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上海的百货公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10～1930年代，公共租界有好几个百货公司。1917年，先有先施百货公司(TheSincere&Co.Ltd.)，翌年永安百货公司(TheWingOnCo.[Shanghai]Ltd.)在南京路浙江路交叉口一侧开业。这两个百货公司的开设，使南京路客流量显著上升，将其急遽地改变成上海最大的商业和娱乐之街。因此，先施和永安在南京路的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1926年，新新(TheSunSunCo.Ltd.)百货公司开业，1936年大新(TheDaSunCo.Ltd.)百货公司也加入了。这些被称为"四大公司"的百货公司，除了销售"环球百货"即高级舶来品外，还开设很多娱乐游戏设施、旅馆等，如此的一体化经营充分发挥了广场、庙会的机能，使其成为一个充满多彩的综合性的都市型生活、娱乐中心的巨大设施，③并为考查民国时代上海商业和都市商业文化提供了某些重要论点。
有关上海百货公司行业的先行研究，主要是以企业经营史的视点来进行，④而从都市史和都市文化史角度的研究，不得不承认，无论在质和量上都是不充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不仅作为大型零售店担负了商品流通的新使命，也作为上海人及上海居住者的都市文化、生活、娱乐的领导者，具有极强的性格。这在考察战时上海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本文在留意此点的同时，首先阐明上海百货公司行业在1930年代前作为都市型、多机能型设施诸多特性的具体状态，其次来验证它们在战时是如何演变的。
一1910～1930年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业
(一)西洋资本的"早期四大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的一般特征是由股份公司组织，具有规模大、资金多、经营范围广等大型综合商店的要素。在上海，19世纪后半期首先是由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开业，其次是以华侨世界为背景的中国资本于1910年代从香港、广州进入上海，最终在上海进行了巨大的发展。
首先来考察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在南京路外滩附近，从清末开始有福利、汇司、泰兴、惠罗等4家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称"早期四大百货公司"。清末，由于这些百货公司的影响，许多中外商店进入南京路。20世纪初，南京路东端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商业街。
汇司百货公司(Weeks&Co.Ltd.)由英国人GeorgeE.York于1875年创设在宁波路、浙江路口，最初经营绢丝物、服饰业，1895年转手给ThomasE.Trueman(1910年工部局董事)，场地也移往南京路、江西路口。1901年，业务扩大到经营家具，日用杂货等。
泰兴百货公司(Lane,Grawford&Co.Ltd.)创设于1895年，是在香港登记的股份公司。位于南京路外滩，销售毛织衣，服饰用品、食品杂货、酒类、家具、船具、女性服装、帽子等，当时有"去了'泰兴'，世界上任何商品都能买得到"的说法。⑥
最后登场的惠罗百货公司(WhiteawagLaidlaw&Co.Ltd.)，1882年创设于印度加尔各答，是一个在南美、南洋的大都市设有支店的世界规模的公司。1907年，在南京路、四川路口东北角开业，具有独自的网络，销售世界各地的产品。最初的顾客主要是西洋人，1920年代以后，由于上海的中国人消费意识和购买力并不比西洋人低，其人口也遥遥领先，引起惠罗公司的注目，于是将顾客层扩大到中国人上层，由此获得"早期四大公司"中业绩排名第一的宝座。⑦
这些西洋百货公司创立以来一贯采取向西洋居留民销售高级品的营业方针。以后虽然也将部分销路扩大到中国人上层，但是，面临清末以来上海中国人社会急遽扩展的消费能力，以及作为其社会中心的都市中间层的出现及其数量增长的事实，归根到底，他们不能准确地抓住中国人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的特质，不能充分认识上海新时代的到来即大众社会化进展的事实，因而在经营方法上为墨守传统，在开拓新资本蓄积的思路上也落后于人。正是这些原因，成为他们不得不将业界领袖的地位让位给新进入上海的华侨资本的最大理由。⑧
(二)中国人(华侨)资本的"四大百货公司"
这里是关于1910～1930年代，即日中战争前比较顺利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资本的百货公司的研究。具体研究下列内容：最早进入南京路的先施百货公司特征、从四个百货公司大楼的构造来分析百货公司的特质、南京路百货公司筹划的集客能力及其顺利发展的理由、都市文化形成的作用。
1、作为先驱的先施百货公司
与浙江路交叉的南京路西端靠近跑马场的地方，清末以来是茶楼集中地。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对华侨资本实行优惠政策，从1917年起，这一地域相继开设先施、永安等华侨资本的大型百货公司，南京路因此更加繁华起来。
先施百货公司从英国商人雷士德(HenryLester)那里租借南京路、浙江路口的30年土地经营权，建造百货公司大楼，于1917年10月开业。商场面积1万余平分米，销售商品1万余种类，员工300余人。其新的经营有如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打出"经营舶来品牌商品"的招牌，商品陈列整齐，而且都是高级商品，非日常必需品不上架。打破了传统的专门店如南货店、绢织物店、银楼、鞋帽店、食品店、酒菜馆的专门性与限界性。商品的种类不仅多，其多数还是中外的优良品。进入百货公司大楼的顾客最初仅打算买衣料品、日用品的，却不料进入了吃、喝、玩、乐什么都齐备的场所，这是上海从来没有过的商店形式。商品的丰富与购物的便利，这是快乐生活的胜利。⑩
第二，明码标价，发行发票。在商店里公示商品的价格能废止顾客在赊账和价格方面与店员讨价还价的行为。发行发票，能减少百货公司与顾客的冲突，具有增强顾客对商品和百货公司信赖度的效果。(11)
上述经营方法，对高级商品采取正当又妥当价格，成为对无论什么样的顾客都实行无差别价格销售体制的先驱，因而取得了清末以来正在急遽增长的上海的中国人富裕层以及新的社会势力都市中间层、工人阶级上层等社会层的广泛好评。(12)此外，还实行给予店员周休(星期日)、最早雇佣女店员、销售为数不少的国内各地优良商品和先施附属工厂生产的商品。(13)
这些新的商业实践，作为以上海消费构造变化和消费能力增强的顾客层增长及多样化为背景的措施是有前景的，因而也是极其有效的。例如，从采用女店员来瞄准男性顾客这一招徕手法来看，即使在那个时代新顾客妇女、主妇层不断增加的状况下，这一措施也应该从根本意义的方面被看好吧。(14)还有，先施的经营者在用语言宣传"舶来品牌商品"的同时，也将品质好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国产品和自家工厂制造的商品与舶来品一起陈列，这种出于对可供不同层次顾客进行多样化选择的深切关心，是非常懂得大众社会心理的做法。(15)面向中国人的大型百货公司在上海的出现是以大众社会形成和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百货公司亦通过自身功能进一步扩大大众社会，并使其不断发展。(16)先施百货公司的经营方法是全新的，因而成为南京路商业改革的先驱。
继先施百货公司之后，1918年，永安百货公司插入南京路，开设在先施的正对面。1926年，先施的西邻又诞生了新新百货公司，南京路与浙江路交叉点的周边地区成为上海最有活力的区域。1936年，大新百货公司在南京路、西藏路口设立，这一地域代表上海的"摩登"。
2、上海的百货公司大楼
说起南京路百货公司，无论如何也必须提及百货公司大楼的特质。无论是东洋的建筑还是西洋的建筑，百货公司的高层大楼外观都是近代都市的象征和地标。那些如织的景观和轮廓线构成都市历史和文化的一环。另一方面，百货公司大楼的内部构造如实地表达了经营者的企划，它是讲述那个都市文化和人们生活故事的地方。因此，考察南京路百货公司大楼是非常值得的。(17)
1936年1月，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登场的大新百货公司10层建筑大楼由中国人设计，是中西混合构造的典雅、壮大的式样。开设地下商场、设置供顾客使用的商场自动扶梯、冷暖空调等，都是在上海领先的。商场的正面用美国OTIS公司制造的连接1层与3层的自动扶梯，这是上海最早引进的，乘坐大新自动扶梯成为当时上海人快乐的摩登，其宣传效果是极其明显的。(27)大新大楼从地下至4层是商场，5层是大新酒家和跳舞厅，6层以上，即10层巨大建筑的一半以上是娱乐场，配置有"天台十六景"之称的为数众多的如杂技场、茶馆等游乐设施和机构，也有京剧、话剧、滑稽、魔术表演、中国武术、电影等，其对顾客的吸引力是非常超群的。(28)
3、百货公司培育的街
二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业
这里是关于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百货公司的研究。考察的对象是战时百货公司的经营及与百货公司有关系的商业文化等问题。
(一)"孤岛"时期的百货公司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侵攻闸北，轰炸市区。受黄浦江上日本战舰炮击的影响，出入南京路的人也减少了。由于事变的混乱，决定关闭店面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支付给店员2个月的工资，让他们回乡待机，商店停业1个月。8月23日，飞机炸弹落到先施百货公司，先施大楼东南侧的部分建筑遭破坏，永安大楼大半以上的窗玻璃破裂。酿成两家百货公司店员和南京路行人250人死亡、570余人负伤的大惨剧。永安店员仅死亡的就有15人，先施、永安的财产损失合计达到764000元。此后数个月中，附属旅馆、酒楼、娱乐场、跳舞厅等也大幅度地缩小了营业，营业额减少一半。(35)百货公司的日中战争从此开始。
日中两军的战斗持续了3个月，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然没有进入战场，但它们被日军包围而成为"孤岛"。11月11日，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包括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完全陷落日军之手。从那时至1941年12月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多被称为"孤岛"时期。"孤岛"时期的商业因处于非常特殊的环境而异常发展。"孤岛"因为从上海已陷落地区、正在战斗的周边地区和内陆地区难民大量涌入而致人口激增。同时，不仅是人流止不住，大量金品、资产等也随人流进入，出现了被称为"游资"的集中现象。其结果是给予"孤岛"地区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有利条件。(36)11月以后，上海市场也因为回复而转入"繁荣"的局面。
表1四大百货公司营业额、利润(1937～1946)单位：法币万元年永安百货公司先施百货公司新新百货公司大新百货公司物价指数
营业额利润营业额利润营业额利润营业额利润
1937842.482.1673.95.1335.3-4.6379.57.2100.0
19381044.8156.2835.842.3529.340.6577.377.7120.2
19391821.6314.11457.375.5815.011.3886.8175.8195.6
19403468.5457.02774.892.71580.836.91755.9402.7426.4
19416895.91724.55516.7220.73866.5154.73925.81150.9926.9
19426738.31765.75086.81090.02911.1
194326537.42494.517931.11374.812109.4
1944106038.14512.669715.210998.984940.5
19451061884801.4118134.085790.23760.08212687.8
19462057043.01464859.0850625.0
(二)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百货公司
随着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对百货公司也相继产生了大影响，(39)特别是1942年2月25日，大新百货公司门前发现定时炸弹，周边地区被强行封锁、戒严24天，南京路因事件牵连经常实行交通管制，给百货公司的营业带来很大的影响。(40)
在此以前，1937年10月9日，永安在接到英国政府取消保护的通知(42)后，预测战局走向而试图向美国政府作企业登记。1939年7月，好不容易得到许可后，永安大楼枉起了星条旗。但是郭乐家族的安心是短暂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切努力化为泡影。(43)此后，郭家顽强地展开保全财产的行动。郭顺和郭琳爽在取代永住美国的郭乐地位后将当时上海永安联号进行清算，向汪精卫政府提出取消在美国的登记，改向汪政府登记的请求。3月，郭顺作为汪政府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监事参加了"对日协力"的行动。就结局而言，1943年1月所谓的《日华共同宣言》签订和2月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访问上海后，同年4月，永安在自己裁量权相对较高的汪政府实业部的登记被确认，6月，永安作为汪政府保护伞下的企业，名义上恢复了郭家的管理。因此，日本的"军管理"仅一年多而已。由于郭琳爽事后主张将被日本人夺取的资金存入台湾银行，(44)使"军管理"的损失不少。尽管日本军部的影响以后还残留在百货公司内，但是，结束"军管理"、排除"会计监督官"的意义是极大的。
观察一下这一时期百货公司的营业状况吧。1942年9月1日，汪精卫政权宣布实行"限价"政策后，市场上频频发生囤积现象。各百货公司为了极力抑制损失，以限制销售数、抑制销售等方法作为对应。同时，采取节假日休店的临时抑制对策。但是，库存在经营减少后马上面临困难。利润率急速走低，"孤岛"时代的繁荣眨眼间过去了。尽管如此，各百货公司的各种对应还是奏效的，因商场上没有商品供应而被迫停止营业的事态勉勉强强地被回避了。当然，在非常场合，发生损失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45)根据表2，从永安、大新的营业额与纯益比率来看，1943年是1位数，1944～1945年约为4.5％前后，可见其低下。尽管如此，战时9年间的平均率，永安是13.8％，大新是10.28％，如果对照百货公司行业的整体条件来看，上述比率是相当高的。尽管富裕层、都市中间层、劳动者阶级上层等社会购买力在这一时期有所减退，但可以判断，它们依然具有极强韧的性格。
亚洲太平洋战争后，百货公司的经济活动具有投机活动的特色。由于物资不足造成的工业生产减退、货币价值下落和物价高腾给百货公司经营很大的打击。1943年11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再度开始交易，因外国企业股已停止交易，中国企业股成为投机的对象。
百货公司股的永安、新新、中国国货、丽安、新华、上海、光华、红棉股相继上场，活跃地进行交易。一部分百货公司在股价高腾、需用资金时出让股份，相反，当股价下落、资金富裕时又将股份购入。这样的操作达到了谋取调剂资金、减少利息支付的目的，有机会的话也会获取暴利。永安百货公司也在股、金、美元、不动产等所有股票的种类上活跃地开展投机活动。(46)
太平洋战争以后的百货公司行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表现在数量上的大增加。百货公司同业公会的会员数增加到20多个，新会员中除了两家以外全部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创办和加盟的。新增加的百货公司，反映在经济、流通等方面的事情，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据《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可将其分为四种类别。第一类，是由大百货公司分化独立的，丽安、光华两家是代表。它们是中国国货百货公司的中、高级职员分别开设的。友信百货公司是丽华分店，仅是店名不同而已。第二类，因物价高腾、销路不畅的工厂为扩大销路而开设的店铺，主要销售工厂制品，以三星棉铁厂、大东袜厂等为代表。第三类，借零售为名隐匿商品，从事投机活动，协大新公司、联贸百货公司、大沪百货公司等为其代表，它们没有零售业的实态。第四类，以本业为基地兼营百货业，以泰昌木器公司、凤凰时装公司等为代表。(47)第一和第二类作为百货公司行业是比较正规的。
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临物资不足和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况，在日本"军管理"的夹缝中，上海的百货公司从商品管理、投机活动方面入手采取所有办法来力图维持企业。不但自己的本业从来没有崩溃过，而且从业界整体来看，总体规模和力量有渐渐增强的倾向。不仅是丽安的事例，老店中的四大百货公司通过一系列力争延续到战争结束的活动，增大了自己力量和可能性，并且迈出了为战后的经营活动做准备和体制重组的一步。
(三)战时的附属设施
以下探讨至今还是百货公司另一个支柱的附属设施。
首先是旅馆。上海的旅馆业大小不下300余家，其规模有天地之别，营业内容也有所不同。从大的分类来看，有上、中流社会的休闲旅馆、各地洋行职员住宿的旅馆、面向江苏、浙江乘船和汽车来的各地商人的内河帮旅馆等3种住宿设施。面向上、中流社会的旅馆客人多数是政客、商人、富家子弟们，其住宿的目的是游玩。东亚、新新、大东等属此类。(49)相比之下，这些旅馆受景气影响变动比较小，经营稳定。1928年以后，上海旅馆建设蜂拥而至，新的旅馆不叫"旅馆"、"旅社"，都称"饭店"。在高层大楼上配备西洋风格的豪华设备，其数量也激增。"饭店"是花钱享乐的地方，里面能进行鸦片、赌博、嫖娼等玩乐活动。这些宾馆价格高，不是一般的旅行者所能承担的。(50)但是到1930年代后半时期，受新生活运动的影响，不法设备和不正当娱乐成为取缔的对象，这对旅行客人来说是愉快的。到了战时，由于苏州河以北市民和内地难民的大量涌入，租界的旅馆无论大小都出现连日客满的状况，但是战事完结后，随着物价高腾，回乡者增多，中下级旅馆濒临危机。百货公司附属旅馆在40年代虽说不是一流的，但是客人层依然是富裕层，受景气和局势的影响也很小。(51)
注：大东旅社包括旅社、跳舞厅、酒楼、茶室等4个部门。"1946年营业额B"考虑了物价上涨的因素。据《上海永安公司附属事业账册》，及上海百货公司等编《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结束语
股份公司的组织发达对百货公司的发展是必要的。上海的大百货公司是由香港、广东的华侨大资本开始的。1910年代后半期以后，他们以自己的方法改变了传统商业街南京路的面貌。他们不仅是销售商品的商人，更是南京路商业的变革者、南京路新景观的创立者、近代上海都市商业文化的领袖。至少也是那些人们中的重要一员。因此，在研究百货公司的时候，分析其经营史恐怕是不可缺少的大事。浴场、跳舞厅、旅馆、娱乐场等都有说明一切的理由。
特别是华侨大资本把握了经营南京路百货公司的历史好时机，即在清末上海以华人社会财富积蓄和消费能力增强为基础的大众社会化进程中正式开始商品的销售。造一座大楼也好，设一处电梯、冷暖空调也好，那些都是百货公司的新文化，成为招徕顾客的手段。他们一边提供文化一边销售商品。或者将文化商品化，或者将游玩也商品化。如果旅馆少就马上建造。他们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将无论什么都能商品化的真正商人。而且，他们非常了解、熟悉货币的操作，在那里有许多有趣的事。因此，无论怎样也吸引了顾客。购物与游玩、娱乐、住宿等相结合的百货公司就这样产生了。用一句话来说，它们就是上海都市型的多机能设施。1936年五大百货公司销售总额约占上海零售业总体的56％。到30年代，南京路百货公司与上海人的生活早就密切而不可分离了。
日中战争虽然的确给南京路百货公司的人和物以很多的打击，但同时，也给了百货公司的"黄金时代"。"孤岛"时期的繁荣，解除了1930年代后半期经济危机给百货公司的负担，更给予度过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即使到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末期，永安和大新虽然比率有所下降，但还是有盈利。其他百货公司虽然不能确认，但从丽安的发展中能够推测当时大型零售业活动或维持状况的情况。
为维持百货公司的经营，经常有经营者倾力于投机活动的事。如何评价暂且不论，但是这种投机性的努力并不是经营得以维持的唯一理由。清末以来不断增长的上海富裕层、买办、都市中间层、工人阶级上层、主妇、学生等广泛的社会阶层与百货公司作为商品的提供者以及都市文化、商业文化的提供者形成并扩大的紧密联系，是百货公司得以维持经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断绝，上海在政治、军事，或是经济上的维持是没有可能性的。上海业已成为极其巨大的消费都市，要想抑制这些社会阶层比较成熟的消费欲望也是相当困难的。日本的"军管理"等手段在百货公司行业中之所以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挫折，也与上海的中国人社会的这种特性有关系。而且，积极地主导、着实地创造并形成此社会阶层的，不是别人，正是南京路的百货公司。然后，其在孜孜不倦的经营中，已预见了战后的连接工作，这正是南京路百货公司的日中战争。
[译者简介]译者陈祖恩，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注释：
①例如，跑马场在1909年最早对一般中国人开放，马票收入激增。1920年的收入从开放前的2万余两白银激增到400余万两白银。据上海税务司统计，外国资本企业的股份最少有40％为中国人所有。(汤伟康、杜黎：《租界100年》，上海画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54页。)
②在路面电车开通前的1906年，南京路上有洋杂货、南杂货、洋布、丝绸、衣服店、银楼、茶、食品等30多种行业的184家店铺。1914年以后，随着南京路的繁盛，南市老城隍庙周边的老铺大规模地向南京路迁移。1928年店铺数达到277家，1947年增加到340家(上海市各区志系列丛书《上海市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③从广场、庙会的空间机能和都市型的多机能性等方面来研究百货公司的特性是近年来日本百货公司研究的一个特征(例如上野千鹤子：《作为舞台的百货店》，《增补〈私〉探しゲ-ム》，ちくま文库，1992年)。但是，笔者认为比它们更适用的是上海百货公司。
⑤1930年代初，在静安寺路建造公司大楼，营业面积增加十几倍，名副其实地成为环球百货公司。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军队接收。
⑥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第222～223页。
⑦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第223页。WellingtonK.K.Chan;PersonalStyles,CulturalValuesandManagement,BusinessHistoryReview,vo1.70no.2,1996.p.142指出：西洋资本的"早期四大百货公司"对中国零售业的发展并没有给予直接的影响。
⑧前引SellingGoodsandPromotingaNewCommercialCulture,p25.先施的马应彪和永安的郭乐兄弟在香港和广州的经验中，十分确信潜在的消费者的存在，由于具有提供畅销商品方法的心得，以其最大的潜在力决心进入上海。
⑩马应彪从悉尼的百货店AnthonyHordern&SonsLtd.学到了商品陈列、定价系统、干部和店员的教育训练等3点。(前引PersonalStyles,CulturalValuesandManagement,p.159)
(11)四大百货公司从创业时就导入收银机，除此以外，收银机还在老德记药房、惠罗百货公司使用(前引《上海黄浦区志》，第148页)。
(13)"环球商品"作为舶来品，意味着高级品。先施、永安虽然有用作宣传的引人注意目的词句，但实际上，由于牢牢地把握了大众多样化购买层的心理，在销售"环球商品"的同时也销售国产品和中级的舶来品。
(14)根据前引PersonalStyles,CulturalValuesandManagement,p.147，香港的情况是，百货公司的女性容易被购物客作为目标挨近。在商品柜台，将漂亮的女性作为"花瓶"来招徕男顾客的做法是有根据的(娄承浩、薛顺生编著《老上海经典建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15)姜豪：《上海先施公司》，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144页。
(16)换季时的"大减价"和周年纪念的"大甩卖"是百货公司连接中层阶级以下人们的重要活动(前引《老上海经典建筑》，第62页)。它也是专门店采用的方法。
(17)上海建筑施工志编委会、编写办公室编《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78～79页。1906年，在木造二层结构住宅占压倒多数的南京路建造中国最早的设置电梯的6层建筑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5层的仅有惠罗，1904年建造。1914～1921年中国人开设的大楼达到了此前的2倍。南京路的新建筑主要是中国资本所有的。
(18)骑楼是香港、广东的建筑样式，先施经营者将故乡的式样带入上海，至今的金陵路还是骑楼建筑相连的街。
(19)金子光晴在《有趣的上海欢乐境》中写道："百货公司的楼下是跳舞厅，还附有大浴室，作为欢乐的百货公司，真是彻底了。"(《中央公论》，1937年10月号，第201页)。
(20)先施的马应彪和永安郭乐兄弟的百货公司经营的样板虽然是在悉尼被称作"零售业的帝国"的AnthonyHordern&SonsLtd.但其没有经营旅馆(前引PersonalStyles,CulturalValuesandManagement,BusinessHistoryReuiew,vo1.70no.2,p.p.149)。可以说旅馆经营是马和郭的独创，AnthonyHordern&SonsLtd.是从衣料、女式帽子的销售成长为百货公司的企业，其历史详见LesleyHordern;ChildrenofoneFamily,RetfordPress,1985.
(21)屠诗聘主编《上海市大观》，中国图书编译馆1948年版，下编第4页。东亚饭店现在旧先施公司的上海时装公司大楼里营业，旧永安公司的大东旅馆已被改装成商场。
(22)《经济研究》第2卷第4号，1940年12月，第149页。
(23)前引《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第81～82页。
(24)银业部的客人大多是广东人，因此在广东人多的虹口地区设置支店。
(25)上海历史博物馆编《走在历史记忆中-南京路1840～1950》，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27)前引《旧上海租界史话》，第228～229页。
(28)薛理勇：《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顺便提一下，其后上海导入自动扶梯的华联商场(原永安公司)是在1988年改造时，比大新落后了52年(前引《上海市黄浦区志》，第148页)。
(29)(34)前引《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03页，第115～116页。
(30)朱国栋、王国章主编《上海商业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31)前引SellingGoodsandPromotingaNewCommercialCulture,p.13
(32)丽华经营南京路中华、静安寺路友信两个子公司，没有娱乐场、旅馆等附属设施。
(33)公共租界与澳大利亚、香港一样，都是英国法律下的社会，传统的广东人也很多，容易与马应彪和郭乐亲近(前引SellingGoodsandPromotingaNewCommercialCulture,p.28)。
(35)前引《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16～117页。
(36)前引《老上海经典建筑》第61～62页。《永安月刊》第5号(1939年9月)刊登题为《年祭》纪事，追悼永安牺牲者。
(38)优惠券被废止的事情尚不清楚。
(39)买入进口商品的汽船在上海码头有遭遇不能停靠的情况，这对以销售舶来品为主的南京路百货公司是很大的损失(郭琳爽致沪北宪兵队长的请愿书，永安企业档案，上海档案馆，Q225～2～第78，81页)。
(40)前引《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第161页。
(41)前引《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18页。
(42)永安公司企业档案，Q225～2～第78、81页。
(43)Parks.M.Coble;ChineseCapitalisminJapan'sNewOrder:TheOccupiedYangzi,1937-1945.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3,p.147.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上海永安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44)ChineseCapitalisminJapan'sNewOrder,pp.147-148.
(45)(46)(47)(48)前引《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18页，第119页，第120页，第120～121页。
(49)(51)《经济研究》2卷4号，1940年12月，第148～149页，第149～150页。
(50)前引《上海市大观》下，第4～5页。中级旅馆用"旅馆"的旧称，下级旅馆几乎都称"客栈"。
(52)(53)前引《上海市大观》下，第56页，第58页。（作者：菊池敏夫著陈祖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