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神医——简公佛……………………………………………………………梁谋（1）
广东草药专家沙湾何其言………………………………………………………梁谋（4）
清代名医——潘名熊…………………………………………………………陈铭新（6）
八代妇科名医金麒麟…………………………………………………………黎樵燊（8）
何家耀一门七代从医忆旧……………………………………………………何润霖（13）
民间名医陈九姑……………………………………………………黎应榆谢权治（18）
四代从医的回忆………………………………………………………………梁俭光（20）
五代从医济世慈航——江氏中医世家事略…………………………………梁栋（26）
沙湾西医第一人何璧若………………………………………………………何润霖（30）
刘敬时与孔沛然——晚清时两位番禺籍穗港中医名宿……………………李嘉荣（32）
香港名医黎端宸………………………………………………………………黎应榆（36）
悬壶济世两儒医…………………………………………………………………陈铭新（40）
“一生不受古人欺”——谢香浦小传………………………………………金名辑（44）
杏林一脉五代相承——记杨遇安医家一族………………………………………张弛（47）
黄达平医师二三事………………………………………………………………杜振权（52）
石桥名医——谢家济……………………………………………………………谢国豪（55）
港胞名医李炳森…………………………………………………………………李小松（57）
“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张竹君…………………………………………何润霖（60）
中医治喉病名医——吴佐周…………………………………………番禺中医院供稿（65）
紫坭岛上“仁生堂”张氏一门五代行医轶事…………………………………何润霖（67）
杏林春满献芬芳——记名老中医黄省三的一生…………………………黄永俊黄笈（71）
悬壶济世心似佛——番禺名老中医黎萃拔………………………………黎汉津黎应榆（77）
岭南名医梁翰芬……………………………………………………………………梁谋（84）
番禺人民医院医师第一人——记著名西医师王祥英…………………………王华杰（86）
贱药能治病妙手可回春——记老中医黎陶逸…………………………黎润波梁谋（90）
传承祖国医学承担社会责任——回忆父亲梁翕光中医师……………………梁小曼（94）
著名骨科名医邬汉生……………………………………………………………邬淑仪（101）
番禺名中医关南溪先生…………………………………………………………黎如白（102）
名中医万寿事略……………………………………………………………………梁栋（105）
番禺名中医——朱业桓…………………………………………………………朱启堂（113）
钟村名医——区宗汉……………………………………………………………区定日（115）
一代儒医罗抱一…………………………………………………………………罗华英（118）
奇难杂症名医邓敬芬……………………………………………………………张松生（120）
一位名老中医走过的路——忆父亲吴驭周……………………………………吴秉衡（122）
正骨医师黄达庭……………………………………………………………梁谋屈九（139）
好问成庭训四代世医家——名老中医周展程记略…………………………何侃基（141）
岭南针灸名医韩绍康…………………………………………………………韩兼善（147）
以驱寄生虫立名的医生张泽霖………………………………………………张丛生（151）
献身为国济世医人——记名中医梁俭光…………………………………许星威（157）
三代世医——苏惠民…………………………………………………………苏志成（165）
中国妇科著名专家梁毅文………………………………………………金名梁谋（167）
西医名医——区伟卿……………………………………………番禺区中医院供稿（170）
广州名医刘亦康……………………………………………………………梁谋屈九（171）
著名中西医师关銮……………………………………………关涛?陈伟光谢洁瑜（175）
周英自学成名医…………………………………………………………………谢权治（180）
毕生全科歧黄济世路——忆家父黎逢春业医生涯…………………………黎照球（182）
沙湾名医何兴华………………………………………………………何品端何润霖（193）
百年医武世德传家——记禺山杏林寿星李维铎先生………………………张弛（198）
部分名医小辑
薛大庆…………………………………………………………………………………（202）
莫显诚…………………………………………………………………………………（203）
崔必钰…………………………………………………………………………………（205）
冯永健…………………………………………………………………………………（207）
陈礼…………………………………………………………………………………（207）
方洪石…………………………………………………………………………………（208）
黄九…………………………………………………………………………………（209）
孔继溶…………………………………………………………………………………（210）
赵复祥…………………………………………………………………………………（210）
编后记…………………………………………………………………………………（212）
传奇神医——简公佛
□梁谋
简公佛诞，在每年第一个甲子日（俗称初甲子）和每年的最后的一个甲子日（俗称尾甲子）。每逢初甲子日前的一天晚上约八、九点钟时，四乡善信云集，在简公佛庙虔诚供奉，香火鼎盛，有来自顺德、南海、广州及港澳的善男信女，高峰时达数千人之众。
①注一：“延寿寺”位于石碁镇茶东村，毁于上世纪20年代。
②注二：位于钟村镇现祈福新村内。
③注三：简公佛庙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期间受到较大的破坏。
广东草药专家沙湾何其言
在明代，广东曾出现一位草药专家何其言。他是番禺沙湾人，字克谏，号青萝山人。何其言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二十六七岁时，明亡，他不甘事清，遂隐居于沙湾附近的青萝嶂，采药著书，种花酿酒，终其一生。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有诗描写他的生活：“青萝山中有茅屋，土墙蛎径幽人筑。春来屋内屋外花，客坐前山后山竹。盎头良酿开数升，架上素书闲一束。”读此，也可见其为人。他不独志节高矫，且能作诗，又常采药救济邻里。陈恭尹为他祝寿的诗写道：“姓名不愧何高士，甲子终虚宋永初。七字题诗成白社，千峰采药散比闾。”更赞其“落落乾坤觉汝贤”。（见《独漉堂集》）可见他为陈恭尹推重之深了。
他熟识草药的品种，后来又拜一位道士为师，他经过研究与实验，写成《生草药性备要》二卷，书中所记之药都是广东土产，而又为《本草纲目》所未载。卷上有“七叶一枝花”等149种。卷下有“千子斗”等164种。每种注明药性与疗效，便于参考。此书有康熙二十年刻本，后来又有守经堂、丹桂堂、壁经堂刊本。
西湖沈季龙曾著有《食物本草》，何其言认为病从口入，误食足以害生，于是与其侄省轩进行辑补考证，把可以作为家庭饮食参考的材料写成《增补食物本草备考》二卷。上卷“水类三十条”，“谷类三十四条”，“菜类八十条”，“果类六十条”。下卷“禽类四十二条”，“兽类三十二条”，“鱼类七十二条”，“味类二十八条”，附食治方十四条。
何其言写过两种书，对于祖国医药及饮食卫生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
清代名医——潘名熊
□陈铭新
潘名熊（1807～1886），字兰坪，番禺西村（今化龙镇西山村）人，秀才，为清末岭南著名温病学家。潘氏儒医出身，喜涉猎叶天士著作，《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同治四年（1865年），潘氏著《评琴书屋医略》三卷。全书列外感、内伤病症共计33症，集方77首。按四时划分外感，为春日外感、夏日外感、秋日外感、冬日外感，结合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用药，均符合临床实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潘氏又著《叶案括要》八卷，其友本邑山门村人、进士李光廷为序之（见《番禺县续志》第530页《艺文志三》）。此书从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选其方之妙者，论之精者，用之有效者，仿照李翰《蒙求》这本书的形式，采用四言歌诀，以便于记诵，并附入自己平日用叶天士医案方治验的病例。它是清代岭南地区研究发扬叶天士学说的一部重要著述。
潘氏家中累世务农，而他本人则是一个多学隐逸之士。他精研典籍，博古综今，通禅理，善弹琴。琴友琴僧，时相往来，老而不倦。故题其书斋名曰“评琴”以志意。暇日喜吟咏，著有《评琴书屋诗草》二卷。他曾赋诗告诫其子，勿轻学医。诗云：“医良能济人，医庸必贾祸。知之斯最佳，业之未必可。”本邑赤岗村人、举人陈璞称其有真实本领，绝大见识，并说这首诗不但用以教诲子弟，而且值得所有学医者一读。
八代妇科名医金麒麟
□黎樵燊
市桥妇科金麒麟医馆，自清朝中叶至今二百余年，相传八代，与广州河南“石招牌”同为广东中医妇科两大名馆，治愈患者遍及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南洋，影响颇远。
金麒麟医馆始祖黎简昭，市桥人，约生于清朝雍、乾年间。幼习儒学，因感于清封建皇朝社会腐败，故不务科举，而钻研中医典籍，渐有成就，即在市桥正街（今大南路）设馆行医，为人治病济世，当时医务兼及各科，未成为专门妇科。后黎简昭又从师得传清代名医傅山的《女科》秘方及诊断诸要领，同时研习汉代张仲景的中医理论，有独到心得，并发现世间医者对仲景医学中关于妇科诸病的理解往往有错误之处而致用药不当，延误治疗。于是归纳出常见的妇科疾患各症的诊断及研试出独特的中药配方，创制出“金麒麟妇科丸”。当时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生活困苦，妇女尤甚，常有缺药或庸医治疗失当而致不起者。金麒麟妇科丸以奇效问世，当即声名大噪，遂成名医。
黎简昭在妇科医疗上的独到医术，尽传于其子黎奕均，要求其子立志行医，并定下三条家训：（1）读书而不考科举，（2）不置田产，（3）世代行医。黎简昭死后葬于石壁。当时人们迷信风水，相传黎简昭与其挚友黄某共请风水先生相地，得石壁两处山地，一为“代代出医家”，一为“代代出探花”，黎简昭遂选“代代出医家”之地。这当然是属于迷信附会之说，但亦可见其不慕功名、行医济世的心迹。其后遂以金麒麟医馆之名称由其子黎奕均继承行医而世代相传。
黎奕均传至其子黎秉国为第三代。黎秉国医术比较高超，又值时疫流行，治愈患者甚众，当时清皇朝封其为御赐冠带寿官（大概是一种褒奖性的荣誉虚衔，没有实职）。
黎秉国之子黎××（名字已记忆不起）再传至孙黎启明、黎鉴明、黎渐明为第五代。金麒麟的第六代由黎启明之子黎浚涛主持，黎浚涛早逝，又传于其幼弟黎汇涛。
黎汇涛有子四人，其中三人学医，为金麒麟的第七代。当时西方医学已逐渐在国内传播，黎汇涛觉得须学习西医的长处才能使中医进一步发展，于是除留长子黎荣钧在家学习祖传医术之外，送次子黎荣萱到香港准备求学西医，先在中学就读。后值省港大罢工而返回广州，考入广东中医专门学校（即现广州中医学院前身），为首届毕业生。四子黎荣锠则在广州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就读和毕业。
黎荣萱在医疗上的特点是“大胆而又慎重”，这是他经常注意的治疗方法。在妇科疾病的治疗上往往与一般社会上中医用药关于凉、热、温、补的处理方法不同，有时甚至与流行的做法相反，而且用药剂量甚重，故屡为其他医者所不理解，但却屡奏奇效，从未失误。他处方大胆，但又绝不草率用药，都是根据祖传医术及自己多年经验与探讨而作出确切诊断，才慎重用药。他的座右铭是必须正确诊断，常谓“病因明才能用药准”。遇有疑难症状，必钻研中医名典找出妥善处置方法。因此疗效甚著，且能不断发展。
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大力扶持中医发展和鼓励中西医结合，所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金麒麟的妇科医术得以达到比较完善和成熟的程度。后来市桥中医院成立，黎荣萱和黎荣锠均在中医院任专门妇科医师。
黎荣萱有子二人，长子未习医，次子黎辉（黎樵辉）随父研习祖传医术，后从医而为金麒麟的第八代。黎辉曾在南京工学院学习工科，有较好的理化科学基础，后又在市桥中医院举办的中医专科班毕业，学习了比较完整的近代中医学知识，因此很快便掌握了祖传医术的精髓，并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他在从医二十余年中，除对妇科各病有显著的疗效之外，又根据其父开始的男性不育症研究，发现了男性生理机能中一些新的规律性，于是运用近代医学检验分析手段，对中药治疗男性不育症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治愈了相当数量的患者。在这方面本来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但因医务繁多积劳，又酷爱象棋，常研讨医案和棋艺而深夜思考，后致脑溢血于1986年病逝，年仅46岁。
金麒麟第九代长孙黎孟枫现在中山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何家耀一门七代从医忆旧
□何润霖
何家耀，字体光，是沙湾镇坊间知名的老中医，他在家中排行老幺，自小被称作“阿dì”（普通话“弟”音），从医至盛年后，坊间人向尊称其“dì先生”。2009年他82岁，仍然面色红润，精神爽健。他的父祖历代均行医，且在乡中颇具名气，至今仍流传着“回春堂”医馆行医济人的一些往事。
旧时沙湾最大最出名的医馆有“平安轩”、“泰和堂”等多家，“回春堂”只是其中的一家。
何家耀回忆：自小听父祖说起，从清代嘉、道年间第20传①的道比，连同高经、博储共三代算起，祖辈一直都在乡间以言传身教、子承父业的世袭模式而代代从医。
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名医和名师的具体指导，除最初习儒而后通医外，其他都是先从执药开始接触各类处方，再参阅各类医书、验方集成等，撷其菁华，精研医理，博采众长，进而成为乡间知名的医师。而对于儿科类、痘疹类诸书研习尤其深入，积累愈丰，因之以幼科治疗最是擅长。也由于长期以来施治的疗效较为显著，故享有一定的声誉，连乡外的病患者也慕名上门求诊。
到了曾祖父厚赤这一代是兄弟二人从医。他们一起在乡中萝山里的知印巷口，开设了“回春堂”中医馆，坐堂问诊，并经营中药方剂及据验方配伍而研制的丸、散等等。他们对于岭南常见的温热病、疮痈肿毒、喉风痛症和小儿麻疹、牛痘等各类疾患，不但继承了父祖辈辛勤积累的独到治疗手段，且加以完善和创新，故药效一直颇为灵验，甚得乡亲们的信任与推崇，也使“回春堂”店号声誉日隆，口碑愈盛。那时祖父与勉已经逐渐在店堂中操持各样事务，让纷至沓来的病患者得以妥善诊治。
其时，他们成功地把不少小儿麻疹、牛痘等病患儿从死亡的边缘拯救过来，有一位病孩的亲属为了表示感激，特赠来了一对木刻贴金而笑容可掬、十分可爱的金童玉女雕像。那时儿童玩具并不多见，他们便将之悬于店堂的坐诊处。来诊的患儿看见这一对金光灿灿的有趣公仔，往往不时把手伸过来抚弄，致诊治起来也多了些配合，少了些啼哭，因此乡内的人都会对患病的孩子说：“唔舒服就带你去睇金公仔啦”。从此，“金公仔”之名亦被传扬开去，甚而连“回春堂”的名号也被盖过了。
父祖每于面传口授间一贯主张治病需先学古人之法，但不必墨守成规，硬搬古人之方。虽然先代传下不少基本的验方，却必须视患者的病况，因人、因时、因地、因症状轻重而灵活运用。每年，其父总有一两次携他到省城各大书局，搜罗各类医学典籍、新出版的医书和民间验方集成等，买回后一起研习，融汇其多年积累及祖代留存下来的治疗经验，取长补短，施行于日常的诊疗当中。
父祖还经常以身作则，对病人、病孩亲属均态度和蔼，有问必答，并细说其病理和病因。而所处药方看似平淡，时常仅寥寥7～8味，却能1～2剂见效，甚至痊愈，由是深得患者的信赖。此外，对待来诊患者，无论是乡中的佣人、婢仆，商户中的伙计等贫困者，还是乡南基围坣、大涌口的疍民，他们都从不歧视，亦绝不草率医治，一旦所需即慨而施医赠药，予之以体恤和抚慰。因而医缘广结，备受患者及其家属的敬重与感恩戴德。
时移世易，这个一脉承传的乡医世家，传到家耀已延续至第七代。他们父子接继之时，沙湾乡逃不过日军轰炸、践踏和蹂躏的惨劫。为了养家糊口，父子二人惟有在惶恐与不景气之中把医馆继续经营下去。日寇投降后的1945年底，沙湾霍乱流行，多有贫病交加而致死者，那时父子日以继夜、殚精竭虑，尽自己最大能力救治众多的病患者。建国后的1953年，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政策，实行公私合营。父子二人为配合这次运动，把“回春堂”医馆结业。父亲乾贵从此回家养老，而家耀则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务农。
然而，“金公仔”的名号依旧在街坊邻里间长期相传，他们的家仍不断有病患者登门叩访问诊。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收取诊金，只为患者诊症后开具处方，让其（或家属）到供销社的药店按方执药罢了。但是，患者坚持一定要他们收下诊金，或不时送赠一些食品、日用品之类，聊以答谢。
1958年10月，麻疹疫病从广州传入大石、钟村，继而蔓延至市桥、沙湾及邻近地区，并呈暴发流行趋势（据1993年《番禺县志》）。番禺地区的许多病患儿，因受当时医疗条件的局限，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而夭折②。当时各地许多领导纷纷召集当地的有识之士征询意见，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以控制疫情的蔓延和避免群众产生恐慌情绪。时任沙湾公社（镇级）书记的梁锐标，根据实际情况与人们的强烈要求，特委派梁伟苏（时任副书记）亲自到家耀家作动员，力邀他重新回到其久违而熟悉的医疗岗位上，为沙湾及邻近群众开展诊疗工作。随后，村里安排他在萝山里“志蕴何公祠”前一幢临街而前铺后居、木构楼层的房屋，挂出沙西村医疗站的牌子，给村里的病患者诊治。不出数天，远近患者闻讯而至，络绎不绝，从此门庭熙攘。
数月后，由于社会上各方面的努力和各项工作的配合，麻疹的病例日渐减少，疫情终于控制下来。此际的沙西村医疗站，似又恢复到“金公仔”时期的声誉。而他本该在生产队里出勤的，村里则让他每天派100筹给患者轮候。一些病人或其亲属轮之犹恐不及，每天黎明即前来领筹候诊，较多时总会有部分轮不到筹的仍坚持候诊，这就够他整天忙碌了。如此日复一日，其诊疗工作也一发而不可收。
后来该医疗站扩充改善环境，用医疗站历年所积累的诊金买下了前人所创立的医人济世的复初善堂，这座极具历史意义的建筑得以保存。至今，该建筑仍为村医疗站使用。
家耀更感欣慰的是：为村的医疗工作服务了近30年，一直得到镇、村干部群众和曾经治愈的病患者等的普遍尊重。60岁时婉拒挽留退休，回家后的他还继续为探询到家里来的病人诊症。
注释：
①注一：沙湾何氏传数字派从20传起为：道、高、博、厚、与、乾、体……。
②注二：据后来统计的有关资料显示，是疫于当年12月达至流行高峰，日患病例340余人。翌年1月，疫情继续向鱼窝头、东涌、灵山、大岗、黄阁、万顷沙、南沙等地蔓延。至2月10日止，发病人数占7岁以下儿童总数的35%，病死率2.01%。
民间名医陈九姑
□黎应榆谢权治
我国的中医历史悠久，医术精湛，大国手不乏华佗、扁鹊、叶天士与吴鞠通。而民间草药医生，往往以简易草药治疗奇难杂症者，亦屡有所闻。
陈九姑，清道光年间番禺石楼人，原名陈美艳，是石楼武举人陈大元的第九女，故人们以“九姑”或“九先生”称呼她。九姑年幼聪颖过人，在家常阅读叔父陈春林的医书，且过目不忘。陈春林常对人说“九姑聪明像男孩子，当以医术传授给她”。九姑长大后，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成为一代名医。她擅治奇难杂症，能变化古方，做到药到病除，活人无数。后来九姑嫁给化龙黄姓人为妻。
九姑医病，不分贵贱，对贫者更是赠医施药，分文不取。她判断病症尤其神异，与常医往往相反。她的侄孙眼睛忽然肿赤如血，时医误为风热，以清肝明目之汤治之，眼病益剧。九姑说：“此虚眼病也，应投以补剂立愈。”果其然也。
九姑用药不求珍贵，常说“牛溲、马勃皆可入药，何必参茸、桂术”。她曾以草药治愈嫂嫂的“脱骨疽”（这是一种使骨肉分离的恶疮）。
她的小侄孙在园中嬉戏，被埋于土中的折断骨簪刺伤脚板，愈后簪尖碎骨留在肉内，每吃了煎烤食物，旧伤处便痛楚难忍，小儿嚎啕大哭，曾到省城跌打名医周振韬处求医。周说非开刀不能出碎簪尖。无奈小儿害怕刀割，故医生亦不肯诊治，结果不医而回。九姑闻知，甚为怨愤，于是挑灯夜看医书，参考古方，附以己意，遂以白芝麻、牛七嚼烂敷患处，不日伤口复溃，而粒大如米的碎簪尖亦同时浮现血脓间，不用开刀而愈，闻者无不叹服。南海县亲戚谭宗浚之幼女腰部忽发奇疾，类疥癣又似蛇皮，疮粒细密如粟状，中有黑点，痛苦不堪，以致日夜啼哭，屡医罔效。于是求之九姑。九姑说：“此名‘过腰蛇’，幸未合围，尚可医治。”教以刮取墙头青苔，择其丰厚者连泥取下，捣烂以生蜜糖调匀涂于患处，每日一换。如法治疗，一星期便痊愈。人们以之为华佗再造也。
九姑77岁时老死乡中。她一生治愈的病人难以计算，里中亲属朋友闻她去世无不痛哭流涕，不少曾蒙其恩惠的愈者也从远道赶来送别。九姑的侄儿陈景周挽其姑母联曰：
擅歧伯仓公仲景之能，慧业修成，活人何止百千计。
证观音文殊普贤之果，尘心洗尽，寿相无非清净身。
当今医学昌明，过去很多不治之症都能治好，这是医学的进步，但民间草药验方有可取者，名医亦不忽略。如陈九姑者流，虽百世亦可仰也。
四代从医的回忆
□梁俭光
（一）
我执业中医儿科，从曾祖起到我，已是四代相传了。
说来惭愧，这四代执业中医的人，没有一个是所谓“正途”（医学院校）出身，医学知识的得来都是父子家传加上个人钻研而成。而我的曾祖父，连家传也不是，而是由知交朋友，从道义上无私、无保留地传授得来的。
曾祖父名叫德寿（1799~1876），是我家第一代中医。据说，他在少年时读书读至“埋篇”（读完四书五经叫埋篇）后，长辈希望他继续上“大馆”（高一级的私塾）读书，准备应考乡试，求取功名。但他目睹清朝政治腐败，不愿走上仕途，于是违背家长的期望，毅然走出家门，在江鸥沙区就雇，当上一名“大青”（相当于今天农艺师）。
由于他给人看病，疗效较显，威信日高，求医日众，后来相约我曾祖各自辞去“大青”职务，在当地开了一医馆。我曾祖为他担当一切勤什，他也把所知的医术，无保留地授给我曾祖。数年后，这位吴恩师，知道家中案情已解，也就束装归里，在故乡重操旧业。江鸥那间医馆，无偿地交给我曾祖使用。我曾祖也从那时起，以医终其身，并以其学得的医学知识和实践的经验，留给我们后代。年老时，把医馆迁回塱边家乡。
（二）
祖父名和安，是我家执中医业的第二代。他的医学知识是继承曾祖父，并加以发展的。
六七十年前，在我们农村还没有助产士用新接生法来接生，婴儿出世时都是靠所谓的“稳婆”接生的。这些“稳婆”大都是孕妇在附近找的一些年老的、有一点接生经验的妇女充当，有点护理产妇经验的，就算理想了。对初生婴儿怎样护理，怎样断脐包扎，大都墨守成规，对怎样清洁消毒，大都茫然无知。因此，初生婴儿的“脐风牙较锁”（破伤风）发病率非常高。当时大家都没有细菌学知识，不知道什么叫细菌，更不懂得分析什么球菌、桿菌，当然也就想不到是由断脐器具如剪刀之类感染引起的，因此也无从提出什么消毒问题。但是，当时总认识到这病是由脐而来，是断脐时入了“风”而引起的。它出现的如牙关症状，肌肉痉挛等，都是由脐入了风侵袭肝脏，这就是肝风内动的症候（中医很少有神经的提法，往往把出现神经系统的症状，都纳入肝经症状）。因此，我祖父极力提倡人们预防重于治疗，预防的方法是用燃断法代替剪断法，即：在新生儿断脐时不用剪刀剪断而是采用燃一条醮香油纸直接把脐烧断。当时采用此法断脐的初生婴儿，确能避免“脐风锁”症的发生，当地的人，也就争相采用此法断脐了。
当然，以现代断脐方法来衡量，上述做法是太原始了，甚至只能博得一笑，但在当时，确有现实意义。
其实，祖父运用这防治“脐风锁”的方法，有些是前人早已零碎发表、运用过，只不过祖父通过实践，系统地加以筛选、研究而加以裁化罢了。
祖父业务学术正处在年富力强时，不幸有一日乘艇出门应诊，中途风起，艇沉人翻，因不识水性而溺毙，终年才55岁（1849～1904）。
所幸的是，祖父一向重视传授后代。他去世之年，我先父早已能独立从医，在细墟开业了。
（三）
“囊中传术称三世，壶里栖身有二天”这付对联，是先父学医结束，转而开业的第一天，他在学塾时的启蒙老师，前清举人黄苻周老师手书赠给他留念的。
先父名瑞滨，生于1876年，终于1940年。他的一生，经历清末，列强弱肉强食；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经年，民不聊生；日寇侵略，践踏了大半个中国。他对国民党消极抗战，愤然慨叹，深感于怀，写了一首诗：“金鸡残缺角，警报又迁都。国破家何在，兴亡责匹夫！”
先父治学严谨，对后辈的学习，督促尤力。他教我们：学习要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上乘，持之以恒。要求我们突出的是个“恒”字。在教我学医的第一天，他用宣纸写了一个“恒”字，两边伴上一副对联“寸阴是竞，尺蠖求伸”，贴在我书案前的墙上。
1923年，我读了九年私塾之后（刚14岁），先父即命我跟他学医。他认为中医书籍，全都是古文辞，如果古文辞根底差，那么看中医书籍就非常吃力了（那时中医书籍还没有白话文译本）。在我学医的第一年，主要的课还是由先父指导复习学过的古文辞书籍，然后由浅入深开始讲授中医学各种课程。在医学的课程中，十分重视一切基础课。“四大经典”是必读之书，继而关于气、气化、经络、脏腑、管卫、气血、精神、阴阳、五行、六气、子午流注和中药的气、五味、归经等等，有了一定的认识，才有选择性地涉猎诸子百家。总之，要求中医的理、法、方、药的基本功有了一定的基础，才让临症实习。
古语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临症实习是学习中医重要的一关。我每天既做父亲看病的助手，又是临症学习的学徒。每到晚上，拿日间看过典型的、特异的病例提问或质疑或总结学习所得。循序渐进，有了一定的基础，才逐渐放手让我诊病。
西医传来我国，只不过百余年历史。二十年代西医书籍的中译本还是很少的（当时西医院校设立不多，其中的学习课本，大都是外文）。父亲给我一本当时英人合信氏著的中译本《全体新论》，并说：“中医的书，有些地方是很不够的，特别是人体构造（解剖）方面，今后应多找这一类书研究研究。”合信氏的书是1851年在广州开设的惠爱医局时译著的。除那本《全体新论》外，还著有《西医论略》、《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多本。从那时起，西医的中译本出版渐多，我不时购阅，与中医书籍相互印证，对医术颇多裨益。
我有一个五弟叫翕光，是庶母所生。1938年中学毕业后，志愿学习中医，而父亲当时已年迈多病，身体日渐不济，就把翕光学医的任务托给我（父亲在1940年去世），我就大体上按父亲教我的那一套基本精神要求他。翕光勤奋好学，人也聪敏，能依学习计划完成，我认为他是较为成功的。
在1934年间，先父因业务繁多，特别是市桥、沙湾一带的病人，每天长途跋涉求诊的都不少，刚逢市（桥）、石（碁）公路建成通车，来往交通，大为便利，父亲就租用市桥桥东路12号（鲩鱼九巷西首第一间）作为医务分所，时称“梁瑞滨梁俭光父子医务所”。医务正所是在石碁墟。有几年，我和父亲轮流在分所与正所来往应诊，群众十分称便。父亲病重期间及去世后，都由我个人兼顾两所，直至1943年翕光学成，才交由他常驻市桥。
（四）
解放后，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被选为县第一届至第八届人大代表，第一届至第五届县政协常务委员。集体化时，组织联合诊所，后又发展为公社卫生院，我参加了组织，被任命为石碁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兼院长。
《祖国医学颂》
祖国医学，精深宏大。千年民族，繁衍是赖。抢救继承，期诸医界。继往开来，责无旁贷。付诸实行，学传帮带。青出于蓝，发扬光大。
五代从医济世慈航
——江氏中医世家事略
□梁栋
市桥有好几户中医世家，原籍沙涌的江氏家族是其中之一，从江晃之先生算起，迄今140多年，五代从医，人才辈出，誉满禺南。
江晃之（1828～1906）本在石碁沙涌悬壶济世，颇有名气。他临症之余，就以“岐黄之道，乃仁心良术，需研精覃思，济世慈航”的道理，悉心教导其子。清末年间，晃之应市桥父老之邀请，在西街（现大西路建筑材料门市部）开设“同仁堂”医馆，派其子乐三“坐堂”，自己仍在沙涌行医。
江乐三（1863～1935）深得乃父真传，精于内科、儿科和妇科，擅长治疗温热症，且医德又好，很快便赢得了乡亲的信赖。其时，市桥眼疾流行，他悉心诊察，钻研医籍，总结经验，对症拟下治疗眼病的处方，患者都药到回春。后又对处方进行总结，精心研制出“光明眼药水”，声誉传于远近。
乐三有三子，名曰仲泉、梓泉、荫泉，均习父业。其中较突出的江梓泉（1900～1952）自幼受家庭熏陶，人又聪颖，十八岁时便“坐堂”诊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对待病人，不管相识与否，一样精心细致地诊治，对穷者赠诊，赤贫者施药。还经常骑马到沙头各乡巡回出诊，不管白天黑夜，寒暑晴雨，随请随到。每有空闲，就钻研各家医学。他所研制的“江氏小儿急惊风散”、“清温散”、“疴呕肚痛散”、“治毒蛇咬伤散”、“妇科调经丸”和“调胃丸”等丸散，疗效甚佳。对急症热病的治疗，颇有独到之处，常先以散剂治之，取其“散者散也”，服食方便，药效快速。
沙头东升乡村民黄细昌婴儿时，市桥北郊农民杜娣的五岁儿子，都是梓泉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
市桥老一辈街坊，都爱称梓泉先生为“同生”（“生”音腥，意指同仁堂的先生）。市桥搬运工会，茶楼工会聘他为常年医事顾问。解放后，他被推荐为“番禺县中医公会”第一届理事，市桥医管会秘书。
江少泉原名瑞尧（1925～1973），乃梓泉之长子。其父悉心培育之：幼入市桥有名的“孔亮平私塾”就读，后在仲元中学读初中，高中时转到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后，日间随父临症，夜则结合临床总结而精研医典。孜孜不倦，苦学三载，19岁便独立开业。先在南村坑头一带行医，1952年回到市桥，在大西路开设诊所。1958年响应人民政府号召，成为市桥中医院医生，担任医务股股长。
1958年和1963年，先后被选送到佛山中医院和广州中医学院进修。在学习中，他尊师敬老，勤奋钻研，进步较快，获得好评。医院与学院曾想留他在广州任医师、教师，但他一心要为桑梓服务，均婉言推辞。
他在市桥中医院，除每天参加门诊和病房会诊以外，还兼任老师，为广州中医学院毕业生临床实习带教，为县中医学徒班，西医学习中医班，“赤脚医生”（红医）班、中医护理班等讲课，任务繁重。但他不因事忙而草率从事，诊病时，耐心细致地解释病情，接诊病人虽多，务必诊完，经常超时下班。他的医术和医德，求医者有口皆碑。
尽管白天繁忙，晚上一有空，他必读书或总结临症。他认为：学习经典医籍，必须熟读；只有熟读，心领神会，才能生巧；遵古法而不泥于方，博采众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曾在《广东中医》发表“排草根治疗水肿43例疗效观察”（1960年11期）、“糯稻根治疗黄疸型肝炎分析”（1960年5期）、“癃闭病例二则”（1965年4期）、“医案二则”（1965年2期）等多篇论文。
在用药上，他主张：用药如用兵，兵贵神速；药不在多，而贵于精；所谓精，对症下药。不对症，药虽多，如乱石投林，徒劳无益。他力主中西医相结合，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不仅身体力行，认真学习西医，拜佛山和广州的几位专家、教授为师，结为挚交，还勉励其弟在中山医学院攻读。
1972年，他自知身患绝症——胃癌，但仍关心中医学徒班的筹办，对“妇人热入血室证治”的论文的初稿尚未修改完善，还耿耿于怀。他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73年3月12日与世长辞。
江家后代现从事医疗事业的有21人：其中有两位是主治医师江荫泉和江瑞棉，有一位是广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工程师江瑞洪，氦氖固光灯、高分子固齿材料研制人；一位是护理师江瑞波，原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长，现在香港福宁医院；四位是医师江坚、江满桢、江卫照、江卫翔均在市桥中医院；一位医士江慧熙，原县商业局卫生室；一位药剂检验士江慧莲，在原市桥制药厂；一位护士江瑞群，在市桥中医院。
沙湾西医第一人何璧若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良相足以济国，而良医亦足以济人也……。吾乡向用古法，无习新医术者，自汝创之，宜先以济乡人，夫施由近始……。彼危病之贫人，不能来诊，汝又不往，往则须费，彼又无力，岂不待毙？汝赠诊施药，遇有危急不能来者，并往诊视，携药与之。至于富人愿酬汝费，不必辞谢……。汝当以济人为志，而勿因以为利也。”
何璧若于民国五年（1916年）在沙湾设馆行医，是乡中第一位以西医之法疗济病患者的医师。他毕生以父亲仁厚练达、德被乡邻梓里之优良风范为楷模，并恪守父训，其为群众解除疾病困苦的高尚医德，在沙湾内外众口皆碑。
何璧若接受过新文化的洗礼，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在广游二支队苏文哲的地下工作感召下，他为游击队捐赠过不少救疗伤病的药物，其家更成为抗日交通联络点，为二支队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何璧若共有7名子女，在他的鼎力支持和大儿子何平（原名家霈）的带领下，兄弟姐妹全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其中何小静（原名雪晴）、何虹（原名雪虹）分别在21岁和18岁时，为抗日战争而壮烈捐躯。后来她们二人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按：本文所引之内容，为何博诗长子湛霖自刊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悼念和记述其父生平的《哀思纪实》册页之摘录，标点为笔者所加。
刘敬时与孔沛然
——晚清时两位番禺籍穗港中医名宿
□李嘉荣
晚清时，名列穗港八大名医、“四大天王”的中医名宿刘敬时、孔沛然，都是番禺人。笔者曾访问刘、孔后人，参考有关资料，特作介绍。
刘敬时——清官太医、五代悬壶
刘敬时（1830～1926年），原籍安徽桐城，其先祖南来广东落籍番禺。1830年敬时于番禺出生，弱冠之年得伯父刘山泉传授医术，擅长医治外感传里、游走痰火症、离魂病、斑症（今称姜虫病）。因治愈清光绪年间的东洋出使大臣杨书之游走痰火症，以及两广总督岑春煊之斑症，被保举进京任清官太医，为清帝、西太后及皇族、官员等治病。1908年清帝载恬、西太后相继薨逝，溥仪继登帝位。其时敬时已年逾古稀，翌年遂告老还乡。初在广州小北天平横街二号开设医馆。敬时曾任御医，颇有名气，慕名求诊病人甚众，尤以满族、回族患者为多，一时门庭若市，曾经救人无数。敬时年逾80岁后不复诊症，由其子福谦接继坐馆行医，其本人则潜心撰著，亦偶有授徒。所撰著述有《痘科秘要》、《斑麻痘诊大全》及《藜映氏医案百例》。收授弟子有黄鹤洲等。1926年间病逝于广州，享年96岁。
刘福谦（1879～1955），刘敬时之子，自小接受庭训，随父临症习医，研读经典医籍，深得精粹，造诣颇深，学验俱丰。自继承其父衣钵执医后，亦是民国初期的广州名医，甚得病人信赖。福谦为人耿直，不喜结交权贵。民国七、八年间，西南军阀盘据广州，其时军纪极坏，有些军官动辄派兵强要福谦出诊，有时不分日夜，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福谦不胜其烦，心甚恶之，遂闭门谢诊，停止医务，后市民纷纷诚求复业，无法固拒，只好勉为其难重新开诊。而对军阀之飞扬跋扈，深恶痛绝，曾命其子刘之永写一对联贴于门前，联云：“命值千金，求医何必恃势？心存一点，活人岂敢言功！”盖暗讽军阀之恃势凌人也。继后赴香港执业，开设“刘敬时、刘福谦父子医馆”，因医术医德精良，深受病人称誉，盛名于穗港两地。1955年3月福谦于香港病逝，享年76岁。
福谦之子刘之永继承父业，继续执医济世。之永生于1913年，二十年代即受庭训，潜心医学，后毕业于广东中医专科学校（现广州中医学院前身）。行医以来，秉济世之心，常对前来求医的贫困者，免收诊金、药费；且医术精益求精，深得病者信任。新中国成立后，之永爱国爱民，响应政府号召率先参加联合诊所，先后在广州大新诊所、泰康卫生院、越秀区中医院执业中医，负责医疗、教学（授徒）等工作，成绩卓著。1983年退休后，仍回越秀中医院中医顾问诊室服务，专治疑难杂症。省市报刊、电台，曾介绍过五代中医世家刘之永的事迹，盖其子刘真锦亦是从医者也。
刘真锦生于1938年，五十年代即由家传医业，复在越秀中医大专班（五年制）深造。后移居香港继承祖业，复开“清官太医刘敬时、刘福谦父子医馆”，悬壶济世。近十年来，除行医外，开设制药厂等实业。刘真锦系香港中医学会筹委会发起人之一。曾多次接受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广州分会学术年会的邀请，到穗作学术交流。刘家自刘山泉传刘敬时、刘福谦、刘之永至刘真锦，可谓五代世医，堪称中医界之佳话。
孔沛然——中西医结合先行者
孔沛然（1854～1945），番禺县钟村诜敦人，是清附贡生。继承父（孔继溶）志，广读医书。1887年间清廷设“医学经古”一科取士，派考官汪柳门莅粤主试，孔沛然考取后，其医术遂闻于世。旋又习西医，是“博济医学堂”学士；复进梁乾初办的“两粤医学校”，读至毕业。沛然主张学习西洋文化，提倡中医学习西医、中西医结合，洋为中用，取长补短，是改革中医药、创新中医药的先行者，又是粤省内以中西医术结合治病之能手。
沛然在穗行医，曾先后于豪贤路及榨粉街开设医馆，治病注重诊断，不仅运用中医的望、闻、问、切，且兼用西医的视、触、扣、听，结合中西两法施诊，而用药则以中医为主。他治病处方用药有其特点，即药味少（一般每张处方开三至四味）而功专，药量轻（每味药量两三钱）而效宏，一剂药的总重仅一两几钱，即疗效彰显，故时人称之“孔小剂”，盛名于两粤及港澳一带。孔沛然认为，药能杀病菌，亦可杀细胞，药虽能攻病邪，亦可伤正气。故主张用药剂量与处方药味多少，应轻灵巧取，切中病邪，适可而止。与孔沛然同时代的晚清广州八大名医陈伯坛，治病用药则以量多著称，其处方每味多用两计（斤两的两），一剂药有重达数斤者，故有“陈大剂”之称。两位名医，用药分量多寡不同，可谓各有千秋。当时，穗港中医学界流传有“孔小剂”与“陈大剂”两大学派，齐名于世，1912年间，沛然曾受聘于广东陆军速成学堂，任军医长兼医学教习，主讲生理学及急救法。
1938年抗战期间，孔沛然移居香港，在利园新街25号设馆行医。1945年6月8日于港寓病逝，享年91岁。其后裔分别在国内外从事中西医学、文化教育等各业。
香港名医黎端宸
□黎应榆
黎端宸（1875～1940）又名焕然，番禺市桥东涌路黎姓人，是广东医学求益社第四期社员。该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中医学术团体，后改组为广州医学卫生社。对广州以至广东的中医学术的发展提高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州很多名中医如黄焯南、罗积庭、陈月樵、鞠日华、吕安卿与黎端宸均出自该社。
民国年间黎氏曾在市桥慈善机构考取优等医生，后旅寓香港悬壶济世。他医学湛深、医德高尚，常赠医施药，惠及乡亲。常说：“不作良相，当为良医。”在实践中，他验证了很多中医理论，熟读《神农草本》、《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传统医书。尤其擅于辨症用药。他常说，用药如用兵，贵精不贵多。有一年，他清明回乡祭祖，有族中兄弟黎××长患失眠，精神萎靡，求治于他。黎氏只开了“栀子、豆豉”两味很普通的中药，嘱咐煎水服用，不日果愈。人问之医理。他说：“医者，意也。人之失眠，乃心肾不交所至。栀子形似人心，豆豉酷如肾状，中医有五行相克，阴阳调和，以形补形之说。药之妙用，全乎一心。”可见其用药之精妙。
上世纪初，医学还不算昌明，当时患肺病几乎判为“绝症”。他悉心钻研病理与用药，研制一种以中药“白芨”与另一种中药（忘记名称）为主的专治肺病的丹丸，在港甚为流行，治愈过不少肺病的患者。据他的长孙黎博也称：“祖父殁后几十年，他在大埠轮船上，发现还有人把假冒黎端宸专治肺病的丹丸向旅客推销。”由此可见黎端宸擅治肺病影响的深远。
由于黎端宸在港医名日起，在群众的推荐下受聘于香港东华三院，当了几十年中医首席医生，每天前来看病者众，门庭若市。中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电影明星“蝴蝶”避乱香港，也常着意找他看病。他甚至当起当时港中足球明星的医事顾问。
最有意思的两件事：一、香港自鸦片战争沦为英国租借地后，英夷素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治病不科学，当时港府曾有规定，凡在港旅居或工作的英籍人，有病不准请中医治疗。一次，有个颇有身份的英籍富商，肺病久治不愈，西医遍治罔效，无奈，经人推荐找黎端宸治疗。黎氏教以用糯米粥送服他秘制的专治肺病丹丸，辅以汤药，经两个疗程，果药到病除。自始，这位英籍商人视黎氏如“神”！问何以答谢？黎说：“最好的报答，莫如在港中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登载你的肺病，是由中国传统儒医黎端宸治愈的便足够了。”英商应诺。由是黎端宸之医名在港中妇孺皆知，成为在港英籍人的健康保护神。二、他去世时治丧情况澒洞一方，万人空巷，围观如堵，花圈挽联如林，社会名流云集，中外宾朋俱齐，送丧车队排起长龙，加上数百人涌动的队伍，浩浩荡荡，由于香港马路不宽，一时竟成交通堵塞，招致警方干预，后经各界代表言情磋商，警方亦乐意协作，维护交通秩序。直至黎端宸去世后，他在东华三院医席的名字仍悬挂了多年。由此可见，黎端宸在港医术的名望得到官方、民意的信赖。
黎端宸共有十个儿女，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继承他的医术，而侥幸的却有两个非亲系的传人。一为他的同姓后辈黎陶逸，在港时替他抄写病人档案，平时得到他的着意指点，加上自己的钻研，故心得日多，最后由东华医院给予证明他已具备独立治病的资格。抗日战争香港沦陷时，黎陶逸返市桥在大南路黎氏宽厚堂丹霞家塾教馆兼悬壶济世，至新中国建国后加入了市桥中医院。
另一传人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跟随黎端宸多年的人力车夫，由于接触多且又是个善于学习的有心人，日积月累也学会了方脉医理。后来到了泰国谋生，竟悬牌医人，成为当地名医。
先丧妾，后丧兄，逾年复丧嫂，几番忧郁，盘病多愁……胡此醉。
既同邑，又同学，避乱亦同方，卌载交游，堪称莫逆……不胜悲。
这副挽联虽无提及他的医术，但对了解他的生活轨迹及推断他的卒年是有参考价值的。
悬壶济世两儒医
陈素檀（1857～1942），字阆璈，石楼乡人。在光绪年间考取秀才后，潜心医学，悬壶济世。其医术高明，曾被沙湾善堂延请坐诊。后返石楼四房祠堂（勤敷堂）教书培育后辈。工诗词，擅书法，饮誉乡闾，石楼旧街巷门楼有其题匾书迹。惜其所藏医书、诗词作品和书法墨迹均为白蚁所蛀毁。
里人、中山大学教授陈玉森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写下《赠家素檀老先生》一诗云：“药囊花笔两关情，八秩翁真步履轻。莫道投闲多白发，应知托命有苍生。家缘积善春常在，诗为无求老更清。好是江村门近水，四时先得月光明。”并说“先生儒医也，德高望重，为村人所敬仰。”
陈素檀之子陈夏筼、孙陈秩淞、陈秩攀、曾孙女陈凤懿均继承祖业，行医济世。其孙陈秩淞，现年70多岁，曾任石楼医院副院长多年。
据乡人忆录陈素檀的诗联有：
题石楼新八景“榕桥月影”门楼联
深溪鱼戏波微动；绿树莺啼春正浓。
励志联（2联）
恐修名之不立；欲寡过而未能。
丁亥诞辰自寿诗
一家难得有余师，况在斯文绝读时。
但愿年年诗课外，注方煎药到期颐。
自题陈善祥所画小像诗
老向风尘八十翁，依然素手妙空空。
知音为我存真相，送炭何时在雪中。
陈永梁（1912～1950），字衍材，石楼乡人。性聪颖，勤于学。193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当时华南中医的最高学府——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简称“中医专”，建成于1924年9月，是现今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并被留任为该校附属的广东中医院（建于1933年）医生。曾任惠阳开明中医学校校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避难回到家乡，在石楼小学任教。课余常与里人、同事陈玉森（其时亦避难回乡，后为中山大学教授）、陈介直等人吟诗唱和，忧国忧民。其后奔走香港，任东华医院内科医生。
抗战胜利后返穗，1947年8月被聘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授兼文书编辑主任。1948年3月经考试院中医师考试合格，加入广州市中医师公医会。同年编著出版了《新中医诊断学》、《新中医病理学》、《新中医方剂学》、《本草经革新》、《中国医学史纲要》、《中国医学概论》等书。
建国后，1950年2月，陈永梁为广东中医院代理院长。其后，他因操劳过度，不幸染上不治之症，于1950年6月英年早逝，年仅38岁。
陈永梁爱好音乐，工诗，存遗稿《行庐诗稿》。
“一生不受古人欺”
——谢香浦小传
□金名辑
谢香浦（1882～1953），字郁生，号瑞生，番禺县（今广州市）人。祖籍江苏省宜兴县。清咸丰初年，祖父举家南迁广州，悬壶为业。父谢子培、伯谢小石、兄谢纬良均继承祖业，为晚清广州名医。谢香浦年少随其父及伯习医，20岁时即出任广东新军营军医长。辛亥革命后，除自设诊所于广州大东门外，1914至1918年曾兼任沙河乐善医院内科主任五年，多次抢救重病人，深受附近农民称颂。其后曾先后兼任崇本善堂内科主任、庸常善社医务主任等。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谢虽年近古稀，仍认真学习，并通过新旧社会之切身感受，深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亦为中医之大救星，积极向同业宣传党的政策。在推销胜利折实公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等活动中，除率先带头认购、认捐外，还不辞辛劳，逐户上门动员同业认购、认捐，为同业所推崇。先后被选为广州市医药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副主任、广州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广州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市政卫生委员会委员、中南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广州分会副主任委员。
谢香浦曾兼任广东汉兴中医学校校务主任及教务主任，讲授《内经》、《金匮》、《温病》和儿科等课程，编写有《中医学通论》、《内经释义》、《金匮释义》、《温病述义》和《儿科讲义》等教材。他的治学思想认为，“历代各家各派，均各有发明，但亦各有短长，亦要因时立言。故为医者不可偏于一说，固执己见。必须审其病因，察其时际，更兼随病者本人之体元而辨明之，然后施治。即内经所称治病必求其本”。常告诫后辈：“双眼须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对古人之经验，当法而不可尽法。故在临床中，不论男、妇、儿各科疾病，他均随症因人遣药，对民间经验，亦注重采集，灵活运用，很少套用古方。
他心存济世，遇有患者到诊，不分昼夜，均予应诊。对贫病者不仅退还诊金，且常助以购药之资。所以深为群众称颂，为医界所推崇。1953年12月病逝。
（本文辑自互联网上资料，题目为编者所加。）
杏林一脉五代相承
——记杨遇安医家一族
□张弛
杨遇安（卓余），番禺石楼岳溪乡人，生于1866年，卒于1955年，享年89岁。
杨遇安关怀病者胜于自己，且心怀侠义。对远方步行来求医的穷人从不收诊金，并赠送药物及路费与病者还乡，常以“贫病交迫者最要关顾”之言训示后人，其医技品德深得广大群众敬仰。旅港爱国乡人何贤先生对杨遇安更是尊敬有加，每逢返乡探亲必登门问候，并互赠相片留念。
日寇侵华期间，杨遇安迁居番禺新造（当时是番禺县府所在地）继续为群众治疗疾病。其时国难当头，卫生条件极差，癣疥疮疾、外伤骨伤、流行病、性病等经常发生，而抗菌所用的只有磺胺类药物，青霉素则十分稀有且价格昂贵，一般贫苦大众很难用得上。但杨遇安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大胆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各类疾病，并取得成功。他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经验，对一些顽疾杂病，如麻风病、骨髓炎、深层肌肉脓肿、烧伤溃疡、败血症、脓毒血症等均能妥善应付，从未出过任何医疗事故。在这期间，他已掌握了癌症的基本诊断，并能用英语说明此属CANCER，实是难能可贵。
杨遇安行医60余年，一生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救死扶伤的精神深得群众信赖和景仰。为了方便乡人及时救治蛇伤，他还把自己的蛇伤验方刻石公示于村前路口，（详见文后附图，该石碑已辑入番禺文物志介绍）。杨遇安后人承先启后，其直系子孙从医的代表有：子杨伟棠（第三代）、孙杨永刚（第四代）、曾孙杨日璇（第五代）。
杨遇安之二女杨肄文、三女杨淑媛、七女杨淑贞和十二女杨淑英，均于解放前先后毕业于“广州图强女子妇产科学校”。姐妹毕业后在大石植村共同创办了“慈济医社”。二女杨肄文（终年35岁）性格温文，笃信基督，一生行善积德，布赠广施，当地人尊称其“二姑”。肄文身故后，七妹杨淑贞继承姐业，终身不嫁，以服务群众为己任，与十二妹杨淑英一起在大石创办了“杨淑贞西医馆”。解放后，为响应国家医疗机构“公私合联”的政策，杨淑贞将其诊所结业，以实际行动给予大力的支持和配合，又出财划策，成为番禺大石人民医院第一批开拓者之一，并执业于妇产科。由于其本性无私，而且技术水平高超，当时大石地区群众均尊称其“西医七”。至今四姐妹已有3人相继谢世，仍健在的十二妹杨淑英，是大石镇人民医院的退休老医生，她们均为杨氏第三代从医的女性代表。
杨伟棠（树南），杨遇安之第六子，乃杨氏医学的第三代传人。他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毕业于“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即现今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也是该校第一位番禺籍的毕业生。毕业后由国民政府中央卫生部授予《中医师执业证书》，于广州市大德路开办“杨伟棠中医馆”。后曾受聘于“黄埔军校”，因不愿就职而还乡。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岭南中医名宿司徒铃先生以同学名义多次邀请其往“广州中医学院”（即现中医药大学）任职，他因心系家乡番禺而未有应聘，退归于番禺市桥、新造一带行医，平居淡泊。司徒先生谓为憾事……
杨伟棠幼承家学，经专业学府深造后，更能大胆创新，能以西医学的方法运用到其中医的临床实践中，在解放前西医贫乏的番禺本土里，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其一生品格清高，儒雅勤学，钻研中医经典不缀，直至临终。在中医内、外科方面，理论和实践均达到上乘境界。其妻李羡愚女士，是番禺新造镇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夫妇二人一生为当地群众排忧解难，至今仍口碑不绝。
杨伟棠之次子杨永刚，发扬祖业，少年即学行医，后亦成为番禺中医院的中医师。其毕生济世扶贫，早负盛名，深受群众爱戴，乃杨氏医学之第四代传人。
杨氏医学已传承五代，至今从事医疗卫生工作者仍有内外子孙十数人之众。他们正秉承着家族传统，为家乡基层卫生工作贡献力量。
黄达平医师二三事
□杜振权
勤学成医
悬壶济世
当时渡头、岐山一带的村民都觉得黄达平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不但医术高明了得，而且对病人十分友善，他的夫人亦是一个在当地口碑很好的助手。现年80多岁的何五女（曾任龙歧村妇女主任）在1950年间曾患恶疾，病得很沉，已出不了声，看了几位中医师都无济于事，不见好转。后求诊于黄达平西医师，结果药到病除，治好了恶疾。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谈起那次求医经历，她也感慨地说：黄达平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西医师。
黄达平曾当选番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1952年任番禺县卫生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番禺县一区卫协副主任委员；1953年任番禺县一、二区卫协主任委员。1954年黄达平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在渡头村成立联合诊所并出任诊所主任；1955年他被评为番禺县优秀卫生工作者，同年获番禺县国防兵役体检医师一等功臣称号。在年近花甲之际，他不辞辛劳，秉承悬壶济世的宗旨，努力工作，为解放后番禺的卫生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石桥名医——谢家济
□谢国豪
谢家济，名天存（1873～1961.7）。自幼习读经书，对祖国传统中医学尤为爱好，青年时期即赴广州随师习医。当时广州陈春生医师是誉满羊城的名老中医，精通中医内外全科，谢家济跟随他学习时，专攻痘、疹、疮疡及皮肤杂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学成回乡，在番禺市桥以谢家济名字挂牌行医。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曾受聘为番禺市桥敦仁善堂医席，免费为广大病者治病，直至敦仁善堂解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他经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检核，发给中医师合格证书，准予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医务工作。
谢家济为人真挚淳朴，心地仁厚善良，在医疗过程中遇有生活困难的患者，则免费为其治愈疾病，因此深受广大病者的爱戴。
几十年的医务工作使他的业务蒸蒸日上，群众信誉日益提高，特别在接种牛痘疫苗和预防控制天花疫情流行方面，对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番禺各界人士及广大病患者中得到好评。
1958年底，番禺曾发生麻疹疫情盛行，病者甚众，当时他已经是一个86岁的老人了，但仍不顾一切投身到抢救麻疹病儿的战斗中。
1959年底，他加入到番禺中医院工作。直至1961年7月，因病而与世长辞，享年88岁。
港胞名医李炳森
□李小松
数十年在香港享有盛誉的名医李炳森，化龙柏堂村人。他是位爱国知识分子，担任过多年的“香港番禺商会”会长，还是香港保良局的局绅，也可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李炳森自少随父及叔伯居港，艰苦地读完了英文书院，以优异成绩考上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轩尼诗道开业。以他精湛的医学医术，精医妇儿科，收费从廉，赢得了病家的信赖，求医的接踵而来，还有些巨贾豪绅的贵妇，经常邀作外诊。为了方便行医，三十年代中期，他就能自置一部“澳斯丁”小汽车，有司机，楼下作车房，可见他的医业兴隆。为了扩大业务，他又在中环的华人行五楼开设分诊所。他的名声日显，医务界同仁推他在西环组织了医师公会，又办了医师俱乐部。那时的番禺商会还没有好好地组织起来，在文咸东街一条浅街窄巷里，乡亲们便一致推选他为会长。1945年香港光复，李炳森和冯其焯、屈西文等重整会务，他既出钱，又出力。
保良局是半官方的专门救济妇女而设的慈善机构。局绅由香港当局任命，是个既要出钱又出力的差事。这个局，专门接收沦落在社会上无依无靠的残疾妇女，尤其是满身性病，被老鸨驱出妓院大门而无处栖身的妇女。李炳森既为名流，又精医妇科，所以担任局绅是十分恰当的。经保良局收容、治疗，恢复做人的地位而得以改嫁从良的，不乏其人，这其中有李炳森的一份功劳。
李炳森是爱国爱乡的知识分子。他在港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升了，但从不忘却村里的穷苦兄弟。凡是村里到港谋生而无处落脚的，多数人都求助于李炳森，只要他向厨房说声开个饭就行。有些兄弟在此免费就餐往往半个月，有些一年半载，甚至三几年的，他从不计较。大家都说他有小孟尝的风度。
爱国是植根于爱乡土的。当抗战的烽烟燃烧到南粤，李炳森就鼓励和支持夫人叶瑞芳参加了“香港同胞战地救护团”，而她正是他医务上的得力助手。救护团的成员由香港经沙鱼涌至韶关，沿途开展救护及为群众治病的工作。到达韶关后才撤回香港。炳森还为抗战捐过巨款。
不久，香港沦陷了。他不肯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毅然率领家人回到故乡柏堂。在乡期间，他做了不少行医济贫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两个月，他就遣其夫人带着大儿国强来广州投考中大建筑工程系（现在多伦多经营建筑业），而不肯在港攻读。这体现了炳森的爱国思想。
李炳森不幸于1962年病逝于香港，享年68岁。对这位活人无数的名医谢世，闻者惜之，乡里为痛失乡贤哀悼。
李炳森的次子国柱，是加拿大温哥华的侨领，加拿大科学院院士，有很崇高的学术地位，曾多次应邀回国讲授医学，姚依林、叶飞两位曾亲切地接见过他。侄子李国咏，是澳洲奥地利亚科学院医学院士。李国纶是牙医硕士，攻读博士。李志祥是眼科医学博士，苏格兰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尽是医学，这当然是李炳森的遗教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张竹君
在沙湾镇龙岐村，有一位与南丁格尔（现代护理学、护理教育奠基人，其生辰之日为国际护士节）相似而极富传奇的人物——张竹君。
张竹君（1876～1964），女，番禺沙湾螺阳乡岐山村（今龙岐村岐山自然村）大巷人，出生于显宦豪富之家。其父亲张世蒸，擅书法、词画，精算数，著有《弧三角法》、《测量备要》各一卷，对子女明达善教，无分男女。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张竹君自幼随家人居于穗城西关。
1901年，她在其父和好友徐佩萱（即后来为黄兴夫人的徐宗汉）的资助下，先后在荔枝湾畔和漱珠桥旁开办褆福、南福两医院（规模不大，按现今说法应为诊所。其时因西医仍未普及，人们故以此译来之名，与中医馆、中药铺区别开来），为第一位国人办医院的女院长。为了办好医院，她于1902年前往新加坡考察，适遇当地鼠疫流行。目睹死人无数的悲惨情景，她欣然受聘为当地“中国医院”的院长助理，全力参与救治。疫病得到控制后，她辞职继往英国考察。
1903年间广州霍乱流行，她于城中九大善堂联席会议上向当局建议：不喝被污染的珠江水、井水，用船只从广州西北郊外的石门汲运小北江水回城作为大众的饮用水（当时广州还未有自来水供给）；禁止贩卖腐烂瓜果；向病人家属宣传不将吐泻秽物倾倒江河。她的建议被南海、番禺两县长接纳并转呈两广总督。后由政府派出退役的元、亨、利、贞4艘兵舰，拖载40条木船运水供城内外居民饮用，因而切断了疫病蔓延的源头，终于数周内把疫情控制下来。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她受命组织救护队奔赴东北，抢救被殃及的同胞，当至辽东半岛时战事已息，遂折返，路经上海，沪上士绅坚留，遂萌生在上海行医办学之念。是年，她以广东医界代表身份参加上海万国赤十字会，从此寓居上海，在当地挂牌设立诊所，成为上海第一位执业的女西医。
张竹君是著名的西医和妇科医师。1905年，她与谊父李平书（又名李钟珏，1854～1927）在创上海育贤女学的同时，鉴于当时社会女医生严重匮乏的现实需要，以及“沟通中西医”，“冶中西医于一炉”的学术主张，决定创办女子中西医学院，培养中西医结合的女医生。该院成为上海最早的女医学院，张竹君自任院长，并执教讲授西医课。1909年，两人合办的上海医院成立，她出任监院（院长），坚持采用中西医两法治疗病人，领沪上以中西医办院之先。
1911年10月，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张竹君发起并组织成立以上海医院为首的中国赤十字会，并自任会长。随之亲率该会救护队120多人，乘轮前往武昌为起义军民救死扶伤，同时掩护革命党人黄兴夫妇等随队前往而避过了清兵的追捕。救护队先赴汉口，继复分队驻汉阳，两月计救疗两地受伤战士共1300余人，其间常因事务殷繁致不遑寝食。两军战酣时，她带领队员们冒枪林弹雨救护伤者，既耐劳又屡次涉险，中外报道皆称颂有加，更誉之为“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战争结束，起义军授予她“巾帼伟人”匾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授予立国纪念勋章、赤金红十字军功勋章及中华民国忠裔纪念章，以旌其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妇女受勋之先河。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战役。当时医院不幸被炮弹击中，她不顾危险，亲率医护人员雇来大卡车数辆，又召集义勇之士，把院内病人运至安全之地。她虽年事已高，其后仍亲自带领助手数人，深夜偷越法租界，无惧枪炮横飞之危往返于枫林桥救护受伤军民，直至十九路军等撤离淞沪。
张竹君还曾积极支持过她的老师——夏葛女子医校校长富马利（美国传教女医生）倡议筹建的旅沪粤人礼拜堂，并为此慷慨捐金5000元。她在上海为贫病百姓赠医施药，数十年如一日，因此深受广大市民的爱戴。她在从事救死扶危和驱除疫病期间，还先后收养了20余名孤儿为义子女，视同己出，把一片爱心倾注于他们身上，尽心竭力将之栽培、扶育成才。
张竹君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护理学和医学教育事业，老来两袖清风，于1964年病故于上海。
参考资料：
1、沙湾《岐山张裕庆堂族谱》，民国四年乙卯，张正时纂。
2、《张竹君与中国赤十字会》，池子华文。
3、《广州市志》。
中医治喉病名医——吴佐周
□番禺中医院供稿
吴佐周（1911～1964），祖籍番禺。祖传中医咽喉科，为番禺名医。他自幼随父研习医术，时为助诊。受家训勤研儒学医道，日臻善。1936年遂秉承祖业，于番禺县城开设吴佐周咽喉中医馆，悬壶济世。他潜心研究历代中医重要典籍，秉承祖传，擅长咽喉科，创制“吴氏喉散”对咽喉顽疾屡试屡验，惠泽乡间，以致“南番顺”，中山乃至省城等地，众多喉疾患者求诊。
20世纪40年代，由于时局战乱，当地时有疫症流行。佐周精于临症辨疫，乐于为民解困，使众多白喉疫症患者药到病除。其医德高尚，凡遇危急穷困者，则以免费施医赠药，令患者转危为安，颇受当地民众称颂，被誉为喉科圣手。1946年民国政府为其颁发中央卫生部中医师合格证书（中字：11436）；南京考试院合格中医证明书号（11039）；广东省卫生处开业执照（中字：945）。1947年，他又顺利加入番禺中医公会。
新中国成立后，吴佐周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走集体化道路。于1956年第一批加入政府创办的中医联合诊所，继而成为随后成立的番禺县市桥中医院第一批医务工作者。佐周积极参加下乡送医活动，及时解除农村缺医少药的困难。吴佐周还积极参加爱国卫生灭害宣传活动，曾于卫生宣传活动中，将宣传口号填入民间小调中赴乡间宣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得广大群众喜爱。
吴佐周医儒兼备，医技精湛，数十年间淡泊名利，医德崇尚，慈怀济世，他不幸于1964年病故。
紫坭岛上“仁生堂”
张氏一门五代行医轶事
自清同治、光绪以来，紫坭岛上曾出现一个五代行医的家族。他们从张鸣琚开始第一代行医，走上悬壶济世之路，跟着传至他的儿子张世珍，此后张世珍又将医道传至他的儿子张汉臣、张学文（人称“先生仔”终于1964年，享寿77岁）。尤其张学文，更是既秉承父业，继续从医将父业发扬光大，还悉心培养了两个儿子张泽南、张耀东，让他们继承家族衣砵、悬壶济世，成为该家族的第四代医者。他们家族经营数代的中医馆铺号为“仁生堂”，除医治嶺南各类常见的疾病外，尤对于儿科最为擅长。
及后，张学文和长子张泽南（于2000年逝世，享年80岁）迁往顺德大洲，在那里又沿用紫坭祖业名号，多开设了一间“仁生堂”医馆，将医事扩展至顺德一带，随之又培养了儿子张任宏（在顺德大洲行医，现已故）和女儿张惠冰（毕业于中山医学院，曾在番禺中医院任医师，后调往佛山第一人民医院任医师至退休）此为第五代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五代行医世家。
紫坭“仁生堂”原建筑为青砖木结构楼房，首层大堂为张氏坐诊处及配药柜位，后间及二楼为住家，位于今紫坭村的东安路1号，多年前已改建。
现房主张耀东称，幼年时便见店号每日都熙熙攘攘，时有乡邻坊众前来就诊。及至读书成长，他也遵照父亲的叮嘱，拿着家中富藏的线装医书，一册一册的细阅、默诵，并紧随父祖学习执药，渐次学习业医。那时距医馆不远的张家墟大埗头前，每天黎明即泊有许多载着病人棹（摇船）来候诊的紫洞艇、木船、小艇等，其中好些还是从顺德、榄核等地远道而来的。有时患者太多，一家人直忙到午后也无法歇下来吃饭。而好些病患者经济确实有困难，医馆也遵循一贯以来的作风，慨免诊金并施之以药。病者家属感激之余深觉无以为报，便不时送来些柴米、自家种的蔬果和捕捞的鲜鱼等等，有时实在是盛情难却，他们也酌量收受一些，帮补家用，多则婉拒。由于“仁生堂”店号口碑昭著，还常收到人家题赠的诗句。
张耀东回忆，父亲张学文平素恪守本分，医人济世，却遇到过一件飞来横祸，让他险遭不测而毕生难忘之事：
抗战期间，三善“大天二”黎梓刚（绰号“饱钜”）在家里一次豪宴中高声吆喝，兴奋忘形，一不小心被鸡骨哽喉，吐不得，吞不能，立时痛苦非常，并手足狂挥、呜呜而嚎，其家人急急派出一名喽罗找到先生仔设法治疗。
张学文胞兄张汉臣也是一位中医师，曾另行开设“惠生堂”医馆坐诊，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不再行医而转行经营小食。
紫坭张氏“仁生堂”五代相传行医，医术精湛，辨症准确，能巧妙运用前人验方和家传秘方，及充分利用中草药物的特性而发挥显著疗效，名闻远近。张氏数代言传身教，对贫困者尤其是邻近地区浮家泛舟而来就诊的疍民，一视同仁，赠医施药。他们悬壶济世，高尚之医德，深受乡人推崇和爱戴。
按：此文是根据笔者于2006年初的采访笔录，结合紫坭村黄尧根先生所提供的部分资料辑成。谨向张耀东老先生、黄尧根先生致以衷心感谢！
杏林春满献芬芳
——记名老中医黄省三的一生
□黄永俊黄笈
勤奋好学广收博采发扬传统中西结合
黄省三医师（1882～1965），番禺化龙镇村心街人，行医65年，医术超卓，造诣高深，救死扶伤，名传遐迩，是近50年来华南地区在中医中药方面的一代名流。他融中西医于一炉，集古今名家之长，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我国中医事业，给后人留下了可贵的医学著作，为祖国医学宝库增添了绚丽色彩。
黄省三生于一个乡医家庭。父亲黄紫轩家藏古籍医书颇丰，由于当时乡村没有药材店，常亲自上山采药为群众治病。黄省三医生本来是可以顺利地继承父业的，但不幸于12岁时就失去父亲，成为孤儿，留下一个十分清贫的家庭，生活重担就压在他的肩上。从13岁起，黄省三便在乡间一家当铺里做杂工以维持生计，每天起早摸黑，虽是孩童，却要担负成人的工作，其劳累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要继承父业，锐意学医的志向并不因此而磨灭，每晚关铺之后，就在当铺里挑灯夜读，把父亲遗留下的线装医书一本一本地背诵、钻研。乡人每于深夜还见当铺内灯光掩映，当铺主人认为挑灯夜读容易惹火灾，他只好每晚躲进更楼里继续孜孜不倦地手不释卷。
黄省三17岁那年，适值瘟疫流行，蔓延甚凶，乡间长辈对他说：“亚省，你晚晚读医书，如能医病，就给大家治病吧！”于是，当铺主人在当铺的侧门摆一张台，这就是黄省三医生的第一个医馆。他细心诊察，灵活运用古代医籍的精华，病者都药到病除，几十里内的乡亲都前来就医，救人无数，把猖獗的瘟疫控制下来，由此他声名大噪。
黄省三迁居广州后，在南关西横街开设黄崇本堂医寓继续行医。由于他不断勤求古训，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因而门庭若市，成为南粤的一代名医。
1924年，黄省三为避歹徒勒索而悄然离穗赴港，在香港跑马地礼顿山道设馆悬壶济世。在港期间，他接触到国外医学，认识到中医只有和现代科学相结合，才能发扬光大。因而在深入钻研中国古典医学的同时，悉心研究西方医学理论，以巨资购进显微镜和实验室设备，并聘请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成为探讨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者。他在港行医三十余年，由于坚持中西结合，更加显示出其医学才华，尤其是对心脏病、慢性肾炎、麻疹、肺结核，霍乱、伤寒等疾病，用中药治疗，能药到病除，在当时抗菌素尚未面世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他治病必求于本，用药平和，故疗效持久而无副作用，深受社会各界赞许，在港澳享有盛名。自1950年起，黄省三医生的医疗实践总结与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的专题著作陆续在港出版，对我国医学作出一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心系祖国，在统战部门的邀请下，毅然举家返回广州定居，开拓了从医生涯新的一页。此后，一直受到政府的关怀和信任，先后任中山医学院教授、省卫生厅顾问、省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全国理事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会长等职，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他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继续为来自各地的病人诊治疑难疾病。
黄省三一生读书过万卷，勤于背诵，博学强记，培养出惊人的记忆力，每于会诊时能对答如流，并能指出病者的症候记载于某书第几卷第几页，历试不差，为同业者信服。他晚年勤于著述，将毕生之临床经验综合、提炼、立论，其著作有十余种，以献后人。
怜贫济困谦恭礼让父母心肠医德可范
黄省三医师的医学成就，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众所周知的。他的高尚医德，虽在民间有所流传，但尚未见诸报导，现据我们回忆所及，略为披露二、三事，以作为我们对他逝世30年后的追思。
黄省三对待病人如亲人，十分关怀，凡就诊者，不论贫富贵贱，都耐心听病者的诉说，细心诊察病情，专心探求脉理方药，对病者及其家属详细剖析病因病理，说明药物的煎服方法和服药后可能产生的反应。疾病的护理要求，疾病的发展及愈后情况，都一一详加介绍，以打消病者的疑虑，使病者对疾病有所认识，从而加强了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因此，不少病者还未服药，就自觉病情有所好转了。同时，他很注重食养疗法，不厌其烦地介绍该吃什么和不该吃什么，并耐心解答病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对于一些贫困病者，黄省三是十分同情的，只要他知道病者经济有困难，就赠医送药，诊金分文不收，还在处方上加盖印章，到药店配药就不用付钱，由他按月与药店结帐。
黄省三待人和霭可亲，彬彬有礼，凡乡亲戚友到他的医馆求医治病的，诊治完毕，不论他工作多么忙碌，都亲自送到门外，站在门前鞠躬送客。
黄省三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医学成就，几十年如一日地勤求古训，博采众家之长，对同业者的医疗经验十分重视，虚心学习。中晚年还悉心研究西方医学理论，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他一生深居简出，从不赴宴，亦无所谓休息日，每天12小时以上忘我工作。
黄省三幼年丧父，事母至孝，每天早上亲到母亲床前请安，晚间必到母亲房中问好，如有不适，亲奉汤药，一直奉养到他的母亲足足活满100岁。在他发行第一部医学著作的扉页，印上了“谨以此书之成，奉献给先父黄紫轩公、先母卫太夫人”字样，以示不忘养育之恩。
爱国爱民问本寻源悉心研述献书后人
黄省三是南粤名医，在香港行医三十多年，誉满港澳。l955年，他举家从香港迁回广州，已74岁高龄的他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祖国的怀抱，轰动港九各界。回到广州后，他对香港记者发表了一席谈话：“回国来为国家服务，与在香港时为个人生活，意义大不相同了。只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残民以逞，才不得不羁居香港，但是谁人不怀念自己的家乡庐墓？所以当解放以后，我从报刊消息，亲友相告，知道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尤其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如此重视中医，对我确是极大的感召，因此我决心把我的一些经验，多年来研究一得之愚，贡献给国家和人民，于是我毅然回到广州。”（注）
从以上谈话可见黄省三爱祖国爱人民的赤子之心，溢于言表。在许多会议和座谈会上，如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省名老中医座谈会等，他都发表过热情赞扬共产党领导有方、祖国兴盛强大的讲话。的确，他是有深刻感受的，他生长在旧中国，眼见当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烟赌林立，盗贼猖獗，令人痛心疾首。他青年时代是在广州设馆行医的，1924年因被歹徒打单勒索，人身安全受到威协，而不得不静悄悄地连夜离穗赴港。
黄省三回归祖国，是在统战部门的巧妙安排下，他全家是以去澳门旅游为由从澳门回穗的，半个月后，他的行李才陆续由港运抵广州。
在他的行李中，有70多箱古籍医书，其中不少是价值很高的绝版、孤本。他为了能让广大医药工作者共同提高医疗水平，和人民的健康水平，提出把全部医籍捐献给国家。由于政府考虑到他还要利用这些书籍进行医疗经验总结，继续著书立说，因此未予接纳。但他当即立下遗言：在他逝世后把全部医书捐赠给国家。
1965年6月24日黄省三医生与世长辞了，他的家属按照他的遗言，把上万册古籍医书全部赠送给广东省医科院图书馆。
黄省三医生爱祖国爱人民的正义行动，得到党和政府的赞许和人民的信任，他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他逝世后的追悼会场正中庄严地放着周恩来总理送的悼念花圈。
注：原文照录自1955年9月4日香港《文汇报》。
悬壶济世心似佛
——番禺名老中医黎萃拔
□黎汉津黎应榆
黎萃拔（1902～1965），番禺市桥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市桥东涌路大市巷黎氏厚光堂（九世祠）悬壶济世，三十年代已成禺南名医。番禺贲南中医集结社创办人。1947年2月，番禺县中医师公会成立，出任第一届理事。解放后，历任番禺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委员，番禺县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一、涉猎群书自学成才
黎氏出身贫寒，青年时，曾做米店工人来维持生计。他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工余便到书坊买《医学三字经》等入门中医书籍诵读、钻研。继而攻读《本草备要》、《医方集解》、《医学心悟》、《温病条辨》等切合实用的医书，循序渐进，反复琢磨，悉心研究。他利用自学的医学知识，工余为街坊邻里治病，治好了无数病人。三十年代初期，黎氏的医名随之鹊起，从此，踏上了职业医师之路。在临床实践中，又不断研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虚心学习宋、金、元、明、清的各家学说，撷采其长，为我所用，做到师古而不泥古，辨证治病，处方用药，不拘一格。同时虚心向名医梁紫峰、黎端宸、冯德瑜等老一辈名医求教，终成誉满番禺的名医。
二、疗效卓著口碑载道
番禺位于岭南，地处南疆濒海，气候炎热，四季淫雨，湿热特甚，人们易患外感热病。而上世纪医疗卫生条件差，西医治病尚不普及，百姓不论感冒咳嗽，高热抽搐，甚至神昏谵语，都找中医诊治，当时的中医师是乡间救死扶伤、为乡民排忧解难的主力，担负着十分繁重的防病、治病任务。
黎氏医术精妙，尤其对温热病的治疗有独到的见解，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辨证施治。他深谙“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这一温热病发病的规律，指出温病的病因是外感温邪，有一定的传染性、流行性、季节性和地域性，病情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有特殊的临床表现。他灵活运用温病名家吴鞠通《温病条辨》、叶天士《外感温热篇》、吴又可《温疫论》的方药，救治了无数温热病患者。如用《温病条辨》专治“温邪误发其汗，耗伤心液，以致邪陷心包、神昏谵语”的“清宫汤”，再加上清心开窍的“紫雪丹”，成功抢救那些“邪入心包”高热神昏抽搐的患者，活人无数。人称他是“力劈大热症圣手”。时至今日，从老一辈的言谈中，提到几十年前黎氏救治高热昏迷的案例，人们仍发出由衷的赞叹。
黎氏不但擅治温热病，对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亦深入钻研，对书中的方药运用自如。他用加味小柴胡汤，旋转少阳枢机，治疗妇人热入血室、汗后余热不解之症，心得体会良多。曾著文指出，小柴胡汤有和解枢机，宣通上焦之作用。上焦之气得通，则津液下行，输布全身，胃气亦因之而调和内外。胃气和则一身之气皆和，故能汗出而解。
他擅用《伤寒论》的方药治各种热病，在番禺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旧社会，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往往将罪恶之手伸向中医界，混淆视听，混水摸鱼，1947年，有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带了一个患有严重肺炎的小孩前来求诊，经诊断后开给了“麻杏甘石汤”，这本是治疗肺炎的有效处方，岂料病孩还未服药就已病夭。这个反动军官竟然串通了一个国民党报社造谣惑众，乘机勒索，要求赔款。黎医师没有被他们所吓倒，拒绝了无理的要求，后告至广州法院。黎医师在法院上力排诽谤，据理力争，公开处方。后经同行鉴定，一致认为药能对症，并非庸医误人，结果黎萃拔医师以胜诉告终。每当忆及此事，他对旧社会深恶痛绝。解放以后，他常以此事告诫后昆，勉励子弟要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
三、仁爱宽厚大医风范
黎氏对医学无门户之见，历来主张中西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他不摒弃民间验方，充分利用番禺地区野生植物繁多，易于采集，价廉质优的优势，灵活运用地道草药治病。将性味苦寒，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作用的“狗肝菜”誉为“土羚羊”。他曾以“狗肝菜”煲白豆，治愈一例温热病气分热盛，高热不退，已买好了棺材的老妇。他经常向患者推荐用地道草药“崩大碗”（积雪草）生绞汁冲蜜糖，治疗各种温热病。对于中暑热入心包之神昏谵语患者，除用大剂清热解毒药外，还不忘嘱患者家属，采120支味甘、性苦寒的竹卷心（竹针）入药，以增强清心热、解暑、除烦止渴的功效。他认为，竹叶（卷）心锐而中空，能通窍清火，故“清宫汤”用之，能治温热病神昏谵语等症。他深有体会地说：地道草药，识者是宝，不识者是草。巧用草药，有意想不到之功效。
他博览古书而不泥古。治病主张学古人之法，但不硬搬古人之方，采古今医学之长，辨证用药，因时、因地、因人、因病之轻重而异。有一位河北籍姓蔡的壮汉，患病后屡治无效，黎氏开给他的药方，用药剂量远远超过南方人的常用量，药店不敢配药，后经解释，才得以配齐，病者服后，药到病除。他经常教诲后人，处方用药，要胆大心细。
他医德高尚，仁爱宽厚，对待病患，感同己受，尽心救治。他气质儒雅，和霭可亲，与之交往，如沐春风。不管求医者贫富贵贱，全都一视同仁，细心诊察病情，耐心听取病者诉说，剖析病因病机，处方用药，精益求精。并向病者讲明药方煎服方法及服后反应等等，使病者对战胜疾病的自信心倍增。
他常常对贫寒的求医者，施医赠药，一生曾为多少贫苦大众免费医治，难计其数，有古大医之风范。医馆内遍挂“仁心仁术”、“起我沉疴”、“剑胆琴心”等匾额。他以慈悲为怀，广结医缘，誉满禺南，人们喻其“心似佛而术近仙”。坊间以其名字萃拔的谐音，称之为“萃佛”。
四、行医济世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农村基层为群众治病。修筑市桥到大石的公路时，他亲自下到工地开设医疗点。抗美援朝期间，率先在番禺医务界同行中超额认购爱国公债。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保障工人群众身体健康，他兼任饮食、邮电、搬运等六个工会以及工商联的医事顾问。当时，每日求诊者过百人，往往天未亮医馆门口就有人排队等取挂号的竹筹。对签约的各工会的员工，诊病不收诊金，每月只拿工会微薄的补贴来维持生活，他经常与人说：“能够保证人民大众的身体健康，是人生第一快事也。”
1958年，他带头参加中医联合诊所，后又为筹建市桥中医院竭尽全力。他因中风偏瘫卧病数年，患病期间得到政府的全力救治和悉心照顾。他由衷感激，逢人便说：“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共产党”。为了回报社会，贡献微薄之力，病情稍好转，即回中医院工作，由于行动不便，由儿子用轮椅推他上下班。为治病救人，鞠躬尽瘁。
古人云：医者仁心，医乃仁术。黎氏悬壶济世，治人无数，积德行仁，无论个人品行还是为病患者服务的思想，均受儒学思想影响。他有一个心愿——即使自己离开了人间，如果把接班人培养起来，自己不也还是活着！故他一边带病上班，给人治病，带徒整理自己医疗经验，一边负责指导广州中医学院的毕业生进行实习。直到他确诊患有癌病的前一天，他还悉心辅导着广州中医学院1967届的毕业生，无私地把自己几十年的医学经验传给后代。这位德高望重，为人民健康事业鞠躬尽瘁的一代名医于1965年被癌症夺去生命。然而他的音容笑貌，高尚医德，却永留人间。继往开来，黎氏的仁心仁术亦直接影响黎氏的后人。他的子侄中传承其医风、医术者，不乏其人。
岭南名医梁翰芬
梁翰芬，原名梁庸（1876～1967），番禺县人。梁氏学习中医之时，还是晚清期间。梁氏是个清末监生，由于家道清贫，初以教书为业，后来弃教从医。23岁时（1898年），拜当地名中医，前清进士黄家礼学医。在清末民初时，广东省举行中医考试，梁翰芬一举夺魁。随后，受聘于广州方便医院当医生。他凭着高超的医术，挽救了不少危重病患者的生命。1918年，梁翰芬回到家乡执教书塾，并带徒授医。其后，梁翰芬在广东中医专门学校任教，这家学校在广州中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梁翰芬编写了《诊断学讲义》、《眼科讲义》等教材。当时，国民政府提出废除中医药，引发起全国维护中医药的风潮。在1931年南京中央国医馆成立时，广东中医专门学校校长陈任枚，率领梁翰芬等11名广东知名中医出席大会，在会上抨击当局的政策。从上世纪30年代直至50年代，梁翰芬在广州中医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培养了很多学生，如：杜明昭、罗元恺、邓铁涛等等名中医。
梁翰芬可谓中医世家，代有承传。梁翰芬的儿子梁具天跟随父亲学医。梁具天从医历程颇与其父相似，他在广东中医专门学校毕业之后，进入方便医院工作。后来越南有一间华侨创办的医院，来广东招聘医生，梁具天以粤港澳中医师第一名的成绩入选。梁具天同样医术精湛，在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时，挽救了不少危重病人，被时任院长的全国妇产科著名专家梁毅文称之为“再世华佗”。梁翰芬的孙子梁颂名，在梁氏的直接指导下，也走上中医的道路，并在中医方剂学等领域，贡献突出，曾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梁颂名于1999年就任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教授。梁颂名的两个儿子梁思潜、梁思力均在香港从事医学教育。梁氏中医世家，名医辈出，四代相传，实为罕见。
建国后，梁翰芬先后担任过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中医学执行委员、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州分会委员。1956年还被聘为广州市委宣传部干部处顾问。梁翰芬于1967年逝世，享年91岁。
番禺人民医院医师第一人
——记著名西医师王祥英
□王华杰
王祥英（1906.1～1967.3），祖籍浙江省山阴县（今绍兴市），入籍番禺茭塘司（广州河南）。出生于广州，童年居上海读私塾。1930年9月广东光华医学院医科毕业，先后在广州市市立医院、东山两广医院实习和工作。1932年5月离开熟悉的大城市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单身来到禺南的农村小镇唯一的民办公助慈善医院——市桥方便医院，受聘成为医院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西医师。初时，方便医院仅是办理赠医施药、施棺、殓葬、收留弃婴的二间民房和竹棚。后来经过募捐，得到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及各界人士的捐款，于1933年11月21日奠基兴建留医楼（2层），1935年7月30日落成（照片1）。王祥英医师就是在这样设备简陋的环境下艰苦创业，担负起全院繁重的医疗工作，凭着执着的敬业精神，以医院为家历时十年。当全家从广州搬迁来市桥后，于1942年8月在西街尾（今大西路）开设诊所。解放后，1953年7月获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颁发“医师证书”（照片2）。1958年6月参与成立市桥联合妇幼保健站并任负责人，年底回归番禺县人民医院任妇产科医师，1964年5月病退。
王祥英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及当选镇、县人大代表。
王祥英是番禺西医界先驱，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乐于治病救人，其一生中不知救治了多少危重病人。
曾有一著名澳门商人，早年曾在市桥东涌路诒燕小学（现桥东小学）门前做摆卖油炸粽的街边小贩生意，那时因身染重病，到方便医院求医，经王祥英女医师救治后得以康复，后成富商。因感该院救治之恩，将黄金数十两捐给方便医院以资建设（见1995年3月3日番禺日报《禺山琐记》）。1945年，市桥大北路有一著名牙医幼女患肠伤寒病，持续高烧不退，还迸发肠出血，病情很重，这在无特效药的年代里本来很难活命。经王祥英悉心诊治，痊愈后无后遗症。该牙医亲手送一精致“肠热救星”镜架，以表谢意。
王祥英是一个优秀的全科医师，尤擅长内儿科和妇产科，为本地区率先引进西法接生，使用产钳及碎颅手术，挽回不少妇女和新生儿生命。某村罗伯爷60大寿时，对满堂儿孙讲，有今天需要感谢王祥英医师！原来，他是独子，1945年出世时遭遇难产，被邀诊的王祥英带同助手到他家，耐心地守候和处理一天一夜后，仍未能自然分娩，产妇已很虚弱，与胎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全家都很焦急。在紧急关头，王祥英使用产钳手术助产，母子平安，全家都很高兴。老太爷晚年得子大喜，不仅多给酬金感谢，还派出二个家人持械护送回家。事件传开，周围村庄的产妇纷纷要求王祥英挂号预约接生。
王祥英医师行医济世，广结善缘。1942年离开方便医院时，医院赠送一套三件中堂酸枝镜架，写有对联“疮痍满目资宏世，慈爱为怀结善缘”。她是一个念旧的人，对方便医院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常掂挂着医院的变化，与医院的工作人员亲如一家，经常义务回医院协助抢救和处理疑难病例，随叫随到，好像仍是医院中的一员。1952年医院改名为市桥人民医院后，不因院名改变而疏远，仍是照旧往来不绝，还照相留念。1949年10月23日，她收到晚上解放军进市桥的消息后，傍晚便带上了侄孙王华杰到方便医院“守夜”，以协助保卫医院和准备救死扶伤。
在王祥英影响下，王氏三代人在番禺人民医院延续工作近80年：1932年5月起王祥英在方便医院工作共30年；侄孙王华杰1962年9月毕业分配番禺县人民医院；又过30年，其曾侄孙王汉成在1992年9月也毕业分配到番禺市人民医院并工作至今。
贱药能治病妙手可回春
——记老中医黎陶逸
□黎润波梁谋
黎陶逸（1898年～1970年）番禺区市桥人。中学毕业后，经堂兄推荐入香港东华医院学医，师从著名老儒医黎端宸，在黎氏悉心教导下，经过精读《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瘟病全集》、《本草纲目》等，特别对文意高深的《伤寒论》，更能精辟透彻了解，深得赞赏。接着跟随著名老儒医在东华医院随诊一年，诊痊愈万，均认为可独行执壶济世。1933年东华医院发给证书，并推荐其到东华医院湾仔分诊所当主诊医师，并加入“香港中华医学会”继续深造。香港东华三院（东华医院、东华东院、广华医院），在港、澳地区享有盛誉。其中东华东院在香港湾仔附设一间诊所，该所地处繁华旺地，并赠医送药，深受中下阶层市民爱戴。尤其是对住无居所的贫苦大众，更代为煎药，因而，前往就诊的中下层市民，日超过百。
东华三院，是由华人主办的社会慈善机构，经费均由社会各界善长仁翁、社会贤达捐赠。香港是繁华都市，生活在中下阶层的市民人口众多。对慈善医院悬壶济世之举，可谓“僧多粥少”。如何才能将有限的资源使更多的患者得到医治。这就需要想出一道固本兼治，妙手回春，贱药医人的高超办法了。
黎陶逸医师在任职期间，经过反复实践、揣摩、分析、研究，深谙变通归纳为三味。在“药无分贵贱，野草是灵丹”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四步，诊断精确、对症下药，平价贱药也一定能把疾病治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黎陶逸对一般常见病，都采用“轻、清、代”的方法，就是每开一味药都不超过三至五钱。清，就是每张处方都不超过八至十味药；代，就是深谙变通三味，用贱药代替名贵药。例如有一位到诊病者，患有咽喉肿痛，他便只开了“桔梗、甘草”两味，叫他待药凉透后，不停顿地少口地湿润咽喉，二天后病就痊愈了。对急重病患者，则采用急救、外治、内服的方法，三管齐下。如有一位小童，患了“春瘟病”（西医叫脑膜炎），高热抽筋，角弓反张，神昏谵语，舌焦黄黑，脉象沉数，大便不通，小便红浊，属危象。他即用阴阳水给小童冲服“紫雪丹”急救；再用麝香五分、大枚片一钱调匀入脐孔，用剖开毛生鸡腹，放在小童脐孔上绑定勿动进行外治；最后用五剂养阴清热解毒透经络处方作为内服，小童便恢复天真活泼。在香港这个地方，西医占据首位，但黎陶逸不为所动，始终保持传统中药真谛，在职七年，治人无数。
1941年，日寇侵略香港，缺水缺粮，医院停诊，黎陶逸被迫逃难回市桥，一直坚持贱药能治病的理念，继续在家里行医。1947年，参加了番禺县中医师公会。建国后，在合作化高潮中，与几位医生组成中医联合诊所，并被合管会聘为医疗诊所医生。后来，被聘到市桥中医院任职，直至1970年1月病逝，享年72岁。
传承祖国医学承担社会责任
——回忆父亲梁翕光中医师
□梁小曼
先父梁翕光（1923～1970），番禺石碁塱边村人。生前以中医儿科为业，出身于四代相传的中医儿科世家，是番禺中医院的首批医务人员，是有口皆碑的名医。
1938年，父亲上完小学后经函授初中结业，先是跟随父（我祖父梁瑞滨）学习中医儿科。两年后其父去世，由其兄（伯父梁俭光）继续带教，1943年学成后，一直在市桥（租住市桥桥东路12号）开业行医。父亲聪颖、勤奋，敏于行而善于思，关爱病儿，体恤家长，药到病除，深得群众爱戴和尊敬。
父亲青年时代，正是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之时。从父亲留下的座右铭（见附件），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时代的父亲，是一个胸怀理想，以推动社会前进为己任并努力履行的人。他以治病救人为业，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家乡塱边村松露小学当教员，在共产党员郑迪年（解放后任顺德一中校长）的影响下，由郑迪年和梁生（解放后任番禺交通局局长）介绍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医馆作为番禺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掩护到番禺工作的地下党领导与收集情报等。那时父亲在楼上诊病，母亲在楼下打理木屐铺，人来人往，便于掩护。曾谷、郑少康、周天禄、成崇正等领导都曾在医馆暂住。父亲还经常以出诊为名，冒险去送情报。敌伪警察曾到过我家搜查，父亲机智地藏好文件（党员名单），保护了番禺地下党组织。虽有艰险，但他无怨无悔。
父亲五兄弟及两个堂姐妹，都在解放前后参加革命工作。一个堂姐在抗战时随抗日游击队北上而于三水牺牲。1949年，父亲接受上级党组织任务，积极做好迎接番禺解放的准备，是解放之初番禺公安军管会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他也是番禺一、二、三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抗美援朝时，父亲带头购买抗美援朝的国家债券和建设债券。后来又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组建大北中医师联合诊所，把家中的医案和椅子都搬到诊所使用。1958年4月参加新成立的番禺县联合中医院（后称市桥中医院和番禺区中医院），是首批加入的23名医护人员之一，是内儿科的骨干。
解放后父亲一直没有离开自己喜爱的医生职业。他的医术很好，见长于诊治儿童常见的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和传染病。如小儿疳积（消化不良与营养不良）、腹痛腹泻、发热感冒、气管炎与百日咳、麻疹等症。番禺境内外，从方圆数十里镇乡到交通十分不便的沙田区，来求诊者众多。旧时风俗，经医生治疗痊愈后，都喜欢拜认医生为契家，以求平安之意。而父亲不论贫富，对要求上契的小孩家长都给予满足，他契仔女多不胜数。
还在自家开业时，每天天还没亮，父亲就挑灯接诊从四乡远道而来的病人。许多沙田区的病人，还要划船数小时甚至一整夜才能来到的。父亲总是先看完病人，然后才上就近的“品升茶楼”用早膳。在半夜或清晨，朦胧中听到父亲诊治病人的声音，是我们儿时的记忆；而随时去茶楼喊父亲回家看病，可以得到一个叉烧包或烧买之类奖赏的美差至今想来仍喜不自禁。
上世纪50、60年代，经济尚不发达，父亲开药，总是为病人着想。他说过，他开的处方一剂药一般都在一毛钱以内，超过一毛五的处方，那往往是重症了。他用的总是常见的药，能用便宜的就不用贵重的。“是药三分毒”，我们小时侯感冒咳嗽，只要没大碍，父亲一般都不给我们开药，也没有喝凉茶的习惯。
麻疹是儿童最常见的传染病，据《番禺百年卫生志》记载，1950～1959年，1960～1969年，麻疹的年发病率高达451.21/10万与330.11/10万，占传染病总发病的31.07%和35.42%。1958年，麻疹盛行时，番禺新发病例高达340人/天，7岁以下儿童35％染病，从当年10月一直到次年6月才控制住。中医院急从下乡到高明支援大炼钢铁的医疗队中，调回父亲和万寿两位医生，他们日以继夜，为当年救治麻疹患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后，在开展麻疹疫苗接种时，为解除儿童家长的顾虑，父亲还带头给不满2岁的小儿子接受疫苗注射。
父亲总是细致入微地救治病人。记得在大南路诊所时（1963～1965），他每天要接诊的患儿很多，经常一个早上就有100个左右，诊所助手不足，父亲平日都得让母亲去帮忙，星期天是我去。我们负责叫号，在处方上写好病人名字、年龄、日期，甚至签上父亲的名字（我们模仿他的笔迹达到了可以到药店检药的程度），以减少父亲的工作量，母亲还可以在父亲口述下写药方。夏天天气热，围拢的人又多，病儿哭闹嘈杂，但父亲仍然非常耐心，都是温声细语的。他还不时站起来，环顾一下候诊的病人，见到病重的，总是走去叫家长带病儿过来先给予诊治。父亲说，小儿无诈，要注意观察患儿病情轻重，重的先看。遇到危重的，如重症肺炎，须找西医急救的，还叮嘱家长赶快带患儿去人民医院。我们都知道，父亲的原则是给远道而来的、病重的先诊治。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极少准时下班。那时的父亲，身体并不好，加上当时整个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供应不足。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之下，每天下班回家，父亲的双脚都是肿的。中午一回到家，他就疲惫地躺在木炕床上，把双脚垫高。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任何时候都干净利落。如同他的容貌俊朗、干练潇洒一样，他的毛笔字也是严谨而洒脱，行文快疾而又整洁清秀。正是相从心生，字如其人。父亲诊病时，坐姿端正，即使天气很热，他穿的唐装衫都扣好每一个扣子，从不会因天热打开衣领上的结扣。我想，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医生的自律和对患者的尊重。
作为中医师，多年的经验使父亲认识到中医之不足，所以在我报考大学时，父亲让我报读西医。我1965年考入中山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在附属肿瘤医院工作至退休。而最遗憾的是，父亲正值壮年时（48岁）病逝，我们兄弟姐妹未能继承他的经验。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就读的也是中山医科大学和广州医学院，也将继承父亲的意愿，走上从医的道路。
父亲是孝子。他在家孝敬父母，尊兄如父，尊姐如母。1946年后，以其一人之力，赡养生母，帮助生活困难的弟弟（我六叔），供小弟（七叔）完成大学学业，还要养育我们七个孩子。
父亲是严父。他严格要求我学习要好，教导我学好数理化，更要学好语文，又教导我们要学有一技之长，才能立足于社会，报效社会。
父亲性情耿直，一身正气，不说违心话，不做亏心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几次外地来的红卫兵威逼他签字证明一些地下党员是叛徒时，他都严词怒斥，拒绝作伪证。他一直为那些同志担心，直到他去世。
父亲解放前经历战乱、日寇入侵，解放后经历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其心之苦，其身之痛，其之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们是难以体会，更无法读懂的。但他曾自觉地以推动社会前进为己任，曾挺身为社会的进步而战斗，为解除病人的疾苦而努力一生。他的音容留在我们心中，他的一些为人准则也如同他的血液，流在我们的身上，乃至浸透到我们的骨子里。
谨以此文，代表我们兄弟姐妹纪念我们的父母亲。
著名骨科名医邬汉生
□邬淑仪
邬汉生先生（光绪？年～1970），南村人，生于名中医骨科世家，其父邬景文先生擅长刀伤跌打正骨，是番禺一代名医。邬汉生是邬景文长子，从小受其父影响专心于跌打正骨研究，并在其父的言传身教下，年轻时期就练就一身功夫，尤其是“闭合性骨折”复位等技术最为出色。邬汉生先生早期在南村开设医馆，深得其父教育“救苦济贫”，对本地区和外地慕名求医患者，对没有路费、没钱买药的贫苦大众更是慷慨解囊；平时对贫困的街坊更是百般体贴，受益的群众不计其数，1956年他到市桥联合诊所行医，为番禺中医院骨科的师祖。l958年他响应政府号召合并到当时的市桥中医院，期间先后培养了大批骨科名医，例如邬杰升等。
番禺名中医关南溪先生
□黎如白
关南溪，一名蓬洲，番禺新造镇南亭村人。1887年正月19日生于故乡。先生家乃南亭望族，诗书世家。父为晚清秀才，然淡泊功名，无意仕进，特建“敬轩家塾”，设帐以课村中子弟。
南溪先生少聪颖，嗜读书。在穗中学毕业后，考取“南京税务学堂”免费入学。1913年毕业后，先后在南宁、上海、广州等6地海关任职，1948年退休返南亭，1950年任南亭村绳武小学校长，1951年7月专业中医。
1955年，为扩展医务，先生赁屋于市桥大东路，设肆行医，兼售中药。1956年，与几位医生响应政府号召，于大南路开设联合诊所。1958年，市桥成立中医院，大南路联合诊所亦并入中医院。直至1968年，先生以年老为由，办理离职手续，返回南亭故居。
自1951年专业中医时开始，先生即以其临床经验，结合医学理论，撰写《医学管见》，并印发同业，以求订正充实。书成，约十二、三万字。分一症为一篇，先标古人之旧论，次及自己之所见，间参以新医之学说，而归纳其症之要旨，乃系以医案，末附古人之成方，而一篇之大旨，括矣。其论望、闻，问、切及听诊法，尤为明白清澈，而无难解难明之弊，确有独特见解。
余1951年与先生相识，由于先生医理精深，兼之待人诚恳，是以一见如故，畅谈甚欢。余不时以奇难杂症相问，先生一一为之剖析，有理有据，深入浅出，使余受益匪浅。
1976年12月19日，先生病逝于广州，享年89岁。
名中医万寿事略
随父学医拜师深造
（1909~1978），出生于东莞县厚街。其父亲万泰，为东莞名医。在家庭的熏陶下，他自幼喜爱岐黄之术，随父学医，先后师从岭南名医谭次仲，勤勤恳恳，进步甚速。
1928年，东莞县举行中医师考试，他报名应考，成绩优秀。19岁便在厚街一带“坐堂”，为人治病，兢兢业业，不辞劳苦，不计报酬，医名渐播，求诊者日众，正是后生可畏。
万寿以良医济世自励，学而不厌，冀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34年，他赴广州，拜岭南名医谭次仲为师，孜孜不倦，研读医学经典及《中医与科学》等。寒暑两易，学有所成，医术益精。
解放初期，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他遵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及推陈出新、取长补短之精神，再次参加广州谭次仲国医馆主办的现代医学函授学习，学以致用，推行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效果益佳。
悬壶市桥治学严谨
抗日战争爆发次年，东莞沦陷，民不聊生。1939年，万寿迁来市桥，在海傍路“存济堂”悬壶济世。因初来，人地生疏，来诊者寥寥，门可罗雀。
后以善治顽疾险症，屡起沉疴，遂见称于人。同时，他对贫苦病人，赠医赠药；若遇沙田地区危重病人，劝其留住观察诊治，食宿费无法解决者，则解囊相助。不少病人，为感恩德，以子女相契。名声日渐远扬，求医者接踵而至。每遇旺季，黎明则挤满候诊者，门庭若市。
随着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市桥一批个体开业的中医，响应人民政府号召，于1958年兴办“市桥中医院”。他放弃优厚的个人收入，积极支持，首批参加。从个体走向集体，为人民服务的条件更完善，有利发挥专长。
万寿参加市桥中医院后，每天门诊患者超百数，还要参与留医病人的会诊。医务虽繁重，但绝不因忙而草率，对病人总是和颜悦色，有问必答，深得病人信赖。他常言：“医者父母心。绝不能因病轻而玩忽，也不能因症重而推卸。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医学无涯，倘自命不凡，妄自尊大，会误己害人。”尤为可贵者，他为人谦逊，待人热诚，能与院内中西医师团结协作，相互切磋，每遇疑难重症，共同研究，尽力抢救。
他还兼任老师，带领广州中医学院毕业班学生临床实习，担任县办的中医学徒班、西医学习中医班、中医护理班和“赤脚医生”班等教学工作。他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博览各家学说，对很多重要论述，都能背诵如流。虽如此，但每遇讲授，仍认真备课，从不懈怠。他主张学习经典著作，既要熟读，又要精思，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应以疗效检验各家理论，守其法，而不泥其方，掌握其精神，大胆化裁，灵活运用。他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学员们深为敬佩。
“有济世活人之术，以爱众亲仁为心”
万寿医师于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69岁。人虽逝，但其钻研中医古典著作，重视学习现代医学，善于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的治医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他以“假使不能列入医林传世，也可传家留给子孙学习”的态度，总结了个人学习心得和临床体会，遗下了《伤寒论评注》、《金匮要略评注》和《万氏医学谈》等著述，其中部分论述编入了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的《方剂学》中（见1974年版第176页）。《广东中医》、《新中医》、《广州医药》等刊物，也曾刊载他的学术论文。有一批未完成的学术著作，可惜在“文革”中被毁掉。
他用药简练，每一处方，多是六至七味，且以“药无分贵贱，效者是灵丹”作准绳，实事求是，因病用药。不因病者有公费医疗，故意开贵重药物以笼络对方，亦不因对方有权有钱，故意开奇缺药物以炫耀自己。某同志曾因患腹泻，屡治未愈，求诊于他，他开了一剂七分钱的中药，便药到病除。
他爱好古文、诗词，擅写草书，左右手能同时挥毫。而签写处方，却用行书。他认为，字迹潦草，容易配错药，会误人性命。
他擅长于内、儿、妇科。擅用“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即病在上，可取治其下；病在下，可取治其上。从上下各个方面仔细推求病因，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透过现象分清疾病的本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即用补益的方法，治疗阻塞的病症；用通利的方法治疗通利的病症），“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即同属一病，须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不同的病，只要病机相同，可用同一方法治疗）等等。他以中医的独特疗法治病，屡起沉疴。万寿从医50年，活人甚众。
现举数例，以见一斑：
画家叶少秉之家属，因患病多方求医罔效。一服其药，霍然而愈。叶少秉特绘《药到回春》图相赠，以表感谢。
番禺塑料厂工人黎杏冰之子，重病缠身，面黄肌瘦，住省某医院治疗，久未见效。医院为弄清病因，要剖腹探查，家人恐惧，要求出院。后转到市桥中医院诊治，经万寿细心辨证，诊断为阴性黄疸。以四神丸合理中丸治之，病见好转。此后，就在原方上加减，如是服了十余剂，其病果愈。
香港中文大学永远顾问、香港止园书院院长、名书法家谢熙之嫂（市桥人），患严重哮喘，步履艰难，万寿不辞劳苦，上门诊治，使病人转危为安，病人送礼酬谢，他分文不受。谢熙闻之，深为感动，挥毫赠书：“有济世治人之术，以爱众亲仁为心”
万寿有两女、两子、三个孙、一曾孙继承医学事业，其中一孙女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可谓事业传承，后继有人。
番禺名中医——朱业桓
□朱启堂
朱业桓（1916～1979年），又名朱良，顺德籍人。出生于中草药乡医世家，从小随父学习乡医技术，拜读中医内科、中医杂病经典著作。以《灵枢》《素问》为基础，《伤寒杂病论》为指导临床。民国31年（1941年），日军侵华，占领顺德，他随父移居番禺沙湾，并先后在沙湾、市桥“生生堂”药店坐堂应诊。
1958年，市桥组建中医院，朱业桓为首批23名医生之一，担任中医院门诊医疗工作，还担负带教广州中医学院临床实习生、中医学徒、西医学习中医班、中草药新医科班、乡村医生培训工作等等。朱业桓每天诊病100多人次，他仁心仁术，医德高尚，无论富贵贫穷，一律耐心善待，还经常对贫穷患者解囊相助，受到广大病患者敬重。
朱业桓对中医学研习有方，从医几十年，不断注重临床研习，注重“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四诊合参”、治疗“八法”，大剂量草药合并中药治疗疾病。临床上常用“安宫牛黄丸”治疗中风闭证；用“紫雪丹”、“竹叶石膏汤”治疗小儿高热；用加味“胶艾汤”治疗妇人血症；用“温胆汤”诊疗癔证及情绪疾病等等。他在治疗上运用方剂多变、随症而更，草药中药合用，认为大剂量治顽疾，疗效突出，20世纪60～70年代，享誉番禺及周边地区，在广大病患者心目中有“大剂先生”之称。
钟村名医——区宗汉
□区定日
区宗汉（1901～1980）字本生，又名翀汉，番禺钟村人。幼承庭训，精研伤寒、金匮、本草及内、难诸经。幼年随父玉棠公悬壶于顺德大良，父殁后，他举家返乡定居，业医五十余载。擅长内、妇、儿科，以经方治病，尊古而不泥于古，收效卓著，故名满南、番、顺，蜚声省、港、佛等地。
宗汉先生性情豁达，仁心仁术，患者盈门，日诊近两百人而不倦，家中常备药炉茶灶，以利远道病重求诊者，早沾药效。凡贫者，赠医施药，挽垂危于既倒者不知凡几，乡民交口称誉。解放前后，业界推举其为番禺十大名医之一，著有《临症荟要》、《医学随笔》、《本草歌诀》等，惜1966年付诸一炬，谨有断句残篇幸免，以证心血。
1956年宗汉加入钟村联合诊所，1958年转钟村卫生院。“七种病”（贫血、肝炎、水肿、脚气、子宫下垂、麻疹、水痘）流行期间，宗汉先生为主诊医师，焚膏继晷，衣不解带，以病患者康复为己任，将毕生贡献给医疗事业。宗汉先生博览群书，通晓文、史、数、奕、武。1980年仙逝，享年80岁，子孙承其衣钵，精医善文，传诵梓里。
一代儒医罗抱一
□罗华英
罗抱一（1889～1982），原名罗殿祯，字抱一，番禺南村镇罗边村人。其父罗伯夔乃南村四大名医之首，曾任上海精武会的国医顾问，又在家乡设立仁育医局赠医施药以悬壶济世。在这样一个医药书香世家中长大的罗抱一，从小对中医耳濡目染，他不仅继承了祖传的医学，并且树立起“怀仁修德独善其身，悬壶明志兼济天下”的道德观和远大理想。
在上世纪初，为了增广见识，接受系统的现代教育，罗抱一考入了中国第一批公立的法政大学——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尽管在大学里的同学及所结交的好友大多是当时名流政要，但目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动荡乱世，大学毕业后，他无意于仕途，决心通过教书来唤醒国人意识，并以仁慈医道救济民众。他先后在上海等地设立家塾及医馆，又受邀到大学讲学。抗战爆发后，罗抱一决意离开饱受日本人蹂躏的上海，返乡行医济世。归乡后，他先后在番禺各乡及粤北的连县等地继续其教书及行医生涯。
解放初期，国家处于百废待兴阶段，罗抱一主要在番禺南村、深井等地行医。1958年，番禺县为了改善当地民众的医疗环境，在社会上广召中医名师，组建番禺（市桥）中医院。作为番禺的名医，罗抱一成了中医院建院初期的主要支柱。当时附近乡镇慕名而来求医的病患者众多，经其诊治康复者不计其数。为了培育下一代接班人，罗抱一把祖传的医术及多年行医积累的经验融汇写成了《时病论》、《医镜歌诀》、《医棒》等讲义，并开设中医培训班亲自讲授，无私地把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经他培训的学员后来都成为了番禺中医的骨干力量，为番禺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罗抱一一生行医都履行着“怀仁修德独善其身，悬壶明志兼济天下”的理念，不但对贫苦求诊者赠医施药，而且凭着其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而誉满番禺。时至今日，番禺老一辈的人提起当年那位白髯飘飘的老中医罗抱一，无不交口称赞，不时仍有人向其后人提及当年他赠医施药、妙手回春之事。
除了以精湛的医术服务于大众外，解放后，罗抱一还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活动，他成为番禺最早的政协委员之一，为国家建设、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建言议政，还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的子女传达“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思想，教导她们为祖国统一事业多作贡献。高超的医技、良好的品格、仁慈的胸怀，使罗抱一成为了一名受人景仰、热心公益的中医名师。
奇难杂症名医邓敬芬
□张松生
邓敬芬（约1915～1982），西田村人。矮胖黝黑如宋江。继承父业在石碁圩上街开馆行医，治的是奇难杂症，拿手的是治大热症。
大热症，是指人体因严重缺水，致五脏亦缺水而受损，头昏发热。当代旅行家余纯顺在罗布泊探险时就死于此症，对于这急症，他决不手软，用大剂量的羚羊（角）、犀角，通常须先后两剂，合七十多元，当时并非常人能承受这医药费用的，可他收的只是诊金，却叫病者到天生堂按方配药，药店亦因他而常备有羚羊犀角。粗略估计，他救活的濒危病人起码超过半百。其实当时这病输液加用药便可治好，但很多病人怕吊针（打点滴），宁可破财吃贵药。他有一套瓦煲、捣盅、碾船等器具，中、小型，是用来自制膏药的。他制膏药是配有药性劲猛的如蟾酥、全蝎、蓖麻子、薄荷等，专治恶疮，去肿吸脓，数贴便愈，可惜留疤。他还制有治风湿麻痹的、治腰酸骨痛等数种膏药，均有奇效，就不细说了。
他的医馆与西邻张守方（中）医馆只是一墙之隔，邓先生闲着无事，敲西壁搦战，张先生无事就踱过来，就在邓的诊桌摆起棋来厮杀，到张先生有空时，也敲东壁挑战，邓先生也尽速完诊事后跑过去，这已成了家常便饭。张为人稳重，慢条斯理，他的棋艺较邓略高一筹，经较量后让邓先行就成了惯例。有一次，邓刚走第一步棋，张有病者求医，诊脉开处方，在邓的不耐烦多次催促下，处方上竟有“中宫炮”一味，这是天生堂中药铺店员哗传出来的，一时成为笑柄。
一位名老中医走过的路
——忆父亲吴驭周
□吴秉衡
父亲吴驭周大半生在番禺行医，用精湛的中医医术治好了无数的病人，为保障番禺人民群众的健康作出贡献，早年获得“广州市名老中医”荣誉称号。他的医德和医术，至今还为老一代的番禺人所津津乐道，是番禺县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他对政协很有感情。
父亲吴驭周已经离开我们18年了，1999年他诞辰一百周年时，兄妹们曾聚集在一起，回忆了他的一生。现把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作为对他永久的怀念！
少年远渡重洋
父亲原名家骏，字驭周，原籍南海西樵，1899年（光绪25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出生。祖父荣晃此时的经济状况入不敷出，靠借贷维持，负债累累。父亲的童年是在贫困和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下度过的。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十一、二岁时，祖父还让他报大岁数考海军学校，但因实在太矮小而考不上。他读书很用功，共读了六年学堂，一年英文专科，经常受老师表扬。
大姑丈叫区南星，是古巴华侨，在古巴哈瓦那的云拿梯（译音）埠开“见仁聚”杂货店。他知道祖父生活困难，叫祖父前往。这样，为了生计父亲跟着水客，坐了整整40天的轮船，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古巴。当年，他才13岁。
在古巴，父亲做过伙夫，进货、送货，杂工扛、挑等重活都要干，他说他曾扛过100多斤一袋的大米。后来祖父患了肺气肿，父亲亦劳累过度，患了头痛和神经衰弱病。1922年冬天，父亲和祖父终于一起启程回国治病，结束了11年的海外生活，时年24岁。回国后，断续病了4年，父亲身体才慢慢好转。
带病学中医
父亲学习中医并没有进过学校，也不能算祖传。祖父在广州荷溪与一位姓刘的老中医同住多年，跟随学习过中医，但从未挂牌行医。父亲是在祖父的鼓励和帮助指导下自学中医的。中医医术，当时叫做“烂棉衲”（破棉袄），祖父说：虽是“烂棉衲”，必要时可以“抵冷”（御寒）。父亲从古巴回国后，在1922年到1926年几年治病期间，专心研读了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在内的中医学多本论著。在学习过程中，还有幸得到当时广州名中医马汉三和黎庇留的指导。马是祖父的同学，精通温病（各种急性热病的总称）。父亲擅长医治温病，显然得益于马汉三的传授，这一点，是他经常提到的。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中医执业要30岁以上、通过考试才发给开业证书。父亲1926年（28岁）与母亲劳淑英结婚。婚后没有开业证书，主要是为亲朋戚友治病，也治好了很多难治之病。直到1932年，父亲考试及格，获得“中医开业证书”。随后，就在广州市逢源西三连直街3号正式挂牌行医，经济收入相对稳定。后来母亲相继生下秉文、秉钧、秉刚、秉衡四兄弟，1936年生下四妹秉贤，我们兄妹共5人，家里生活相对稳定。
“走难”入沙湾
诊所开张了，但因为是外来医生，群众一时还不了解，而父亲靠三只手指（中医号脉用三只手指）养活十口人，积蓄无多，必须尽快打开局面。开张后实行每天赠医40人，其余人则诊金不拘，如果连执药也没钱的，代为结帐。此举大受贫苦群众欢迎。加上父亲精通脉理，诊断准确，医德好，不管贫富，一样细心认真，也治好了不少危难重症，名声很快就在附近各地传开了。那时，每天清晨，门外早已排着队，等候派“筹”（挂号牌）免费看病。我们四兄弟每天早上上学，都要穿过挤满人的前厅。虽然赠医施药，但由于看病的人多，生活逐渐可以维持，也结识了各阶层的朋友，父亲的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1938年7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沙湾龙湾村，投了几十枚炸弹，伤亡不少人，最后一枚炸弹就落在离住所不远处爆炸，当时全家都伏在床下，以为必死无疑，惊慌万状。稍后，全家暂时搬到附近的田心村，一家人暂住在一个叫“卖油隆”的当地有钱人的空闲小屋里，躲避日寇的轰炸。不久，父亲又从田心回到沙湾，继续行医。
遭勒索回迁广州城
此时的广州由于被日本人占领，西关十室九空，诊所收入低微。无奈，只好在当时人口比较集中的惠爱东路榨粉街口附近，租得一家柴店的一边铺面开业诊病，诊所业务非常冷淡，无法维持一家十口人的生计。屋漏偏逢连夜雨，诊所开了一个月，父亲突然两腿患上风湿红肿通病，不能下床，缠绵不愈。我们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腿疼时，就要我们轮流给他捶腿，力量小了还不行。后来只好关闭诊所，在家调理了三四个月才慢慢好转。
赴市桥重整医业
母亲打听到原来大姑妈的邻居孔泽林（原在广州卖故衣），广州沦陷后返回番禺市桥，打理他祖父开的中药店民寿堂，她设想如果能在店中搭档开业（即坐堂），就是最好的机会。经联系孔泽林一口答应了，父亲欣喜若狂，决定1940年3月举家搬迁到市桥。
民寿堂位于市桥镇海傍东路南侧，店的南面铺尾就是河边。市桥镇是禺南主要集散地之一，当时交通工具主要是船艇，从大洛口、海傍东路至大码头、大南路、主帅庙一带，比较繁华，是附近农村和沙田地区群众进行商品买卖的集中地。日伪时期，烟（鸦片）赌林立，灯红酒绿，更制造了虚假繁荣。由于每天流动的人群很大，来治病的人也就比较多，民寿堂的位置适中，找父亲看病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了。我们先是租住在连社巷里的拔元巷（现已开清河路）姓黎的家中，后搬至横街一间小屋。除了在市桥八口人外，每月父亲还要给广州的祖父母送去生活费用，虽然收入有好转，但捉襟见肘，仅可维持。生活暂时安定下来，兄妹们又可继续读书。我们兄妹都分别在孔量平的私塾、县四小、辅群小学、中学等念书，成绩还都名列前茅，没让父母亲费心。我们的家也陆续搬迁住过大市巷和海傍东的仁寿巷麦家。孔泽林为人豪爽，也尊敬父亲，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心情也特别好，找他看病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医术和医德，吸引了不少番禺人来求医，名声逐渐传至沙田区的各村群众。他治好了不少危重病人，赢得了声誉，获得群众的信赖。
在民寿堂开业，总共四年，到1943年10月，平地又起风云，尚算比较温暖稳定的生活又起风波，灾难又再临头。
一天，一个外号叫“老怪顺”的“大天二”带着几个持枪的人来到民寿堂，声称，这个铺位归我所有了，你们要搬走。数日后，又来人逼迁。孔泽林无奈，只好把货物和家具廉价卖出，关掉民寿堂，忍泪返石碁。这样，父亲又失去赖以为生的诊所，再次陷入了困境。
当时市桥镇海傍路、大南路一带商店林立，要找一个铺位做医馆很难，没办法，只好在住处（即仁寿巷的一间泥地屋）设诊所行医。因为位置不好，很难找，收入一落千丈。
民安堂再现生机
彷徨之际，有药材失业工友吴贤告知，海傍东路福生堂批期已满，是属市桥三堂吴氏太公物业，如果父亲有办法找到股东开办中药店的话，他可以设法把铺位投标要来。这对父亲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办成中药店，可以在药店开诊，稳定开业的阵地，这就是父亲积极筹办中药店的主要原因。至于中药店能否赚钱、如何赚钱，他都没有过多考虑，因为他不懂做生意。他找到王略三等人入了四股，自己找到几个亲戚合认一股共五股，王略三在广州市开有民安药行，做中药生意，做生意有经验，药店就由王略三和父亲共同主持当司理。中药店在1944年开张，取名民安堂。
有了民安堂作基地，药店的一边做诊所，医务稳定下来了，并逐步发展。他全力投入医疗工作，废寝忘食地为病人治病，来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为了更好替人治病，从沙湾行医开始，他就自己加工和配制了许多药散、药丸，很有效果。例如绿喉散，治乳蛾（扁桃腺炎）、白喉等咽喉病用；疴呕肚痛散，治细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及急性肠胃炎用。其它还有绿药膏、黑药膏、眼药水等。父亲懂得分辨中药，也知道中药加工的方法。每次加工配制丸散，他都要秉文、秉钧一起动手。晒药材，用“碾舟”（本地叫“颜船”，生铁铸成如船状，利用来碾碎药材）碾药，过筛，有些药要用“乳砵”研细，加上包装、腊封等，工具都很齐全。有时根据病人情况，配各种药丸治病。他认为，膏丹丸散配合服汤药，效果更好。
在民安堂行医一年多，迎来了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对由于日本侵略而从广州逃难至市桥的父亲来说，内心当然无比激动。八年来，为糊口，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到处奔波，多次濒临绝境，往事历历在目。现在侵略者得到清算，土匪恶霸、“大天二”鸡飞狗走，受到惩治。他对光复后的社会有着美好的期望。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加上内战而经济发展停顿，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金圆券、银圆券大幅度贬值，特别是粮食缺乏，奸商囤积居奇，引起粮价飞涨，许多收费就都以大米多少斤作计价的基础，看米价定价格，人民生活又陷入新的困境。父亲虽然有了固定的行医场地，但经济上仍然有很大的负担。祖父已于1943年去世了，但我们兄妹五个人都分别在各学校读书，秉文在香港达德学院读书，秉钧在广州广雅中学读高中（后考入中大数学系），其余三人分别都在市桥念初中、高中，每学期的学、杂费，每月寄读的伙食费等等，再加上外婆、祖母的生活费用，共九个人的费用负担是很重的。
1947年2月，番禺成立旨在团结和维护中医权益的“番禺县中医师公会”，由于新医法和影响力，父亲被公推为第一届理事。
迎解放，开辟新天地
1949年10月，迎来了番禺的解放，这个重大的转变，给父亲带来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局面。
家庭有了很大的变化，秉文在解放前已参加了粤赣湘边区纵队，在樟木头一带打游击，解放后调回市桥镇工作；秉钧在中山大学参加地下学联，解放前夕，逃脱了国民党大搜捕后，参加独立教导营，解放后在惠阳县工作；秉刚在市桥镇刚解放，就参加了粤赣湘边区纵队文工团。秉衡和秉贤在仲元中学读书。三个儿子参加了革命工作，对父母无疑是巨大的触动。十多年来，经过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统治的巨大伤害，他们相信儿子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解放前夕，他们担心过秉文、秉钧的安危，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拖后腿的话。解放后，人民政府迅速恢复生产，大力打击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犯罪行为，稳定了物价和人心，儿女们也经常带来许多新社会的信息，让父亲更多地了解党的政策，慢慢地适应新的生活。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和重视发挥父亲的作用。1951年让他担任市桥镇医事人员联合会副主席，1952年任市桥镇卫协会主任委员。令他不能忘怀的是1951年3月29日番禺县人民政府聘请父亲为番禺县医事人员考试委员会委员，聘书上盖有县长陈江天的签名印章和番禺县人民政府的大红印，父亲一直悉心保留。由于各级领导对他的尊重、信任和关心，使他对党和政府的了解和信赖大大增加了。
解放后，祖母和外婆先后去世，最小的弟妹两人也陆续离家上大学和参加工作了，家里只剩下父母亲，经济就宽裕多了，生活无后顾之忧。加上一直在市桥做小贩（公私合营后，在镇塑料厂做工）的六姨劳勤英，三个老人住在一起，互相照顾。母亲没有家务拖累，积极参加南区居委街道工作，又被聘为人民陪审员，公审“市桥皇帝”李朗鸡时，她是陪审员之一。
1956年，市桥工人医疗所要吸收有经验的老中医参加。当时的副所长周葵同志来动员父亲参加。参加医疗所工作，就是参加公职，就变成全民所有制的职工。经过认真考虑和思想斗争，他放弃了二十多年的私人开业习惯，接受了比他儿子秉钧还低的工资待遇，高兴地到了医疗所（1958年又合并到番禺县人民医院）工作。这个决定，有人不以为然，但他从不后悔，这是他一生中一次重大的决定，使他从个人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进入到广阔的空间驰骋，有更多的机会发挥他的医术专长，又可以和西医结合，增长更多知识，解决更多更难的病症，为更多的病人服务。
番禺水泥厂工人黎某（男，25岁）患难治性“再生障碍性贫血”，曾到广州、佛山等地的大医院住院治疗无效，失去信心，放弃治疗回家。治疗这种病目前医学上亦是一个难题。其家人找到父亲，以中药为主，辅以西医对症治疗，经父亲精心治疗一年多，治愈出院。黎某现已退休。广州、佛山等地医学会获悉后，分别邀请他在会上作中医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经验报告，受到同行和群众的赞赏。又如前维修厂工人岑某，患支气管扩张吐血不止，已作后事准备，经别人指点，连夜到家中求父亲去医院诊治，凭他精湛的医术，为病人止了血，经继续治疗后，痊愈出院。
由于父亲掌握的中医技术精湛，在1978年被评为广州市名老中医。在人民医院二十多年间，历任领导对他关怀备至，如专门雇三轮车接送他上下班，只上半天班，只看住院病人，不坐门诊等等。他积极参加各种义务医疗活动，多次参加下乡医疗工作组，深受农民欢迎。他积极热心地带徒弟，带出了李嘉荣、利福沂、林月霞等徒弟，都继承了他的医术并有所发展，都成为番禺有名气、有成就的老中医。他指导过第一军医大学的中医班实习和省西医学习中医班的进修，深受学员的欢迎。他还帮助本县卫生院培训了不少中医人才。二十多年来，接受过他培训的学员不计其数，为弘扬祖国传统医学，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已年近古稀，身边无子女，三个老人，甚感孤单。秉衡在北京工作，一家四口，分居四处，也无法解决。统战部、政协及组织部知道后，专门派人跑佛山、广州，向佛山地区有关部门和省委组织部反映，要求调秉衡回来，照顾老人。大家的热情使父母亲感动不已。1973年，调动成功，父亲还带着秉衡拜访有关部门致谢。
母亲于1978年4月去世。父亲于1980年退休，患老年痴呆症，于1984年6月10日去世。县有线广播电台破例发布了消息，沙田区一些请他看过病的农民，以及不少民众听到广播后，也来到家里吊唁。他一辈子为番禺人民治病，番禺人民也永远怀念他。
永恒的怀念
回顾父亲的一生，有几点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一、他有高尚的医德。有医无类，不管病人是什么人，都认真医治。有钱无钱一个样，什么阶级一个样，做到“医者父母心”。50年代，有一个清理粪便的环卫工人（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称作“倒屎婆”），全身皮肤痕痒，非常痛苦，父亲在家里免费认真给她诊治，开了内服和外洗的药方，治好了。她非常感激，把药方一直保存了很多年，并治好几个病状相同的工友。多年后，她给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也很感动。在民安堂时，有一位水上人家的妇女，抱着未满周岁的婴儿，牙关紧闭、全身抽搐、眼睛翻白，说别的医生都不收，经人指点求父亲救命。父亲放下饭碗，马上急救，撬开牙缝喷喉散、灌药，婴儿慢慢缓过气来，然后抓药熬药，直到病情稳定才让回家，第二天复诊，小孩父母感激万分，要父亲认小孩做契仔。这类事情很多，沙田区的农民尤其重感情，治好他的小孩，好多都认契爷，取吉人庇佑的意思。每年春节，他们都来拜年，父亲自然很高兴。这也是社会对他的一种肯定，是医生最开心的时刻。
父亲对工作的责任心很强。由于长期的脑力劳动，多年来都有高血压及脑动脉硬化，夏天经常头痛，但他很少请假，坚持上班。他在住院部医治的人大多数是重病和难治的病，他都千方百计悉心治疗，星期日还经常去医院看特别重的病人。他说，不知道他的病情变化，心里不安。
二、勤于钻研，精通中医理论，勇于实践，临床经验丰富。
他很喜欢和我们讲喻嘉言著的《医门法律》一书，认为医生违背中医诊断、治疗的方法和规律去给病人治病，也就是该书中列举的“医之过也”、“医之罪也”。他一生严格要求自己，对病人负责，他教育他的徒弟也要这样。
他熟练掌握四诊要领，特别对脉象深于研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把脉认真、细心，从不马虎。他可通过诊脉，确诊妇女怀孕，十分准确。他对小儿麻疹、急慢惊风的诊断和治疗，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方法。病人秦某，某医院确诊为盲肠炎，第二天要开刀。后找父亲复诊，经仔细检查分析，认为是患肠梗阻，吃几服中药治好。1974年，蔡某（女）四十岁左右，长春市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有海外关系被斗，被殴伤肝，经诊治不愈，当地医院确诊为肝癌。因不堪痛苦，只身逃回广州等死。经亲戚介绍找父亲治疗，父亲用中医诊断方法，认为是肝受外伤长期积血，加上忧郁过度伤肝引起疼痛，并非癌症。父亲要她思想放开，加强信心，定能治愈。结果吃了几十服药后病愈。1999年，秉衡去多伦多探望她，她身体健康，肝部正常，经常游泳，面色红润。对父亲感激不尽。
他开的药方，简明扼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轻易开贵重药材，这不仅是医术问题，也是医德问题。
三、父亲行医思维开阔，重实践，不保守，容易接受新事物。
父亲在国外多年，对外国人的生活、文化等都有所了解，对外国的先进东西容易接受。由于懂西班牙文和英文，靠自学，他很早就会看西医的各种检验报告单，知道各项指标的标准，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确诊的准确性。他熟悉人体生理解剖学，对西药亦有一定了解。他阅读西医的书籍，对各种病西医的叫法、病理和治疗原则都有一定认识。因此，他去人民医院工作后，搞中西医结合，可以同西医很好沟通，取得良好的效果。
父亲开药，从不拘泥。例如药方中经常采用一些确有疗效的生草药。他学习别人的医案，订阅许多医学杂志，对好的经验，仔细分析，认真吸收运用。因此，他的医术提高很快。
他经常向病人宣传治病以预防为主，反对大吃大喝，反对肥腻和煎炸食物，提倡清淡，不过量。特别提倡运动，他自己早晚两次做八段锦操，每天坚持用水桶打水上二楼淋花，每次洗澡后亲自洗衣服，认为经常参加体力劳动，身体就会健康。
四、父亲对子女最大的关怀爱护，是不管多么艰难，都坚持让子女读书，认为不读好书，不能成才。他说过：“留给子女的遗产，最好是知识，要教育子女读好书。有了知识，就是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如果你不教育子女读书，留再多的财产，也会败掉。”我们兄妹五人，都上过大学或大学毕业，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些都有父母亲的一份功劳。兄妹们最大的秉文已经75岁，最小的秉贤也66岁了，回忆往事，无不深深怀念亲爱的父亲。
正骨医师黄达庭
□梁谋屈九
黄达庭（1901年～1985年），番禺县人。
黄氏的父亲黄肇阶是正骨医生，闲来喜种生草药，从小就对黄达庭口传手教。黄氏学有所成后便在家乡开业行医。1937年，他在广东保粹国医学社跟随老中医管桂耀继续学医。1938年12月，在广州状元坊52号开设中医正骨外科医馆。1950年兼广州太平区中医联合赠医所义务医生。1956年5月在光扬街第三联合诊所任中医师。1958年8月参加西区医疗机构大联合，先后在光扬卫生所、光扬卫生院担任中医正骨医师、副所长、副院长。1963年当选为荔湾区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他还是荔湾区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
黄氏从医50余年，专治中医外科杂症，擅用“十八罗汉散”治疗乳腺炎、急性关节炎，治疗腮腺炎也有独到的经验。建国后，他将其父在过去曾有人欲以白银万元购买的治脚气的秘方献给国家。患脚气病的病人服以此药方配制成的丸剂数天后，症状随之好转，效果显著。他还对3万多病例的临床疗效进行了认真的总结。黄氏为人不善逢迎，对后学求教者和颜悦色，循循教导，谈学术滔滔不绝。
黄氏于1985年6月逝世，享年84岁。
好问成庭训四代世医家
——名老中医周展程记略
□何侃基
家传医学以“好问”为宗
清末民初，市桥十八甫（即现在大北路头段）有间中医馆，称为“周好问轩”。这招牌名号颇有内涵，它表达了对医学要有向精深钻研的“好问”、对患者病症病源要有盘根究底的“好问”，这才是习医从医的基本态度，否则会庸医误人。主理该馆医务的医师周桂樵是番禺已故名老中医周展程的祖父，也是周家四代业医的始祖。
周桂樵，番禺石碁镇新桥村人，年少勤奋好学，有一方才子之称。清末他曾赴乡试考过科举，因没钱孝敬考官被故意挑剔而不得入选。自此，即抱“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志，弃仕从医。桂樵回抵家乡闭门潜心钻研医学，有时竟像苦行僧面壁一样，足不下楼，身不出户，学有所成时27岁，悬壶于新桥。数载后，受聘于沙湾乡为专馆医生，在当地树立一定威望，旋即参与县内的贲南医学社，写有中医学论文送往香港参与评选，获第二名。随此机缘，得以赴港悬壶济世，藉此增长医学见闻。越数年，乃返市桥开设“周好问轩”医馆，从30余岁行医至67岁而卒。
继承周家医学的第二代，是桂樵儿子周景孟。景孟幼年读私塾时，便边读课文边习医书。辍学后，长年累月地跟父亲见习医术达八、九年，始返新桥独立开诊。桂樵去世后，他到市桥接掌“周好问轩”继承父业，并将医馆从十八甫迁至横街（今大东路）刀厂巷。他一面行医一面以家传的“好问”精神，悉心传授第三代的三个儿子——周翕强、周展程、周达儒。周翕强曾获祖父与父亲两代的传授，故又字“桂荪”，当他返新桥开设诊所，自立门户时，年仅20余岁。可惜正当英年有为之时，遽尔早逝。
周展程13岁时，景孟深感要让儿子当好良医，脉理辨证固然必须精通，但若对药性不深谙，方剂配药君臣不当，运用不能自如，也难以着手回春。于是毅然送展程往广州一德路同兴行（当时一间最大的南北药材经纪行）当徒工，目的是让展程对中药材的形态、分类、性味、功效等属性，以至加工泡制、贮存、包装等都能深入认识，了如指掌，认为这也是对中药进行“好问”的一个方法和途径；同时，也希望展程藉此受磨炼，知艰苦，长阅历，懂世情。展程在同兴行实习了五、六年，掌握了大量药物学知识，奠定了坚实基础后回到市桥，正式随父亲走上习医从医的道路。
博览医籍对照临床反复求证
经过药材行的磨炼，周展程果然能专心致志，起早摸黑，不辞劳苦地勤奋习医。他每天天刚亮就打扫医馆，然后伴随父亲作临症诊病实习。午后，由于景孟是番禺名医，颇多外诊，且不论贫富逢请必往，展程不管刮风落雨或烈日当空，都随父步行或跟轿后，到数里外的四乡出诊，每至天黑才能回家。夜间，就在煤油灯下攻读医书，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元四大家》，到明、清各家如《景岳全书》、《温热经纬》和《温病条辨》等古籍，以至民国时期诸名家著述，不但一一精心细研，更重要是遵循“好问”家训，每以当天临症病例，将父亲所用处方和自己所拟处方，对照各家著述，反复求证，遇有疑难或未解之处，必向父亲求教，务达领悟要旨方休。如是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地度过六年多的艰苦学习，直至父亲病逝后，便由他主持医馆的医务。
专注温热体恤民困“贱”药为用
展程主持医馆不久，时值抗战，他目睹人民因战乱颠沛流离，多少穷人被饥馑疾苦夺去生命，尸横沟壑，瘟疫四起，便专注钻研治疗温热病。特别对高热抽搐、昏迷等症，方书往往提到必须急用大剂寒凉清热解毒，诸如羚羊、犀角以及“温病三宝”等方药，但这些昂贵药物，殊非灾民负担得来，惟有束手待毙。为了治病救人，他既法守古而不泥于古，煞费苦心地实践以清热凉心的“卷心竹叶”和豁痰宣络的“甜竹沥水”代替，配以其他方药为患者治疗，每见奇效。
他常常带领病属到郊野教摘“竹针”，并选取竹杆回家亲自烧制竹沥水，方便贫苦病人。这期间，实践使他得出“清热救阴，不嫌频数”的医理，采用让病者频频饮用的方法，救治了许多危重病人，形成治温热病特有风格，声名遂播。例如当年某戏班来市桥演出，一位女演员染上温病，出现高热、昏迷、谵语等症状，她丈夫因慕周之名，求他救治。戏班走后，夫妇只好留下租住客栈，复因囊空无钱，周怜而免收医药费，悉心为之治疗，遂起沉疴。俟后夫妇不迭前来拜访，表示谢忱。
献身新社会带头走集体
建国以来，周展程热爱新社会，一贯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服务公益。l950～1957年，他先后受聘于造船厂、榨油厂、砖瓦厂、市政、机器、茶楼茶室等工会及工商联为医事顾问，为这些单位广大职工诊病服务，不另收诊金，只由各单位略给补贴。1951年被选为市桥镇医联会常务理事。其后，又连任番禺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第一、三、四、五届执委。
1958年社会主义合作化掀起高潮，他家有十多口人，虽然家庭负担很重，却宁愿削减收入放弃个人开业，带头响应走集体化道路，率先加入中医联合诊所，积极参与筹建市桥中医院工作。当时中医院设有三个门诊部：大南门诊由黎萃拔负责；东涌门诊由万寿负责；大北门诊由周展程负责。后来，周还兼任了中医院的副院长。
廉洁奉公崇尚医德一生清朴
展程在中医院任职以来，一向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积极负责，廉洁奉公。对待病者职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医德医风正派，历来诊病，因症施药，不滥用药物，不以药物或假单做人情，不收受礼物。多年来，接受省市医学院的带、教任务，为培育新生力量尽心尽力，有颇高的群众威信。一批批被带教过的实习生，都说他善于讲解要领，明白易懂，做到耐心地循循善导。生活上一贯清淡朴素，他有13个儿女，不论男婚女嫁，都没有一个摆酒宴客；他的生日寿诞，也从来不排筵席。这些好作风，受到中医院的干部、职工称赞。1979年1月20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周展程名“老中医”的光荣称号。1980年12月2日，广州市卫生局批准晋升为中医内科主治医师。他写有《温湿病证治专著》、《舌诊概要》、《茵陈二金汤治黄疸10例100％》等学术论文。他先后当选为县四届人民代表，县第一、二届政协委员，三、四、五届政协副主席。
德高望重遗风永存
周展程晚年患病达数载之久，组织和领导出于对他的关怀和照顾，初则让他半休，继而全休，并发给十足工资，直至办理退休为止。但他总想发挥余热，经常带病参加政协的活动，可谓鞠躬尽瘁。1986年4月9日，终以病重不治辞世，享年76岁。弥留时，仍恳切嘱勉从医的子侄辈继续努力，好好工作，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献身。他的长子周伯康现任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五子周浩康在市桥中医院任医师，侄儿周振成现是石碁卫生院中医师、周振涛现任县干部疗养院中医师。这两位侄儿都是胞弟周达儒的儿子。周达儒是石碁卫生院退休的老中医，随父习医学成后，曾在新桥村同样以“周好问轩”的招牌开业多年。1958年参加石碁卫生院工作，20多年后，他患了高血压病，直到67岁才告退休。
德高望重的一代名老中医周展程虽离人世，但其后辈表示定当遵循先辈的医德医风，继续努力，做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
岭南针灸名医韩绍康
□韩兼善
韩绍康（1909.2～1986.10），字开源，又名来玖，广东番禺古坝乡人。韩氏幼读私塾10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精通诗词，工于书法，自小便接受先辈行医济世的熏陶，以致性嗜医学书籍，仰慕扁鹊、华佗等历代名医惊人的医术，18岁在古坝上街开设“天生堂”中药店兼坐堂行医，26岁在番禺领取了中医开业执照。由于屡起沉疴，医绩显著，凡属鳏寡孤独，贫病交迫者，一律免费治疗，因此深得乡人爱戴。1938年，因日本侵华遂避难于香港，在威灵顿街开设医馆。1940年，战事稍平，回到广州，先后在桨栏路、长寿西路、十三行路豆栏东街、长乐路鸡栏街等处继续行医，并兼营熟药。1946年，参加考试院特种考试，获得中医师考试合格证书。
韩氏是建国前广州较有名望的针灸医家。1958年，受聘于广州中医学院。专长内科和针灸，先后在内经教研组、针灸教研组任教，是该学院针灸学科奠基人之一，被誉为岭南针灸名医。1963年，被聘为广东省中医研究所针灸顾问。1984年，联邦德国国际中医学会主席韩鹏先生（Mr.Dr.Carl-Hermann-Hempen）慕名来访，交流中医学术。1985年，他的论文《对五俞穴的认识与运用》被联邦德国国际中医学会A.M.S杂志（德文版）翻译登载，同年，他被聘为联邦德国国际中医学会名誉会员。
韩氏于1986年l0月5日逝世，享年77岁。
注：本文作者是韩绍康的长子。
以驱寄生虫立名的医生张泽霖
□张丛生
生逢乱世
张泽霖（1920～1986），字嘉埕，人称跛先生，番禺石碁永善村人，毕业于广州培正高等中学。高中毕业后不久的1938年10月24日，广州沦陷，他逃难到香港投靠长兄。
1941年12月25日，香港也被日军攻占，泽霖由水路潜返乡间，并在大龙圩的一间米行当上了掌柜。1943年婚后不久，夫妻俩绕道韶关到乐昌、坪石，在铁路地形测绘员，后还搞铁道桥梁设计。
济世谋生
1947年尾，泽霖携全家迁回乡下，在石碁圩下街租铺位作医馆，凭学来的医药知识，济世谋生。由于没有名气，他只得行诊，背上医疗用品，到沙田区去为农民治病，由于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高疗效的西药，大凡发烧、炎肿、拉肚子等症状，大都用药后即缓解、消除，就这样，凭着他在韶关时炼就的脚力，越行越远，竟远至鱼窝头、黄阁等地。
“行”医半年间，他发现不少农民患有寄生虫病，（俗称“黄泡”和“生鼓胀”），前者为钩虫病，当时主要以沤化的大粪肥田，钩虫卵趁晴日孵化附于人之手足部，幼虫钻入时人觉其痒难当，俗称“生屎黄”或“粪拱”，幼虫循血脉而附于十二指肠，从而吸取人体营养，患此病严重者多全身黄肿，饭后即饥，最严重者，吃生米而觉甘美；后者是血吸虫病，以钉螺为媒介，病虫潜入人体内脏致腹部积水肿大，严重者下肢亦肿，行动不便。
面对能致劳动力丧失甚或要命的疾病，他下决心要为民除害，一边钻研寄生虫学，一边遴选治病的药。他知道有两种药可以治疗上述的病，一名四氯化碳，一名土荆芥油。他还知道，当时的大医院也是主要用这两种药来对付这两种病的，不过治愈率极低，多复发，究其原因，是用药量小，但如用药量过大，则会损害肝脏，尤其是正在发炎或硬化的。为方便患者就诊，他和病者约定，农历每月的单日仍然“行”诊，双日门诊，并留下了石碁圩医馆的地址给患者。
在药量和药效之间如何取舍？他发现了一个简单而奇妙的方法，就是将两种药的用量各减其半，病者先服水剂四氯化碳，从量杯倒出来是大半瓦匙。后温水送服油剂土荆芥油，两滴，至多三滴，此油剂苦涩难当，口内药味至次日方除，空腹服，然后注入200毫升葡萄糖钙，以防病者受药后发生虚脱。半个钟头后，喝一大碗泻盐溶液，排清肠道包括被药麻了的寄生虫在内的东西，这样做的好处是分别降低两药的毒性，同时因为一下子要抵受两种药，令寄生虫的耐药性大大降低，较单用一种药安全、有效。此外，还配服一瓶用以补血的硫酸亚铁丸，经一个月后复诊，再医一个疗程，病者均痊愈。
最后，他要病者交出粪便样本，亲自用显微镜检视，后因医务日渐繁忙，便派专人送粪便样本到广州的朋友梁志斌的医务所里代检。有了科学检验，又能对症下药，所以疗效显著。
父亲在“行医”之中，想方设法，解劳苦大众之苦，而且对病者一视同仁，从未因人而异而抬高医疗费用，对经济困难的病者，还常给予减免。他又为每个病者作出病案，以便统计、备查及提高疗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杜虫（即驱虫）找跛先生”名声不胫而走，渐传渐远，而父亲医治的是沙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疗效显著、收费便宜，有的便宜到只收一角几分的药费，故名声远播，慕名而来者众。当时除本县外，来就诊者多是南海、顺德、中山、斗门、东莞等沙田区的憨厚淳朴的农民，亦间有三水、清远、花县、增城的病者。
初时，医馆是夫妻店，父亲从把脉、主诉诊、视诊、听诊、叩诊到静脉注射、肌注、包扎、小手术等，通通包揽。母亲则按方配药做好助手。
之后因行动不便和医务日渐繁忙，父亲聘请了胞弟泽德和邱伯两人作助手。
1957年，父亲的医疗事业达到顶峰。秋收农闲，病者络绎而至，半夜三更，病人（或家属）就排队领号牌了。不分冷热阴晴，每天早上医院准七时开业。
由于就诊者特多，午饭草草，父亲吃完一抹手，又开始工作了，直到晚上九点、十点才掌灯吃晚饭。一天接诊二百多人，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在病人散去后，还要花一、两个钟头预配好明天的常用药，通常要几十份，以免被动。顺便一提，后来，用滴注打点滴了，用滴注治疗大热症可省三分之二的费用。
妙手回春
1952年，官涌乡有个叫周九的农民，来就诊时已是肺结核的晚期，结核菌已令其声带沙哑（俗称“破金”）。只见父亲用左中指按压其肋间，用右中指扣击，边叩边听，觉得周此病非半朝一日便可治愈，为了使他不放弃，便开玩笑地指点着周胸部的结核病灶部位对他说明那里有病变，并让他到广州拍X光胸片，待取回后指着片上的斑点与周看，和他当日所指出的部位无二致。由于结核菌对旧式药物异菸肼和链霉素极易产生耐药性，且副作用大，周九的病随着他服药与否时好时坏，记得起码有两次他发烧咳嗽来就医，是父亲用治标的链霉素接连施治好几日，才使病情稳定下来。周九这病直至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新药的出现，在父亲的诊治下，才得以康复。
1954年，冬至过后，某天上午北风吹着细雨，一个脸色红润，心宽体胖的农妇和她的女婿，棹小艇从沙溪绕水道来到了大龙，农妇搀扶着她的女婿上楼就诊，后来知道她外号“大鸡六”，病者名卢树桂，生有两个女儿。病者腹部膨大，两腿浮肿如象。经过诊断，除患有寄生虫病外，主症是慢性肾盂性肾炎（俗称“百子痰打”）非三几年不能治愈。眼见他们的苦况，父亲决定豁免卢的医药费，后来卢病愈了，劳动力恢复了，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滔伯，外号“鳄鱼仔”本来烟酒不沾。滔伯患有哮喘病，发病时常张口吸气，外号可能因此而起，不宜烟酒。但父亲却建议他在卷烟丝中视病情而定杂入曼佗罗（闹洋）花干丝并吸之，吸后哮喘立止。父亲以此为得意之作，滔伯以吸烟为人生之乐。在很长的日子里，我下午放学后从学校爬上龟鱼石的后岗为滔伯采集闹洋花，此花白色，状如五角喇叭，黄蕊、红果、刺身如茹，花、蕊、果均可药用，须慎。采后放在窗下风干，三几日滔伯来取，无论干透与否，一起带走。他的病愈，全赖此花（及蕊）。吸烟治病，实属“怪招”。成年后我检阅父亲存书《毒品学》，方知它的来由。
至残歇业
1958年的春节刚过，父亲的左膝关节红肿如瓜，且积劳成严重神经衰弱，不得不在大年初三抵达广州沙基梁志诚医务所就诊，手术后在旅店寄住。经医疗约十天后便能抬起上半身倚床看闲书了。不到一个月，父亲、陪伴他的母亲分道返回家里。又经过一个月的调理，父亲能下床走动了，但仍是拖着左腿。
半年后父亲才慢慢复原，鉴于身体情况，他决定歇业。
献身为国济世医人
——记名中医梁俭光
□许星威
在番禺石碁镇塱边村的一个百年老宅的大门上，有一副字迹斑驳的对联，上书“世业仅留三指地，天心同是一腔春”。这间梁姓老屋走出了四代名医。梁俭光作为第四代中医儿科医生，传承了祖上业绩，不但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医术高明；而且悲悯天下，普济群众，医德高尚；更是胸怀广大，救国救民，投身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从一个名传乡野的医生，到一个革命工作者。解放后，他成为第一任番禺县石碁医院的院长、院党支部书记，曾任番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政协常委。他救治的病儿成百上千，却克勤克俭，两袖青风，淡泊名利。人们赞誉：“俭且坚，献身为国，光和热，济世医人”。
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1908年12月，梁俭光生于中医儿科世家。他的曾祖父梁德寿，自学中医，成为家族从医的第一代。祖父梁和安，以防治“脐风锁”而成名。父亲梁瑞滨更是能医治许多疑难杂症颇具影响力的医生。中医世家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梁俭光对医学有了浓厚的兴趣，立志要传承治病救人的中医医术。他自幼读私塾，能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并能持之以恒。他秉承父训“寸阴是竞，尺蠖求伸”，坚持“学习之与恒字，尤如植物之与阳光，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植物难于生长，学习也难成功的。”14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苦读中医“四大经典”。掌握了中医的理、法、方、药的基础，并刻苦临症实习。每日白天随父亲看病做助手，夜晚温习日间的病历，提问或质疑总结学习所得。循序渐进，逐渐便能独立工作，为病人医治病症，使临症诊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他刚刚25岁，不因循守旧，又开始学习新知识，精读西医的《全体新论》、《西医论述》、《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多部书籍。运用西医的知识与中医互相印证，探索着中西结合的道路。至今梁家的书柜里，还保留着他用蝇头小楷工整写下的抄录和批注。
他刻苦钻研医术，也很快就成了享誉四乡的名中医。上世纪20年代后期，珠三角曾经发生过麻疹大流行，很多儿童因患麻疹，得不到医治命丧黄泉。当时，番禺的慈善机构邀请梁家父子到市桥出诊救助。他们立即赶去开诊，紧急抢救患儿。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终于把许多孩子从死亡边缘救回来。至今梁家的客厅里还悬挂着当时番禺市桥普济赠医社敬赠的一面镜子，上面刻着“普济群生”四个大字，附注为“丙寅季夏敝处发生流行病症颇为剧烈而以幼童为最同人等目睹情形亟图救治爰集众议聘请先生来市临时赠医施治旬日无不着手成春爰志数言以申景仰”。梁氏父子名声鹊起，梁俭光作为中医新秀从此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1940年，因父亲病重，30岁的梁俭光，便独立坐诊，并开始教授五弟梁翕光学习医术。梁俭光32岁时，父亲病故，他便独立撑起了家业，操持诊所。
乡间儿童曹锦贤，患脑膜炎，家人送他去了几家大医院医治无效，愈治愈重，生命垂危，都说没有办法了。后来家人听说梁俭光医术高明，便托人找到他，但病人送来时已奄奄一息。梁俭光细细诊治，慎重开出药方，经过了40多天的医治，终于康复。患儿家人无不拍手称奇，从此，梁俭光医生的名声传播得更远了，他青胜于蓝发展了梁氏中医儿科。
医者仁心普济群众
旧中国中医在社会上地位很低，政治没有保障，行医问药，异常艰难。当时有人攻击中医，把中医和巫祝并论。国民政府卫生委员会，曾公布《限期取消中医提案》，后在民众声势浩大的反对下，才撤消了提案。但在那个时期，梁俭光仍然以自身精湛的中医医术，证明中医是科学的医术，是治病救人的宝贵遗产，在实践中医的继承和发展。
解放后，中医得到重视。为了抢救祖国医学遗产，解决后继乏人等问题，1962年，广东省卫生厅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振兴中医。梁俭光应邀参加了会议，对国家振兴中医的政策感到极大的鼓舞，其后他发挥自己的专长带出数名徒弟，将自己的医术无私地传给年轻一代，为中医事业的发扬光大继续做出贡献。
投身革命救国为民
梁俭光受父亲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就有悲天悯人的朴素思想。父亲对日寇侵占我国，轰炸残杀、涂炭百姓，国民党残酷统治，民不聊生而愤然写就的一首诗，一直激励他：“金瓯残缺角，警报又迁都，国破家何在？兴亡责匹夫。”在学习医学的同时，逐渐接受了进步思想。1939年，他就以教师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从1946年1月开始正式参加革命，以医生职业和松露小学校长的社会身份作为掩护，通过宣传组织，发动了广大的青年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统战工作任务。他又积极完成党交给他的掩蔽和扩建任务，把为数众多的地下工作者安插到各地学校开展革命活动，并把诊所作为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医疗站和情报站。在梁俭光的影响下，其弟梁翕光不仅跟他学习了医术，也积极投身了革命，正式参加了党的组织。1949年10月，梁俭光任同安乡乡长。1960年6月16日参加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梁俭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3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牵头联络成立了联合诊所。60年代，他曾享受政府的高级知识分子津贴。
番禺县委组织部对他评价的文件这样写道：“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梁俭光同志热爱党、忠于党，即使在解放前白色恐怖的低潮时期，他仍然一心一意，与党同心同德，坚守岗位，为党积极工作。”
梁俭光1988年逝世。番禺县卫生局在悼词中这样评价：“梁俭光同志从医60多年，他治学严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勤勤恳恳为伤病员服务，他致力于振兴祖国的中医事业。热心带教，悉心培养中医人才，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襟怀坦白。他为革命工作，为人民的卫生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的精力。梁俭光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医生。是党的卫生事业的一个损失……”
纵观古今中医名家，大凡有所建树者，无一不是德艺双馨之医家，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医乃仁术，梁俭光医生朴素而光辉的一生印证了这一道理。
三代世医——苏惠民
□苏志成
苏惠民（1914.11～1989.6），男，祖籍广东东莞市，生于世代从医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热心替人诊治疾病的民间中医师。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并自幼接受父辈良好品格的熏陶，聪慧好学，熟读医书，立志从医济世。更深得父辈真传，年少时已随父亲四处出诊，为周边地区人民行医施药，并将行医济世，治病救人作为终身职业。成家后举家迁往番禺万顷沙镇，继续从事医疗卫生事业，1956年4月被当时的万顷沙医院吸收为驻院中医师，造福一方百姓。
终其一生，苏惠民医师性格随和，心胸坦荡，与当地群众融洽相处，医术精益求精，抢救过无数危重病人，故深得万顷沙周边水乡地区如中山、横沥、南沙等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影响深远，直至他仙逝多年以后，仍有群众对他念念不忘。苏氏后人至今仍然继承祖辈衣钵，躬医济世，勤奋不辍，从事中医事业。
中国妇科著名专家梁毅文
□金名梁谋
梁毅文（1903～1991），女，祖籍广东番禺县。宣统末年（1911年）起，就读于香港庇理罗士学校及广州坤维女校小学和中学。1917～1923年，在广州夏葛医校医学系学习，毕业后在上海妇孺医院任住院医师。1925年在广州夏葛医学校附属柔济医院、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工作。翌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妇产儿科。1928年任柔济医院妇产科主任。1929年到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进修妇产科，取得医学博士学位。1931年到奥地利维也纳医学中心进修妇产科、解剖学及病理学。同年底回广州柔济医院任妇产科主任。20世纪30年代，梁毅文在医学界已颇有名气。她运用回收宫外孕破裂流入腹腔的血液，进行自体输血的方法对宫外孕病人进行手术治疗，成功地完成难度较大的妇产科手术。并研究出一套治疗不孕症的方法。1944年成功地为一位老妇人切除巨型的卵巢肿瘤。为提高自己的医术1949年再赴美国纽约医学研究中心深入研究解剖学、病理学。
新中国成立后，梁毅文报国心切，于1950年9月返广州柔济医院，仍任妇产科主任，兼岭南孙逸仙纪念医院教授。1954年2月柔济医院改名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梁任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后兼任华南医学院和广州医学院教授。1980年就任市二人民医院院长，1984年任名誉院长，继续发挥老专家作用。先后领导开展了妇产科有关细胞学、内分泌学、优生学、围产期医学新科学等研究工作。并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丰富经验，撰写了不少学术论著。从事妇产科研究长达67年。主要涉及方面有：月经概论，节育探论，子宫肌瘤的诊断、鉴别和治疗，子宫外孕的诊断和鉴别诊断，RH因子与产科的关系等。还编译妇产科教材，编写妇产科治疗常规规程。并为《中华妇产科杂志》审阅稿件，在华南医学院、广州医学院任教期间，认真讲授临床知识，培养一大批医学人才，现已遍及国内外。在妇产科中享誉全国，有“南梁（毅文），北林（巧稚）”之称。
梁毅文晚年仍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工作，为后一辈解疑答难，指导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还经常深入病房，率领医疗队到工厂、农村、山区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梁毅文医德高尚，深受人们的爱戴。每天晚上都在床边准备一套工作服，以备随时赶赴急诊。一次为赶去抢救一位难产产妇，不慎摔倒，致左臂骨折，但仍忍住剧痛达三个小时，直至把手术做完。梁毅文生活俭朴，1981年把省吃俭用余下来的5000元捐献给市儿童福利会，后又把上级补发的钱和自己存款共2万元献给市二医院作为医学基金，以奖励每年医疗护理科研工作成绩显著的人员。梁毅文的出色成就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广州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和第七、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四届广州市政协副主席，还兼任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分会会长、广州分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广州儿童福利会名誉会长。1991年3月30日梁毅文病逝于广州，邓颖超同志从北京发来唁电。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市二人民医院为她树立了一座3米高的以花岗石为底座的雕像，供后人瞻仰和学习。
西医名医——区伟卿
□番禺区中医院供稿
区伟卿（1915～1991），原籍顺德，1935年广州河南赞育助产学校就读，先后在广州仁爱医社、罗岗医院、香港施文蔚诊所、番禺市桥护生医社、市桥妇幼联合保健站工作，1958年调入市桥中医院任医士。
区伟卿医生在市桥中医院任职期间，性格沉稳，医德高尚，热心医务工作，经常参加社会防疫、医务等活动。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混用“四大素”类（四环素、土霉素、金霉素、氯霉素）治疗多种感染性疾病；使用B什水、酵母等治疗多种小儿消化疾病；使用多种维生素等治疗妇科和内科疾病。一度享誉番禺地区，深受广大病患者爱戴。区医生于1978年因病申请退休。
广州名医刘亦康
刘亦康，别名钜深（1913年～1995年），番禺县人，广州市名老中医。
刘亦康少年时代便立志当一名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医生。1935年，他考入广东汉兴中医学校，继而转至保元中医学校学习。1938年毕业后，辗转广州、香港两地开业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刘亦康在党的中医政策鼓励下，于1958年8月参加了广州市中医诊所的大联合；同年10月，他赴北京参观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这使他感到无限光荣，由衷地说，我本是一个很平凡的医生，组织如此看重我，今后更应竭我愚诚，以报答党和政府亲切的关怀。他先后在广州市一德街医疗站、清平卫生院、岭南卫生院、荔湾区红十字会医院担任中医师、主治中医师、所长、副院长、院长、顾问。
刘亦康从医5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有深厚的中医学理论基础，擅长治疗内科的咳喘、高血压、糖尿病、低热、肾炎、肾结石，妇科的不孕、月经不调等病症。对中医杂病也颇有研究，尤对治疗痔瘘有独到见解和心得。有一次，一位男子找刘亦康求医，自诉肛门周围刺痛，伴有全身寒颤，坐卧不安。经检查诊断为肛瘘。刘氏认为此乃阳明热盛，毒火结聚所致。于是采用清热解毒，祛风消肿，凉血散瘀的方法治之。患者初服二剂，寒颤消失，再服二剂便后已无脓水。一个月后脓肿消退，三个月后复诊肛内瘘管已闭合，肛门无不适感觉。治疗肛瘘，多用外治法，而刘亦康以内服药治疗，使病人免去手术之苦，堪称一绝。又如，一妇人神情呆滞，默默不语，稍有响动就惊惶不定，伴有上腹胀闷。刘氏问诊查因，切其脉象弦滑，舌苔厚白而腻。他认为此乃《黄帝内经》“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虚无所定，故气乱矣”之说，妇人途受惊恐，神志受伤，是以气乱胆虚而生痰，胃失和降而腕闷，痰饮凌心而胸悸，痰热上扰而不眠。针对病人的情况，刘氏施温胆汤加味，以祛痰开郁为主。如是四剂，症状消失而愈。
刘亦康注重挖掘和发展传统医学，但不拘泥于古，不固步自封。他善于接受现代医学和新技术，主张中医发展要走科学化道路。为此，他努力学习各种新技术。如结合中医经络学说，深入研究激光技术，并积极推广应用，取得较好成绩，受到市科研部门的表扬，广州市荔湾区卫生局党委给予记科研三等功，传令嘉奖。1979年，他又探讨红外线辐射对人体的理疗作用，并与有关单位协作，自行设计制造出远红外线治疗仪，在医院投入使用，治疗皮肤病、腰腿病、高血压等一些常见病，取得显著疗效。他又对377个病例分类总结，挑选出远红外线可治疗的33种疾病及疗效作为依据，形成学术论文。1980年1月，广州市科委对此进行科研成果鉴定，给予“效果显著，值得推广”的评价。
刘亦康一生著述颇丰，计有《痔瘘内服药》、《肛瘘医案》、《脱肛》、《肺痈》、《哮喘》、《糖尿病》、《激光疗效观察》和《远红外线治疗疾病》等论文。编写的教材有《中医病理学讲义》、《中医医学通论讲义》和《痣瘘杂病学讲义》，后者于1954年作为当时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的教材。
刘亦康热心医学教育事业。1939年至1942年间，他受聘在以阮君实为校长的香港光大国医学院任教。建国后，刘氏先后在广州业余中医学院、广州市中医外科专业班等兼职任教员。1954年至1957年，他担任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讲师，专门从事痣瘘科和中医杂病学的教学。几十年来，刘亦康为培养中医人才，扶腋后进，倾注满腔热情，作出了贡献。
刘亦康致力中医事业，关心中医学术的发展。从1954年起，先后担任过广州市中医学会学术组研究员、中药组组长，广州市中医学会及中医学会外科组理事、组长，广州市激光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中医主任委员。他还参加了广州市卫生工作者协会，担任过医联靖海区组长、中区第一会员乙组组长。
刘亦康为人厚道，平易近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深受广大病患者拥戴。66岁那年，被授予“广州市名老中医”称号；1985年又获得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从事中医业务四十年以上”的荣誉证书。
1995年7月，刘亦康因病去世，享年82岁。
著名中西医师关銮
□关涛陈伟光谢洁瑜
关銮，原名关树銮（1916-1995），祖籍广东番禺石门。番禺首席法医官，番禺第一位中山医学院毕业的医师。母亲是助产士，这对关銮后来从医影响较深。毕业于南海县立师范学校，早年曾在香港、花县、和番禺任教。1953年考入中山医学院，于1958年本科毕业，到边疆地区从业，被分配到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市桥人民医院（即前方便医院），从此扎根番禺，成为番禺第一个中山医学院毕业的医师。关銮历任医师、内科主任、卫校校长、番禺县市桥镇首席法医、主治医师，主诊内科、儿科。1973年4月至11月参加省第四期西医学习中医进修班，并顺利毕业。由于医术高明，当时许多干部群众都找他看病。
1977年关銮发觉自己腮腺处一直疼痛，但由于他忙于工作，一直没有理会，也没有将此事告诉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直到1978年到中山医就诊检查时已确诊为腮腺癌晚期。1978-1979年手术前后，他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并在手术后，坚持带病工作，承担起了人民医院院史的草拟工作，同时继续研究临床病例。1982年2月病退；1995年8月因脑出血不治逝世，终年79岁。
关銮一生清廉俭朴，勤奋好学，工作认真，任劳任怨，救死扶伤，乐于助人；生活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深受病人和同事的尊重；在市桥人民医院工作多年，同事间相处和睦。他的毕生奉献给了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学人才。因此，同事们都尊称他为校长。
20世纪60-80年代医院设备还比较简陋，没有配备足够的吸痰机等医疗器械，关銮曾经遇到一些被痰堵塞气道而有生命危险的病人，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关銮还亲自用口为病人吸痰救治。
关銮一生为人正直、爱岗敬业。其夫人陈沛容回忆“买螃蟹”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以前番禺很少有螃蟹出售，一天，有人从芳村运螃蟹来到医院旁出售，很多同事都纷纷赶往抢购。下班时候关銮母亲看见儿子并没有买回螃蟹，感到很奇怪，问他何故。关銮回答说：“医院有很多病人都等着轮候看病的，我们医生不能为了这点私事就离开岗位。”
关銮还练得一手好书法和绘画技艺，当时医院的一些宣传刊物也少了他的作品。在大儿子关涛先生的记忆中，关銮毕生奉献医学卫生事业，深受上级领导的好评，他基本每年都应邀出席县卫生战线的表彰年会。
资料提供：关銮大儿子关涛
周英自学成名医
□谢权治
周英，番禺南村人，约生于民国初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辞世，享寿八十余岁。
周英出身贫苦，孩童时仅读了几年私塾，到了十五、六岁便到员岗村的一间中药店打工。他老板是位郎中，就在店内坐诊医人，周英照单（处方）执药。因他工作勤恳又有责任心，老板很满意，便教导周英学习并掌握中药知识。周英既喜爱又勤奋好学，经过五、六个春秋遂对不少中药的性能、功效、用途都十分明瞭。当他二十出头，便辞掉员岗药材店的工作，踌躇满志地回到乡下南村谋生计。
但见周英每天挑起装着中药材（含清凉饮料）的货郎担穿街过巷高声叫卖，由于他深谙中药，加上乐于助人，指点街坊群众对症用药，方便了不少村民，致使光顾客人越来越多。周英的货郎担仿佛是个流动医岗，备受欢迎。他从挑担的生意中学得不少医人的本领。
如是者历练了数载，为发展业务，周英在南村街市内开设了一间中药店，不再挑货郎担了。他将该店命名为“保安堂”济世，不论诊金。由于周英刻苦钻研，自学不倦，除了参考《本草纲目》等医书典籍外，还特别喜好搜索有关小儿疾病、妇科疾病的资料，反复研究探讨，从中汲取别人的成果经验，将之临床印证。他以人为本，救死扶伤，急病人所急，疼病人所疼，遂医道大行，医术日精；“保安堂”亦声誉日隆，其最昌盛时期，雇请工人有四、五个之多。
“保安堂”一直经营到解放初期，缘因合作医疗而歇业，周英则纳入南村卫生院当执业医师，主治小儿科，兼医妇科，大小方脉一概精通。他的名声越来越响，附近各乡村的患者都慕名前来就诊，每日求诊者甚多，排队候诊要等几个钟头是常有之事，周英以精湛的医术辨诊投剂，治愈病人不计其数，有口皆碑，他终于成为誉满遐迩的名医。
周英退休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退休后仍对登门求诊者热情望闻问切，一丝不苟开具处方。他又将自己毕生所得的医术传授给儿子周森，希望能子承父业。虎父无犬子，周森医术同样名播梓里。据说番禺人民医院有省“名中医”荣衔的蔡康保（已退休）就曾在别人面前说过：番禺有蔡康保，还有南村周森哩！
毕生全科歧黄济世路
——忆家父黎逢春业医生涯
□黎照球
苦学成材之漫漫“全科”路
家父逢春（1917.5～1997.9），自幼好学，乡间私塾读书至16岁，即随父辈赴港，在商界名人高可宁名下高升茶室做收银员。期间与茶客接触甚多，其中有两名颇负盛名的老中医黄贯虹、殷鉴前先生看中父亲勤学、敦厚品格，先后收之为徒，送医书诵读，并嘱工余到医馆听授讲解及跟师临症。这样从1933年起，家父白天做工，晚上挑灯夜读，一有空闲便赶往师傅医馆抄方随诊，持续多年。他还参加了岭南名医陈伯檀所办的中医专科学校夜班学习，熟读和精读了包括《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湿病条辩》、《本草纲目》等医著及经典条文，在几位先师悉心调教下，他逐渐掌握了入门之道。日常，工友、街坊患上小病，都喜欢请他把脉开方，多有疗效。慢慢在其生活、做工的圈子里便小有名气。后在陈伯檀老师举荐下，加入了香港中华国医学会，开始设馆行医，踏上悬壶济世的人生旅程。在医疗业务刚有起色之时，日寇侵华，香港沦陷，1942年便与众多港人一样，携家眷走难返乡，由黎文雅等同村兄弟集资开设康宁堂药店，请其坐堂兼打理业务。
1952年，家父所在的康宁堂药店转归集体，他便自行开设诊所，开展了包括内儿妇骨外的中医“全科”业务。他凭借扎实的中医基础，从内、儿到骨科、外科，不断临症，不断学习，逐步积累了较丰富而全面的诊疗经验，成为一个深受病者信赖的多面手“全科”医生。
基于业务需要，他又在化龙设立分所，既方便群众，又更多接诊急重症的机会。那时，不论寒暑，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午饭后，他必步行到化龙应诊，一直坚持至1956年加入联合诊所。几年来，他救治了不少急重病人，与化龙乡亲结下了深厚情谊，很多人与他成为世交。笔者近年时有到化龙探亲访友，凡遇前辈，都有提及家父当年之威水往事。
1958年，已40多岁的他，作为番禺具备资格的人选之一被推荐入读广州中医学院（今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师进修班。为求深造，他又开始了苦行僧式的读书生活，并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通过学院二年系统而全面的脱产学习，他的医学理论和临床技能得到升华，尤其有幸得邓铁涛、冯德裕、肖熙、刘赤选、罗元恺、何竹林等大师亲自授业带教，更是受益匪浅。1959年潮汕地区麻疹大流行，广州中医学院派出师生赴疫区支援，父亲被选派为医疗队小组长，在冯德裕、刘赤选大师的亲自指导下，支援医疗队为不少重症病孩会诊，为降低该地区麻疹并发症儿童死亡率贡献一分力量，受到政府和校方嘉奖。
值得一提的是，他脱产读书期间，当年新造卫生院属南村管辖，南村医院要分别安排一名中医内科，一名骨科医生顶替他的工作，这正是他具有“全科”功能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其中例证。
家父的一生，是苦学不断的一生，他刻苦专注，心无旁贷，一直以“人生有涯而知无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座右铭，求知若渴，与书为伴，拜师访友，力求博采古今各家之长而不断长进。当年，他常与吴驭周、黎萃拔、万寿、江梓泉、江少泉、周展程、梁俭光、周英等众多番禺名医交往，切磋医技，又常被邀参与会诊，学术交流。此外，喜读书评注，亦是他治学方法之一，他说这样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蕴含个性之全科中医
父亲不畏艰难，勇于攀登，毕生在歧黄路上摸索前行。他在继承中医传统经验与前辈学识的崎岖通道上，闯出了一条“全科”中医之路，为解除群众病痛，方便患者就医，成为基层医者典范。他所带教过的弟子，包括笔者和现为番禺疗养院一门诊负责人许勇智先生等都一直从事全科医生工作，笔者还在基层医院做了近20年主管医疗业务副院长，均得益于他所教授及影响。
他为吾父，亦是吾师，父子相随几十年，常聆听他亲切的教诲，又耳闻其对学术新知的阐述，深感其学识广博中蕴含个性与特色，在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中，颇有建树与造诣。
以前农村跌打医生多以手法和外敷为主要治疗手段，对辨症用药忽略者多，而习惯用药又多是红花、归尾等活血散瘀之药，气血虚弱者服后常有不适。群众因流传跌打药败血之说而拒服者众。家父认为群众之拒有一定道理。为此，他结合个人治疗内科疾病的经验，提出治疗骨伤疾患，除手法和外用药外，必须结合寒热虚实辨症用药，予以内外合一的治疗，尤其内伤或病重复杂者，可明显提高疗效。曾有石碁患者卢端，在化龙斩蔗时，不慎被刀砍伤致右足筋腱断裂伴跟骨后缘骨折，伤口污染，血流如注，面色苍白，被送分所治疗。那时，农村既没有西医清创缝合，更没有骨科内固定手术。接诊后，家父即在伤肢小腿扎上橡筋止血，又予以盐水冲洗，火酒消毒，“桥型”胶布拉合，撒上刀伤止血散，加压包扎，夹板固定等系列治疗，同时给予患者人参、田七煎水饮服，待伤情稳定，再辨症用药。又临时设床于诊所供其留宿，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调治，伤肢功能逐步恢复。因伤者家境清贫，父亲又免其医药费，更令他感激而与家父成为至交，每年都探访吾父至老。
他临症处方，药简效宏，以简为精，故有“八味先生”之称。他认为：按君臣佐使原则，处方用药八九味足矣。而方中每药之量，应据病情需要而灵活用之，不应拘泥于书本之说。比如白术，他的经验是：常用量时补脾燥湿，重剂时则行气润肠。他自己在广州医院施肠手术，也是以大剂白术配以熟地、升麻、枳壳煎服，才解除术后便秘不适的困扰。我与兄长都常有运用先父重用白术之法治疗各类便秘，副作用少而效果奇佳，曾在行内和多次学术会议上被广泛推广。
日常诊症，他深谙“病各有宜，缺一不可”的古训，对一些病例，喜就地取材，以单方、验方治疗而收效，达“简、便、验、廉”之目的。新造农民曾一度大量种植生地，需烘干交售。一村女因连续多天在大煤炉旁劳作，加上熬夜辛苦，一日终支持不住而感觉烦热神昏，面目通红，口渴发冷而就诊。他辨析此乃煤毒入侵，血热上扰清阳之故，而用鲜生地则清热凉血，解毒养阴。于是，他处方以鲜生地300g煎水代茶，给患者服用，并让其静卧两天而愈。20世纪60年代，新造公社辖下渔民迁新垦定居，不久就多人折返向他求医，诉说水土不服，头刺头晕，口干口苦，鼻咽干燥，大便秘结。他诊后仅嘱渔民回新垦采挖鲜芦根熬水天天饮用，并忌喝咸水，结果个个称效。还有，他博采民间验方，以山桔叶、假白榄、火炭母等草药结合辨症施治，治疗肾炎，大大提高了治疗慢性肾炎之疗效。
本地素有饮凉茶习惯，无论有无病，有无热，人们都喜欢饮凉茶解渴、防病，他对此表示有所保留。他曾说，正常人体多处于阴平阳秘的平衡状态。凉茶成分虽不尽相同，顾名思义，其性寒凉，若长期妄饮，“苦寒伤阴”，必致阴阳平衡失调，暗损阳气，弊多利少。他强调汤水胜凉茶，既体现了医食同源，推广中医药文化，也避免了药性偏顽致药源性疾病之弊，符合近年倡导预防“亚健康”之文化理念。吾兄在港是一个颇有名气的高级中医师、食疗专家与科普作家，著书多册；番禺人医主任、药师崔健辉先生对药食同源的饮食文化有深入研究，成绩卓著，亦曾师从黎老，他们的成就均与受家父观点影响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
解放前后，农村缺医少药，乡村西医仍处于治疗常见病的落后状况，很多急危重症都求助于有一定水平的中医生，这为他涉足急重症救治提供了较多机遇。每当接诊，他凭借深厚的全科功底，无论对常见病，多发病或急危重症，无论是内、儿、妇、骨、外各科，都恪守辨症论治、辨症施治原则，融会贯通，精心思辨而多获良效。难怪曾有人赠他“全才神医”雅号。几十年来，他没有辜负雅号之称谓，在临床各科中愈病数不胜数，积累了颇为丰富的临床经验，无论哪一科，都有值得回味的病例与患者个案。
一湿温病人（今肠伤寒，当时农村未有氯霉素等特效药，死亡率较高），时值中年，高热一周，近两天神昏体倦，精神萎糜，无汗，口淡粘腻，不欲饮食，胸腹可见白倍？数日大便未解，腹痞满，舌红苔黄腻，脉滑微数。前医曾予患者甘露清毒丹、三仁汤、连朴饮等内服，发热始终未退。经四诊合参，家父认为症虽属湿温，但热结大肠，遂给以大承气汤，合黄连解毒汤，加芳香化湿之品。患者药后畅便，发热大减，再以连朴饮合甘露消毒丹，加减化裁而愈。
黄姓小孩，广州人（当时其父为《广州日报》记者），右小腿胫骨中下段骨髓炎年余，曾在广州多家医院治疗未愈。经朋友介绍，慕名来诊。父亲临症见其面色恍白，时有自汗，伤口紫暗，内有脓性分泌物渗出，探查窦道深在，未触及骨擦音，舌淡、苔白、有瘀点，脉细涩。中医辨症：骨疽、气虚血瘀，内服仙方活命饮合参苓白术散加减，再加少许活血之品及大剂黄芪托毒排脓；外治则伤口药线引流并以余氏消炎膏调加如意金黄散、大梅片外敷伤口周围。家父坚持调治三月余，引出死骨两块至痊愈。相隔20年后，笔者曾与已长大成人之患孩会面，知其病灶一直从未复发，病肢活动功能恢复正常。
某男，中年，持续发热一年，发病时因劳累过度，受凉感冒，迁延日久而引发持续低热，多在37.5°C至38°C之间，形寒肢冷，气短懒言，动则汗出，头目眩晕，倦怠乏力，纳差，食后腹胀，便溏，舌淡有齿痕，苔白滑腻，脉虚大。中医辩症：气虚发热，治则：益气健脾，甘温除热：方用补中益气汤加减，经治疗半月余，体温正常。
周某某，10岁，小学生，校外野餐被蜂群追逐螫伤，并跌落深坑，由老师送达诊所。当时患孩神志昏沉，呼吸浅促，头面肿大如斗，右前臂远端骨折瘀肿畸形，未见呕吐，双侧瞳孔正常。接诊检查后，家父即急针刺人中，十宣放血，令其苏醒，并以温绿豆、甘草蜜糖水频频喂服，至全身情况稳定，再手法整复骨折、敷药外固定治疗。患者复诊，普济消毒饮加减，饮服一周，头面肿胀全消，继续骨科内服外治两周痊愈。家人感激之余，还赠送“再生之德”大牌匾给家父留念。
家父还运用梅花针配以补气益血法治愈多例市头甘化厂（现为永大集团）斑秃等慢病患者。其独特疗效，在南村市头地域广为传颂。
随后，家父将很多临床积累的经验作为适宜技术传我所用。如骨折、脱位的整复，他强调“欲合先离”的原则，并以单人手足复位法整复，效果理想；又如对足底感染化脓（俗称“石硬”），常辨之不易，他以手指按摸，常能辨清脓疡深浅，明确切口部位，浅则浅开，深则深开，恰倒好处，当天即将痛楚去除大半。1965至1967年期间，曾先后发生“脊髓灰质炎”、“流脑”等传染病，他除负责中医会诊外，还配合针灸治疗，减轻了后遗症对病者之影响。
他多技多能，还精于炮制“膏、丹、丸、散”。制练的跌打膏药为伤者称效，木棉花浸剂专医烧烫伤等都疗效确实而具特色。
结语
先父毕生在悠悠歧黄路上，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心不变。他以群众健康为最大心愿，以子女成材为最大快慰，一生淡泊名利，但为良医与慈父，喜和睦、守秩序，是一个纯良医者，深受敬仰。
1950年，他是番禺县内第一批获授政务院卫生部颁发中医师证书的，并曾被聘为县中医师主考之一，获授带徒资格。数十年来，他单独或参与培养多人，都小有成就。其中长子照寰（中山医学院毕业）虽未系统随其习医，但幼承庭训，并常用假期之便，侍奉于左右，贴身随诊，耳濡目染，深受教益。居港后，一直活跃在港穗中医药界，曾任香港中医学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广州分会历届顾问、港中文大学中医诊疗中心高级中医师，现仍忙于带徒讲学。
1951～1955年，家父还被聘为新造工会、新造搬运工会医席顾问，1956年被选为乡第二届人民代表，1958年又被选为乡及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历任番禺县卫协会执常委、新造卫协分会副主委、新造卫生院院务管理委员等职。多年来，家父收到群众赠送书有“大国手”、“再生之德”、“跌打圣手”、“妙手回春”之题字牌匾、镜框十余幅。可惜后来作为“四旧”被销毁。他一生为人随和正直、生活简朴，曾以“知足心常乐，无求品自高”撰联悬挂于厅堂自勉。
今日政府推行医疗卫生改革，大力推崇社区卫生与全科医生服务，黎老数十年闯出来之全科歧黄济世路至今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谨以此文作为对严师慈父的追思和纪念。
沙湾名医何兴华
□何品端何润霖
何兴华（1921～2003），祖籍番禺沙湾，出生于南美洲秘鲁利玛埠，其生母是当地人，6岁时母亲去世，继而随父亲一起回国。
何兴华1940年考进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医学校，1942年毕业，并留校实习，当助理军医。后被派往贵州省安顺附近的119陆军医院（18后方医院）当军医，抗战胜利前一年，他到合浦当医生。之后在国民党第8军103师的野战医院再度任军医工作，为副院长。到淮海战役时，他离开了国民党的野战医院，回到了故乡——沙湾，在乡中的象贤中学任分教处主任、附小主任。
建国以后，何兴华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医疗事业上去，于1950年10月到“沙湾人民诊所”任医师。不久，他当了主任。1951年，该诊所在县卫生科领导下纳入国家编制，成立了“沙湾一区医联会”，把社会上分散的中、西医生组织起来开展卫生防疫工作，进而成为“沙湾一区卫生所”，至1952年10月，易名为沙湾卫生院，期间何兴华一直担任所长、院长，他除了完成日常自己繁重的门诊工作外，还精心做好院内医务组织和行政工作，历年得到上级领导与全院医护人员的好评。到1956年，卫生系统组织了联诊所，他被调往县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当医生。1962年后，他被调回沙湾卫生院门诊工作，后为副院长。1984年被任为院长。直至1987年11月，已届66岁的他被批准退休。他医术精湛，主治经验丰富，经考核认证为主任医师级别。1983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
何兴华医生从事治病救人的医疗工作已超过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中，他并不平凡，他是沙湾医疗事业的一位创建者，也是政协、侨务等社会活动的一位优秀工作者。
他初进沙湾医务诊所时，只有4员1工，既无病房，又无病床。到他退休时，沙湾医院已有医师员工160多人，并分设了渡头、陇枕、紫坭、古坝5个医疗站。他还领导卫生人员，在镇内的龙岐村创设了一个“卫生示范村”。
“文革”期间，何兴华曾被“批斗”过，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治病救人的工作，他也曾被安排到沙湾的渡头村医疗站，但那时沙湾很多患者还是慕名步行至渡头找到何兴华医生治病。后来，何兴华重被调回沙湾卫生院工作。从1954年开始，他每年都被征调到兵役检验站工作，而由他负责检查的人员都是100%合格的，从来没有因复检不合格被送回来。
1978年间，沙湾北村的承芳里（留耕堂以西）发生了可怕的登革热传染病，当时称“二号病”（先发病者约40余人，后来统计总人数在300人左右），何兴华即领导全体医务人员，对感染病患者实行专用病房留医，并报送上级防疫部门，他在县、镇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动员开展了大面积的灭蚊工作，结果一个月内即把这传染病给扑灭了，没有因为此疫而引致不治的个案发生。
何兴华以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长期为病人诊治施药，并细心观察和掌握了许多特效药如阿斯匹林等的特性及其副作用，从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并撰写了不少重要医案及医疗日志，曾于国内的权威医学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
何兴华虽然于1987年办了退休手续，但他一直以其医术和医德，被留任为院内门诊医师，发挥余热，深得广大群众的信赖。翌年，以何兴华等热心人士联络组织的，由侨胞、港澳乡亲捐款和镇政府联合兴建的沙湾敬老中心落成并投入服务，他还主动当上了该中心的义务医生，自此十余年不分寒暑，每周坚持步行到敬老中心为有病老人进行义诊。
何兴华除了做好医院的行政事务外，凭他的医德、医术与人缘，在社会上还享有极高的信誉，他为沙湾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早在1963年3月，他已作为医卫界代表，当上了番禺县第四届政协委员，在随后的第五、第六届更被选为常委会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履行职责，还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活动。他还是热心的侨务工作者，曾被推选为沙湾镇侨联副主席。从1980年开始，何兴华广泛联络华侨与港澳同胞，发动他们捐资出力振兴家乡的医疗事业。在国家政策的感召和何兴华等热心人积极沟通联络的努力下，侨胞与港澳同胞先后为沙湾卫生院捐资约400多万元，分别建起了门诊大楼、妇产科大楼及一批病房，又陆续捐赠、添置了大批医疗器械和设施。
直到1997年12月31日，何兴华完成了最后一个日班，才脱去了穿上半个世纪多的白大褂。
何兴华于2003年1月因病辞世，享年82岁。
百年医武世德传家
——记禺山杏林寿星李维铎先生
自古禺山大地，钟灵毓秀，人材辈出。十九世纪以来，我番禺医疗界医家纷纭，呈现出世家代传，各领风骚的局面。然就以强调医、养结合，以养为先的医家而言，当表一人，此人乃是番禺医疗界的老寿星——李维铎中医师。
铎先生早年秉承祖业从医直到去世，足大半个世纪了。其家学渊源：祖父李文远先生毕生以教书、行医为业，门生逾千，时人器重；其父李麟孙（字安甫）一脉相承，擅妇、儿、内科，在市桥沙湾一带享负盛名，人尊称其“安先生”，晚清时期在市桥创立“顺庆堂”医馆。铎先生兄弟二人，弟李维亮先生，精医武，乃解放前“广州红十字会医院”元老之一。一门国手，代代相传，真可谓是杏林世家。
民国时期，铎先生持国民中央政府授予的《中医师资格证书》，于市桥的桥东街设馆行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政府卫生部门审核其资格并颁发《番禺县中医师开业执照》。解放后，人民政府实施医疗制度改革，收编民间的从医人员，铎先生被安排到番禺榄核的卫生部门，专为群众治疗疾病。在此期间，铎先生深入农民阶层，十分体恤劳苦大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他们解除疾苦，他的优秀医德受到多方水乡农民的称颂，至今口碑不绝。在治疗疾病方面，铎先生尤其擅长妇、儿、内科及杂病的治疗，对脉理诊断最有心得，这大抵有赖于他平静如水的心境和谨慎处事的人生态度。此外，对眼疾、喉疾的治疗，铎先生更是有独到的一面。市桥中医院成立后，他被回抽到院部门诊，一直服务至退休。
铎先生生平十分注重养生，他闲时喜研易理，将医易同源、医武同源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兼收并蓄地运用到临床治疗和日常养生方面，并总结了自己的一套经验。他崇尚内病外治和外病内治相结合的治疗方式，并细心灵活地加以实践，从而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铎先生平生深恶趋名逐利，他不事交游、寡言慎思、淡然处世，退休后的数十年间，直至他摔伤入住医院前，他从未向所在服务单位申领过医疗费的报销，足见其中医养生的良好效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李维铎先生恬淡的一生，又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老中医不平凡的人生哲学。春风化雨，福泽心田，愿前辈医家们的优秀品德，永远在禺山大地生生不息，代有传人。
薛大庆
薛大庆（生卒年不祥），字祝厘，番禺人，生活于清嘉庆至道光年间，附生（秀才）。少年师事孟佐舜。佐舜喜其颖悟，将女儿配与为妻。其后，大庆因劳累而得了肝病，几乎死去。他闭门养病数年，潜心研究医术，追寻兰台金匮[注]之秘，下及元明诸家，寻源溯流，尽得精要，并用来为自己治病。数日后竟然痊愈。之后，以自学的医术替人治病，全部妙手回春，因此而医名远播。其子寿恩承传他的医术。
（陈铭新辑）
【注】古代图书档案馆称“兰台”，兰台藏书装具用金属（铜）制成，即“金匮”。所谓“金匮石室”是指藏书的工具和处所，古人对馆藏建筑和图书装具，极为重视，冀望文献典籍“刻于玉版，藏于金匮，历之春秋，纪之后世，为帝者祖宗，与天地相终。”
莫显诚
莫显诚（生卒年不祥），韦涌人，晚清名医。祖父莫清华，善医术。显诚自幼丧父，由祖父抚养。他生性聪颖，常常偷看祖父的医书，也学着煮丹药。在学塾里，小同学之间常有些小病小痛，显诚为他们治疗，每见疗效。祖父很赏识他。于是尽出所藏医书，任其阅读，并教以用药、制药的方法。及至长大后，博览群书，洞悉要领，妙为变通。奇难杂症，药到病除。祖父去世后，代行其业。医名远出祖父之上。
虎门营兵某甲，膝下生肉颗如豆，不痛不痒，让显诚看，戏说：“这是什么病？”显诚看后，大吃一惊，说：“这是红线疮！”细看果有红线环绕四周。某甲当即求医。显诚说：“太迟了！”某甲不信。过了不久，患处开始肿痛，继而剧痛，到了半夜某甲就死去。
又副将余德标，患牙痍十余年不愈。每次病痛发作，坐卧不安。上级官员知道后，拟改调令。余德标向显诚求医，显诚说：“暂时未能治愈。但可以先控制住病情，使患处不再疼痛，待上级官员验看后再作治疗，疾患可以消除。”余德标听了，非常高兴。随即乘船赴省城谒见上级，显诚则在船中为他做理疗，用纸卷着药物，燃点着薰炙患处。余德标至省府经上级验看无病痛后，官复原任。之后，显诚为他多次换药治疗，其患处腐骨突出二寸多。用箝将腐骨拔出，并无痛苦。一个月之后，病痛完全消除。
莫氏丹药名著于世，子孙亦世守其业。
崔必钰
崔必钰（生卒年不祥），字山泉。南村员冈人，晚清名医。少年洒脱，具有隽才，屡试不第，转而为医。他潜心于医学，除了钻研《伤寒论》、《金匮》之外，还钻研医案，务必深究其所以然。故此往往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东溪村的李悠，因久病，身体虚弱，他服用其他医生开的附桂的药方，已有一年多。崔必钰为他诊脉，只觉得他脉搏微细，询问症状交谈之间，闻其口臭，认为病人得的是伏热之症。于是重用黄莲之药而使病人痊愈。
邻家李氏之女，患了眼疾，眼球突出，红筋满布，痛不可当。崔必钰仔细察看患者之眼，只见红筋旁有白气，就说：“这是虚症。如果再服用凉药，就会盲了！”于是重用细辛之药而将其眼疾治好。
同乡梁氏之子患大热症，烦燥不安，但还未大发作。崔必钰替他诊治，说：“这是用大承气汤来医治的病症，但如果病还未大发作，则不能攻之以大承气汤。”于是，一边先让病人服食黑锡丹30粒，另一边煎好大承气汤，等待病人发作。病人服食黑锡丹后，过了一会，果然发狂。随即灌以大承气汤，病人得以安静下来。
市桥谢建勋患吐血之症，病情危急，请必钰诊治。崔必钰开出的药方内有人参、生地、大黄、朱砂等，整个市桥的药店都不禁哗然，不肯发药给他。但崔必钰极力坚持用此药方，病人也因服用了此药方而停止了吐血。
崔必钰生平精心思索，不肯落人恒蹊，上述的都是很好的例子。
崔必钰善饮，工诗，少年志气，不可一世。后来家道中落，且晚年不能再饮酒，郁郁而去世，时年62。其子搜集其遗稿，得诗集二卷，藏于家。
与崔必钰同时有个叫汪鸣岐的，字药洲，番禺捕属（今广州）人，亦以医术闻名于番禺。汪与崔氏交情深厚，遇到危难病症，往往互相替代，救活了不少病人。
冯永健
冯永健（生卒年不详），番禺人。中央大学毕业，内科医师，周恩来总理的同学，曾于巴黎大学留学，医德医风良好，很能为病人着想，口碑非常好。
（番禺人民医院辑）
陈礼
陈礼（生卒年不详），番禺钟村人。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为香山县（今中山市）医学训科（为明代所设的县级医官，设官不给禄），术业精专，雅好吟咏。其子陈骏，世守其职，亦以医术名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
方洪石
方洪石（生卒年不详），字砺臣，韦涌人，精通医术。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洪石瞒着妻儿，随彭演往云南讨伐吴三桂。在军中医伤救人而不求谢，人称“长者”（有德行的人）。且常出兵攻敌，每战必胜。云南巡抚为其请功，授呈贡县（在今昆明市）令，调任督粮通判，后弃官归里，建“芑园”隐居，著有《治平术要篇》、《芑园日录》二卷。
黄九
黄九（生卒年不详），字骏业。化龙镇明经村左里人，晚清名医。自幼丧父，家境清贫，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得高人秘授精医喉痛及苏痨等症，病人虽极危急，经他诊治，无不药到病除，活人以千百计。他生性慈祥，乐善好施，求医从未索利。对于贫苦的病人，他往往解囊助资，受到乡人的赞誉。87岁时，无疾而终。其子黄信彰，府学生（秀才），继承他的医术。
同村有个叫周振滔的，擅于医治外科刀伤，亦有名于时。
孔继溶
孔继溶（生卒年不详），字绍修，号苇渔。钟村诜敦人，晚清名医。邑庠生（秀才），曾任训导（明清时县级学官），加五品衔。平日精医术，奇难各症就诊，每每立即见效。鉴于古医书所载的经穴名称，常常互有异同，假如审之不慎，就会“差以毫厘，谬以千里”，酿成大错。为此，他著《经穴异同名考》一卷，以便于读者辨识；另著有《温病心法要诀》四卷，藏于家。去世时58岁。
赵复祥
赵复祥，内儿科名医，曾任国民党军医中校，曾任萝岗卫生院院长，1956年因肃反运动调入番禺人民医院，主要从事内儿科门诊工作。赵医生为人工作十分负责、踏实。
编后记
继番禺“旅游”、“民间艺术”、“民主党派”、“演艺界人士”专题结集之后，本期《番禺文史资料》第二十二期，又以“禺山悬壶录”这一专题，结集献给读者。
中华医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禺山大地，人文荟萃，名医辈出：有明末清初的草药专家何其言，现代全国著名的妇科专家梁毅文，华南地区较早期运用中西医结合的黄省三等；有几代行医的杏林世家，如八代妇科名医、市桥的金麒麟，五代相承的岳溪杨遇安家族，五代行医的沙涌江氏家族，四代从医济世的塱边梁俭光家族等。
借此，对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本期文史资料编撰工作的名医后人、各界人士，以及番禺区卫生局、人民医院、中医院、何贤纪念医院等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