而居，相得益彰。夏秋之季来游什刹海者，欲小酌如上“会贤堂”当然酣畅，然非贫士所能问津，不如来“小楼杨”坐坐，同样可领略什刹海一隅的景色而所费无多。惜主人杨叟是个不治生产者，经营没能很好发展，于解放后停闭。此为城内“茶酒馆”之值得一提的。
经营南酒的另为一行。北京过去的南酒店如隆福寺街的“长发”，西单的“长生”、“长春”、护国寺街西口路东的“柳泉居”等都很有名。它们主要靠北京官场中的宴会，一些富户办喜事、做寿筵及旅京南方顾客维持局面。在饭馆请客会餐时也往往有另外在南酒店叫酒的。南酒店从来不卖散酒，但听说在清末民初之际，“柳泉居”常有熟识顾客来店借碗打酒在酒店饮用的。后来，随着解放前北京市面经济逐渐衰落，南酒店的生意首先遭受影响，几乎无法维持，于是有的改变经营方式，改成卖散酒的一般酒铺，有的关闭停业。北京解放前夕南酒店只剩很少几家，倒是适应劳动群众需要的小酒铺还在艰苦地支撑着。
北京历史上不但人口众多，而且有钱有闲之人甚多。不同阶层，不同的追求，对茶馆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北京历史上茶馆类别之多，位居全国的榜首。概而言之，可分为大茶馆、野茶馆、棋茶馆、书茶馆、茶棚、茶楼、茶社……■大茶馆老北京的高档茶馆，茶客均是不失斯文的长衫帮人物。京旗民众之中的上层人士，官员之中的下层人士是大茶馆中的主体，商贾之人亦经常光顾大茶馆。所谓大茶馆，首先是规模大，格局气派。大多是临街有五间门面房，称之为前厅，内设柜台和大灶，门面房的后面是个四合院，院中搭有罩棚(天棚)。和门面房相对的称之为过厅，过厅两侧的厢房和过厅后面的后堂设“雅座”，大罩棚下设“散座”。“雅座”是上层社会社交的场所，“散座”是大众化的场所，茶客们以品茗为主。
今天，在北京的街市上，找一家专门卖酒的小酒馆，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虽然，一些卡拉OK歌厅和大酒店的酒吧间，有零酒可卖，但这非一般工薪人员可接受。况且，这些地方系“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指望卖些零酒赚钱。
远的不说，仅在40年前，北京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到一些小酒馆。大酒缸酒铺因酒馆里的“桌子”是一个大酒缸而得名，缸上盖有木板，顾客进得店门，坐在大长板凳上，就着大酒缸小饮。昔日，我家对门有一家这样的小酒馆，店主姓郝，系山东人。小酒馆仅有一间门脸儿，房间不大，只放着三个大酒缸和几条板凳。店主的柜台在最里面，木制柜台上摆着酒坛子，柜台下也是酒坛子。在柜台的一头上摆着酒菜，无非是开花豆、豆腐丝、猪头肉、肉皮冻、炸饹盒等几样。
柜台后面有一小门，通往“内室”，小门没有装门，一年四季都挂着布帘子。在柜台上还歪歪扭扭写着“太白遗风”四个字。听说，早年老郝还在门口挂一酒幌，上书“不知何处是他乡”七个字。不过，在我记事时，这个幌子早就不挂了。
和鲁迅先生笔下的鲁镇酒店大不相同，郝记酒馆没有伙计，来此小饮的人没有孔乙己这样的读书人，也没有下田耕作的农民，只是附近的一些邻人，如拉洋车的、巡警和一些闲人。在酒客中略通文墨、有些文化的是在隆福寺街开卦馆为人算命的王先生——他头发花白，人们都称他为“白菜脑袋”，想必是个绰号。
这种小酒馆最好的酒是竹叶青，其次是白干，而卖得最多的是几分钱一两的“高粱烧”和绍兴黄酒。在老北京，像这种小酒馆有数千数百，我家附近的那家不过是这种小酒馆中的一个。但它还不算最有代表性的，和真正的大酒缸还有些区别。
大酒缸，在“北京通”金受申先生眼里是这样的：“大酒缸是北京味十足的好去处。经营大酒缸的人，以零卖白干为主。贮酒用缸，缸有大缸二缸、净底不净底的分别。缸上盖以朱红缸盖，即代替桌子。”（《老北京的生活》）这和前文所叙述的酒馆（虽然亦称大酒缸）的区别是经营者不是山东人，而是山西人。
山西的杏花村汾酒及竹叶青酒，很早就享誉神州，在旧北京时代，北京饭馆、酒馆的酒，大多来自山西。而山西人卖酒亦是很自然的事。老北京的大酒缸“所以能号召人，是在小碟酒菜和零卖食品，不但下层阶层欢迎，就是文人墨客也以为富有诗意，喜欢前去喝二两的。”大酒缸的下酒菜，有“自制”和“外叫”二类。所谓“自制”，便是大酒缸自己加工制作的炸、煮花生米、老腌鸡蛋、豆腐干之类，而且随着四季的变化，加入一些“时令菜”，如拌黄瓜丝、小葱拌豆腐之类。
一些大的大酒缸还备有厨房，可供应“钲爆羊肉”、“钲炖鱼”的热酒菜。所谓“外叫”的酒菜，并不是叫店伙去饭馆、饭庄去叫菜。进大酒缸饮酒者，多为平民百姓，并无多少富裕钱。所谓“外叫”，无非是从大酒缸门口摆摊或走过的小贩手中买些猪头肉、驴肉、羊头肉之类的酒菜。富裕一点的酒客至多叫店伙去端一碗水爆羊肚、“苏造肉”一类的风味食品。
中国人喝酒与欧美人不同，颇重视下酒菜，大酒缸有如此丰富、廉价的酒菜，天天酒客盈门，每逢黄昏之后，更是热闹非凡。酒足”尚须“饭饱”。一些大酒缸，比如东四牌楼恒和庆等处，还有山西风味的刀削面卖。带卖刀削面的大酒缸，也有饭馆的功能和规模，这种大酒缸门口备有一大火炉，炉上有一煮面铁锅，水永远开着，遇有酒客酒足之后要吃主食，店伙便会削一大碗刀削面条端上。当年刀削面的滷，最为实惠，净是大肉片子。
大酒缸的酒，以白干酒和露酒为主，酒是装在黑色的“马蹄碗”里，每碗至少有二两（当年16两为一斤），端起来豪饮，颇有诗意古味，使人想起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来。
开大酒缸多为晋人，晋人善精打细算，但在经商方面却很讲道德，不赚不义之财，像在酒里兑水和在酒菜上做手脚的事，是不干的。大酒缸的“照顾主儿”都是些回头客和熟人，在酒中兑水的事是在砸自己的牌子，这种赔本儿赚吆喝的事，他们觉得不合算。
在老北京，卖酒的铺子很多，二荤铺、小饭馆，乃至油盐杂货店里都有酒卖，而且都备有桌椅让酒客坐着喝。但是，惟有这大酒缸最有风味。近人邓云乡先生在其《燕京乡土记》中，对大酒馆有一段诗意的描写，读起来让人回味悠长。他写道：“在风雪之夜，北风呼啸的马路上，或者胡同拐角处，远远地望见有个透出红红灯光的小铺，那就是大酒缸，去吧，那里有温暖，进去买个酒吃吧！”
旧北京大酒缸卖酒时称“个”，而不是称“两”，所谓“一个酒”，就是用酒提子从酒缸中提，提出的酒倒入粗瓷碗中给酒客。小提一提一两，倒入碗中谓之一个酒，两提二两，谓之两个酒。
大酒缸是北京旧日街头一景，这种酒铺虽有字号，但人们以大酒缸称之，可谓京风京味。在这种大酒缸里饮酒小酌，颇有温暖、随和之意，故而，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等小说中，多次描写大酒缸，可见影响之深。
在大酒缸之外，北京还有黄酒馆、南酒店和露酒庄之分。黄酒馆专卖山东黄酒、山西黄酒和北京黄酒。黄酒馆里卖的是低度酒，饮者多为京城老者和一些闲人，这些人一碗酒能喝上半天，所谓下酒菜无非是自带的半条黄瓜、一块豆腐干而已。这些人喝酒往往结伴而来，坐在酒馆里“说塔又说山，说完北海说西单”，聊起来没结没完。黄酒在冬天要喝热的，有时半碗酒要热好几回，黄酒馆净是这些主顾，自然难以维持下去，清末之后，大多关门或改营南酒。
南酒馆不卖碗酒，那些喜欢喝一碗酒就可“泡”上半天的“燕市酒徒”在南酒馆里没有用武之地。所谓南酒，即今日之绍兴酒。绍兴黄酒有花雕、女贞两种。南酒馆的酒是论斤和论坛售卖，酒馆开在饭馆附近，在饭馆里用饭的人要喝黄酒，便让饭馆跑堂到附近的南酒馆里去买。
旧北京南酒馆中的佼佼者，当属隆福寺街长发号、八面槽长盛号、北新桥三义号等南酒馆。民国之后，有的南酒馆效仿大酒缸既卖零酒，又卖酒菜，却也红火过一阵子。
露酒庄主要卖诸如“莲花白”一类的药酒，旧北京海淀镇上的仁和酒店的莲花白酒最佳，断档几十年后，前几年又恢复了。露酒庄的酒只是批发，少有零售，更不卖散酒。
北京的商市，少不了酒，也少不了酒馆，但惟有昔日的大酒缸让人难忘。大酒缸式酒馆在“文革”前已销声匿迹，像东四的恒和庆之类酒馆，在50年代便划给了饮食服务公司，以卖饭为主了。其它的大酒缸命运大概亦如此。至于前面提到的山东人小酒馆，也关门快50年了。
大酒缸不存在了，但留在了老北京的记忆之中。
过去，自来水普及前，京津等大都市居民主要饮用河水，人们或自己或雇工到河边挑水。受雇工启发，便有人自备水筲、扁担，挑水至城中出售。后来，为节省劳力，增加供水量，卖水者又先后改用独轮车、人力或畜力双轮车运水，还建有储水的水房。双轮水车上装有长方或长圆形木箱，顶盖前方有约一尺见方的孔，是装水口，后挡板下方正中有一小圆孔，有的还装有竹管，这是出水口，装水时用木塞堵住。水箱一般长四尺，宽二尺，高二至三尺，装水十余挑。
除因距河远近水价不同外，冬天道路冰滑，运水艰难，水价也高于夏秋。为便于收费，卖水人都备有一种有个人标记的竹牌，按冬日水价预售给用户。譬如四文一挑，用户花四十文买十个竹牌，可陆续换十挑水。后来竹牌变为拉主顾的工具，你买了他的牌子便不好再买别人的水。
卖水人除收取水费外，还以三大节的“节礼”，冬日雪后的“酒钱”等形式，向主顾讨要报酬。如遇主顾家有婚丧大事或寿日，用水多，要保证供给，卖水人所讨“酒钱”、“道喜钱”、“拜寿钱”要比雨雪天高出几十倍。
为稳定主顾，确保收入，卖水人划分了销售区域，自己的区域不容他人染指。卖水者如不再经营，可将原主顾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