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道教协会会长赖保荣
我们民族本土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奉老子的《道德经》为经典。《道德经》25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教认为，“道”博大精深，是宇宙的本原，社会的准则，运动的规律。道教从整体宇宙观出发，将自然之道、治国之道、修身之道融为一体。以“天道无为，任物自然”对待世界，则生态平衡；以“清静宽容、休养生息”治理家国，则国泰民安；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修身养性，则长生久视。
“道”生万物的机制和原理，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万物生长变化的过程中，作为“万物之宗”的“道”能“冲而用之”，就是通过调和而融会各种因素，形成不同的事物。《道德经》特别强调“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55章)。认为只有懂得了“和”，才是真正懂得了“常道”；通过“知和”而认清“常道”，才能明白宇宙的真理。“不知常，妄作凶”(第16章)。如果不懂得“常道”而胡乱作为，那是相当凶险的。可见，认识到“和”是“道”的核心，是道生万物的内在机理，其意义非常重大。正一道《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开篇也说：“道以冲和为德，以不和相克。是以天地合和，万物萌生，华英熟成。国家合和，天下太平，万姓安宁。室家合和，父慈子孝，天垂福庆。”就是说天地自然万物、国家社会家庭，只有在和谐的状态下才能生生不息，其运无穷。
一、自然之和
道教的和谐理论，首先肯定自然之和。《道德经》关于自然之和的观点主要有：生态自然的观点、“道法自然”的观点和“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观点。
1.生态自然的观点
生态自然观所说的自然，既包括物质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也包括人和人类社会。《道德经》的生态自然观，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应构成和谐的生态平衡总体。
按道教的观点，“道”是有生命的。“道之惟物”，“其中有精”，“道”原本就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正因为如此，万物才具有生命，有生命的“道”也才能成为“天下母”而产生万物。以“母”言“道”，除了表明“道”与万物的关系如同“母子”外，还包含“母子”都是生命体的含义，即万物从母体中获得生命。《道德经》第39章说“万物得一以生”，这里不只是说万物由“道”产生，而且是说万物得到“道”的作用才生机勃勃。
按照老子的哲学，由“道”产生的万物，因有同一的母体而形成整体。这个观点，是道教“南华真人”庄子提出“齐物论”的理论根据。“道通为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庄子的传世名言。《庄子·德充符》说：“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万物各有不同的生命形态，但都是由有生命的“道”产生的生命体，在生命体这一根本属性上，万物是同一的。在这个统一体中，所有事物处于平等的关系，人也不例外。“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庄子·秋水》)，当我们以“万物”统称所有事物时，人不过是万分中的一分，只能以宇宙万物的一分子参与整个宇宙系统的活动。因此，人不应将自身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更没有权力凌驾于万物之上，如果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危害宇宙的和谐，“以人灭天”，破坏宇宙的生态，人自身也就必然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庄子告诫人类要秉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大宗师》)的态度与万物和谐相处。
道教哲学将宇宙视为广大无边、生生息息、循环往复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根源处有一个有生命的“道”在无形中发挥着神妙的作用，使万物和谐并生，运行有序，永葆生机。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这里明确指出，天下随大道运行，万物此起彼伏，不会始终如一；阴阳变化，四时运行，各自有其秩序。
2.“道法自然”的观点
《道德经》第25章论述宇宙整体的结构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对宇宙构成基础要素结构的最概括的说明。构成宇宙的基础要素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低一层次以高一层次为法则，这样宇宙才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我们在考察每一层次时，诚然要看到它与其它层次的区别，但更要注意与其它层次的联系，在总体联系中去认识每一种存在的事物。人必须遵守地的法则，地必须遵守天的法则，天必须遵守道的法则，道必须遵守自然的法则。低一层次的存在不仅必须遵守高一层次的存在的法则，而且必须遵守更高层次的存在的法则。因此，“自然”不只是“道”要遵守的法则，同时也是“天”、“地”、“人”必须遵守的法则。
如果我们用有点牵强但亦不无道理的现代术语来表述：地是地球，天是宇宙中的天体，道是本原。人之所以能产生并生活在地球上，是因为地球环境创造了人和人的生存条件。所以人必须自觉地服从地球环境创造的人的生存条件的要求，人类自身才能存在。如果人为地破坏了地球环境创造的人的生存条件，那么人类也就面临灭亡了。地球存在于宇宙天体中，如果破坏了地球在宇宙天体中运行的条件，地球也可能在宇宙中消失。宇宙天体的构成和运行是由本原的“道”形成的，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人、地、天、道的“道法自然”。
3.“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观点
人在自然中要形成自然之和，并非只能毫无所为，而是要将为和无为统一起来，集中到一句话，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64章)。这个观点要求人只应遵循事物自然的趋势去辅助事物的发展，万万不可胡作非为。
《道德经》对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是有判断标准的。概括地说，顺自然之势的事是可为的；为人自身的目的而违反自然之事是不敢为的。有鉴于此，庄子在《马蹄》篇中，对伯乐相马训马大加鞭笞，认为为马烙印、剪毛、削蹄、套上辔头、关进马棚，让马饿着、渴着、奔跑、列齐、鞭策等等，马被折腾得死了一大半。这种违反马的自然本性的作为，道家认为后果极其严重。庄子在《应帝王》中讲了一个寓言：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到中央之帝混沌那里去作客，受到中央之帝混沌的热情招待，南帝和北帝为了报答混沌的热情招待，说：“人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唯独他没有，我们来给他凿出七窍来吧。”他们为混沌每天凿一窍，到了第七天，混沌死了。这里寓意认为，不以自然本性为标准而以人按自身要求为标准，尽管动机可能是好的，但造成的后果极坏。
《淮南子·修务》对老子说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帮五谷得遂长。”即在认清水势东流、春华秋实的自然秩序的同时，人顺自然之势而为，才能使五谷丰登，人和自然得到充分的和谐。
老子之道是自然之道。《道德经》7章中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几句话概括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生态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提，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切有形，皆含道性”，怎样来保护生态平衡？道教主张的是“慈爱一切，不异正身……一切含气，草木壤灰，皆如已身，念之如子，不生轻慢意，不起伤彼心”。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要以“慈”为念，做到“慈心于物，仁逮昆虫”。
二、社会之和
我国历史上的皇族很多都重视《道德经》中的治国之术、安民之策。如自称道君皇帝的宋徽宗说：“天下，大器也，非道莫运。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明太祖朱元璋说：“斯经乃万物之至灵，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清顺治皇帝说：“老子之道为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可见，老子《道德经》中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得到了不少帝王的认可与推崇。
老子处在“礼坏乐崩”的时代，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的老子，以拯救危难的社会和使民众摆脱苦难为己任，在其道和德的哲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古代颇具特色的社会管理思想。其社会管理思想，可概括地称为“善治”理论。善治，就是使社会达到和谐。
“善治”理论的一个大前提是《道德经》第29章说的：“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个观点告诉我们，社会管理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不但不能凭想当然去管理，仅靠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也不能达到目的。要想达到善治，必须潜心去领悟管理中的奥秘，把握管理之道，面对复杂多变的管理问题，才能应付自如，达到管理的目的。天下虽然神奇，但如果能按照道的要求去治理，那也是举重若轻的。《道德经》第60章说：“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这样一个复杂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像煎小鱼一样。治大国、煎小鱼及天下的大大小小事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由道统摄。只要按道行事，着眼于和谐，即使是鬼神也无从施展它们的魔力。
老子认为，“善治”的根本问题是做到公平正义，也就是《道德经》第57章提出的“以正治国”。第77章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里所谓“有余”和“不足”，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贫富差距。老子认为，贫富差距太大的社会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为了达到公平，必须“损有余而补不足”。
《道德经》第78章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并不一味反对刚强，他也主张对极少数为非作歹的暴徒抓起来杀掉，以示惩戒。但他认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76章）据此，社会管理应立足于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柔性管理带有情感管理和文化管理的特征。管理并不是只要求人的行为服从管理规则，更重要的是让人口服心服，从内心深处自觉地按管理的要求行事。
“善治”的多种含义说明，“善治”也就是和谐之治，通过善治达到社会之和。
社会管理要达到社会之和，对管理主体有一系列要求：
首先，管理者必须重视民生。老子认为，所谓治理天下，从其对象来说，主要是对民众的治理。对怎样治民，老子提出了一系列主张。放在首位的是必须以民生为重。“民不畏威，大威至矣。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惟不厌，是以不厌”（《道德经》第72章）。就是说，如果统治者企图仅仅依靠权威来维持统治的话，到老百姓都不畏惧权威时，那就说明权威的作用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而再也起不到维持统治的作用了。所以，治民仅靠权威是不行的，而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使他们能安居乐业。满足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他们也就不会怨声载道了。老百姓对统治者不讨厌，统治地位才能维持。所以，圣明的君主在害民和利民这两者之间，应抛弃害民的做法，采取利民的做法。
其次，要在民众中形成淳朴的社会风气。《道德经》第19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思是：不让自称“圣人”或“智者”的人“出谋划策”去管理国家，而是要像原始时代那样实行无为而治，民众能百倍受益；抛开那些仁义之类的人为规范，民众自然而然地会回复到孝慈上来；杜绝奸诈欺骗和追名逐利，社会上就不会有鸡鸣狗盗了。如果圣智、仁义和巧利这三项还不足于说明“文明”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回复自然无为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将这三项总括起来说就是：显现人的自然质朴本性，减少私心，节制欲望，才是最重要的。
再次，管理者不可与民争利，在利益面前要将自己摆在最后。《道德经》第66章说：“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善于处在低下的地位才能取得高位。要想当好百姓的领导人，言行举止必须谦虚卑下；要想成为百姓的带头人，在利益面前要把自己摆在最后。这样，圣人成了百姓的领导者，百姓不会感到有从上面来的压力；成了百姓的带头人，百姓不会感到有人会侵害自己的利益。百姓都乐于拥戴他们当领导而不会讨厌他们。
最后，在管理民众时，管理者一定要起好表率作用。《道德经》第3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对那些听话的人，不特意给予高官厚禄的奖励，民众就不会争相去趋炎附势了；不费尽心机去弄到难得的珍宝，民众就不会去抢劫偷盗了；不看到好东西就贪得无厌，民心就不会乱了。所以，圣人之治，应是使民众经常保持平常心态，让他们衣食无忧，削弱他们争强好胜的斗志，使他们身强力壮。常使民众反朴守淳，不生妄想，使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不需要特别的举措，天下也能治理得很好。这一章，将民生为重，保持淳朴和管理者的表率作用都包括在其中了。
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社会管理必须措施得当才能达到善治的目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几点是应充分注意的：
一是对管理机构和管理者的权力必须作出限制，就是要“知止”。《道德经》第23章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在建立了管理制度之后，各管理机构的权力要有明确的界限，只有对管理机构的权限加以限制，才能避免危险。
二是国家管理政策法令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但政策法令太多太细，事情就会转向反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57章）。做到适度宽松的管理，是一种高超的管理艺术。
三是国与国之间要和平共处，决不可以武力称霸天下。《道德经》第61章说：“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大国以谦虚卑下的姿态去对待小国，就能得到小国的归附；小国以谦虚卑下的姿态去对待大国，也能得到大国的信任和帮助。所以，或者是以谦虚卑下的姿态去得到归附，或者是以谦虚卑下的姿态去得到信任和帮助。大国无非是想让小国附属于自己，小国无非是想找到大国做靠山而求生存。如果两方面都能做到谦虚卑下，各方的目的也都能达到。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大国和小国交往中，大国处在谦虚卑下地位更为适宜。这里提出的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时，要努力做到“两者各得其所欲”的观点，是有普遍意义的。
三、人际之和
社会之和从国家管理者的角度论述怎样通过管理形成和谐社会，而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即人际之和。
形成人际之和，主要有三条：一是恢复人的本性；二是保持“三宝”；三是不可结怨。
恢复人的本性之所以重要，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本性就是不与他人争斗，而与他人和万物和谐相处。道教认为，“道”生万物和人，“道”也存在于万物和人之中。事物中的“道”，就是事物的本性。事物的本性不改变，万事万物就能循道而存在和运行，从而形成和谐的秩序。人是“道”产生的万物之一，“道”赋予人的本性就是人性。悟道得道之人，就是保持人的本性的人，老子称为“圣人”。《道德经》十多次论到“圣人”。“圣人”的品性所代表的就是人的本性。这些品性有“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亦不伤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常善救人”等等。
圣人虽能描述人的本性，但毕竟远离现实，难于为一般人所理解。老子又用“婴儿”比喻原始自然本性的人。婴儿是生活在人们身边的。因此，以婴儿喻“道”，最能为平民百姓所理解。人在出生之初最接近自然，也就是最能保持自然的本性，个人要按自然之道成长才符合本性，人类也要按自然之道成长才符合本性。老子《道德经》第28章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就是要将永恒的德溶进灵魂深处，就要使自己的心境回复到像婴儿那样纯洁无瑕。
以婴儿喻“道”，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含义。在婴儿成长的过程中，“人为”的成分越来越多，离原始未分化的“道”也就越来越远，甚至可能变成背道而驰的人。婴儿成长的过程是这样，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何尝不是这样？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越来越严重，现在的世界，与原始的自然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现在的社会，离原始质朴的社会也越来越远了。现在的人性，也越来越堕落了。因此，要做到人际和谐，必须恢复人的本性。
《道德经》第67章关于从“道”而来的“三宝”论，是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集中说明。老子强调：“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意为在我讲的内容中，有三项是最珍贵的，必须牢牢地加以把握：第一项叫做仁慈宽容；第二项叫做勤俭节省；第三项叫做不敢为天下先。
在“三宝”中，老子特别强调“慈”。“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以慈为宗旨，人心和顺，团结一致，力量无穷，作战时进攻能取胜，防守能稳固。在“三宝”中特别突出“慈”，是因为“慈”属于人的内在的品德，和道的精神最为接近。慈并非专对人与人的关系而言，而是包括对世间一切事物都要施于慈爱。“慈”能演化出许多优秀的品德，如仁慈、慈爱、慈祥、慈和、慈孝、慈悲、慈善等等。再扩展开去，还可推导出仁爱、祥和、和善、柔和、随和、和谐等。第二项是“俭”。“俭”也就是勤俭节省，有爱惜、珍惜、保养、不浪费等含义。第三项是“不敢为天下先”。有守柔、处下、谦让、不争等意思。“不敢为天下先”与“慈”和“俭”是密切相连的。“慈”是对人对物都要有爱心和同情心，有了这样的爱心和同情心，也就不会去想和别人争斗。这本身就是不敢为天下先了。“俭”是节俭，少私寡欲，不奢侈，也就不必去与人争，即不必为天下先了。不敢为天下先不单纯是一种礼让，包括不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摆在众人前面的意思。这样能得到众人的拥戴，反而能成就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三项内容，概括起来也就是“善”。《道德经》第8章说：“上善若水。”水性与世无争，修道育德的人像水那样与世无争，才能形成人际之和。
达到人际和谐，还必须消解人际不和谐的心理根源。这个心理根源就是“怨”。《道德经》第79章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意是说：人与人之间如果结下大的怨恨，不管怎么去调解，都还会有留下余怨，想找到完全消除怨恨的办法是找不到的。圣人不与人结怨，手上拿着借债人的借据，借债人到期没有还，也从不去责怪借债人。有德行的人在与人交往时，就像手执借据的人不去讨债那样，不看重得失，也就不会与人结怨；没有德行的人在与人交往时，就像手上拿着欠租条去逼租的家丁那样凶神恶煞。按“道”行事的人是不分亲疏的，他永远都做帮助别人的善良的人。这里说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为善良是天道的又一基本要求。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第33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相处，就应该知道别人的优点，包容别人的缺点。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就必须谨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胜”的至理名言，多从自身找原因，多作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看到别人的优点，战胜自身的缺点，这才能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时刻不能忘记道祖老子之云“天道无情，常与善人”，就是说若人人有一个仁慈之心，乐人之成，悯人之苦，济人之危，何愁社会不和谐《道德经》第56章提出“玄同”概念。所谓“玄同”，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达到与道无差别的境界。提出“玄同”后接着说：“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意为要努力做到在对待他人时，不因他人对自己亲近就亲近他，也不因他人对自己疏远就疏远他；不因他人给了自己利益就用利益去报答他，也不因他人对自己曾经造成损害就用损害去报复他；不因他人对自己尊重才尊重他，也不因他人对自己轻贱而蔑视他。修炼到这样，才达到了天下最高贵的境界。
四、身心之和
道教重视养生，养生包括修性和修命两个方面。道教说的“性命”，指生命包含的性和命，“性”是生命中的心(思想)、神(精神)、灵(灵魂)；“命”是生命中的身、形、肉。“性命”也就是心身、神形、灵肉。养生要做到性命双修，说的是养生不只是养身体，更要养精神，只有同时注重养性和养命，达到身心之和，才是名副其实的养生。道教性命双修的养生主张，表明的是道教身心之和的主张。
生命的身体方面是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谈到养生时，人很自然地首先注意到养身。心、神、灵在人身上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如果心、神、灵只是由身、形、肉派生和决定的，有什么样的身、形、肉就有什么样的心、神、灵，那养生只要养好了身、形、肉，也就自然地能养好心、神、灵，性命双修就不必要了。可见，要确立身心之和的养生观念，先要正确理解精神在人身上地位。
性和命在人身上是统一的，但含义和作用又有所不同。因此，修养生命，必须既养性又养命，“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庄子·天地》)。领悟到道的人德行才能完备，德行完备的人形体才能健全，形体健全的人精神才能圆满。达到精神圆满，就是圣人之道了。这里说的“神全”是对修性的要求，“形全”则是对修命的要求。修性达到神全，修命达到形全，就是性命双修。可见，养生只是注重养形、养身是不全面的，还必须注重养精神，既要养形养身，又要养神养心。在性命双修的前提下，两相比较，又要更重视养神养心。
道家养生的经典之作《黄帝内经》，虽然主要是从医学方面讲述养生之道，但论到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包含性命双修的养生观点。《黄帝内经》有一个重要的养生法则叫“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指阴气和阳气，是人体生命的物质基础，调养好物质基础，精力充沛、精神旺盛。又认为“精神不专，志意不理”，意为精神意志对身体健康发挥积极作用，如果不重视精神意志的作用，结果只能是“内外相失”。在《素问·举痛论》中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热的意思)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这里论到的“气”的种种状态，都是精神和身体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
在《庄子·达生》篇中，借老子的弟子关尹之口说：“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隙，物奚自入焉。”整合心性保持纯一，涵养纯正之气，使德性与天道相合，由此与道生万物的根源相通。像这样的人，自然禀赋完整保全，精神状态没有缺陷，外物从哪里去侵犯他呢!庄子论养生，着重论述的是精神养生。壹性、养气、合德、通物，是对精神养生的总概括。壹性与养气，已经包括了养形与养神，合德指要符合社会的德行，通物则是要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与道相通。这几方面都做到了，也就达到了养生的最高要求。可见，壹性、养气、合德、通物，是对道家养生思想的全面总结。
道教重生、养生、乐生，是追求生命质量的宗教。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生活，人们该如何去面对，去适应？这个面对与适应，就是一个寻找“真我”、战胜“自我”的过程。社会人的身心健康，关键是调和阴阳二气，做到不极阴也不极阳。人自身的和谐还要注重饮食的调节，《阴符经》说：“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之饮食必须适时可节。例如：肉腻大饱，酗酒酩酊，酸甘不调，沉滞酒色，流吹欲海，破伤元阳，神魂昏迷，五脏不调，六腑不泰，久持必病，再如人之喜怒无常，以致情绪失度，神经错乱，气滞不通，血凝不畅，百脉不调，表里疾生，不能尽其天年，中道而夭。因之人的饮食必须生熟相一，五味调和均匀，饮食有规律，举止谦柔，言淡真诚，处理和顺。如此日久，五脏清凉，六腑调泰，骨骸之间通畅，气血运行不紊，自然体健长寿而享尽天年。由此可见，人之健康、病患，生命长短，均与人的日常举止生活有自然和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