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家庭代际关系；结构；个体；流变
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一直是中国传统的、主要的代际关系形态——分家后大部分孩子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留下一个孩子与父母一起居住组成主干家庭。这些代际关系形态是比较稳定的，在这些稳定的代际形式下，成年子女和父母发生着持续的稳固的联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家庭代际关系。然而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历的巨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口变迁改变了家庭所处的宏观环境，缩小了家庭规模，重构了家庭结构。这些必然会给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带来新的内容（马春华等，2011）。
代际关系形态是从外在结构上观察家庭代际关系最直接也是最客观的维度之一（Bengtson&Roberts,1991）。然而在代际关系形态研究上，受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国内关于代际关系形态的划分多以“扩大—主干—核心”这一代际关系形态的经典类型划分作为基本参照。学者们根据典型地区的抽样调查或几次大的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所占比重的变化，以此作为与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对话的基础。
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不同形态的代际关系。比如日本代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家庭分居、家庭分居存续和修正的直系家庭等理论视角的纷争（宋金文，2001）。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代际关系形态的研究尤其应走出经典的划分框架，从传统的量化的家庭结构类型学分析走向家庭生活的实践分析（姚俊，2012）。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个案研究，从现代城市中存在的多样化代际居住安排来考察转型期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特征及其背后的逻辑。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代际关系研究中结构与个体的弥合
1.早期代际关系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色彩
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虽然家庭代际关系一直是一种对个人和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关系，但对它的重视和科学研究却起始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包含家庭结构）重组。受现代化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以古德和伯吉斯为代表的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对家庭各个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庭代际关系也不例外。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有关家庭代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和亲属集团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家庭（扩大家庭或者联合家庭）将逐步由与亲属集团相对疏远的小家庭（核心家庭或者夫妇家庭）取代，这是一个线性序列和线性发展模式。这种家庭变迁的推动力主要是工业化。工业化导致了扩大家庭解体，而核心家庭/夫妇家庭最适合工业化的需要。核心家庭孤立化是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必然产物。城市各区域的工作机会创造了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流动的可能性，成年子女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经济对劳务流动和劳动技能的要求，不得不拉大他们同父母在地理与社会上的距离，否则就会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而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互助机构的发展，则进一步减少了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Parsons，1949；古德，1982）。
显然，在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那里，经济发展水平是代际关系模式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种带有结构功能主义色彩的理论解释使其无法适应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不断展现出的家庭变迁多样化的趋势。7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从史学角度或经验角度质疑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这些核心论断（Laslett,1972;Shorter,1977）。学者们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发现，不同社会的代际关系模式的差异并不取决于该社会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从纵向来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欧洲家庭就已经具有所谓的现代家庭的特点，即核心家庭结构的存在；而从横向来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家庭模式也不是处在一个线性的序列上，代际关系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差异被作为另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引入家庭研究，形成代际关系模式变迁的另一个理论解释维度，即文化影响论（唐灿，2010）。
2.代际关系研究中个体视角的融入
然而随着变迁的进一步深入，面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在解释中国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多样化家庭结构和复杂的家庭关系时产生的无力感，研究者开始反思: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家庭孤立化、成年子女与父母日益疏远以及亲子轴被夫妻轴所取代，这是否就是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真实图景？在这一反思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有益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特质的研究。比如研究者发现，在中国，核心家庭并不孤立，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了，出现了“啃老”、“家庭代际关系联系密切”、“回归主干家庭”等现象（康岚，2009；沈亦斐，2013；王跃生，2011；马春华等，2011；唐灿、陈午晴，2012；肖索未，2014）。一些学者对这种形式上的“传统回归”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和界定，比如康岚认为，中国的传统价值和现实生活使中国城市的家庭代际关系形成了既不同于反馈模式又不同于接力模式的独特代际模式（康岚，2009）；沈奕斐和姚俊则更多地从个体的角度强调这种现象背后的个体成因，强调个体在建构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形式上的“传统回归”实际上更多的是个体化在现代代际关系中的体现（沈亦斐，2010；姚俊，2012）。
在这方面，以卢休为代表的代际关系理论学派可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但该理论学派只是为研究代际关系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分析框架与路径，但放在中国具体的情景中，尤其是中国的转型期和特殊的历史文化之中，会使中国现阶段的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什么样的特色？究竟哪些是制约现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决定力量，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些都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境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本文使用的方法
罗伯特·殷在“序贯访谈法”（sequentialinterview）中指出，与抽样逻辑不同，个案逻辑是每一个个案一点点、一步步地更准确地了解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在这种逻辑中，前一个个案的结果会帮助我们提出在下一个个案中我们所要问的问题。个案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饱和”，即对某一问题有全面的了解（Small,2009）。本研究正是遵循这样的方法逻辑，以问题和理论为导向不断地扩展个案和分析个案，通过宏观俯视微观，经过微观反观宏观（卢晖临、李雪，2007）。
对于所得的访谈资料，为在把握整体性和动态性的同时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使用类属分析和情景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分析。
二、不同代际居住安排中流变的家庭代际关系
（一）形式上的“同住”
1.传统主干家庭与临时主干家庭
A女士的丈夫是独生子，且公公婆婆早年离婚，婆婆一人照顾儿子长大，没有再成家。A女士的丈夫在上海做的是市场营销工作，成天在外跑应酬，很少顾得上家。A女士怀孕时，为了有个照应，婆婆来到了这个家，从此也踏上了自己的“养老”之路。A女士的婆婆告诉笔者，自己已经不打算回去，自己就一个孩子，而且自己独身一人，按照传统，迟早要跟儿子家住在一起。平日里小夫妇俩忙着自己的事业，婆婆则在家里帮着照看孩子、打理家务。
B个案同A个案外在形式一样，也是两代人居住在一起，但B家两代人住在一起是因为2011年5月老人突发脑中风，为了照顾老人，儿子和媳妇暂时搬了过来。虽然也想过请保姆，但是昂贵的保姆费让子辈感到有点为难，而且的确也很难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保姆。儿媳妇告诉笔者，现在老人正处于功能恢复期，等老人恢复后就会回自己的家，而且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2.轮值家庭与拆分家庭
D个案与C个案一样，在人口调查中也被视为父代和子代共同居住。但与C个案不同的是，老年夫妇并没有一起与子女居住，而是拆分开来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子女家中。
D个案中，家里的老人是在90年代末媳妇怀孕后来的广州，之后就没有再回去，一直在子女家做着“后勤”工作。老人仅有的一对儿女都在广州工作。为了让子女安心工作，两老分别住在儿子家和女儿家，帮着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只在周末的时候碰碰面。恰巧，儿子和女儿家分别生了男孩和女孩，两位老人也就按此做了性别分工。
“轮值”和“拆分”这两种代际居住安排从外在形式上来看，也是两代人居住在一起，因此在统计上很可能被划分到主干家庭当中，属于共同居住类型。但分析这两种代际居住模式中代际关系主体的构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代际居住安排相对于我国传统的父系制之下的两代或三代人共同居住已有很大的偏离和改变。在传统的主干家庭中，一般是父母与成年儿子居住在一起。而在C个案和D个案中，代际关系主体的构成呈双系的特征，不再遵循传统的父系制规则，并且还会经常发生变化。比如在C个案中，男女双方的父母都可以过来一起同住，至于何时或如何共同居住是一个家庭协商的过程，双方乃至三方都可以坐下来一起好好商量，并最终形成相对稳固的模式。而在D个案中，与我国传统分家制延续下来的“轮养”家庭不同，父母在抚育阶段而不是养老阶段就已经发生了分离，父母的居住安排也具有灵活性——老年父母可根据孙辈的性别等来决定彼此间的分工，决定谁住谁家。为了与以养老为主的“轮养”家庭相区别，笔者暂将此类的家庭称为“轮值家庭”。这类家庭主要与抚育有关。
（二）“不同住”类型下不同的代际空间距离
空间距离是更为详尽地体现家庭代际关系外在表现形式的指标。以往的研究大多只是将父母与成年子女的空间距离划分为同住与不同住两种类型。不同住的情况下，代际间的空间距离对家庭代际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住得很近的成年子女与父母跟分居在不同城市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会有很大的不同。若忽视不同住类型下不同的空间距离，则无法深入了解家庭代际关系。
邻住家庭就是一种典型的虽不同住但却有着独特代际关系特征的代际居住安排模式。
1.邻住家庭
笔者遇到的E个案即是这样的家庭。E个案的男主人告诉笔者，最初他也尊崇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认为作为儿女应该让父母尽享天伦之乐，并因此买了一套比较大的住房。结果住在一起后才发现两代人的矛盾无处不在，老一辈年轻一辈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最后只好把大房子卖了，在同一小区里换成两套小的，父母和自己小家各住一套，平日里哪家有事就相互照应一下。
2.隔代家庭与核心家庭
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在城市中，还有两种家庭形式之间的代际关系也不可忽视，且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这种代际关系模式正成为一种家庭策略。
F个案家的大孙女生在2009年，小夫妻俩都忙于工作。男方的父母在大孙女出生后就来到了这个家，帮助照顾孙子、料理家务。男方是独生子女，单独二孩政策一放开婆婆就想着再要一个孙子，媳妇也觉得一个孩子的世界太孤单。2014年小孙子出生后全家人住在一起，公公负责接送幼儿园的孙女和买菜做饭，婆婆则照看刚出生的孙子。2015年，大孙女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小夫妻俩在城区为女儿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小学上学，但学区房昂贵的租金让小两口无法承担租住大户型的费用，最后只好租了一套小两居。狭小的空间无法安顿好三代六口人的生活，最后大家商量，由两位老人带着小孙子还居住在原来位置稍偏的住房里，年轻一代则带着女儿住在学区出租房内。
（二）流变的家庭代际关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转型期这种流变的代际关系的形成？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下一节即将对此展开分析。
三、流变背后的逻辑
（一）三代同堂的个体化陷阱
成年子女与父母居住在一个屋檐之下，成年子女谦恭孝顺，孙男娣女承欢膝下，这一直是我国传统的代际关系实践形式。然而在笔者遇到的个案中，笔者发现，这种家庭代际关系形式正随着子代和父代独立性的不断增强和父代权威的日渐式微而变得脆弱和多变，取而代之的是对各自独立生活的向往。阎云翔（2012）认为，当财富不再按部就班地从上一代的手中传给下一代，年轻人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或机会，在相对年轻时就积累了超过祖辈、父辈的财富。年轻一代开始要求与经济地位相应的社会地位。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和消费欲望的增强，年轻人产生了同父辈分开居住的强烈动机。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经历改革开放的父母一代由于年轻时积累了较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加上国家一些养老政策的出台，以及受亲密、自我表达和自我依赖文化的影响，也宁愿与子辈们分开。
比如E个案中，本来三代人是居住在一起的，但矛盾时常会发生。听婆婆叙述，矛盾主要集中在两点：生活习惯和子女的教育。婆婆是一个节俭的人，看不惯媳妇的铺张浪费，而媳妇觉得自己经济独立，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无可厚非。尤其是在孩子的教育上，婆婆是退休教师，对孩子有自己传统的一套教育方式，而子辈却推崇现代的教育理念。婆婆觉得自己的教育理念得不到认可，感到失落，而媳妇觉自己的教育主张受到了干扰，生活上也不能按自己所想的去实施。刚好公公婆婆都是地方的退休干部，有一定的积蓄，能贴补换房产生的差价。经商量，原来的主干家庭分裂成两个核心家庭。
可见，经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无论是子辈还是父辈，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个体化的意识都在不断地增强，子辈和父辈都希望能按照自己设计的生活轨迹去生活，实现个体的自由，家庭生活成了一项关乎自我认同和自我创造的事业（Cherlin,2008）。E个案中的老人告诉笔者，“分居对两代人都好，有各自的空间和自由，与老朋友的联系多了。”可见，三代不同堂的老人，反而促成了老人与老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谈心、休闲和运动保健，老人在自主、自立和相互支持中取得自尊，在亲情和友伴之间获得多样的精神支持。这正是个体化的体现和现代老人的追求。年轻一代也从媳妇与其他角色的冲突中解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张安排小家的生活轨迹，满足自我认同和自我创造的需求。不同住使两代人的个体化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二）核心家庭的困境
比如，B个案中，虽然城市已经建立了覆盖全面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制度，但这些制度在家庭抵御巨大风险时的作用依然有限。尤其是像B个案这样的大病照料问题。在我国，老人的长期护理工作依然主要由子女或老伴来承担。B个案的媳妇告诉笔者：“老人生病，年轻一代是如何也脱不了干系的呀，在医院里你得随时盯着，就是请了护工也得时不时去看看，现在护工的素质都不怎么样。还有回到家的康复期，子女更是得操心。”“保姆？保姆工薪阶层真是请不起啊，再加上现在上哪儿去找一个放心的保姆，就是请了自己子女也还是要操心，也得经常来看看的。”
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还只能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当老人得病需要照料，尤其是需要长期护理时，家庭仍需扮演主要的角色。如B个案中的媳妇，尽管有很多不适和无奈，但仍不得不选择临时主干家庭这样的代际居住形式。从她无奈的表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代际居住形式具有灵活性和可变性，随时可能根据子女和老人的情况发生改变。
抚育也是如此。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家庭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儿童养育是家庭的主要功能和责任。计划经济时代，为了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工作单位建立了公共托育体系，单位职工家庭能够获得免费或费用低廉的儿童托育服务。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开始把所有的资源向经济发展倾斜。除了对家庭生育进行管制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实施之外，国家逐步从家庭福利体系中撤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养儿育女的责任都重新回归家庭，托幼服务基本都市场化了。虽然近些年来儿童托幼服务方面的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开始对儿童照顾政策进行一些规划，但儿童照顾政策主要针对的是独生子女和困境儿童，而且支持的力度也十分有限。对于一般的儿童，国家主要投入的是义务教育和儿童保健。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照料问题成了家庭的沉重负担（马春华，2014）。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日益开放，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日益加剧，年轻一代在职场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家庭照料的重任只能转嫁到老年人的身上。
这是来自制度上的原因，由此可见国家在塑造家庭代际关系上的巨大力量。但制度的因素还不足以解释一些拥有雄厚养老资源的城市老年父母为何仍任劳任怨地去帮助成年子女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为什么中国并没有出现日本那样的主妇化趋势以缓解家庭抚育上的压力？抚育的家庭责任为什么仍主要落在老一辈人的身上，而养老尤其是老人的生病照料落在子女的身上？虽然功能性占据了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的大部分内容，但并非所有亲密的、互助互惠的家庭代际关系都源自于实用性的考虑，笔者发现，现阶段代际之间的亲密联系与互助同时还源于中国孝道文化中关于亲属责任和义务的规定。
比如A个案中，接婆婆共同居住，除了考虑工作和养育上的压力，媳妇还考虑到身上肩负的孝道责任。A家的媳妇告诉笔者，决定嫁给丈夫时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婆婆就丈夫这么一个儿子，以后肯定得跟婆婆住在一起，养她的老，这是中国的传统习惯；而婆婆虽然也考虑到未来的养老，用子女成年时期持续的付出来稳固自己将来的养老，但婆婆任劳任怨、倾其所能地为子女付出，也是出于对孩子出息、家族延续的美好愿望。婆婆告诉笔者，“我们现在老了，没啥用了，能尽我所能帮助子女让他们安心工作，取得自己的成就，孙子健健康康、安安全全地成长，是我们老一辈的最大愿望”。像C个案那样的轮值家庭和B个案那样的临时主干家庭，都能从中看到互惠性孝道文化的深刻影响。
笔者发现，虽然时代变迁，互惠性孝道文化依然深入个体的主观意识中，为处在风险社会中的个体提供认知安全感、归属感和存在的目的（赵志裕、康萤仪，2010）。中国五城市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迁调查数据广州部分也验证了这一点，不仅99.8%的人选择赞成“子女要孝敬父母”，而且孝道责任感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年龄组别差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80后出生的受访者非常赞成“子女要孝敬父母”的比例在各个年龄组别中最高，为74.47%。这说明孝道责任感并没有明显地被削弱，至少在认知和感情层面上如此。在养老问题上，不管是对父母的养老还是对自身的养老，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养老是子女应承担的责任，只有3.4%选择“父母自己花钱雇人照料自己”。这说明，“养儿防老”和希望儿女尽孝依然是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成年子女不仅要求自己履行对父母的孝道责任，同时也期望自己的子女对他们尽孝道责任，孝道责任在人们的代际规范中仍占据重要的地位（石金群，2013）。
（三）流变背后的逻辑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自个体和结构两个层面的因素共同制约着中国代际关系变迁的轨迹。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更多地受到中国特殊社会转型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来自结构层面的力量大于来自个体层面的力量。中国城市现阶段存在的多样化的代际居住安排便是一个好的证明。
阎云翔在肯定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同时也指出，这场个体化转型与西方模式有所不同。中国在政党—国家管理的同时，由于文化民主、福利国家体制和经典个体主义文化的缺失，使中国的个体化转型同时表现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特征，中国个体必须同时处理所有这些条件。另外，中国家庭长期的支持传统，以及社会关系在塑造和再塑造人格上的关键作用，使中国的个体化过程可能会采取一种不同的发展轨迹（阎云翔，2012）。笔者的调查印证了阎云翔的这一论断。大多数父母和他们的成年子女都将隐私、自由和独立作为心中最优的选择。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父母一辈，相较于经济和生活照料上的支持，他们更期望的是自由的空间、和睦的关系和情感的慰藉。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却不得不受结构的制约，将个体的追求放到其次。
四、结论与讨论
家庭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在纵向上的表现，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迁，也给家庭关系两个基本轴之一的代际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代际关系形态也即代际居住安排是从外在结构观察家庭代际关系最直接也最客观的维度之一，是家庭代际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本文走出经典的“扩大—主干—核心”代际关系形态类型划分框架，从家庭生活的实践出发，探索转型期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在这样的情景下，互惠性孝道也有了延续的土壤。互惠性孝道强调的是“父慈子孝”的双向关系。子女对父母的深厚感情由何而来？父母只有尽量对子女慈，子女才能形成深厚的感情，自动自发地对父母孝，父母应以慈养孝，而子女也应以孝（给）补慈（得），或是以孝还慈（叶光辉、杨国枢，2009）。这种带有公平原则的代际理念正好填补了养老和抚育制度上的空白，成为一种内驱的代际互助力量。这两股来自制度和文化上的强大力量，使人们只能在结构的夹缝中去寻求个体的独立和空间，选择形式灵活的代际居住形式，形成中国转型期特有的流变的家庭代际关系。
由于个案调查的涉及面有限，笔者没能穷尽转型期所有的代际居住安排类型。但笔者所遇到的多样化的代际居住形式已经可以证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并不像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呈现为从传统的扩大家庭向强调最大限度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核心家庭/夫妇式家庭单向度推进（马春华等，2011），而是受结构和个体因素的制约，在核心和主干家庭之间演化出多种形态的流变的代际形式，如临时主干家庭、轮值家庭、拆分家庭、邻住家庭、隔代家庭等等。
三代同堂私化了社会问题，家庭照顾的社会成本转嫁给了老人或女性，在个体化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这种理想代际居住模式正在式微。但不同住也并不意味着代际关系的瓦解。如何减少老人与子女在家庭职责分配、经济上的牵牵扯扯，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多建立在自发性的亲密关系之上，是转型期代际关系研究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贝克，乌尔里希、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陈皆明，2016，《代际社会经济地位与同住安排———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3]古德，1982，《家庭》，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胡幼慧，2004，《三代同堂的迷思与陷阱》，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
[5]康岚，2009，《反馈模式的变迁:代差视野下的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刘宝驹，2000，《现代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变化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7]刘汶蓉，2016，《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对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社会学研究》第4期。
[8]卢晖临、李雪，2007，《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9]罗梅君，2004，《19世纪末以及今日中国乡村的婚姻与家庭经济》，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三联书店。
[10]马春华，2014，《重构国家与青年家庭之间的契约:儿童养育责任的集体分担》，《青年研究》第4期。
[11]马春华、李银河、唐灿、王震宇、石金群，2013，《转型期中国城市家庭变迁:基于五城市的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2011，《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第2期。
[12]沈奕斐，2013，《个体化家庭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3]石金群，2013，《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14]宋金文，2001，《当代日本家庭论与老年人抚养》，《社会学研究》第5期。
[15]唐灿，2010，《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社会学研究》第3期。
[16]唐灿、陈午晴，2012，《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17]王跃生，2011，《中国家庭家庭代际关系内容及其时期差异———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3期。
[18]肖索未，2014，《“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社会学研究》第6期。
[19]杨善华、沈崇麟，2000，《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阎云翔，2012，《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1]姚俊，2012，《“临时主干家庭”: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动与策略化》，《青年研究》第3期。
[22]叶光辉、杨国枢，2009，《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的分析》，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3]赵志裕、康萤仪，2010，《文化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