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耸古今星光耀中西④——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
海涅有一句名言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可谓至高评价。然而，与另两位同年逝世的大文豪相比，塞万提斯在世时既无莎士比亚的“闻达”，亦无汤显祖的“潇洒”。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生前从未享受过大作家的荣耀，塞万提斯身后却因其创造的骑士堂吉诃德形象而享誉全球。
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说“作家的笔高于作家”。这是有道理的。他指的是优秀作家会超越自己的偏见，达到艺术的抽象和具象、升华和净化。换言之，作家是人，有七情六欲、爱恨情仇和时代社会的制约、生老病死的牵缠，但作家的作品却可以塑造完美，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物得到永生。
有心栽花
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塞万提斯最初的梦想是成为诗人。他创作了一首长诗《帕尔纳索斯山之旅》，以及无数短歌和十四行诗。后者大都散佚。
我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
自以为具有诗人的才学，
怎奈老天无情毫不理会。
这是诗人塞万提斯对自己的总结。但他所说的“老天无情”，首先是文坛泰斗洛佩·德·维加的鄙夷，其次是时人——读者的疏虞。且说前者对塞万提斯横挑鼻子竖挑眼，谓“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的诗人”，这在当时无异于“死亡判决”。
戏如人生
作为剧作家，塞万提斯同样没有获得期望的成功。塞万提斯在《喜剧和幕间短剧各八种》的序言里历数西班牙戏剧传统而聊以自慰，说：“我头一个大胆地将五幕剧变成了三幕剧，而且刻意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想象和隐情。我还把伪道士搬上舞台并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我写了数十个剧本，却从未在舞台上丢人现眼，也没有人对它们喝倒彩、扔垃圾……后来我诸事缠身，不得不离弃戏剧，却冷不丁冒出个大自然的怪物来——洛佩·德·维加。他在喜剧王国一统天下……”
无心插柳
《堂吉诃德》几乎是塞万提斯无心插柳的产物。塞万提斯命途多舛，出生在没落乡绅家庭，从小颠沛流离。弱冠之年在意大利驻防，并在一次抗击土耳其海军的战斗中失去左臂。回国时遭土耳其海盗袭击，被虏至阿尔及尔为奴。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西班牙，却屡屡为生计所累，还多次因莫名其妙的官司锒铛入狱。《堂吉诃德》正是在狱中构思的，而创作这部小说竟是在一间四面“漏风”的小阁楼里：楼下是酒吧，楼上是妓院。
降临中国
虽然塞万提斯戏说其小说得到了中国大皇帝的赏识，谓后者急于让他来做西班牙语文学院的院长并用《堂吉诃德》做教材；他甚至在第二部中让堂吉诃德胡诌了一个叫安赫丽卡的美人，还让她“即位做了中国女皇”，但事实上，不仅他的中国梦未能做圆，就连他的作品也姗姗来迟。
1918年，周作人率先在《欧洲文学史》中对《堂吉诃德》进行了概括性的评介。1922年，林纾、陈家麟翻译的《堂吉诃德》第一部——《魔侠传》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9月，周作人撰文介绍《堂吉诃德》，并将屠格涅夫的观点引入中国，认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这两大名著的人物实足以包举永久的二元的人间性，为一切文化思想的本源；堂吉诃德代表信仰与理想，汉列忒（哈姆雷特）代表怀疑与分析”。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周作人后称《堂吉诃德》是他“很喜欢的书”，“随时翻拢翻开，不晓得有几十回，这于我比《水浒》还要亲近”。
鲁迅对《堂吉诃德》的接受与周作人相仿，他不仅一直珍藏着“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而且自20年代起陆续收集了好几种日译本。鲁迅的阿Q（《阿Q正传》发表于1924年）则被认为颇有堂吉诃德的影子，或谓反堂吉诃德：一个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反堂吉诃德。且阿Q的“Q”恰好是吉诃德的第一个字母。
为了团结鲁迅，中共中央曾派李立三前去做两社的工作，于是围绕“中国堂吉诃德”的交锋宣告终结。较之两社的冒进，鲁迅显然“太文学”；而周作人则更是书生气十足了。后者除了自己在著述中倾情介绍《堂吉诃德》，还深刻地用堂吉诃德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们。其中，废名就曾以小说《莫须有先生》模仿了《堂吉诃德》。
一晃近百年过去，而今又有三十余个译本在神州大地上陆续问世，我们或可使塞万提斯这杆“精神之矛”焕发出新的光芒：在道与器、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天平中成为某种积极的砝码。
无论如何，杨绛先生功不可没，她的译本推动了《堂吉诃德》在我国的传播，也在诸多方面为后译提供了可资借鉴之法。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堂吉诃德》杨绛译本迄今累计发行近百万册。尤其是杨译本文字晓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了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了西班牙汉学家的称赞。杨绛本人则因为翻译该书，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智者阿方索十世勋章”。
经典现状
今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三位世界级的大文豪共同逝世400周年，国内外都展开了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然而，我们对于经典的阅读情况却不容乐观。且不说我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处于世界中下游（2016年“世界读书日”公布的有关调查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人均年读书量不足5种），较欧美国家和亚太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同时，青少年的电子阅读量虽迅速飙升，但其内容多为快餐类作品和网络闲聊，即主要属轻阅读、浅阅读范畴，罕有经典上架。更令人瞠目的是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网上抽样调查结果：我国“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居然被称“死活读不下去”，而且在“死活读不下去”的榜单上赫然居于榜首。与此同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横遭批判，其做法无非是将它们剥离历史土壤，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至于《西游记》，尽管一直是我国少儿读物中的第一经典，却被反复恶搞。这令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颇为愤懑，以至于不惜“以身试法”、对簿公堂。
当然，情况远不止于兹。屈原遭到了“弗洛伊德的攻击”，成了“同性恋者”，于是其爱国主义精神被“恋君情结”所颠覆。此外，从杜甫到鲁迅，无数经典作家被或多或少穿上了小鞋。于是，经典作家作品作为民族文化母体的基因或染色体地位被彻底撼动，甚至颠覆。这当然不是个别文人墨客或影视大腕心血来潮、指点古今的结果，其背后是资本和文化消费主义的强劲推动，也是“全球化”时代“去民族意识”“去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轻易瓦解作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价值认同和审美认同重要根基的文学经典，那不是犯傻或别有用心又是什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堂吉诃德的长矛》《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