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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我合一；文化自觉；儒家；传承与发扬
不论是闭关自守还是崇洋时期，我们都不能正确理解中国当代哲学。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给这种变革提供了机会。在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心，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但是中国的发展更离不开文化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而文化观念的创新离不开哲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扬。
一、中国哲学在思维上的特性
文化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人的生命自觉、生存自觉是文化活动的前提。这就与哲学有紧密联系，尤其与中国哲学联系更紧密。在中国与西方哲学长期比较中，中国哲学失去了原来的面貌，重建中国哲学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的呼声。冯友兰提出中国修养方式与西方的知识论在方法上的不同形态，因为这种方法与科技理性无关，于是把它排除在了哲学之外。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离不开具体的历史和地理区域。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是与中原这块土地联系在一起的[1]。而中国哲学中在人的生命自觉、生存自觉上的许多观念和做法，提供精神文化资源这一源头是与源远流长的历史、大量的历史遗存、祖先、民族、文化分不开的。中国哲学存在于祭祀祖先、继承传统的各种活动成为这种历史记忆的仪式中。也存在于地理记忆中即迫不得已迁出中原，而对于中原保持着的一种故乡情结。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与中国记忆，与中国情结结合在一起的。
而在现代可以用西方学者“文化差异的内隐理论”（culturedifferinimplicittheory）对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加以解释,文化差异就是指以内隐方式影响人们对行为信息的表征与编码[2]。也就是说,文化差异可以通过无意识的方式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
思维方式表现为一的思想突出。即整体的思想总是大于个体的思想。这种统一不是武断的生硬的统一，而是艺术化的自觉的统一，是以“大道仁”，对待人民，主张施与恩惠，给予保护，不辱鳏寡孤独为主线的思想。周公建洛邑，制礼作乐，把这些普世观念制度化，推向全中国，开创了一个“天下归心”的大好局面。
所以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是通过政治理念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以周为例。周的制度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观念也是紧密相连的并且与周易里的哲学观念是有一致性的。在周易中“物生有两”的命题就是与社稷与君臣的地位关系紧密的。可以说中国的五行学说在蜕变中逐渐变成了二，后又成了一。在周朝天人合一的思想变成了阴阳学说，哲学观念的转变使得在国家政治上的体现就是西周的“敬德保民”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即《周书》中的“黄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及《国语》中的“天道无亲，为的是授”政治主张。具体表现就是家国观念在隋朝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占据主要地位。君主赋予了庶族知识分子很大的权利，所以国观念胜于家和个人的观念，正是这种绵延的血脉关系使中国文化得以在集体中壮大，被保留下来，但是消极的一面也不得不说。个体的积极性被极大的磨灭，没有质疑的权利，国家就不能真正进步，恪守礼仪与秩序。可见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是与中国国家政治、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
二、在解决两类冲突时选择辩证思路的比较
西方哲学中哲学与人生不只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搭上一座认识的桥梁。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作为知、情、意相结合的人与物关系。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把客体当作独立于作为主体的人以外的东西，通过人的认识能力，认识客体的普遍规律性，从而征服客体，达到“主客的对立统一”。哲学于是变成了追求“最”普遍规律的科学。
中国哲学常用辩证思维方式对待问题,并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对矛盾的看法上。中国人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变化的及复杂的观“中庸之道”。这种看待矛盾的方式让中国人在处理矛盾时与美国助于规则和法律不同，求助于协商。
中国哲学不仅在面对西方哲学问题时存在问题。中国哲学体系内部也是存在问题的。如韩国汉阳大学金炳采教授认为儒学发展中心就在人性论，儒家人性论的本质是道德生命的自我实现，人的尊严和崇高的价值，是人文世界的信心之基础。台北中央大学杨祖汉教授说，儒学即只有承认个人的有限性，个人必须依持于社群乃至天地宇宙，才得以生存与繁衍，才能使人与宇宙与社会联系起来，一致上升到超越性的终极问题。武汉大学郭齐勇就民间儒学这一文化思想形态作了价值重估，认为儒学现代意义在于民间的儒家或儒学或儒教在文化身份认同、维系社会人心，乃至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等方面的作用。显然对待儒家的是两种鲜明的态度。
把思维特性与其他因素特别是中国的治国理念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不难发现,中国哲学“既超越又内在”、“即内在即超越”之独特形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会伴随着思想、信念与行为方式等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与思维方式的变化是一致的。中国人辩证与整体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人对问题的进一步探索。所以,了解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性,并克服弊端,对现代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尤为重要。中国人最早提出的辩证法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全都被内化了，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淹没了，而晚于中国几千年以后，欧洲人却发明了电磁学说、能量守恒定律、遗传定律。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专注于内心的修养，而不重视外物的改造，唯以涵养内心的精神生活为贵，而对环境的克服不予重视，对社会民生多所忽略。这是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的缺陷，以及我们重新建立文化观突破口。
三、中国哲学为新的文化观提供的路径
李景林认为今人理解诚信基于人的真实的德性成就和存在的完成，才能实现诚信的本真意义。李翔海认为儒学的当展应当积极面对三个问题，即当代儒学能否切实显现出和而不同、开放兼容的心胸与气度，能否为破解人类的“制度困局”做出自己的贡献，能否成为普通民众的安身立命之道。
从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哲学就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终极目标，这使得在知识上一定要表现为普适性。西方人认为，最普遍的只是要经过逻辑推理而不是经验获得，并通过超验的领域用一系列概念去建构。西方的哲学标准就变成了普适标准，而在孔子看来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孟子看来，要从内心的培养开始，即通过人性的修养，知其性以知天以培养“浩然之气”。所以中国哲学不是脱离实践的闭门思过，是通过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调整体现中国哲学独有价值的，在应对生活向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让中国哲学发挥调和人达到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一致的作用才是其现代意义。也是另一种利用规律的方式。
西方哲学内部也存在两大对立主义即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人生在世应该以人生的自觉为目标，无论是杜威的人本主义还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都可以看出，在工业革命之后哲学家对哲学精神的反思。这说明过去那种偏重知识论的传统西方哲学正在发生变革，西方哲学已经开始注重人和人的活动。
因此，在新的哲学形成过程中，中国修养哲学讲主客合一而且天人合一的特征，一定会成为今后东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汇通处或贯通点。张岱年提出若能以修养哲学为方法，王国维提出以中西文化的交流为角度，阐述了中国哲学与现代哲学的结合的方式。所以我们应在王国维的既有的洞见下，检视出当前应有的扎实工作之要项和展望未来发展的愿景。
西方哲学传统中之“超自然或超绝形上学”，迥乎不同。世俗生活领域与价值理想领域的二分法，形成二元论之困境。那么中国在新的哲学观念树立之际一定要避免这一问题。首先，理论严密建构的系统化，均应反复观摩和采取实做性的练习。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状况一方面是思想和理论的“无根”，另一方面是民众生活的“无靠”。其次，社会和民众生活亦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理念及合宜的礼仪礼俗形式，实现自身文化生命的点化与提升，才能达至教养而不至趋于腐化和庸俗化。“即一种文化价值理念的人格化的体现，以一种人格感召的形式实现着文化理念的教化之效[3]，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在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不应墨守成规。在古代若中国文化不接受和消化外来的佛学，则不会使中国哲学与文化酝酿成儒、释、道如此丰富多彩，深刻隽永的精神富源。中国哲学应走出传统，面对时代和世局，开拓出富时代性的好论题，在与欧洲、印度、阿拉伯等哲学智慧的同异以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在中华文化区的碰撞与交融中。体现出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身心性命的修炼与人生意境、言说论辩方式的独有特色。
未来的希望在青年人身上，年轻人的歌舞中，以重回汉唐为基调的不在少数，那么为什么是汉唐，不是宋朝也不是明清，汉服，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是自己的古老服装，而精神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看到盛世开太平的盛世，在音乐上宫商角徵羽也越来越多的被音乐人所运用。有许多以汉唐为素材的影视作品呈现并被大众所喜爱。从历史角度看，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虽然不能说是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明，但却是最有效率、最成功的文明。自上古至唐、宋，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一地域的古史系统、圣贤行迹、王宅城廓，主宰着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并因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故乡[1]。灿烂的中国以汉唐为代表的文化自然、社会、人生的价值判断却明显超出了历史时空的限定，具有普世性。这种普世性，是它在中国乃至东亚被广泛认同的原因，也是官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做出的最重要贡献。按照先生的说法我们要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才能将中国文化从核心向边缘不断发展中原文化，展现中国哲学的魅力。
对于中国文明的发扬现如今经过了坎坷与挫折，笔者认为在未来的道路上，只要我们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积极面向未来的勇气，那么有一天中国文化会再次发扬光大，而这是与汉唐文明不同的新的现代中国文化。在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上我们也只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传承好自己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刘成纪，杨云香.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
【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榆林能源集团与榆林学院产学研合作项目管理研究课题“企业员工心理健康实证研究”成果之一。
引言
儒家思想体系引入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可行性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儒家思想体系里蕴含的丰富心理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这为发扬儒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提供了依据。关淑萍（2008）针对儒家文化对提升大学生心理自我调适的能力问题，指出传统儒家思想中闪烁着许多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对高校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自我维护意识和能力，解决大学生心理的许多困惑和问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周执前、姜巧玲（2009）针对制约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以及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深度剖析，强调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儒家思想运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路径。朱钧、韩建梅（2010）探讨利用儒家的有益思想来解决大学新生面对的主要心理问题，提出了在大学中加强儒家有益思想的宣传和应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建新（2012）针对儒家人本思想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应用，要求高校教育目标确定应该一切以大学生为本;并对儒学中“修仁”思想、“仁德”思想进行了阐释，希望大学生懂得“忠恕之道”;提出“修身”论的思想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方法指导。
由此可见，将儒家思想体系引入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是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的。
儒家思想中蕴含的典型心理健康教育观点
1.儒学中的“外推”观
儒学思想具有显著的“外推”特征[1]。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思想，是构成大千世界中进行人与人之间文明对话的基础，包括安乐哲在内的外国学者也高度认同孔子对“自我”的逐步塑造，认为“内向”地调整具体的个人秩序而不是外在地满足“抽象的、先验程式”是儒家思想有别于西方学说的特征。
将儒学阐释的这种“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观点应用于高校心理教育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为己”“修己”和“求己”是“为人”“安人”和“求人”的起点和基础。儒学思想中的“外推”特征对于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可鉴意义。
2.儒家思想中的“人格培养论”
儒家思想把人们道德人格的构建和完善基于教育上，将理想中的道德人格塑造作为驾驭的根本目标。《大学》中“明德、仁爱、弘毅人格”就是孔子倡导的“仁德”[2]。孔子将“仁”看成人道德人格是否健康的首要因素。儒家思想强调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还要教学生做人;要教学生如何自律才能做好人的他律。儒家思想体系中基于理想道匀烁竦乃茉旃鄱缘鼻案咝4笱生健康的道德人格培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儒家思想中的“心理行为养成”论
儒家思想中将理想的道德人格者称为君子，并对君子的道德行为准则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儒家思想提倡：“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即君子行事要恰到好处，能做到中庸。儒家思想还强调人并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首先要严于律己、强化自身修养且具备高尚的气节。
以儒家思想认定的君子准则和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对于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儒家思想提倡的中庸之道有助于大学生看待问题时更加理性，中庸之道提倡了求真务实和全面客观的积极平衡心态来发展健康的人格，这一点在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更有其独特应用价值。另外，儒家思想还追求修身克己、注重超越自我，这可以帮助大学生通过修身克己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促进坚毅人格和高尚品德的形成，提高意志水平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平衡发展。
4.儒家思想中的“和谐”论
儒家思想的和谐理论强调身心和谐，追求仁爱谦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强调通过尊重、宽容、谦让来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从而构建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氛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质就在于能够促进大学生身心和谐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地处在共生关系系统中[3]，使当代大学生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更加自如地面对生活，自然就能维护心理健康水平。
《大学》中将身心和谐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将修身作为“根本”。孔子也提出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等基于人身心和谐论的阐释。儒家思想体系中基于身心统一、和谐的观念对于培养大学生谦和、宽容的理想人格、实现大学生价值观的培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借鉴儒家思想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也强调了要突出功效性，尤其是强调了方法的应用和内容的多元化发展[5]。但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途径单一，实效性较差。而儒家思想体系中注重的“自强不息”、“仁爱谦和”、“中庸之道”、“修身克己”等理念，对改进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1.借助“中庸之道”有效纠正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失衡问题
随着社会发展，大学生自身心理素质显现出一定的特异性，易造成其心理失衡，如对他人嫉妒、妄自菲薄等。这就需要借助中庸之道加以调节。如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6]。而朱熹将“时中”作注为“随时以处中也”。“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孔子要求学生也能够善于对自身心理进行自我平衡，以实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理想人格。应用中庸之道养成理想人格，可解决大学生心理特异性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不健康的心理问题。
2.借鉴“修身之道”促进大学生健康的人格养成
“修身养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体现了民众善于进行心理平衡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出“身心修养”的统一论观点即“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7]，这些理论对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以及对人身心健康的意义进行充分的阐释。《大学》中则提到“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这些基于修身之道的辩证思想对于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3.借鉴“忠恕之道”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代很多90后的大学生很难与人处理好人际关系，一些大学生由于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的欠缺或缺失也致使这些大学生心理问题不断加重。儒家思想重视人际交往中理解和换位思考。孔子就从人与人相处的原则立场出发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而子贡从人与人相处的消极原则出发，就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两个观点构成了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忠恕之道”，朱熹也对“忠恕”进行了阐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儒家思想体系中基于人际交往并重视理解和换位思考的“忠恕之道”，为当代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依据。
结论
儒家思想中蕴含的内在“道理”和人文思想是当代心理健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儒家思想体系对于高校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有现实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对于解决当代大学生心理平衡、帮助大学生养成和培育良好道德和理想人格的完善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适当渗透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经典理论，不仅利于大学生正确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身心和谐也有积极的作用。
[1]胡淼森：《从〈大学〉〈中庸〉看原始儒学的超越性维度与当代价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217-223页。
[2]关淑萍：《谈儒家文化对提升大学生心理自我调适能力的启示》，《继续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33-134页。
[3]周执前、姜巧玲：《儒家思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创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75-77页。
[4]朱钧、韩建梅：《论应用儒家思想应对大学新生心理问题的理念》，《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28-29页。
[5]马建新：《基于儒家思想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江苏高教》2012年第6期，第131-132页。
[6]王岳川：《〈中庸〉的精神价值与当代意义――〈大学〉〈中庸〉讲演录（之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1-22页。
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以来，我紧紧围绕区委确定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开放意识、人才意识、城市意识、生态意识、服务意识、民本意识等“八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学习和认真思考，认为这八个方面的问题在广大党员干部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但最主要、最突出的还是城市意识不强的问题。就城市意识不强的问题，我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城市意识不强的主要表现
二、增强城市意识的路径和方法
随着新一轮唐山规划把开平纳入城市中心区，开平正在经历着从矿区到郊区、到正在成长中的城市中心区的衍变过程。加速融入城市中心刻不容缓、时不我待，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增强城市意识、加快城区建设、提升城区品味，努力把开平建设成为充满活力、富有特色、适于人居的中心城区。
具体讲，要做好四项工作：
第二，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要把城乡一体化作为提高城市意识的重要抓手，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总的思路是三个一批。一是转变一批：将开平镇、越河镇、郑庄子镇与市中心相邻的村，栗园镇与陡电、荆各庄矿相邻的村，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先行区域，率先融入城市中心。二是提升一批：对经济条件好的村，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等值；三是改善一批：对条件差的村，以“硬化、绿化、净化”为切入点，加强文明生态村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具体工作中，抓好五个一体化：即城乡规划一体化、建设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和社会管理一体化；五个无障碍：即农民工进城落户无障碍、进城就业无障碍、农民工子女就读无障碍、进城公共交通无障碍、就医报销无障碍；六个起来：即让农民富起来、暖起来、乐起来、亮起来、循环起来、水净起来，以此彻底改变农村的面貌。
【关键词】工商文化儒家思想传承借鉴
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商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工商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借鉴、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儒家传统思想的理论菁华，全面丰富工商文化内涵，构建具有先进性、时代性、传承性的工商文化体系。
一、工商文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工商文化是工商部门在长期市场监管实践中积累形成的价值观、职业道德、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和各种物质形式的总和，包含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态文化等方面内容。工商文化的形成历经几代工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断探索和不断完善，集中体现了工商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是数百万工商人共有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的原动力。
推进工商文化建设，是开展工商行政管理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人的工程、心灵的工程、素质的工程。近年来，各地工商部门积极探索工商文化建设，将文化建设与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廉政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工商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但是，就系统地推进这项工作来看，工商文化建设仍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还存在诸多欠缺：对工商文化建设的内涵、价值与要求认识不统一，建设层次不高，影响力不够，参与度较低，系统性不强，规范性不足，缺乏长期规划，处于抓一阵松一阵的自发状态。体现在干部自身，也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责任意识不牢，自身动力不足，工作作风不实，履职能力不强，教育管理不严，节俭风气不浓等。这些问题影响了社会对工商的正确认识，制约了工商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儒家思想与工商文化的必然联系
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正统，儒家思想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渗透在人民的点滴生活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以儒家思想的“仁政”、“民本”“人与自然和谐”等观点为基础，结合时展需要，提出了“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理论;在逐步实现伟大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进程中，儒家思想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儒家思想不仅对我国影响深远，还传播渗透到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亚洲各国。尽管各国民族有异、语言不同，但通过利用儒家思想，他们同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这表明：在当代，儒家思想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工商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不可能脱离传统思想和观念而凭空存在。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儒家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就没有当今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更不会产生几代工商人为之不懈努力、不断完善的工商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摒弃儒家思想等优秀文化积淀，工商文化建设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把儒家传统思想视为工商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和宝贵思想资源，充分传承利用，科学借鉴汲取。
三、儒家传统思想对于工商文化建设的借鉴
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摒弃儒家思想遗留的封建残余，其“以人为本”、“为政以德”、“齐家治国”、“格物致知”等思想理念，在今天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工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态文化等工商文化的四个层次内涵有着具体的现实的指导作用。
四、结语
修德行做人，练本事干事。儒家的人本、法治、道德、改革及和谐等思想精髓，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这些思想精华的指引下，工商机关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切实借鉴吸收，才能焕发活力、产生动力，进而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成为工商机关行之有效的精神引导，细致严密的制度规范，创新载体的文化凝聚、坚强有力的行为监督，才能真正发挥出工商文化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增强服务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促进工商行政管理模式转变，进一步树立工商服务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进一步推动工商事业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1]韦忠继.儒家文化对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影响.
[2]王德新.论儒家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借鉴价值.
道德问题无疑是一个社会必须讨论的问题。可商业伦理隐含的一个悖论是由于追求利益最大的经济行为而导致道德的败坏。因为这个论点，一般的道德伦理遇到经济问题就不能使用，所以要建立一套所谓商业伦理的道德规范。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题的，是体现人类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即“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人”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只关心他的产品能否获得最大的价值。人们往往把他所说的利己的本性视为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就此断定人一进入经济的领域，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将会不适用。学经济的人都知道，斯密的理论只是他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假设前提而已，并不是说一旦有了经济行为人就不道德了，况且道德又怎能等同于本性，道德的作用应该是指引人辨别是非，追求高尚，包括经济行为在内。德国经济学家彼得科思洛夫斯基指出：“其实上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意愿和选择里总是有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和道德想象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
除了对斯密理论的错误理解之外，在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道德被经济隔离在外的现象，之所以商业伦理盛行，我认为与当今社会道德基础的混乱和缺失也不无关系。道德混乱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道德立场呈多元性及激烈的分歧，对道德基础的建立显得异常困难和极具争议。科学的盛兴推动了全人类的发展，但其描述和解释世界的目标意味着它里面没有和道德的要求相应的东西，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伦理的培养。我认为,国内的教育普遍缺乏对道德伦理的思考。大部分有关伦理的论述都是家长主意式的单向教导，缺乏道德基础的架构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领域又怎么被一条条的规则所涵盖。在这种前提下，商业伦理就好像是速效药，抑制一下已难以控制的商业道德问题。但如果要治本，还是要从根本的伦理思考入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蔚然成势，要建立真正的道德思想可能需要融会古今中外，而在整个世界都表现出思想贫乏、道德混乱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发挥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点。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那这个民族是很难中兴的。本文站在学习的立场借用儒家思想做代表浅显的来探寻一下古代的道德思想在现代商业经济环境下的指引。
儒家的学说对道德的建立有详尽的研究，简单来说，其中心思想在于“孝”与“仁”。《论语》有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人（通仁）之本与。“孝”是为人的根本，推广开来，是德治的根本，而“仁”则是做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最高尚的品德。孝道不仅指家庭之间，而是扩大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此之为五伦，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孝也不只是自下对上单方面的。儒家强调孝道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前封建统治者往往抽取其需要的部分思想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扩大了“尊君”的单方向孝道，其实儒家思想是提倡统治者或处于上级位置的人首先要示以孝道来治理天下及体恤下级。所谓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儒家经典中也不乏对某些统治者有失孝道的做法加以批判同时也有对下级一味愚忠愚孝表示不赞成的例子。
一、茶是中国浓
茶起源于中国，历史悠久，“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陆羽的《茶经》出现之后。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的《茶经》可以看做是茶的发展的成熟阶段的标志，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的茶文化在唐代进入了繁荣阶段。唐人开始注重茶叶的品质、茶具的选择、用水以及如何品饮，形成了品茗艺术。唐代皇室设茶宴；黎民百姓以茶待客、以茶解渴；寺院僧侣们种茶、制茶、煮茶、饮茶，赋予茶“三德”；唐代文人隐士品茗评水，吟茶诗、作茶画，以茶喻人、以茶明志、以茶抒情，使茶有了精神层面的文化高度。茶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宋代茶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饮茶法上的改变，茶的高度普及以及街市和茶肆文化的繁荣。宋代用点茶法来代替唐代的煎茶法，更加注重品鉴茶汤的色泽，追求茶的真香、真味。到宋代，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茶文化到了元代，进入了过渡阶段。虽然在茶叶生产和茶文化方面没有十足的发展进度，但在饮茶法方面却进一步走向了成熟，采用了简单的“清饮”的方式。这种纯粹的饮茶方式，加上后来的沸水冲泡方式，到了明代，就发展成为了“泡茶”这种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二、中国茶文化中的精神品质
最能体现中国茶文化的就是茶精神文化。中国的茶精神文化是儒、释、道三股精神力量集结而成的，这就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独到之处。
1.茶文化与儒家思想
2.茶文化和道家思想
3.茶有佛缘
茶有佛缘，是因为茶的清净纯洁的内在品质与妙香流溢的佛法禅机交相辉映。佛教历来推崇饮茶，有“茶禅一味”之说。禅和茶的结合点就在于禅定――这个禅门的最基本功夫。而茶有凝神静气的功效，因此，僧人们便把茶作为禅修的工序之一。禅宗所有的道理都集结于一个字，便是“悟”，即对本性真心的自悟。中国的佛教禅宗以顿悟的领悟方式来理解万事万物。当茶与顿悟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茶文化形式――禅茶文化。茶带给佛教徒的不仅是止渴解倦，而且茶能静心解闷，有乐趣又有节制。寺院僧人在泡茶和饮茶中，净化心灵，解除心中的烦闷和不解，体会的是佛禅的禅宗历来强调自身的领悟，主张所谓有即是无，无即是有，教人心胸宽阔。所以僧侣们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思想与茶文化结合起来。
三、日本茶道的前世今生
中国的茶文化是儒、释、道三种文化的冲击和融合而形成的，但影响日本茶道文化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佛禅。
四、独特的英国茶文化
五、茶文化的跨文化互通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互联网的开启，让中国人开始更容易地接触世界。最初从中国流传出去的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相融合而形成了独立个体的茶文化。这些独特的茶文化同时也随着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开始反哺其母体――中国茶。
当代中国，一些崇尚自然、修禅养性的雅士们，为了体会禅茶中更深层次的清寂，开始去日本学习日本茶道。一些城市和地区，开始出现日本茶道馆，慕名前来学习日本茶道的中国人也络绎不绝。也许是城市喧嚣，也许是生活的压力，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日本茶道，来到这简约的茶室，通过严格而又自然的茶道工序来寻求内心的那一份恬静。同时，由于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原本不再流行的宋代点茶法又开始流行开了。虽然这种点茶法在泡茶、饮茶中不多见，但中国人开始学习日本，将茶研磨成茶粉，用它来制作甜品，或许可以这么说，“吃茶”又在中国流传开来。这就是日本茶道与中国茶文化的融合，也是中国茶文化的包容性的体现。
六、结语
世界的茶，起源于中国，却发展在世界各地。茶的传播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达到，从亚洲到非洲，茶在所有适宜土地上都找到了家。而茶文化的包容性，更让茶在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手中，呈现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茶，承载着各自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互通有无。
[1]王松能.中国茶文化与儒佛道思想[J]，中国茶叶，2009（8）.
[2]袁媛.茶文化负载词之跨文化重构[J]，鸡西大学学报，2011（10）.
[3]刘俊力.漫谈儒家思想与中国茶道精神[J]，茶叶通讯，2004.
[4]王玲.儒家思想与中国茶道精神[J]，北京社会科学，1992（2）.
[5]包大明.中国茶文化历史漫谈[J]，兰台世界，2013（10）.
[6]罗国中，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63）.
[7]姜天喜.论日本茶道的历史变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8]周卓鹏.浅析日本茶道与中国茶文化的区别.
[9]佟君.日本茶道及其文化内涵，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5）.
[10]胡长春.道教与中国茶文化，农业考古，2006（5）.
一、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他们认为天与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唯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的境界。儒家文化中的“天”就是自然，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自然规律。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是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儒家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天与人和谐共鸣才会产生“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天人合一”一方面强调人的道德，一方面强调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更重要的是强调人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万类万物的和谐。故而儒家认为人类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做自然的奴仆，消极被动的听任大自然的摆布；也不能蔑视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主宰者与征服者，肆意蹂躏自然；而是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共容共存，并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适应自然、改善自然，以达到更高一层的和谐。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易经》中，《易经》认为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才能趋吉避凶。书中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影响，对后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
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唯天唯大，唯尧则之”。他认为，四时运行和万物生长都有自身的规律，人不能违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规律。而应该适应它，改造它，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孟子也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这些资源，就会危害人类自身。因此，孟子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把“仁民”与“爱物”联系在一起。认为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当儒学发展到战国荀子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已构成较完整的理论系统。荀子提出了“制天命”思想。他认为对自然界不能盲目崇拜而无所作为，如果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就可以创造财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理念
儒家文化一直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想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和谐的美好社会。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民心的向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也制约着社会的全局，因此儒家的民本文化也应运而生。关于以民为本，古代一些重要典籍早有记载，例如《晏子春秋内问下》中讲到“以人为本”，在《管子霸业》中讲到“以人为本”，在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这些概念、范畴一直被儒家沿用下来，并且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民本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国家的治理应以民为本，为政者应勤政为民。
为政者要勤政为民，主要是指当权者要仁爱民众、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认识。他们反对统治者专横暴虐，力戒为政者穷奢极欲，反复强调为政者必须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在中国封建社会，讲勤政为民，指的就是君、臣对民的态度，民为国之根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封建统治权力的稳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张勤政为民，爱民若子，并把协调和处理对民的关系、实现民心的稳定作为社会稳定的核心。
三、大同社会理念
大同社会是儒家和谐社会的终极愿望，它可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社会公正”来概括。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具体措施、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和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因而不能世袭，不能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保证天下为公的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
关键词：传统儒家文化；科技创新；不利影响
儒家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它曾在封建社会中对社会的治安、国家的治理、个人内心的修养等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当代儒家文化的很多思想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不容质疑的是儒家文化中的部分思想对当今的科技创新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儒家文化简介
（一）儒家文化简介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提出了与儒家的主流思想相对应的中庸思想。奉行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很重要的处事方式。中庸者，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来达到目的。林语堂作了如下描述：“这种对中庸的崇拜，于是就变成了在思想上对所有过激言论、在道德上对所有过激行为的一种厌恶，结果自然就形成了中庸之道。中国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于把自己的国家也叫作‘中国’。这不仅仅是指地理而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亦然。”
儒家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从人的本原上出发，寻找一种超然的境界，使内心得到清净。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二）科技创新的内涵
二、儒家文化对科技创新的不利影响
创新是一个时展的不竭动力，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源泉。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打破既有格局，从一个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另一个均衡的不断往返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科技创新处在创新环节初期，可见其关键作用。可我国现阶段的科技创新能力整体偏弱，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状况呢？不得不说，这与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其中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重要的作用的儒家文化也不无关系。
（一）中庸思想对科技创新的不利影响
在中国儒家文化中，中庸思想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中庸思想对处理人伦关系，调节社会治安等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科技创新总是打破旧的格局来重新组合，是一个存疑、反思、批判、求真的过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含有冒险、敢为人先、不敢平庸等思想特点，而中庸思想中的调和折中的思想显然与这格格不入，中庸思想导致人们在对待科技创新是不敢冒险、不敢为天下先。
持有中庸思想的人会对过激言论、在道德上对所有过激行为产生厌恶，突出表现为中国国民不敢冒险、因循守旧。西方人注重独立性和个性的培养，而我们中国人由于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以和为贵，善于妥协折中。因此，在科技创新中，我们往往是在和睦状态中完成的，而西方人是在冲突中完成的。科技创新本身要求就是要有冲突，显然我们的和睦相处状态不利于科技创新。
（二）等级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不利影响
以“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为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不知扼杀了多少真知灼见。在这种制度下，科技创新思想中的求真、求实几乎化为虚无，也许仅仅留存的是存疑。可见，等级制度是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在一贯强调的“尊卑有别”的等级关系中，在在奉行等级制度的环境中，科技创新的缺乏也就不难理解。更为可悲的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人越来越倾向于权力崇拜，从而导致创新主体人的个性缺失。在这种等级制度环境下，不利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竞争、进取。
（三）“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科技创新的不利影响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注重整体统一的思考方式，没有对某一具体的领域进行考察，以一种宽泛的感悟得出结论，无从考证其对与错。以至于我们在近代西方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分析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时，我们还不屑一顾，导致我们科学技术的落后。“天人合一”的思想没有关于对事物现象进行调查、统计、分析，也无须考虑其潜在的实质。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的思想与科学技术创新中追求的真、实越来越冲突，最终导致我国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创新水平落后与西方。（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2007年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江西省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软科学研究基地。
参考文献
[1]邓厚平.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8）.
[2]陈波，张怀民.科技创新乏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10（5）.
[3]邵羽.论文化对科技创新的作用[D].长沙理工大学，2011.
[4]段治文，吴荣耕.中国科技创新需要冲破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M].中国青年研究，2006（4）.
[5]朱哑宗，王新荣.中国古代科学与文化[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6]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7]罗玉云.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对科技创新思维的影响[D].成都理工大学，2011.
[8]刘建国.儒家的直觉思维与现代文化[J].长白学刊，1992（1）
【关键词】《中庸》英译研究现状
1.引言
“四书”“五经”是著名的儒家经典著作，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代表。其中“四书”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一般认为《中庸》是出自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后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南宋时期，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并成为“四书”并分别作了集注。《中庸》的中心思想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宋代程颐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主张个人道德修养乃政治成败的根本，依靠统治者的道的完善来实现国泰民安。
2.《中庸》英译本研究
目前经典的《中庸》的英译本有《TheMean》（D.C.Lau），《TheDoctrineoftheMean》（JamesLegge），《TheMiddleUse》（ArthurWaley），《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GuHongming）和《TheDoctrineofMean》（CharlesMuller），其中比较著名的译本有两部：一部是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辜鸿铭于1906年推出的译著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另一部是出自于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英译的五卷本《中国经典》中TheDoctrineoftheMean，这是外国译者《中庸》英译的经典之作。
从上表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中庸》英译的研究始于21世纪之后，具体来说始于2004年以后。笔者将这25篇论文划分为四类，分别是译者及其翻译思想研究、翻译动机与策略研究、译文对比研究、文化方面研究等，并对重点论文进行评述。
表二：
由上面可见，国内外对于《中庸》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译者及其翻译思想研究、翻译动机与策略文化方面研究和译文对比研究这四大方面。
3.结语
其次，对于译者及其翻译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辜鸿铭这一个译者和他的归化翻译方法，分析研究已经比较透彻。其他译者的研究仅略有涉猎，分析评述较少，可以从理雅各，穆勒等译者及其翻译思想方面来扩展研究。
第三，文化研究方面以往的论文主要集中于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特定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这几个方面进行相应的论述，以往的研究仅浅尝辄止到文化传播和交流，笔者认为可以更深入的挖掘文化本质，如从翻译的文化转向，文化过滤机制等方面入手对比不同译者翻译时对文化方面的不同涉猎。
【参考文献】
[1]谢建平.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J].中国翻译，2001.
[2]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
[3]钱桂荣，刘畅.《中庸》两种英译本对比研究[J].语言研究，2010.
[4]张小波.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翻译的对比研究[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3）.
关键词:善德文化;儒家文化;传承
自文化这个概念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对文化的定义从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取得过完全一致。但是从一般层面上讲,文化学者都比较倾向将文化的概念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这也是通常人们提及的文化。
善德文化,湖南常德一张得天独厚而又极富特色的文化名片。文化视野下的善德,位居意识形态领域,是崇高的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显现。笔者以为,善德文化与其后2000年形成并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儒家文化间有着极其紧密的传承关系。
一、善德文化的内涵解读
“常德德山山有德”,善德文化发源于常德德山,因善卷先生而成名,其源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比肩同步。
从历史渊薮的角度讲,善德文化是毫无争议的传统文化;从受认同程度的角度讲,善德文化是少见的为所有朝代、所有种族、所有宗教、所有社会层面、所有学术流派都尊崇和推行的优秀文化。
什么是善德文化的内涵
从字面上看,善德文化可分解为“善”、“德”两个方面。
“善,吉也。”(许慎《说文解字》)“善”字的构造属于汉字六书中的会意,从言,从羊。言是讲话,羊是吉祥的象征。善的本义即是吉祥,引申为美好,慎重,高明,熟悉等义。
“德,升也。”(许慎《说文解字》)我们今天看到的“德”字,是现代楷书的写法。在甲骨文中,“德”字也是个会意字,它的左边是“彳”(chì)形符号,它在古文中是表示道路、亦是表示行动的符号,其右边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这是表示目光直射之意。所以这个字在甲骨文里的本义是:行动要正,而且“目不斜视”,能做到这点即可谓之“德”,也就是道德、品行。
经过汉字的演变,“德”字逐渐成了形声字,从彳(chì),(dé)声。从
「彳,表示与行走有关。本义:登高,攀登,所以许慎解释为“德,升也。”
德字引申为恩惠、仁爱、心意等义。
由是观之,善、德,几乎涵盖了人类一切高尚美好的品行。
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史书典籍对善卷先生的记载和评介上,善德文化的内涵就应该呼之欲出了。
善卷先生为武陵人氏(常德始于西汉初年设武陵郡),有大量历史记载可资佐证:
南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载:“武陵县东十五里,枉山之上有善卷坛,古传善卷隐此山。”上古时德山称为枉山,屈原在《涉江》中留下了“朝发枉渚兮,
夕宿辰阳。”的句子,“枉渚”即德山,尽管有人对此质疑,然而紧随其后的“入溆浦余徊兮,迷不知吾所如。”一句清晰而又无可辩驳地指明了当年三闾大夫从位居沅水下游的德山溯江而上的行踪。到了隋初,朗州(常德隋唐为朗州)刺史樊子盖因善卷曾隐居枉山,将枉山改为善德山,藉此感念、弘扬善卷先生的善德精神。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据此设常德府,从此,善德山便以德山名,德山亦成为善德精神之象征。唐咸通元年(860),朗州太守薛廷望重修“善德观”,清嘉庆三年(1798)常德知府胡文铨主持重修“善卷祠”,千百年来,善卷先生与善德文化互为表里,交相辉映,长存此间。沅水汤汤,德山苍苍,香火延祚,万众景仰。
善卷先生之品,善德文化之魂,堪与日月同辉。
其一,修身立德,孜孜求道。民间数千年来口口相传着善卷先生的善举,据《左传》记载,常德一带在善卷先生所处的时代“辟在荆山、荜露兰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实为僻远蛮荒之属。善卷先生一是以开启民智为己任,主动承担起对乡邻的启蒙教化、习作农耕之职,使其民风淳朴、勤谨有礼。二是公而忘私,敢于舍小家为大家,传说他在引领民众防汛时命其子以身堵堤,百姓无不为之唏嘘,善卷垸之名即由此而来。《吕氏春秋下贤》中提到:“善卷,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意即善卷先生虽为人微言轻的一介布衣,却因为德行高远,修得了天地间至高无上的“道”,便使得王权富贵、功名利禄相形见绌、黯然无光。用今天的话来讲,即善卷先生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非权威影响卓然存世,虽则桃李不言却也下自成蹊。
其二,为帝者师,为黎民谏。据《吕氏春秋》慎大览o下贤记载:“尧不以帝见善卷,北面而问焉。”此举缘于“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吕氏春秋》慎大览o下贤)相传善卷先生藉此对尧帝灌输了许多爱民务实的道理。
其三,坚辞帝位,道法自然。据《荀子o成相》记载:“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庄子o杂篇让王第二十八》记载:“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由是观之,善德文化的内涵即为: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心系苍生的人本精神,鼎故革新的开拓精神,内外兼修的尚德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善德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根基
儒家文化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文化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所创立,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因儒家学说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推崇,被尊为主流文化以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不断为后学继世传承发扬光大,因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
儒家文化的思想根基即是形成于上古时期的善德文化,以下几个方面足以为证:
其一,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发源于常德德山的善德文化,因善卷先生而成名。我们从上述《吕氏春秋》、《荀子》等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其源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其资历几乎与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同样久远。而儒家文化形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距今仅2000多年的历史,较之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新生代“。
其二,从创始者的角度比对。善德文化的创始者为善卷先生,善卷先生视王权富贵为粪土,终生一介布衣,以引领乡邻筚路蓝缕开垦农耕文化以及开坛授徒传道教化为要务,为乐事,《吕氏春秋下贤》论及帝尧拜善卷为师事时提到”尧,天子也;善卷,布衣也。“在他的努力下,昔日的荆楚蛮荒民风淳朴,勤劳善良,知书达礼,以至英明睿智的尧为其”德行达智“深深折服,自愧弗如,虔心求教。
儒家文化的创始者为孔丘,《史记o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他一生主要精力都是从事教育,弟子三千人,贤人七十二,其中不乏治国栋梁。孔丘在世时已声名鹊起,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和万世师表。
穷则独善其身,把治世经国的理想和主张寄托在对教育对象的细心培育教导上,为帝者师,为王侯将相师,为教化生民而皓首穷经,此为二者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天纬地之举,而善卷先生生于上古时代,其壮举无疑为后世孔子追随仿效之表率楷模。
其三,从两种文化的涵义分析。善德文化之魂惟”德“一途,儒家文化之神在”仁“一义。
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经第四十九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从”德“字的结构进行分析,认为它不仅表示看得见的行为正直,而且也潜藏着内在的心之正直。因此,德代表了一种最为高尚美好的内在的品格和价值观。几乎涵盖了公而忘私、先人后己、自律修身、以人为本、改革创新、淡泊名利等所有的美好情操,又外延至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德“堪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
“仁,亲也。”(许慎《说文解字》)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本义为博爱或人与人相互亲爱。儒家经典对此解释为“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经解》)
在孔子看来,“仁”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伦理道德,透过《论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仁”的解读:“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见,“仁”乃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最高道德规范准则。在儒家著述中“仁”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以仁为本体”。坐实在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上,“仁”表现为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孟子把“仁”推及为“仁政”。
可见,“德”与“仁”除了字形上的差异外,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人类最美好的道德情操,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广阔无垠的外延,都寄托着圣人的人生社会理想,都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从“德”到“仁”,可谓一脉相承。
三、儒家文化对善德文化的集大成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孟子万章下》),“集大成”是孟子用来颂扬孔子且为古往今来有识之士高度认同的溢美之辞,意即孔子的儒家文化集古圣贤之大。这句话恰到好处地阐明了善德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善卷先生当之无愧跻身古圣贤之列,晋朝皇甫谧编撰的《高士传》不但将善卷先生收录其中,并且还给以了极高的评介“善卷者,古之贤人也。尧闻得道,乃北面师之。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许由善卷不降节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义,礼有玄之制。”儒家文化集古圣贤之大成,其中自然包含着对作为其根基渊薮的善德文化的集大成,这种承继,在以下方面尤为明显:
其一,系统性。如前所述,文化特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方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乃是题中应有之义。由于善卷先生处于洪荒蛮古时代,人们囿于物质条件的制约,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无法对自然社会作更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因而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善德文化,都是散诸后人的零星记载和民间的口头传说,给后人在微观层面上认识善卷先生和深入细致地探讨研究其思想体系带来了较大的难度。而儒家文化则完全自成体系,其代表人物为孔孟,其传世经典为《十三经》,其核心思想为“仁”并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其实践意义为强调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并成为指导性的原则。儒家文化这个理论体系所寄寓的儒家理想,综合起来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横渠语录》)
其二,深刻性。牛顿有句很富哲理的名言:“如果我比笛卡尔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肩上的缘故。”这里不妨藉此说明善德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的承继关系问题:善德文化如同奠基者,从无到有劬劳开垦,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道德文化思想体系架构并将之高高矗立在了思想的荒原上;儒家文化继往开来,站在巨人的肩上登高望远,发现了更为瑰丽的景色并将之整理、拓宽、深化。
正如当代大学者冯友兰所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这句话恰如其分地印证了儒家文化的“为往圣继绝学”,善德文化就是最重要的“往圣”,儒家文化在对往圣绝学的承继中,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张力,通过不断挖掘深化,开拓了中华民族尚德文化的新境界。譬如作为儒家思想体系核心的“仁”,其核心地位的确立,即是孔子将其从美德行列中中超拔提升,并一再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乃成。
其三,广泛性。自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的地位不断攀升,儒教逐渐成为传统的国家宗教,也成为传统文化的灵魂和象征。由于历朝统治者的推崇重视,儒家文化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始终一枝独秀引领,未曾遭遇陷其他文化于灭顶的文字狱、查禁、兵燹之祸一类厄运。儒家思想被视为治国安邦的理论指导而不断发展,儒家经典保存完好,儒家学者才让辈出,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傲视群雄并随着文化的交融交流远涉重洋,名动海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仁并茂,日月同辉。善德文化亦藉此载体的宏盛而发扬光大,源远流长,避免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烟消云散,泯然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