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有时候，一个小小的触动却会跨越时光，峰回路转，牵扯出遥远的故事，让我们隔着岁月回望某些早已远去的人。
今天我们的回望，是从这里开始。
（中国地图，标出梅州位置）
梅州，中国广东省东部一个不起眼的山区市，坐落在大山的怀抱中。在中国早已经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前几年才修到这里。
（梅州风光）
但是它的一所学校，却跨越时空的局限，与相隔万里远在大洋彼岸的德国有着深远的关系。
（乐育中学校门和全景）
1982年，乐育中学建校已经80周年了，正准备举办一次校庆活动。学校突然收到来自德国的一封贺电和80马克的礼金。
发电报和汇款的是同一个名字——豪天立。
豪天立是谁？这个远在德国的人，怎么会关心中国山区的一所中学？
中国与西德在冷战时期分属两个阵营，直至1972年才正式建交，这么些年里，乐育中学与德国并没有什么来往，这个豪天立究竟是什么人？
搜寻记忆的目光沿着时光之河回溯，一个形象渐渐拨开数十年岁月的风尘，浮现在梅州人的心中。
（豪天立照片，慢慢拉近）
【字幕】父亲豪天立的故事
这个中文名字叫豪天立的德国人，与乐育中学有什么渊源？
说起豪天立，我们应该先谈谈乐育中学这所百年老校。
（采访乐育中学校长梁立新：乐育中学是1902年创办的，是由瑞士的巴色差会，它的传教士马默鼎和凌高超，两位传教士过来，与我们的乡贤黄墨崔、吴登初等，一块创办的中外合资的一所学校，当时地点就在梅州中学的原校址上，当时学校的名称叫做“乐育务本中西学堂”。）
乐育中学为了让自己的学生毕业后能顺利升入有德国背景的上海同济大学，不但开设了德语课，而且许多课程用德语教学。因为这种原因，20世纪初的乐育中学教师，基本是欧洲人，以德国人居多。
（梁立新：当时我们的前7任校长，有6位是德国人，一位是瑞士人。）
年轻的传教士豪天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瑞士巴色差会派遣，从德国来中国的粤东地区布道，并在乐育中学当教师。
豪天立出生于德国的魏尔海姆。1926年12月29日，他从意大利的热那亚（Geneva）港口乘坐德国客轮Derfflinger号启程，开始他的中国之旅。
传教需要坚韧，需要克制，需要牺牲精神。年轻的豪天立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告别心爱的未婚妻，义无反顾地登上了远航的客轮。
同行的有几个传教士，还有医生和护士，他们也是准备前往中国工作的人，有的还带着孩子。
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开创了翻译经书、编字典、办刊物、办学校、开医馆等事业，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马礼逊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圣经》，编纂的第一部《华英字典》，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写的第一部关于中国语言学的著作《通用汉言之法》。其创办的教会学校和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马礼逊墓地——在澳门的基督教坟场。）（马礼逊纪念堂——广州的基督教青年会长堤会址）
但是在闭关锁国的晚清，马礼逊难以进入中国。因而他的早期活动大多是在澳门，创办中国第一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甚至是在马六甲。
豪天立到来的1927年，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已经不少。
20世纪初，香港这个东方港口早已经有许多欧洲人活动，处处能见到西方风格的建筑。一切对豪天立来说似乎并不显得陌生。
（香港的巴色会之家）
（豪天立的行李箱）
豪天立一边努力学习，一边憧憬未来。他甚至预订了一个房间，作为未来的婚礼之用。
几乎每天他都给未婚妻写信，把热恋之情全部倾泻在信纸上。尽管每一封信都要在路上辗转多日、有时甚至几个星期才能送达对方手上。
他的未婚妻玛格丽特·弗里茨，一个传教士的女儿，深深理解豪天立的事业和情感。她也同样密集地给豪天立写信。
为了防止信丢失，他们每写一封信都加上了编号。到1928年他们完婚的时候，豪天立写的信编到了161号，而玛格丽特·弗里茨写的更是编到了171号。
有一次，玛格丽特·弗里茨久久凝视着豪天立寄给她的照片,在信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梦想，尤如暗夜中的梦
那心爱的面容
悄悄潜入梦中
一对年轻人，苦苦忍受着分离的煎熬，却心甘情愿，口无怨言，这究竟是受什么力量的驱使？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遵循上帝的召唤。作为传教士的女儿，玛格丽特·弗里茨对豪天立的人生追求有充分的理解。正如她在信里写的：“灵魂感受到它的力量，它带给你生活的目标，带给你愉快和苦痛。”
1927年7月10日，一艘蒸汽船载着豪天立等人从香港出发了。豪天立去的地方是广东的梅州。
出发前，豪天立一再叮嘱“巴色会之家”的工作人员，如果收到未婚妻的来信，一定要立即转往梅州，以便让自己能够及时读到。
那是中国南方的湿热夏季，在奥热压抑的暑气中，蒸汽船沿着广东省的海岸线，向东北方向行驶。
到达广东东部的汕头之后，一行人再改乘内河的航船，顺梅江溯流而上。
（取道汕头、潮州去梅州的路线图）
从香港到梅州，路程并不遥远，直线距离也就300公里左右，但是船行进得相当缓慢，如今几小时的行程，当时豪天立一行在水上的航行却花了17天。
这17天，是豪天立感性认识古老中国的开始。
他坐在自己的睡袋上，把一个小箱子放在胸前当书桌，一路上不停地给玛格丽特·弗里茨写信。这些信，记录他第一次深入这个古老国度的感官体会。
他这样描写沿岸的陌生景象：
“我们经过的地方，风景非常美丽，使人着迷。这里河面的宽度，大约和德国莱茵河在Grenzach镇的那一段接近。河谷又宽又平，直到背影中的山突然出现。两岸风光特别迷人，可爱的乡村一个接一个，远远可以看到村落里古老的客家房子。竹林在风中飞舞，到处都是这样优雅的景观。”
从这些描述可以感知，这个年轻的牧师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和喜悦。
（船；睡袋）
在他眼里，中国的船工是“勇敢”的，“脸上透着坚毅的神情”。尽管他也发现，晚上，有的船夫就躺在船舱里吸食鸦片。
有一天，豪天立不小心把船上的一把椅子掉落水里，被旁边一条船上的中国人捞走了，豪天立不得不给了他一个半马克，才把椅子要回来。
在传统的基督徒眼光里，这些都是有罪之人或者异教徒。但是豪天立却在给未婚妻信里说，自己“越来越喜欢那些中国人”。他认为所有这些，包括吸食鸦片和关于那把落水椅子的事，“对我们这些外来人来说，都显得陌生，也许这也正是我们要来中国的原因。”
在《圣经·马太福音》里，耶稣号召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青年豪天立正是坚定循着这种传播福音的理念，不远万里，走向一个未知世界。
（信）
1927年7月27日傍晚，梅州终于出现在眼前。
豪天立感到，新的生活画卷就要展开。还在船上，他就迫不及待地给玛格丽特·弗里茨写信说：“此刻，我在梅州第一次深深地吻你。”
这个刚刚来到梅州的年轻人也许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将与这块土地结下不解之缘。他的生命从此永久性地掺进了中国的色彩。
（江上看梅州。码头）
梅州，是中国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弥漫着浓郁的客家风情。但那时候的梅州，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闭塞、落后。
（骑楼等）
豪天立来到梅州时，正值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各种政治力量、军事力量角逐，中原大地战火纷飞，东南也是政党争夺的战场。
（中原大战；北伐；南昌起义；蒋介石清党）
处于粤东一隅的梅州相对平静，生活依然如山中溪水没有大的波澜。
但是外部世界同样触动了古老的生活。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西方文化的深入。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有西方传教士进入梅州，从那时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先后有一百多位德国人和瑞士人远渡重洋，来到梅州一带的客家山区工作和生活。因为他们的到来，梅州出现了教会，与此同时出现了新式的学校、新式的医院和福利院。
（教会、福利院照片和旧址）
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存在不同文化立场的观察和评价，但是当历史的筛子过滤了种种带着意识形态色彩的沙子，留给我们的是文化的相互沟通和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积淀。
毕竟，传教士们为当地带来了外部世界的信息，带来了一些有利社会文明发展的新东西。尤其在教育方面，新式学堂代替旧的私塾教育，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作为牧师、老师、医生、护士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这些“老外”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多年，甚至在这块土地上生儿育女，还有的在温暖的客家文化氛围中逝世。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梅州代表中国，是寄托他们理想和热情的地方。
豪天立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也喜爱足球。他带着对异国少年的热爱，后半生与中国梅州紧紧连在一起。
（采访蓝平青、江凯成，谈关于豪天立的印象，其中有关于足球的记忆）
豪天立先是被派往五华县的乐育中学任教，后来到梅县的乐育中学当老师。他教过的学生很多，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形容，那就是“桃李满天下”。
（五华私立乐育中学第五届毕业照）
他的一些学生，后来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汩汩流光没有带走他们对豪天立这个德国老师的记忆。
（采访院士、中国解剖学奠基人钟世镇。）
豪天立当年教过的学生杨泰芳，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电部部长。高中毕业时，杨泰芳在送给豪天立留念的照片背面写了一段话——“我非常的感激我的老师，两年来您用尽各种方法总要使我们在德文上获得很大的进步而后快，循循善诱，谆谆不倦。这种教人的精神，使我非常的钦敬和感激。”
（杨泰芳照片及留言）
如今杨泰芳已经去世，但是当年的学子与老师心心相印的照片，依然保存在豪天立的家庭档案里，被他的儿子珍藏。而同样的记忆也保存、流传在杨泰芳家人的心中。
（采访杨泰芳女儿杨帆）
这种相互的珍惜和顾念多么美好，跨越了时光，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文明的冲突，洋溢着永恒的人性温暖。
除了学生，豪天立当年的同事也留下了关于他的种种友善的记忆。
（采访江欢成。乐育老校友，院士、建筑学专家，东方明珠塔总设计师）（采访何凯宣和他的女儿。何凯宣，暨南大学医学院教授，豪天立在乐育中学同事）
1928年底，豪天立回到香港巴色会的休养所休整，在那里，他终于与心爱的玛格丽特·弗里茨结婚，共度圣诞。
婚后，豪天立再赴广东，并带去了新婚的妻子。
第二年，豪天立的大儿子出生了。接着有生了第二个。豪天立分别给他们取了个中国名字。
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弗里茨也有一个中国名字，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裴玉霞。
1934年9月，豪天立夫妻带着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回国休假。在德国的亲人们齐聚一堂，欢迎他们的归来。
（相聚的留影）
豪天立并不想在这两年的假期中完全放松自己，他在蒂宾根大学新教神学院读书，为第二级神学职务考试做准备，同时在附近的教堂担任牧师。
蒂宾根大学建于1477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谢林以及诗人荷尔德林都曾经是这个神学院的学生。
（蒂宾根大学、新教神学院）
一家人安顿下来，开始了一段虽短暂却是稳定和快乐的生活。
在香港结婚时，豪天立买了一架钢琴作为礼物送给妻子。这架钢琴被带到梅州，陪伴他们度过了中国山区的那段岁月，还陪伴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出生。这次他们带着这架钢琴回国度假，充满爱意的琴声又在蒂宾根响起。
他们买了一部德国刚推出的新车——“欧宝”。不论是家居，还是出行，都稳定着温馨。
斐玉霞谈起那两年光阴时说：“这个家、这栋房子，有一种爱的气氛。”
(钢琴)
此期间，1936年1月8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克劳斯诞生。
豪天立与斐玉霞先后生有六个孩子，五个出生在中国，只有这个孩子是在德国出生的。但是豪天立依然给了他一个中国名字，叫豪俊和。
这是豪俊和的洗礼仪式之后，一大家人其乐融融的合影。
（照片）
传教士的人生岁月属于远方。
1936年秋天，豪天立休假期满，再次奔赴梅州。他带着斐玉霞，还有不满周岁的第三个儿子豪俊和。
豪天立夫妇决定把第一和第二个孩子都留在了德国，同时留下的还有曾与全家人朝夕与共的那架钢琴。
（全家福）
对于这段在蒂宾根的舒适、温馨日子，想必豪天立心里也不免恋恋不舍？至少可以想见，孩子们对于离别一定怀有深深的忧伤。
但是对于那些有人生信仰的人，前头总有神圣的声音在召唤，让他循着声音前行。使命感终究会在他们人生旅途中起重大决定作用。
（难忘的蒂宾根大全景）
豪天立带着妻儿，再次来到了梅州。
这一次，豪天立除了继续在乐育中学讲授德语、英语以及上音乐课之外，开始编写中文图书。
1939年春，他用客家语言编写的《礼拜仪式》一书大功告成，第二年即印刷给客家地区的教堂使用。
这部600页的书耗费了豪天立不少心血。写完他却没有停下，又开始编一本德语的圣经读本，在梅县乐育中学高年级的宗教课程上使用。此外，他还用客家话编写了赞美诗。
豪天立无疑是民间的文化使者，为当地与外界的文化交往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豪天立编撰的客语礼拜仪式一书）
文化的传播其实是双向的，传道士在传播西方的文明同时，也从古老的中华文明中汲取养分。
在梅州的那些日子里，豪天立努力学习儒家和佛教经典，读了《论语》《孟子》《诗经》《春秋》等。他对中国的情感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
1945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延伸到广东。
在梅州工作的欧美传道士同中国老百姓一道，被笼罩在战争的巨大阴影中。
豪天立甚至亲历了日本飞机的轰炸。这是他当时亲手拍下的日军轰炸五华的照片。
（豪天立拍摄的日军轰炸五华照片）
这个阶段的豪天立依然努力工作。
由于日军进犯，中山大学从广州搬到梅县。豪天立兼任了中山大学医学院的讲师，上德语课。并为一些希望进入医学院的年轻人进行考前辅导。
他没有接受迁到广州去担任专职教授的建议，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传教工作，何况他也不愿意离开梅州。
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战争还是影响到豪天立在梅州的生活。
中国和德国分属协约国和轴心国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成为敌对国。风云激荡，世事剧变，社会原先所有的运转程序都被战争改写。
豪天立的工作虽然与现实政治无关，但作为敌国人员，身份不免陷于尴尬，在中国的行动受到一些限制。
这11年里，豪天立和裴玉霞又生了三个儿女，同他们的父母以及哥哥姐姐一样，这三个儿女都有一个中国名字。
豪天立共有六个儿女，其中五个出生在在中国的广东，他给六个孩子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豪天立用这种方式，寄托和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喜爱。
对于中国文化，豪天立显然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是一种植根于心中的热爱和崇敬。
豪俊和是兄弟姊妹中出生在德国的唯一，却是喝梅州的水长大的。在梅州的青山绿水间，豪俊和渐渐成长为一个小小少年。他有了好些黄皮肤黑头发的小玩伴，并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豪俊和一岁时与客家孩子们的照片）
（采访暨南大学曾芳蓉教授：我小的时候病多，他们一见到我，就抱起我，给我邮票和画片这些小纪念品。我也常和他们在梅县出生的小孩子玩，这些外国小孩子因为在梅县长大，都会话一口客家话。一次我在五华回来，头上带了一个好看的发夹，我把它送给一个要好的女孩，她也送我一条扎头发的头绳。我们那时不觉得她们有什么特别的。我哥还和他们几个外国的男孩子比较好，和他们一起游泳、打球。……我对乐育中学有很深的感情。我还曾经担任过乐育中学校友会广州分会的会长）
因为战争的影响，曾有一度，豪天立和其他德国人一起，被中国政府短暂隔离，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当一家人终于启程回国的时候，梅州的山水梅州的人，依然温馨地留在豪天立的心的深处。
豪天立是1947年离开梅州回国的，对外宣称是健康的原因。他一步三回头，随时准备重回梅州，再见乐育中学那些孩子。
这个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这块使他魂牵梦萦的土地，再也没有听到过无比熟稔的客家山歌。
当中国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所有的国际交往格局都被重构，都被赋予新的含义。德国和梅州之间的距离已经变得更加遥远。豪天立显然无法完全理解和适应这种历史巨变。他还在期盼着与梅州重逢。
1966年他来到香港，距离告别梅州已经19年了，他希望能够重回像故乡一样亲切的梅州。
正值中国的“文革”时期，左倾思潮如火如荼，“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作为一个来自帝国主义德国的人，他自然无法进入那块布满自己青春印迹的土地，只能隔着一湾浅浅的海水咫尺遥望。
（香港街景）（中国的文革场景）
一晃又过去八年，岁月如江水流逝，总是带不走豪天立对梅州、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思念。
1974年，豪天立再一次启动了他的中国之旅。这一次他作为外国游客，参加旅行团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在西安等地，他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古老和瑰丽，加深了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但他始终只能跟着旅行团，按照规定的线路走。重返梅州的愿望依然无法实现。
而对豪天立来说，不到梅州就不能算是重回中国。
梅州籍的中国著名诗人黄遵宪曾有长诗叹惜别离，其中有句子表达了沉郁的幽怨：“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这或许也就是豪天立的感慨吧
（西安；兵马俑）
豪天立寻找逝去的青春岁月，两次都似乎已经触手可及，却终于跨越不了历史的鸿沟。这是岁月的悲剧，人生的悲剧。
只是那时候的豪天立，已经垂垂老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因为投资、文化交流和旅游进入中国。
1984年，乐育中学准备建立校友会。学校决定，聘请德高望重的豪天立担任校友会的名誉会长。
可是就在上一年，也就是豪天立给乐育中学寄钱、发贺电的第二年，这个毕生深爱梅州的德国人已经与世长辞，留给乐育中学的是无法弥补的的遗憾。
（采访当时的校长，谈关于校友会）
让人们震惊的是，豪天立的墓碑上镌刻的那些字——“基督是耶稣。我就是生命”，竟然是用中文写的！依照的是豪天立生前的嘱咐。
在中国，对一个永远离去的人所作的评价，叫做“盖棺论定”，意思是他的行为不会再有改变，已经可以给他的一生下一个终结性的论断。豪天立的墓碑特意用中文，这不也是一种盖棺论定么？中文是他的人生，与他的生命同在。
正如他的悼词所说：“他对中国怀着最深厚的爱意，他的大爱之心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
（墓碑）
其实，豪天立对中国怀着的最深厚的爱意并没有随他远去，化为后辈的精神追求。
他的第三个儿子豪俊和，那个当年在乐育中学校园里奔跑嬉戏的翩翩少年，回德国之后也读了当年父亲所读的蒂宾根大学新教神学院。
1986年，豪俊和回到阔别近40年的梅州探望，受到热烈、隆重的欢迎。
那是一次历史的回望，唤醒了沉睡的记忆。
父亲的遗愿在呼唤，童年的记忆在呼唤。关于中国、关于梅州、关于乐育中学的情感一发而不可收，汇聚成一种责任感在豪俊和心中澎湃。他承接了父亲关于中国的不了情缘，开始从事德中友好活动。
从那时起，豪俊和不知疲倦地一连16次访问梅州，直至身体状况不再允许他远行。梅州则代表往事、代表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对他和他带去的家人、同事、学生展开了最诚挚的怀抱。
（豪俊和回梅州）
当年豪天立从意大利的热那亚港出发，开始他的梅州之旅，从那时到今天即将满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世事如棋局局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却依然不断。今天，传教士已经不再是文化沟通和影响的主要方式，但是，以善意、热心、激情去相互理解和沟通，依然是人类的期望。
正因为这种期望凝成的精神力量，豪天立的人生谢幕之后，他的儿子豪俊和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开始了不同形式的另外一段故事……
下部：儿子豪俊和的故事
历史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有时候，一个小小的触动却会跨越时光，峰回路转，牵扯出遥远的故事，让我们隔着岁月回望过去，并把目光延伸向未来。
今天我们的回望，是从这个七月开始。
中国南方的七月，正值盛夏。
每年，夏季的阳光都在这个时候将早稻渐渐催熟，田里开始泛起丰收的金黄。池塘里的荷花也按部就班，在夏风中举起一朵朵硕大的花。
（夏日景致）
1986年的这个7月，对于梅州的乐育中学来说，却与往年有所不同，一个跨越时代、沟通岁月的事件正在紧张而积极的准备之中。
人们在渴望，在等待。渴望着连接历史，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
（布置欢迎现场）
乐育中学等待的，是德国人豪俊和。
这是豪俊和2018年的照片，时年已是82。
可是一直到1986年他重回梅州之前，在梅州人的记忆中，豪俊和还是那个当年在乐育中学校园里奔跑嬉戏的少年郎。
（今日豪俊和的图或视频）
【字幕】儿子豪俊和的故事
豪俊和其实是喝梅江水长大的。不满周岁时，他就跟随做传教士的父亲豪天立从德国来到梅州。父亲在乐育中学当老师，豪俊和跟着父母亲在这个校园里生活了11年，说他是梅州的孩子也不为过。
虽然由于历史的激荡和社会的变迁，一家人回国后即与梅州山河远隔，未通音信。但是相互之间的远念不绝如缕。
等到几十年过去，世事沧桑，海晏河清。梅州人想约请当年他们的豪天立老师旧地重游，可惜岁月无情、生命匆匆，豪天立已经去世，梅州等来的是豪天立的儿子豪俊和。
（豪天立；豪俊和）
1986年7月18日，豪俊和跨过宽阔的时光河流，从德国回了梅州。
那一天，许许多多与乐育中学这个名字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梅州人，纷纷将眼光聚焦于这所古老的学校。
随着豪俊和跨入乐育中学的脚步，今天与往事终于衔接起来，历史在融合中更为完整。
离开梅州的时候，豪俊和还是个11岁的孩子，如今39个春秋过去，归来时已经年过半百，两鬓染霜。
（欢迎场面；豪俊和少年时代照片）（采访乐育中学校长）
让人惊讶的是，阔别梅州多年的豪俊和居然还可以用梅州的客家话来表达自己。
时空造成的疏离感立即在乡音中得到消解，迅速拉近了这个德国人与梅州父老乡亲之间的距离。
（豪俊和说一句客家话）
作为德国马斯·普兰克高级中学的教务长，豪俊和带来了几位同事，还带来了自己的大女儿。
女儿对父亲小时候在中国的生活非常好奇，很想知道，遥远的梅州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让自己的父亲念念不忘。
她也许并不知道，她的祖父豪天立第一次来梅州，也是盛夏7月。按照中国民间的算法，从那时起算，已经有60年了。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豪天立与豪俊和父子跟梅州的缘分，还将从这个7月延续，要大大超越60年。
（同事们被欢迎）
（女儿的镜头）
“一进校门，豪先生就直奔他儿时的小乐园——大榕树下，谛听枝头清丽的蝉声，细看树桠间新增的鸟巢。他手舞足蹈地告诉同伴、告诉女儿：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
其实，豪俊和在梅州的童年生活也有不尽如意的地方。为了工作方便，父母亲把在广东出生的哥哥和姐姐都送回德国去了，他们的少年时期基本是在“巴色会”的少儿中心度过。兄弟姊妹分离11年，幼时的豪俊和甚至记不起哥哥姐姐的模样，那些说客家话的梅州孩子才是他幼时的玩伴。
后来，父母亲给豪俊和陆续添加了弟弟和妹妹，一家人其乐融融。豪俊和忘不了那些温馨的夜晚，父亲教他读德文课本，还教他学英语，母亲则带他学钢琴。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交通的影响，传教士们无法从香港得到稳定的物资供应。父亲不得不买了一头奶牛，每天自己挤奶，以满足一家人饮食习惯的需要。又买了两只羊，保证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战争期间时，梅州地区所有的德国家庭都被集中在梅县。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传教士集中他们所有的十几个孩子，开办了一间小型的德语学校。传教士们就成为这所学校当然的老师。豪俊和的父亲豪天立也在其中，负责教孩子们英语。
岁月的流逝早就带走了那些艰辛和不愉快，留下的只是深刻的怀念。对于豪俊和而言，梅州始终是一块弥漫着熟稔气息的土地，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带着40年的怀念和想象，豪俊和漫步寻找少年时代的足迹，透过历史的烟尘，细心拾取当年的记忆。
（学校、福利院、医院等）
在福利院，豪俊和意外地发现了一件刻满旧时印记的东西——父母亲当年使用的钢琴。
这架钢琴是豪俊和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伴侣。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是在母亲优美的琴声中进入梦乡。留在他记忆中最深刻的，是舒伯特的小夜曲。稍大一点了，母亲开始教他弹琴，他的小手就是在这架钢琴的黑白键上追逐音乐的魅力。
豪俊和的心中至今清晰保存着这样的温暖画面：夜晚，乐育中学的学生围在这架钢琴的周围排练赞美诗。母亲弹着钢琴，父亲在指挥……
（采访豪俊和：我父亲在香港买了一个耐热带气候的钢琴，作为给我母亲的礼物。但他们在1934年第一次回国休假时将钢琴带回德国，并将它留给亲戚了。1936年，在他的第二个中国任期时，他们买了另一部钢琴，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钢琴在1947年他们回国前，送给了心光盲女院。后来盲女院改名为福利院，我1986年去参观时惊讶地发现，那部钢琴仍然在使用。）
（钢琴照片）
1947年，父亲豪天立携全家返回德国。临走前，他和妻子把心爱的钢琴留给了心光盲女院，也就是如今的福利院。
几十年来，这架钢琴竟然一直就待在这里，似乎守望着昔日的主人归来，盼望着再度相见。
更令豪俊和慨叹的是，这架钢琴居然一直还在使用。
在豪天立一家远隔重洋的岁月里，从这架钢琴里流泻出来的乐声中，也许寄寓着豪天立一家对梅州的思念之情？
（盲女合唱）
睹物思人，面对这架钢琴，豪俊和不由再次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豪天立。
豪俊和与父亲有不少相似和相通之处。他与父亲一样，毕业于蒂宾根大学新教神学院。这里的教室和回廊都曾响起他们求学的脚步声，绿树波光先后映衬过父子俩的身影。
这所学院，成为他们两代人共同的精神基石。
（有关蒂宾根大学新教神学院的视频）
毕业之后，豪俊和步父亲后尘，成了一名牧师。后来又和父亲一样，也做了教师。
（豪俊和成为牧师）
豪俊和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牧师的职位，更是基督教精神。
当豪天立不远万里走向偏僻的梅州，他心中秉持的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教诲。而豪俊和的心中除了神的旨意之外，还多了一份以父亲的脚印为导引，去完成父亲愿望的执著。
（《圣经》）
自从1947年离开梅州，豪天立就魂萦梦牵，一直盼望着再次来到这里。可惜人生苦短，这个愿望只能由做儿子的豪俊和来完成。
如今豪俊和就站在梅州大地，站在父亲曾经挥洒青春的校园里，他将怎样才能无愧于父亲的人生，无愧于自己？
其实，豪俊和的心中一直期待着重返梅州的这一天。
他在默默地准备。早在1965年到1967年间，而立之年的他就曾自己掏钱赴香港，向私人教师学习中国话。他主要学的是梅州人讲的客家话，还有粤语。他的目的很显然，那就是再回梅州，再回乐育中学。
（香港街景；香港巴色会大楼）
那时候从香港去梅州，早已不需要40年前父亲豪天立去时所花的17天了。现代的交通工具已经有朝发夕至的便利。
在港学习期间，豪俊和渴望回梅州一趟，以解相思之苦。这也正是他仍在努力学习中国语言的目标动力。
可惜当时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兴起之际，正如宋人诗句所云：“人事纷纷天未定”，即便交通便利也难以启程。
也是在那期间，豪俊和的父亲豪天立也曾试图取道香港去探望梅州，因为同样原因无法实现。父子俩的相同愿望，被相同的原因窒息。
但是当时的梅州对这种徘徊在远方的情愫毫无所知……
（维多利亚港）
时光给了虔诚之心以回报。豪俊和终于再次踏上了梅州的土地。
1986年夏天的梅州之行，对于豪俊和来说，不是一次普通的观光旅行。它是一次替父亲还愿之旅，是一次感念昔日的旧地重游，更是一次对异国文化的贴近思考。
父亲对梅州的热爱和牵挂使豪俊和更加理解了父亲，进一步感受到父亲血脉里搏动的中国情感和梅州元素。而梅州的山水和梅州的人使他重拾关于梅州的记忆，体验到一种文化的博大吸引力量。
这次行程对豪俊和此后的岁月产生了重要影响，决定了他后半生的意义。
（告别乐育中学）
从梅州回到德国，豪俊和的心还盘桓在梅州的山水之间，久久不能平静。
（豪俊和谈梅州之行的感慨）
在家乡，豪俊和有一个小范围的朋友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谈论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其中不乏对中国有兴趣的人。
豪俊和精心安排了一个夜晚，召集朋友们前来。自己则带上在梅州拍摄的大量照片，向大家讲述他在梅州的所见所闻。
（聚会照片。梅州照片）
对于大多数的西方人而言，古老的中国总是充满神秘感，具有很强的诱惑力。而豪俊和是一个具有某种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并且刚从中国回来。他的介绍客观、实在，贴近人心，且充满激情，所以深深吸引了大家。
不知不觉中，一个晚上很快过去了。大家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就梅州这个话题再聚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大家希望能够继续听豪俊和谈他的梅州观感，谈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采访参加聚会的朋友）
这种聚会渐渐成为豪俊和的一种生活常态。
以他为中心的这个群体共同关心的话题是中国文化，大家听豪俊和讲述，并抒发自己的感受，也提出一些问题请豪俊和分析、解答。
小城的夜晚，宁静、安逸。思绪在夜空中飞翔，越过千山万水，直抵中国南方那个叫梅州的地方。
（豪俊和聚会的场所。夜色）
每一次讨论，都是一次洗礼。豪俊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内心需求，看到乐育中学和梅州、乃至中国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他似乎听到一种来自广袤世界的深沉呼唤。
许多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是在代表父亲叙说。
（豪俊和读书镜头;圣经;思考）
1987年夏，距离第一次访问乐育中学只有一年。
豪俊和的心里却像7月的炎热，似乎急不可耐了。他再一次奔梅州而去。这一次，同去的人数多了。豪俊和组织了一个12人的团队。
他知道，美因河畔的朋友们等着他回去，等着他报告新的观感，为此他特意带了摄像机。向周围的朋友介绍中国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应尽义务。
（第二次访问乐育中学）
此后，豪俊和一发而不可收，几乎每年7月他都组织人员赴乐育中学访问，前后多达15次，一直到他的脚力不再支持他跨国远行为止。
（采访乐育中学有关人士，谈豪俊和的造访）
对乐育中学的情感就像一棵树，扎根在豪俊和的心里。
树是会慢慢长大的。渐渐地，这棵树不再仅仅是一个德国人与梅州一所中学的故事。
1989年5月，索伦多夫市政府通过豪俊和发出邀请，请乐育中学校长廖文琳和校友何凯宣回访西德。
何凯宣是暨南大学的医学教授、著名组织胚胎学家，曾在乐育中学与豪俊和的父亲豪天立同事，过从甚密。他的到访，别有一番意义。
（廖文琳、何凯宣访问德国镜头）
接下来又是阳光灿烂的7月，又是豪俊和探访梅州的日子。
索伦多夫市市长对廖文琳、何凯宣的成功赴德访问满怀欣喜，他托豪俊和给廖文琳校长带来一封信，表达深切问候。
回访和来信，是礼节性的来往，却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对于沟通的需要和期盼。
豪俊和每次去梅州，都有新的内容和新的收获。
1992年7月，豪俊和第六次访问乐育中学。这一次，他带来了妹妹豪俊兰。
与不满周岁来到中国的豪俊和不同，豪俊兰的人生直接从梅州开始，她出生在乐育中学，第一声啼哭就是在乐育中学的校园里回荡。
离梅县回国的时候，豪俊兰只有5岁。但是，乐育中学已经在她的灵魂里打下了印记。故地重游是她多年来挥之不去的梦想。
（豪俊兰的镜头）
每当从梅州回到德国，豪俊和都要来到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向朋友们汇报新旅程中的所见所闻，谈谈自己的文化体验。
久而久之，大家都觉得有必要把这种美好的交流用某种方式固定下来，成为这个群体的活动模式，并以此开展更广泛的工作。他们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民间组织。
1999年，这些热心人士向政府提出申请，成立了索伦多夫市德中友好促进协会。豪俊和担任了促进会会长。
在中国，这类组织大多有官方背景，尤其是与国外打交道的“友好协会”，一般都有人员和经费保证，而索伦多夫市的德中友好促进协会完全是市民们自发组织的，需要参加者自己出钱出力。但正因为如此，它代表了普通百姓发自内心的友好意愿。
（促进会的标牌、文件，成立仪式）
德中友好促进协会的成立，为索伦多夫市的德中文化交流翻开了新的篇章。
那一年夏季，豪俊和开始了他的第10次梅州之行。这时的豪俊和已经有了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有了更积极的交流自觉，德中文化交流成了他的一种人生责任。
这次的访问，豪俊和不但邀请了马斯·普兰克高级中学校长莫尼卡女士和海宁先生夫妇，组织了七位中学生和部分学生家长，还邀请了索伦多夫市另外几所中学的教师，一共二十多人。
（第10次访问）
2002年5月，乐育中学迎来了百年校庆。
这样的盛事当然不容错过。索伦多夫市德中友好促进协会和马斯·普兰克高级中学中文班的一些师生一起，组成了一个27人的团队，由豪俊和带领，前往梅州访问乐育中学。除了参加校庆活动之外，他们还与乐育中学师生多次进行双向交流活动。
活动非常成功，当地的媒体报道称：“主客之间的欢欣和融洽无法形容。”也就是说，所有的言辞都难以充分表述眼前的美好情景。
那几天，豪俊和特别兴奋。他既是客人也做主人，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用略显生疏的客家话，乐呵呵地为来宾或当地人解说、翻译。
（欢迎盛况。活动场景）
活动期间，豪俊和被邀请为新建成的教学大楼剪彩。
（剪彩场面）
在现场，他见到了特地从北京赶来的剪彩嘉宾杨泰芳。
（坐轮椅的杨泰芳）
杨泰芳是豪天立在乐育中学亲自教过的学生，曾直接受到豪天立的教诲、传授。
他在乐育中学念书时，豪天立还小。所以乐育中学的校园里没有留下他们两人的交集记忆，但学生和老师的儿子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他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的朋友了。前两次都是在北京，其中有一次是豪俊和登门拜访。
（北京的相见）
杨泰芳后来当了共和国的邮电部部长。在毕业留言中，他对老师豪天立诉说了两种心情：一是感谢；二是惆怅……言辞恳切，师生情谊跃然纸上。
如今他题写的“乐育中学”几个字，是否还能看出当年字迹的影子，让人想起远逝的岁月？
（杨泰芳写有留言的卡片）（乐育中学校门）
豪俊和担任索伦多夫市德中友好促进协会的会长长达15年。
15年来，在豪俊和的主持下，这个友好促进协会为中国文化在当地的传扬、普及做了许多工作。如：
——推荐那些在德国出生、长大的中国孩子进入中文语言学校。
——介绍那些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德国青年，参加中文学校的学习。
——有意识地培养、协助那些以后有可能跟随前往中国的学生们。
（课堂教学）
学习欢乐、有趣。每逢周六，协会聘请的老师都会到协会来教授汉语。协会也开了学习中国书法、中文歌曲、舞蹈、中国功夫的课程。
（采访教师）
中国人最看重春节，春节充满中国元素。对于德中友好促进协会来说，春节是张扬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最好时机。
从2006年开始，索伦多夫市的德中友好促进协会每年都在春节期间举办联欢会，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2012年2月4日，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三。晚上，索伦多夫市德中友好促进协会在芭芭拉-昆科林演艺大厅举办庆祝中国农历春节联欢会，这已是“友协”连续第7年举办中国春节庆祝活动。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当日的报道：友协主席豪俊和、副市长莱恩格鲁伯、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副总领事王锡廷等400余人出席。
豪俊和在致辞中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索伦多夫和周边地区生活和发展，德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德中友协举办的春节联欢会旨在为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王锡廷在致辞中说，希望索伦多夫德中友协继续为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联欢会满溢着中国传统春节的热烈，表演了舞龙、腰鼓、民乐、杂技、武术和书法展示等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节目。
（网上报道和图片）
索伦多夫市德中友好促进协会的活动经常见报，在当地甚有影响。
豪俊和表示：“我的目标是把中国文化带给德国，让他们理解这样的古老文化。”
这个目标成为豪俊和的信念，深刻影响了他的后半生，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接续了父亲的文化传播之路。
他肯定地说：“这就是我关于中国，关于中国人的工作。”
（采访豪俊和，谈他的追求）
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子继父业的故事。许许多多做儿子的被父亲的人生激情感召，踏着父亲的脚印前进。
豪俊和也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延续。不过他延续的不是财产，也不是技艺，而是精神层面的东西。那是爱心与友情，是对上帝的敬畏与许诺。
当年他的父亲豪天立把西方文化带到中国去，今天做儿子的豪俊和将中国文化带到德国来。文化的双向流动，是世界发展的大势。父子俩看似人生指向不同，却都是文化的摆渡者，不歇地传递着不同文化中相同的光和热。
（豪天立、豪俊和父子图片）
如今，索伦多夫市德中友好促进协会有近百名会员。豪俊和已经年过八旬，他物色了一个年轻人，接替他的会长职务。
会长变了，促进协会的初心却没有变。它仍然是德国索伦多夫市连接中国梅州的一扇窗子、一座桥梁。
（采访新的会长）
说起父亲，豪俊和一如既往地充满敬意。他指着父亲的著作说：
“这本书用客家话手写，完成于1939年，是父亲为教会的主日礼拜、葬礼、婚姻仪式而写，对客家教会有重要影响。这本书现在收藏在巴色会档案馆。也许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它。”
（豪天立的著作。豪俊和的讲解）
从父亲和母亲开始，梅州就是这个德国家庭永不褪色的梦。
豪俊和一次次不知疲倦地访问乐育中学，分别带去过自己的夫人、两个女儿、弟弟妹妹，还有弟媳妇。一家人都把这所中学当做自己家庭的神圣构成，怀有对故乡一样的感情。
豪俊和对乐育中学的最近一次访问是2014年。那年他已经年近八十，他说：这依然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豪俊和：“我和一起去的朋友感觉非常愉快。所有的老建筑消失了，新的、更大的建筑涌现。很震撼。”）
中国的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童年对他的性格形成甚至一生成败有重大影响。它简单明白地概括了幼儿心理发展的一般性规律。
豪俊和在不满周岁时来到乐育中学，他的坚定，他的热忱，他为文化传播所做的一切努力，或许与梅州的山山水水不无关系？
1991年8月，普兰克中学校友会责任副会长瑞华特先生随同豪俊和访问乐育中学，在一次座谈中，他即席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短诗：
在遥远的地方闪耀着一颗友谊之星这友谊啊使人和睦相亲缺口被你弥合桥梁由你建成你带来了地球上的和平
站在文化的峰峦上放眼历史，世界的纷争和征战一直绵延不断。我们不由感慨万端——造成缺口很容易，弥合缺口却不容易。缔造“和平”更是一项长期的艰苦工作。
我们需要坚持不懈的友善和友谊，需要和睦理解。因此，世界需要豪天立和，豪俊和这样的人，也需要梅州这样的胸襟。
当和熙的轻风轻轻吹过大地，我们感受到一种永恒的温暖。我们衷心祝愿，人类在这样的温暖中不断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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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传教时，李提摩太曾经说：“真实的爱心比空洞的教义更伟大。”
或许，超越宗教的爱，就是当年大多数传教士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豪天立和豪俊和父子与梅州近百年情缘的注脚，更是我们站在新的高度评说历史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