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元的包子卖到上百元”，这是狗不理门店普遍存在的问题，资本肆无忌惮地消费“老字号”的口碑，收割民众“智商税”的玩法，在经济泡沫兴起的前面十余年还能玩得转，民众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甘愿被收割，随着近几年经济下行、“消费降级”，“智商税”越来越不好收了，资本推动下快速扩张的狗不理的萧条几乎是必然的。
不仅仅是狗不理，这几年，全聚德、同仁堂……很多这样的所谓的“百年老字号”，普遍受到了质次价高的舆论谴责，都遭遇到口碑骤降、业绩下滑的局面。百年老字号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靓女先嫁”的改制时代开始，主流舆论就将百年老字号的“困境”归咎于这些老字号曾经的身份——“国营企业”，更进一步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老字号今天的衰亡归咎于1956年的公私合营。
在百度词条“狗不理包子铺”，赫然写着“公私合营，收归国营以后，一度质量低落，最近发还私营，包子又很受欢迎了。”
稍微了解一点“狗不理包子”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的荒诞、无耻。
长期以来，主流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后来的批孔，毁掉了中国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才导致80年代的道德沦丧。了解历史的人这样说是无良，不了解历史的人也跟着这样说则是无脑了。
早在公私合营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曾指示过：“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进行过程中，抢救老字号是那时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改造非但没有毁掉老字号，反而将很多传统老字号发扬光大，从地方特色闻名全国、走向世界。
而狗不理包子更加特别，它不是“公私合营”收归国有的，而彻底是被新中国救活的!
狗不理包子铺开于1858年，在天津民间闻名已有百年。关于袁世凯送狗不理包子给慈禧的说法，多有编造戏说的成分，无法考证;但至少狗不理包子在旧社会就已经受到天津民间的欢迎，成为一大地方特产，位列“天津三绝”之首。鼎盛时期的狗不理包子铺也就是在天津北大关、南市、天祥后门等地开了几家分店。
然而，狗不理包子铺传承到第三代时，因为经营不善，到1947年，几家分店陆续倒闭。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私营企业，这种子承父业的家族传承就没有不最终败亡的。
也就是说，旧社会那个“狗不理”造就倒闭快10年了，是新中国重新救活了这个老字号。经过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积累，到1980年代，狗不理的分店已经开到了北京。
90年代末，国有资本性质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公司成立;2005年，那正是个国企大面积改制、“靓女先嫁”的时代，狗不理的国有产权及其对子公司所持有的股权作价1.06亿，卖给了早三年“股份制”改造的“天津同仁堂”。
被私有化之前，国企狗不理的业绩谈不上很出色，但也并不差，光物业就有不少。包括山东路的总店的房产和2.5亩土地、和平餐厅、大沽路的二分店3层楼、成都道的一个技校、劝业场400多平米的柜台、辽宁路的几个门面、杨福荫路的和平区食品公司保健站1000多平米的房子等。
当时的狗不理负债也仅仅500万，被私有化的前一年，2004的营收就高达7500万。当时流行的是MBO(管理层收购)，天津和平区让狗不理的管理层仅仅出资2000万就能完成收购。遇到这样“天大的便宜”，狗不理的管理层却还想压价。和平区一气之下就把狗不理挂牌对外出售，最终被混合所有制性质的天津同仁堂以1个亿拿走，但也是捡了很大的“便宜”。
后来，经历了两次神秘转股后，狗不理就彻底沦为了一家私人公司。改制黑幕留下了众多疑团，但在私改大潮下，并没有谁会去细究。
狗不理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戳穿了私改精英“一包就灵”的谎言。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同仁堂、全聚德身上。
同仁堂的老字号更见久远，创建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自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靠着“御药”身份创立了金字招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同仁堂数次险些被德资拜尔和日资企业控制;“父传子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不仅没能使同仁堂壮大，反而因为历次的子女分家陷入各种家族内部纷争。加之旧社会中医凋零的背景，到北京解放初期，同仁堂已经陷于无人管理状态。
一场劳资纠纷后，在职工代表的推举下，外姓人成了乐松生当上了北京同仁堂经理。1954年，乐松生带头参加公私合营，被毛主席接见。
公私合营之后，同仁堂才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1957年，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也标志着我国的中药事业走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
传统中医的济世情怀与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很好地融合起来了。在焕然一新的社会环境下，百年老字号同仁堂也投入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行列当中去了，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解放以后，同仁堂成立了邮寄部，对各地患者有信必答、有求必应，深得人心。1954年同仁堂设立了咨询服务台，为患者介绍适应症的药品，解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题。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气持续到了80年代。
1984年，一外地顾客来店求购4克天仙藤，一位老售货员收方后说：“这药4克值4厘钱，给你10克，收1分钱。”顾客满意地笑了，为了这一分钱的生意，这位老售货员柜前堂后跑了两趟。事后，顾客投书称赞同仁堂可贵的风格，认为像同仁堂这样的大药店，仍能保持做好小生意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然而，80年代以后，同仁堂也变了。
2012年，北京的夏女士例假迟迟不来，来到同仁堂新街口药店中医诊所看病，张姓大夫接诊并认为夏女士例假推迟是因为“月经不调，气血不足”，便给夏女士开了7天的药，喝了17服同仁堂开的中药后，夏女士去妇幼保健院检查方得知原来自己在看中医前已经怀孕。因同仁堂开的中药里面有孕妇忌用的红花和桃仁，被误诊的夏女士去同仁堂找张大夫，而张大夫只留下一句“孩子不要要了”，就再没有露面。
许多跟团去北京旅游的人，都曾被莫名其妙地带去参观过北京同仁堂，美其名曰参观学习中国医药文化。其后，等着他们的就是天价诊疗费和药费……
同仁堂的蜕变同样发生于改制。1997年，国务院确定120家大型企业集团为现代化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同仁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中医药企业名列其中。
改制后的同仁堂屡登黑榜：
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马文祖、作家张家瑞、吴淑敏等28人因服用同仁堂的“龙胆泻肝丸”导致肾病甚至肾衰竭，而集体起诉同仁堂。
2011年，同仁堂假血燕事件，同仁堂旗下公司生产的血燕在浙江被检出含有亚硝酸盐，超标三百多倍，不合格率达到了100%。
2012年，同仁堂清火片被检出不合格，牛黄解毒片生产日期早产。
2013年1月，北京同仁堂总统牌破壁蜂花粉片，就被爆出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甘露醇;5月，同仁堂健体五补丸被爆汞超标5倍，牛黄千金散及小儿至宝丸朱砂超标，成分含量分别是17.3%和0.72%，远超国际标准。
2016年，同仁堂“阿胶造假”事件发生，本应用驴皮熬制的阿胶检测出猪和牛的DNA;山东、四川等多个省市抽检发现同仁堂的翻白草、加味左金丸、熟地黄、(熟)骨碎补等产品不合格，同仁堂在山东淄博的药店因销售劣药被处罚。
而仅2017年一年，因各种质量问题，同仁堂旗下企业10次上“黑榜”。
2018年12月15日晚，江苏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同仁堂蜂蜜生产商竟回收过期蜂蜜》，将同仁堂引入舆论漩涡。
2019年2月11日，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同仁堂蜂业有限公司因售过期蜂蜜被罚没1420万。
2019年2月1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撤销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中国质量奖称号，收回证书和奖杯。
一个百年老字号自此彻底砸了牌子。
工商局公布的老字号大概有上千个，他们身上都发生了相似的故事。1994年，全聚德股份制改造;2001年，东来顺股份制改……
改造之后，也有继续混得好的。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是在毛泽东时代被“光复旧物、推陈出新、发扬光大”的老字号，在经历股份制改造和市场大潮洗礼之后，被砸了“招牌”。究竟是谁毁了老字号不用笔者多说了，但你还要怪毛主席，那就是十足的蠢货、混蛋了。
不过，今天的老字号即便再恢复国字号身份，在效益第一、利润之上的当下，恐怕也很难获得信任了。毕竟，“国有”不等于“国营”，人们怀念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
那时，空气是干净的，食品是没毒的，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信任的……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笔者特别怀念小时候，也就是八、九十年代，县食品厂生产的白纸包装的“酥皮月饼”。那时候，私营企业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各地的小食品、温州的小商品早已卖到了县城的大小商店，但在老百姓心目中，那些都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拿买月饼来说，虽说当时各种精致包装的月饼已经出现，但老农民亲身“实践”后都知道，县食品厂的月饼干净、卫生、值得放心!
然而，这样的食品厂在90年代中后期的破产潮中便不复存在了。尽管后来的中粮之类也有国家信誉背书，但经历过市场潮“洗礼”的老百姓也早就不信了，转基因、食品添加剂的泛滥同样存在于这样的国字号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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