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名，起于西南联大、起于诗。时人问：汪曾祺是谁？人答：就是那个写诗别人看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人。——50年代他偶作新诗，已是小清新风格：“（新绿是朦胧的，漂浮的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的绿色的呼吸。”其实这时的汪曾祺在编《民间文学》《说说唱唱》，向老舍、赵树理学习，已经很通俗、大众化了。
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的确很“洋”，写诗比40年后的“朦胧诗”还要朦胧，同时带一点何其芳《画梦录》的青春梦影：
当月光浸透了小草的红根
一只粉蝶飞起自己的影子
夜栖息在我的肩上
……
蒲公英散开了淡白的织絮
衰老的夜一天劳碌的星辰
昂着头你不怕晒黑了眼睛
汪曾祺《旧诗》
1942年12月8日，桂林《大公报》
汪曾祺（左）与沈从文
那时，他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也是西南联大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唐兰等一众名师的学生。写唐诗报告，他这样形容盛唐之后晚唐诗人们的“暮色”：
“幽暗的角落，苔先湿，草先冷，贾岛的敏感是无怪其然的；眼看光和热消逝了，竭力想找另一种东西来照耀漫漫长夜的，是韩愈；沉湎于无限好景，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的，是温飞卿、李商隐；而李长吉则是守在窗前，望着天，头晕了，脸苍白，眼睛里飞舞各种幻想……”
他说，李贺的诗，“险奇”“怪艳”，是在黑的底色上，用浓绿、殷红、金色交错成不可解的斑斓图案，充满魔性，那是他向往的盛唐的颜色，是他追慕却难再得的梦——“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这篇写于1944的课堂作业，当时惊艳了闻一多，现在惊艳了我们。
那时闻一多讲唐诗，朱自清讲宋诗，唐兰讲词，他们的学生汪曾祺呢，写他不易看懂的现代诗，盛赞与他同样年轻的穆旦写的诗。当然他用力最多的还是小说。
青年汪曾祺
汪曾祺（中）在西南联大
那时沈从文将他的课上习作一篇接一篇地推荐给老友、报刊编辑，比如郑振铎、巴金等人，说汪曾祺“比我写得好”。沈老师教他“要贴到人物来写”，也纠正他：人物对话不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那时，年轻的汪曾祺才华横溢、心事拿云，也狂，也穷，一度“采薇”而食，失业，借酒消愁……看那时他写给沈从文的信，颇有向老师“撒娇”之感，沈老师回信说：你有一支笔，怕什么！
待到师生各自曾经沧海，再相见，天过午，“却道天凉好个秋”了。这时，80年代初，汪曾祺开始写旧体诗。
80年代初，文坛“发现”了汪曾祺，以为他是文坛新人，实际上却是“二十年前旧板桥”——40年代已颇有文名、被看做京派继承人物的汪曾祺，将40年前旧篇章重写了一遍。
40年代文坛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新晋小说家，其一是胡风最看重的路翎，另一人就是汪曾祺——难怪，80年代汪曾祺听说一度精神失常的路翎又能写小说了，那个高兴！特地写了篇散文《贺路翎重写小说》，其中还赋诗一首：“劫灰深处拨寒灰，谁信人间二度梅。拨尽寒灰翻不说，枝头窈窕迎春晖。”俨然同科进士，“渡尽劫波兄弟在”，40年后喜相逢。然而他高兴早了。那个目光明亮、额发飘飞的才子路翎永远失去了他的“通灵宝玉”，他拼命写出来的都是废稿——他没能重开二度梅。汪曾祺后来没再写到路翎，可以想见，他曾经多么高兴，就会多么失望悲伤。
青年路翎
其实，40年代的汪曾祺与路翎并不是一个路子的作家。汪属京派，路翎是“胡风派”，写作风格各异，“三观”不尽相同。路翎、胡风无疑是革命的追随者，周公（恩来）至少也将其当作党的同路人，而汪曾祺所属京派中那些前辈人物，也反国民党独裁，要求民主，但离政治远，当时及解放后多属“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路翎、胡风们主观战斗精神强烈，为革命奔走呼号，不幸却为革命之极“左”所伤、几十年打入“另册”。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写小说之余，略谈政治，即被郭沫若批判，颜色不对，解放后吓得自杀，未遂后战战兢兢改造思想，放弃了写作，“废物利用”去搞文物，最终在他热爱的瓶瓶罐罐、丝绸绣片上缓过一口气来，后半辈子成为文物专家，有了一个喜剧结尾，八十大寿时，还收到得意门生的贺诗：
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
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避寿瞒人贪寂寞，小车只顾走辚辚。
这诗，汪曾祺曾拿给端木蕻良看，端木指“犹及”二字最好。端木是才子，点到为止。猜想那意思：还好还好，还来得及——衬着“总堪惊”一句，满是劫后余生、总算挨到了河清海晏时候的庆幸。
沈从文（左）与汪曾祺
汪曾祺当然也算幸运了。沉浸在文学梦中，汪曾祺离政治、斗争这些事，远。从性情而论，他也不是激烈的人。但动荡的20世纪中国，谁人逃脱了政治？抗日烽火中他绕道、周转、路远迢迢赶去西南联大报考大学；抗战胜利了，老师闻一多却被国民党特务那样残忍地枪杀于街头，汪曾祺与女友施松卿跑到同学好友朱德熙家报凶信，震惊得“气急败坏”；38岁被错划“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改造，扛170斤重的麻包，冬天进城刨粪积肥，四年里与农民同吃同劳动，晚上睡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编剧“样板戏”，“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被“控制使用”的惊警谨慎与急智捷才、登天安门观礼的荣耀，换来粉碎“四人帮”后两三年间被审查、在家直嚷嚷找刀剁手再不写了……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或时有佳兴，伸纸画青春。
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
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
只可自愉悦，不堪持赠君。
君其真喜欢，携归尽一樽。
又有：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
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
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
人道其里，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颇通达。
如此而已，实在呒啥。
因为是给上海《新民晚报》写的，还俏皮地用了方言“呒啥”。
又如：
新砌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
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题冬日菊花》）
悠然怡然之态，纸上可掬。
汪曾祺、施松卿夫妇。上：青年；下：晚年
相比老师的“犹及回乡”，汪曾祺可算是衣锦还乡——高邮，那个盛产鸭蛋的地方，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虽“乡音已改发如蓬”，却与亲朋师友喜相见，“半世未忘来旧雨，一堂今日坐春风”。他追寻童年旧影，观览故乡新貌，“晨兴寻旧邮，散步看新河……水边开菊圃，岸上晒萝卜。小鱼堪饭饱，积雨未伤禾”。
他还来得及重返他的第二故乡昆明——西南联大是他的精神故乡，去“觅我游踪五十年”，长堤柳色，莲花池外，“木香花湿雨沉沉”，追忆“一半光阴付苦茶”的青春往事以及“人间至味”的昆明食事：
重升肆里陶杯绿，饵块摊来炭火红。
正义路边养正气，小西门外试撩青。
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
尚有灰藋堪漫吃，更循柏叶捉昆虫。
《昆明食事》
他甚至还乘兴去了他的“迁谪地”，昔日“迁客”，今天的名作家，回首中，往事历历在目：
我昔为迁客，学稼兼学圃。
往来坝上下，曾历三寒暑。
或绑葡萄条，或锄玉蜀黍。
插秧及背稻，汗下如蒸煮。
偶或弄彩墨，谱画马铃薯，
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重来张家口读〈浪花〉小说有感》
曾经的苦难，在回忆中变得亲切——“重来迁谪地，转能觉相亲”，打油诗做得蛮欢快，有“风吹杨树加拿大，雾湿葡萄波尔多”云云。当年天寒地冻，困于绝塞孤城，远离亲人也远离了文坛，落到社会底层，经此四年，才子文人汪曾祺说：“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汪曾祺书法
各地笔会、参观、游览、讲学，汪曾祺每每受邀题词赋诗；有时题诗代简，寄老友新朋，如李政道、朱德熙、杨毓珉、宗璞、林斤澜、范用、张抗抗、赵本夫、张守仁、徐正伦等，从他的诗集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圈”——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这首赠冯宗璞的诗，冯友兰听女儿念后说：“诗中有人。”
“醒来惊觉纸窗明，雪后精神特地清。瓦缶一枝天竹果，瓷瓶百沸去年冰。似曾相识迎宾客，无可奈何罢酒钟。咬得春盘心里美，题诗作画不称翁。”这首《呈范用》，是拜年、贺新春，与老友共勉。
“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这首诗是对张抗抗《牡丹的拒绝》一文的应和，汪曾祺特地画了一朵绿牡丹并题诗相赠。
汪曾祺（左）与范用
他也寄兴前辈文人，有《读史杂咏》五首诗，题五位作家：何其芳、林徽因、废名、沈从文、周作人。
（一）
鼙鼓声声动汉园，书生掷笔赴烽烟。
何期何逊竟垂老，留得人间画梦篇。
（二）
孤旅斜阳西直门，禅心寂寂似童心。
人间消失莫须有，谁识清诗满竹林。
（三）
窗子外边窗子外，兰花烟味亦关情。
沙龙卧病犹高咏，鼓瑟湘灵曲未终。
（四）
岂惯京华十丈尘，寒星不察楚人心。
一刀切断长河水，却向残红认绣针。
（五）
蛱蝶何能拣树栖，千秋谁恕钱谦益。
赵州和尚一杯茶，不是人人都吃得。
五首诗可见他对五位作家理解颇深，“禅心寂寂似童心”“赵州和尚一杯茶，不是人人都吃得”的，都是知语；诗句中还嵌入他们的作品篇名，画梦、莫须有、竹林、窗子内外、长河等。
街前紫石净无瑕，血染芳魂怨落花。
丽质天成难自弃，岂堪闭户弄琵琶。
六月初三下大雪，王婆卖得一杯茶。
平生第一修行事，不许高墙碍落花。
黑云压境美人死，冤案千年几页纸。
侠义原来是野蛮，武松不是真男子。
为才貌俱佳的潘金莲下嫁武大郎而叫屈，指斥武松野蛮、“不是真男子”，都还可读可解。但读到“平生第一修行事，不许高墙碍落花”，各剧种“王婆”一贯的丑角形象浮现脑海，与这助力“红杏出墙”的修行者一打照面，违和感太强烈，笑喷。汪先生这翻案力度，够大。
汪曾祺（右）与林斤澜
汪曾祺旧体诗中有一类是写给自己的——自寿诗，这也是中国诗传统中的一格。汪先生的生日是农历正月十五，生日逢新春，他几乎每年生日都写一二首诗，寄托那年那时的感兴，兼贺新春，如《岁朝清供图》，更是一份诗历年谱——
六十岁生日：
冻云欲湿上元灯，漠漠春阴柳未青。
行过玉渊潭畔路，去年残叶太分明。
六十七岁生日两首：
尚有三年方七十，看花犹喜眼双明。
劳生且读闲居赋，少小曾谙陋室铭。
弄笔偶成书四卷，浪游数得路千程。
至今仍做儿时梦，自在飞腾遍体轻。
一事胜人堪自笑，年年生日上元灯。
春回地暖融新雪，老去文思忆旧情。
欲动人心无小补，不图海内博虚名。
清时独坐饶滋味，幽草河边渐渐生。
七十抒怀出律不改：
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
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
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
七十一岁两首：
宜入新春未是春，残笺宿墨隔年人。
屠苏已禁浮三白，生菜犹能簇五辛。
望断梅花无信息，看他桃偶长精神。
老夫亦有闲筹算，吃饭天天吃半斤。
七十二岁，岁交春：
不觉七旬过二矣，何期幸遇岁交春。
鸡豚早办须兼味，生菜便宜簇五辛。
薄禄何如饼在手，浮名得似酒盈樽？
寻常一饱增惭愧，待看沿河柳色新。
七十三岁生日，写了一副对联：
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
七十四岁：
我年七十四，已是日平西。
何为尚碌碌，不若且徐徐。
酒边泼墨画，茶后打油诗。
偶亦写序跋，为人作嫁衣。
生涯只如此，不叹食无鱼。
亦有蹙眉处，问君何所思。
碧池中有新莲子，吃得人间十二红。
书画缓缓还旧债，衰翁毕竟是衰翁。
这样漫漫地看下去，看他慢慢变老，这一份诗历年谱，记下了八十年代以降他的一年又一年忧乐感慨。
有人评价汪曾祺的旧体诗，说是“触景抒怀，大可置诸宋人集中”。宋诗斯文讲理，平淡自然，如清茶而有回甘。汪曾祺常喜欢写两句宋儒诗送人：“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还有一句，他觉得说得更实在：“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说，儒家是爱人的，他自诩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旧体诗，自有其“中国式”的规矩。他懂唐诗、懂李贺，但他的诗，不怪，也不狂。“人歌人哭”是别人的诗。
从诗艺看，汪曾祺的五言、七言诗很有风致，一册《汪曾祺诗歌全编》翻下来，佳句联翩而至，让人不禁想学他老师唐兰讲《花间集》，那样地叫个好：“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
想来，五四以后的作家，虽沐浴欧风美雨、激荡新潮，待年纪稍长，却几乎都要被传统拽着去写旧体诗。故国千年诗教，那些平平仄仄的起伏，暗涌着迁客骚人的悲欣，潜藏着中国文人异代相亲的基因。这也是鲁迅“灵台无计逃神矢”之另一种吧。
这些人，都是汪曾祺的前辈。他们——
“……如修道女扔下斜插的花，落下了松实累累如蜂巢，藏入层层自设的谎，作听深谷里有巨石风化成沙。”
汪曾祺《落叶松》
1941年11月24日昆明《中央日报·文艺》
无端地，记起这年轻、迷蒙的诗句——正好追慕这些远去的诗人们。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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