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明上河图》卷尾的“解”字招牌，已引起学者们的不断讨论。本文参以中国古代建筑、职官、科举制度等方面的文献，推论它是用来指示礼部贡院下掌验收举子试卷、解牒、家保状等职能的办事处，亦为全卷时在清明前后的一个重要标识。此外，“解”字亦当为解卦之暗示。解卦有困难缓解、万物逢春之义，恰与卷中心遇困难的大客船及全卷的寒食清明之象相呼应，而画家既设此“解”字小铺周边场景于卷尾，并专力描写参加国家抡才之众多举子，则其讽谏君王选贤任能以改变国步维艰之宗旨不难意会。此诚可谓曲终奏雅，主文而谲谏。
关键词：《清明上河图》“解”字建筑职官科举解卦
一、“解”字招牌小铺属于官署
严格的等级制度，长久以来是决定中国建筑结构与风格的重要因素〔9〕。如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参《唐令》旧文颁布的《天圣令》之《营缮令》规定：
太庙及宫殿皆四阿，施鸱尾，社门、观、寺、神祠亦如之。其宫内及京城诸门、外州正牙门等，并施鸱尾。自外不合。诸王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以上不得过九架，五品以上不得过七架，并厅厦两头。六品以下不得过五架。其门舍，三品以上不得过五架三间，五品以上不得过三间两厦，六品以下及庶人不得过一间两厦。五品以上仍连作乌头大门。父、祖舍宅及门，子孙虽荫尽，仍听依旧居住。〔10〕
《宋会要·舆服》亦记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三日诏曰：“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间朱黑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11〕《宋史·舆服》亦记载了在建筑方面的规定：“诸道府公门得施戟，若私门则爵位穹显经恩赐者，许之。在内官不设，亦避君也。凡公宇，栋施瓦兽，门设梐?。诸州正牙门及城门，并施鸱尾，不得施拒鹊。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乌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12〕
纵观整个《清明上河图》，建筑等级井然。普通的店铺民居，简易实用；高规格的建筑，则飞檐斗拱，装饰精致。如鼓楼为规格偏高的五脊殿式（庑殿式），露出的山墙面就有7个斗拱，正脊上2鸱尾相向内曲，垂脊上的走兽则为轻巧的向外弯曲成半环的鱼尾状；鼓楼下的进门门首，施以4个斗拱，正脊鸱尾与垂脊走兽，似均变为鼓楼垂脊上的走兽的形状，即为轻巧的向外弯曲成半环的鱼尾状。鼓楼外的佛寺，虽仅画了悬山式的山门殿，却是斗拱成排，可想见其后大殿规格之高。正店孙羊店主体建筑屋顶为九脊殿式（歇山式），也即“厦两头”，却未见用斗拱，显然是有意降低规格；其屋正脊上的鸱尾与垂脊上的走兽，形状一致，惟走兽稍小，画得也较为清晰，且与鼓楼垂脊及鼓楼进门门首之上者十分接近，可以权且混称为小鸱尾。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鼓楼绢本设色24.8×528.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而挂“解”字招牌的小铺，屋顶整齐铺就青瓦，露出的正脊鸱尾及垂脊上的走兽样式亦与鼓楼进门、孙羊店的相同。小铺旁边临街的大门首为单门的牌楼式，至少有4个斗拱，屋檐凌虚，虽然不算大，无疑属于建筑制度中的大式。正脊上有2个鸱尾，垂脊上有4个走兽（实显示3个），样式亦与鼓楼进门的相同。鼓楼进门自然属于官式，有4斗拱，但其规格显然要比这个大门首低。大门内的房屋，只露出部分屋顶与山墙，其正脊鸱尾及垂脊走兽样式也与“解”字招牌小铺的相同；山墙上则垂鱼（悬鱼）高挂，惹草灵动。总之，此大门首及大门内的房屋所透出的精整与气派，直是非官署所莫能有〔13〕。而此大门内的房屋，紧挨“解”字招牌小铺背后，“解”字招牌小铺亦可说是其临街之铺面。可见，“解”字招牌小铺与其旁边临街的大门首及其门内建筑，无论在建筑风格还是房屋结构上，都存在着呼应关系，系同一组官式建筑群，或者说，属同一个官署。至于其品阶级别，则可凭借分析它的两个街坊“久住王员外家”“赵太丞家”而大略推出。
“久住王员外家”与“解”字招牌小铺隔街相对，主体房屋的山墙装饰，非常清晰，样式与“解”字招牌小铺所属官署内房屋山墙完全相同。除此山墙装饰外，王员外家的屋脊鸱尾、走兽样式亦与“解”字小铺的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其“员外”作为招牌，乃是当时以官号揭榜门肆习俗的反映〔14〕，与后世以“员外”作为美称或泛称是不同的。员外，即员外郎。据龚延明先生研究，盖有三种职官：其一，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元丰改制后二十八司）均有员外郎，员外郎即为其通称，可视为某部某司员外郎省称。其二，元丰寄禄官朝奉郎旧称。宋前期尚书诸司员外郎为寄禄官，改制后，后行员外郎易为朝奉郎，中行员外郎为朝散郎，前行员外郎为朝请郎，即“三朝郎”。其三，宋初，校书郎以下选人（令录之类）假借称〔15〕。又据张政烺《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朝奉郎”条：“宋朝阶官。北宋前期为正六品文散官，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为寄禄官，正七品，取代旧寄禄官后行员外郎、左右司谏。”〔16〕因此，称王员外家为正七品级官员规格当问题不大。
再看赵太丞家医药铺，露出的2个正脊鸱尾，样式亦与“解”字小铺所属官署相同。门面不算大，却用了5个斗拱，与其说承重，莫若说是炫排场。在宋代，“医药铺以所授官号职位称呼自不合禁止”〔17〕，即官方允许以所授官名为医药铺名称。太丞，为太常寺丞的省称〔18〕。“太常丞，从五品下。”〔19〕所以，赵太丞医药铺用斗拱并不为僭越。“赵太丞家”隔壁，大门首用3个斗拱，露出1个正脊鸱尾，应即实有2个鸱尾，鸱尾样式亦与“解”字小铺旁边大门首的相同，但规格是差得远了；进门过道有照壁，后为四合院式建筑，露出的第一进房正脊亦用同式的鸱尾，第二进的厅堂则露出太师椅与书法屏风。而从整个房屋结构及允许医药铺紧挨自己占地摆放落地招牌的情况看，“赵太丞家”隔壁应该就是赵太丞的私宅，医药铺正在其大门边及前院左方位置上，所谓的财位上。“赵太丞家”有级别不高也不低的大门首，有应门者，有铺面，有四合院，这样的家业，也是与其从五品下的医官地位、财富相当的。所以，“解”字招牌小铺所属的官署级别，至少是高于“王员外家”的正七品、“赵太丞家”的从五品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解字招牌小铺绢本设色24.8×528.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二、“解”字招牌小铺属于在辟雍（外学）的贡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严罢科举，通令天下实施三舍法〔21〕，即以学校升贡代替科举，但因各种因素，徽宗朝三年一次的科举从未废止〔22〕。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又：“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23〕也就是说，在徽宗朝，即便在罢科举诏有效的那些年，“解”字也从未失去与科举的密切关联。
而北宋以来，贡院“取具临时”〔26〕，直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八月，于城南（南薰门外）营建辟雍（即太学的外学），贡院始有固定的场所。宋李焘《贡院记》曰：
国朝贡举，率循唐旧，间命他官知贡举，而贡院固属礼部。元丰尝废贡院，印亦随毁，寻复给印，而贡院则犹取具临时。元丰末年，开宝寺实寓贡院，火，试官有焚死者，而试卷悉为灰烬。此非有司苟简之过欤。崇宁弥文，创建外学，以待四方所贡士，则礼部贡院自是特起，不复寓他所矣。政和二年（1112年），又从董正封建请，令诸州遍立贡院。〔27〕
而有关辟雍外学的地址及规模状况，宋王应麟《玉海》之“崇宁辟雍外学”亦有记曰：
崇宁元年八月己卯，建辟雍外学。南薰门外。一本云：置于城南，处天下贡士。十月十七日戊辰初建。辟b外圆南（内）方，为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宰臣言：奉诏天下立学官贡士，仍建外学于王国之南，待其岁考行艺，升之太学。增上舍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处上舍内舍于太学处，外舍于外学。十二月二十九日，为文宣王殿。三年十一月甲戌幸太学，遂幸辟雍。大观二年正月朔，御制《辟b记》。〔28〕
《宋史·选举志三》亦曰：“命将作少监李诫即城南门外相地营建外学，是为辟雍。”〔2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学校考”所记亦同，唯明言为“徽宗崇宁元年”〔30〕。总之，此辟雍（外学）是在东京城的城南，为外圆内方之建筑群，有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还建有祭祀孔子的文宣王殿，可谓规模宏大，占地广阔。《清明上河图》“解”字招牌下的小铺及临街的官署大门，位于卷尾，远在大码头〔31〕之西偏北。综合考虑东京城外汴河之形势，不难判定“解”字招牌下的小铺及临街的官署大门，亦在东京城南，即南薰门外。再联系“解”与学校、科举的密切关系，不难推断此临街的官署大门内，应该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建起的辟雍外学，也就是举行省试的贡院之所在，而小铺则是其下属的机构。
三、“解”字招牌小铺是礼部贡院掌验收举子试卷、解牒、家保状等职能的办事处
细观此“解”字小铺，实不难见其官家之迹：首先是其门前倚靠到屋檐的两块巨大的屏风板，显然是屋宇深邃高大的华堂之物，不可能是普通百姓的日用之物。一般人以为它们是小铺的门板，可能是没有留意其高度的问题——如此大大超过小铺屋檐的门板，怎能安装在小铺的门框上？笔者以为，这两块巨大的屏风板，可能就是用以规范排队的铁马护栏的代用品——现如今有过车站窗口购票经历的人，应该都记得那售票窗口下的钢护栏。其次，是其进门位置横放着一张条案，有“闲人免进”的意思：要交纳的或要查验的，需放在条案上。而那门旁带盖的大桶，当即是用来收纳接收材料的用具。如此官样大爷，若是私营逐利的书铺，抑或当铺、店栈、盐铺之类，怎能到招揽生意？若是解夏之会，怕也是有失敦睦。
正月二十五日，午间锁院。至晩，宣押省试官入院。试前一日，省试院引保，或不用亲临，只贡之书铺。〔33〕
一个“或”字，表明书铺服务并非举子之必选，如办理省试院的引保手续之类，举子自己本人去办，似乎才更正常。或许正是由于众多的举子不熟悉考试程序，而礼部贡院亦无法独立完成众多举子入试的繁琐手续，才导致了众多书铺的介入牟利。然而揆诸常理，无论对举子，还是对书铺，礼部贡院似都需要设置一个对接的部门。下面所引《宋会要》的记载，似乎即可证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部门：
（仁宗庆历八年四月）十四日，礼部贡院言：“勘会近年举人文字违限者，多是书铺预先收钱物，直至正月后举人到京，临锁院催促，方始送纳。缘试逼拥并，虽精加点检，尚虑差误。欲乞令后须得依条限送纳，如自慢易，先次驳放。书铺人乞行重断。诸州军举人，如得解后有揽同解举人家状试卷赴京，须依格限送纳。如是缘路遗弃元供文字，诸色人严断，元揽举人驳放。书铺送纳举人试卷文字，并具所纳举人州府姓名单状，赴院点对。如有文字差误，勘会元纳书铺人姓名牒，开封府施行。本院投名充佣笔书写人，并依元定人数，不得夹带不系元雇人数入院。如违，知情并犯人并行严断。勘会庆历五年科场，诸州军举人并不依条限投纳家保文卷。缘自来承例，乞展日限。欲乞令来于十一月二十五日限外，与量展半月，更不重迭。展限内不来投纳，即先驳放，更不在收试之限。”诏依所奏。〔34〕
这个对接部门，用今天的话说，应就是礼部贡院实施其接收查验举子试卷、解牒、家保状之类职能的办事处。笔者以为，《清明上河图》中这个挂着“解”字招牌的小铺，就是它的写照。“解”字，正是它所从事业务的引导性标识。
至于小铺与官署大门之间，长方的大棕盖之下，面对一众老少读书人侃侃而谈的老者，笔者也倾向认为他是一位摆摊算命者。图中还画有一个他的同行，在鼓楼外的递铺门外，挂着“决疑”“看命”和“神课”三块招牌。两人所搭大棕盖、放置的桌椅款式完全相同，只不过他的决疑对象是焦虑的举子，从业水平相对应该更高吧。这两个算命摊，一正面，一侧背，正是画家安排的一个互文关系。
佚名西湖清趣图(局部)纸本设色32.9×1581.1厘米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四、此“解”字与《西湖清趣图》中的三个“解”字所指似有同质性
分析到此，不能不提2016年初，姜青青先生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西湖清趣图》长卷上，发现了三个“解”字〔35〕。这三个“解”字，都写在墙上，其中两个分别在一座方形建筑群临街铺面的两个转角处；第三个在一巷口的房门的右手墙上，房门附属于一处规格较高的寺庙。这真是个重要又有趣的发现。细观此《西湖清趣图》，其三个“解”字周遭的场景，竟似都可与《清明上河图》“解”字招牌周遭场景构成相互印证的关系。
五、此“解”字招牌也是全卷时在清明前后的一个重要标识
正月二十五日午间锁院，至晩宣押省试官入院……二月初一初二初三日，引试诗赋人。初五初六初七日，引试经义人。初九、初十、十一日，引试宗室锁厅应举人，混经赋为一场。十三、十四日，引试取应宗子。别试所则又迟经义场一日，乃初六、初七、初八日也。〔45〕
六、“解”之为卦：全卷宗旨的最终暗示
此“解”字如此显明于卷尾〔46〕，不能不令人深思，而熟悉《周易》者，则不能不联想到“解”卦，卦曰：
解，坎下震上，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47〕
解卦乃是困难得以缓解、万物逢春之卦，恰与卷中心虹桥下遇麻烦的大客船及全卷的寒食清明之象相呼应，而画家设置此段场景，专力描写参加国家抡才之众举子，则其讽谏君上选贤任能来改变国步维艰之用心，不难意会矣。古来中兴系于人才，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與能，讲信修睦。”〔48〕宋神宗时的改革名相王安石亦曰：“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49〕徽宗绍述父兄之志，亦诏曰：“神考议以三舍取士而罢州郡科举，其法行于畿甸而未及郡国。肆朕纂图，制诏有司讲议，其方书来上，悉推行之。”〔50〕其欲以普建学校、三舍取士取代科举取士，本意也在于革除科举之弊，将真正的人才培养选拔出来。然则全卷宗旨得非在此乎？而置此于卷尾，又不啻为全卷之总结陈辞矣。
［本文得到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资助（201801）］
〔1〕徐邦达《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
〔3〕朱家溍《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招牌》（《故宫博物院刊》1960年）首倡，刘坤太《清明上河图中的“解”》（《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周宝珠《说“解”字招牌》补证。
〔4〕河浚《盐店与当铺——也谈〈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招牌》，《开封文博》1994年第1期。
〔5〕孔庆赞《释〈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场景》，《开封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6〕李合群《再释〈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招牌》，《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
〔7〕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之“耐人寻味的结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页。
〔9〕按：如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第三章隋唐五代建筑”言：“至迟自汉代以来，在建筑上已有了一套等级制度，这制度首先划定皇帝宫室和王公大臣居宅的差别，逾越者叫僭上，有很严厉的处罚。其次又划定各级官员在住宅上的差别，再其次要划定官员和庶人住宅的差别。”（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页）
〔10〕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之《营缮令卷第二十八》（清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1页。
〔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96页。
〔1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四，志第一百七，舆服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0页。
〔13〕按：[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三十一，“舆服上”，“杂录”所录《营缮令》有：“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75页）而如前所引，宋《天圣令》之《营缮令》已无此条，则“施悬鱼”之类似乎已允许民用。但此组建筑大门首所用的斗拱，仍是一以贯之的非民用。
〔14〕参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八七—八八：“（宋徽宗宣和五年）六月十一日，中书省言：近降指挥，禁止市井营利之家，不得以官号揭榜门肆，其医药铺以所授官号职位称呼自不合禁止。检准宣和五年三月十七日延康殿学士赵遹奏，乞降睿旨禁止市井营利之家、伎巧贱工不得以官号揭榜于门肆，诏令开封府禁止，外路依此。诏宣和五年三月指挥更不施行，令开封府出榜晓谕。”（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539页）
〔15〕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员外”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页。
〔16〕张政烺《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朝奉郎”条，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6页。
〔1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八七—八八，第6539页。
〔18〕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太丞”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19〕［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三十三，九卿门，太常寺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5页。
〔20〕林正秋《宋代生活风俗研究》之《质库放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页。
〔2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四，考二九六，记宋徽宗崇宁三年诏曰：“神考议以三舍取士而罢州郡科举，其法行于畿甸而未及郡国。肆朕纂图，制诏有司讲议，其方书来上，悉推行之。设辟雍于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又与临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劝励学者至矣。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于学校。其诏天下，将来科场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庶几复古。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中华书局1986年版）
〔22〕参见何忠礼《北宋礼部贡院场所考略》（《河南大学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之《徽宗时的学校升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0—133页）。
〔2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四，考二九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
〔2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五，志第一百八，选举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4页。
〔26〕〔27〕［宋］李焘《贡院记》，载《成都文类》卷四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8〕［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二，学校下，辟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9页。（按：引文已据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校，小字注二本相同。）
〔2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七，志第一百一十，选举三，第3663页。
〔3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学校三，考三九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
〔31〕按：论证参见拙稿《“上河”即“上汴河”：〈清明上河图〉之“上河”命意考》。
〔32〕林珊《宋代的书铺与科举》，《文史知识》2009年第10期。
〔33〕［元］刘一清撰，［清］蒋光煦校补，周膺、吴晶点校《钱塘遗事》卷十，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3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277页。
〔35〕按：姜青青分析此三个“解”字的环境，认为：“余辉先生的见解可能最接近历史真相，挂‘解’字招牌的铺子应该是算命、解梦等聊天问道的地方。”参见俞倩《求“解”》（《杭州日报》2016年5月16日第A18版，城市新闻）。注：此系记者俞倩的采访稿，笔者遍查姜青青原文不得，可能是一次演讲。
〔36〕前揭。
〔38〕按：如前所引宋李焘《贡院记》的有关记载。
〔39〕参见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五，“殿试不避亲”：“国朝之制，发解进士及省试皆置别头场，以待举人之避亲者。自缌麻已上亲及大功已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殿试则虽父兄为试官亦不避。蓋以无别试之故也。”（［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74页）《宋史·选举志》：“旧制秋贡春试，皆置别头场，以待举人之避亲者。自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临轩亲试，谓之天子门生，虽父兄为考官，亦不避。嘉定元年，始因议臣有请，命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免差充考校。十二年，命国子牒试，禁假托宗枝、迁就服属，犯者必寘于罚。”（［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六，志第一百九，选举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6页）
〔40〕如前已引《文献通考》所记，宋徽宗宣和三年虽诏罢三舍法，“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四，考二九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
〔41〕按：有关此《西湖清趣图》真伪问题，在2013年曾引起研究杭州史学者的热烈讨论，笔者于杭州地方史学养不足，无力介入判断。
〔42〕注：所谓“杂犯”，即“杂犯不考试者”，也即犯“策论诗赋不考式十五条”者，此十五条为：“策一道内少五字；论诗赋不识题；策论诗赋文理纰缪；不写官题；用庙讳、御名；论少五十字；诗赋脱官韵；诗赋落韵，用韵处脱字亦是；诗失平侧，脱字处亦是；重叠用韵；小赋内不见题意，通而词优者非；赋少三十字；诗韵数少剩；诗全用古人一联；诗两韵以前不见题意，通者非。”参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三—三之二六所录宋仁宗庆历四年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言事。（前揭第4273—4724页）
〔43〕参见何忠礼《宋代殿试制度述略》（《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龚延明、何平曼《宋代殿试“不黜落”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4〕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之《第四章宋朝贡举省试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页。
〔45〕［元］刘一清撰，［清］蒋光煦校补，周膺、吴晶点校《钱塘遗事》卷十，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46〕笔者赞同现存《清明上河图》即为完整卷的观点，详见拙稿《虹桥与脚店彩楼：〈清明上河图〉的格局及命意之关键》。
〔47〕［宋］朱熹注《周易本义》卷二，下经，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宋元人注《四书五经》1988年版，第36页。
〔48〕王文锦《礼记译解·礼运第九》，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87页。
〔49〕［宋］王安石《拟上殿札子》，［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卷四十一，札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9页。
〔5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四，考二九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
〔51〕参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九，“（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御史中丞李定等言：……上之太学置斋舍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百，合总为二千四百。生员入学，本贯若所在州给文据，试而后入。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又一试，补上舍生。誊录、封弥如贡举法，而上舍则学官不与考较。诸斋月书学生行艺，以帅教不戾规矩为‘行’，治经程文合格为‘艺’。斋长、谕、学录、学正、直讲、主判官，以次考察籍记。”（前揭第2976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一五：“（徽宗崇宁）三年正月九日，中书舍人薛昂言：窃见太学外舍生日破钱二十八文，内舍又加二文，米、面、蔬、肉、薪炭、料物之直，尽在其中。”（前揭第2979页）
〔52〕譬如著名的四川眉山县人苏轼、苏辄兄弟就是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由其父苏洵带领到开封府参加的发解试。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46页。
〔53〕《清明上河图》卷后燕山张著跋曰：“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
作者简介：黄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毕业,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出站。研究领域为宋元美术学、诗词题跋、唐宋文学、词学。研究与创作并举，出版专著《宋词与民俗》等，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发表论画诗、论词诗六十余篇。所开诗词题跋课，为本系美术学“诗书画印”办学体系之重要构成。曾获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交流项目资助，于2014至2015年在韩国东国大学访学一年。学术兼职有中国词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社会科学院浙词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学术部部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