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强调，要具备发现“人间”实感的能力，首先要成为现代人道主义的“新人”并培养出崭新感受能力。周作人在《〈深夜的喇叭〉译者附记》(1920年9月18日作)指出现代人道主义者特别推崇一种名曰“可惊的感受性”的感受力，这是对万有生命和自然、各类物象等的一种稀有的超强感受力，具此能力者仿佛“通灵者”般，能与一切生命体和自然、各类物象等在精神上合为一体，即“对于自然的真的从顺与对于或物的真的虔敬[……]仿佛是被凭依者一般”(7)。这种精神能力被现代人道主义者视为理想的“人”的至高品质。【3】1919年初到1920年秋，就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朱自清身处五四热潮中心，尽受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熏染，不仅获得精神洗礼，而且得到新的精神、情感能力的训练与培养，被塑造成为五四“新人”。精神、情感的觉醒本已使他获得崭新感受能力，而“人的文学”特殊的思想理念、创作活动——如现代人道主义“人间爱”理想观念、对“可惊的感受性”的推崇、“人间感”的发现与塑型等的熏染和启蒙，又将其感受能力磨砺得倍加敏锐。朱自清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可惊的感受性”，成为其标志性的精神特质并由此锻造出咏叹“人间”实感时最突显的艺术格调。
朱自清在“人的文学”阶段开始出现“人间”实感的生命体验，始自1920年秋步入社会，集中于1921年，完成了他初次接触真实人类生活、人类关系后第一个阶段的艺术创作。在此之前，自1919年初到1920年秋，被五四热潮激荡的朱自清无比欢欣于理想社会与理想人类关系的降临，善用白描自然景物及各类物象的手法，创作寓意性很强的象征哲理诗，歌颂“光明”“生命”“创造”等抽象的理想观念。这些引人瞩目的作品虽澎湃着朱自清热诚向上的激情，却极少直接表现自身具体的“人间”实感，尤其是由人与人之间交互关系引发的感受。【4】究其原因，一方面，此时就学于新文化中心并几无社会经验的青年朱自清陶醉于“人间爱”的抽象理想，认定在全球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潮流推动下，新世界正在降临，理想“人间爱”业已普遍充溢于人类社会，既随处可见，又唾手可得，因此，不必于诗文中特别留意或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单纯学园生活令朱自清不易深入接触中国社会真实生活与人们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就无从发生各种“人间”实感。
一、“人间爱”的情感、感受类型
初次面对真实社会，朱自清生发出两类“人间爱”，即人类兄弟间“爱”的情感与感受类型。第一类“人间爱”的情感、感受，是最为切身的关于普遍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五四初期获得新视域的现代人道主义者力图在新的目光审视、精神体察中重新构造自身对世界的理性认知与情感感受，居于核心的是对普遍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认知与体验。朱自清的表现最具代表性，他紧随周氏兄弟、叶绍钧之后，急于要将自己对普遍性日常生活世界的新发现、新感受传达给五四“新人”。短篇小说《别》(1921年5月5日作)便属于现代中国最初一批细致描绘此类具体而微的“人间”感受的新文艺作品，朱自清明显是在自觉为概括“新人”的精神生活做出初尝试，也由此打动了沈雁冰、陈炜谟等同样敏感的“新人”。朱自清选择进行文艺表现的领域，是自身感触与体会最深切的男女之爱的情感领域，而对亲子关系的情感领域他只做了理论探讨。【5】朱自清选择的表现体裁是体量较大，长于工笔细描并擅长反复渲染感情细微波动的散文。
朱自清直到1921年底创作新诗《星火》(1921年12月22日作)时才展示出较剧烈的情感激荡。《星火》开篇描绘年轻小贩将“我”这位普通顾客看作朋友，对“我”“质朴而恳挚”地倾吐最近失去双亲的苦楚(1)，“我”面对他的倾心坦诚，忽然间对于自己对人类兄弟毫不在意、毫不关心的麻木与势利感到十分羞惭，忏悔自己不应怀有“差别底心思”(2)并“从来看兄弟们作蓦生人”(1)，而且认识到这些正是“分开了我们俩”的原因(2)。就在此刻，“我”猛然亲身体验到人类兄弟间难以分割的亲密联系，产生出强烈情感震动：“我”不仅满怀激动地“悲哀着感谢了”小贩的深挚友情(1)，深感得到兄弟殷殷信托是“我的光荣”(2)，而且还经历了“神奇”的生命体验。诗中描述，“我”之前对小贩一家始终“冷冷的”(2)“漠漠然”(3)，而小贩母亲又是平常妇人，况且四五个月未见，本来“我”应已全然忘却，但忽然间“我”产生出奇特感受：“可是——真有点奇呵，/那(小贩母亲——笔者加)温厚的容颜/骤然涌现于我朦胧的双眼！”(3)这一小小“神迹”昭示着“我”的内心和情感终于与其它人类兄弟真正贯通为一体。
朱自清对自身“悲哀”之感的抒发令“人的文学”家们感如身受，赢得高度称许。这缘于朱自清对此种人类最普遍感受的主题选择与艺术表现完全符合“人的文学”的“普遍性”原则。主持《小说月报》的沈雁冰做出权威评断：“我个人的偏见，极喜朱自清先生的诗；只就他的一篇《旅路》(登本刊去年八号)和《星火》(本刊今年三号)而言，我觉得那中间的悲哀，只要地球上尚有人时，总是不灭的。”【8】陈炜谟的《读〈小说汇刊〉》(1922年10月7日作)充分赞同该论断，并借《星火》的诗句“天鹅绒样的悲哀”再度着重强调，他称许朱自清的创作“初看起来似乎平淡，但仔细一咀嚼，就像吃橄榄一样，觉得有味了。他的悲哀，虽是天鹅绒样的悲哀，但在这世界人类没有绝灭以前，如雁冰先生所说‘总不会灭掉的’”(4—5)。
二、面对人类生活普遍“隔膜”时的强烈痛苦
1921年朱自清热衷表现的“人间”实感，既有五四“新人”初次面对真实社会时对“人间爱”的真情流露，又有更具个性特征的面对漠视“人间爱”现实时的悲哀、无奈与激愤，后者是“人间爱”衍生出的生命感受，朱自清对这种类型“人间感”的表现明显承袭自同时期的周作人。周作人宣传新村时曾对人类生活的不幸与普遍的精神病态做出本质分析，认为人类步入歧途的根源在于精神上的“隔膜”导致人类兄弟间相互仇视、彼此隔绝。如他于《游日本杂感》(1919年8月20日作)中引述波兰小说家的比喻，批判与“同类之爱”情感相悖的，充满仇恨、蔑视或视弟兄如无物的“非人”情感及观念，直斥它们造成了全人类隔绝对立的困局：“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608)。到1920年9月后，周作人开始在《中国人的悲哀》(1921年4月6日作)等创作中抒发自身面对人类间仇视与隔绝时的情感波澜(张先飞142—46)。不过周作人仅仅提出这一思路并做出初步情感表现，这种类型“人间感”的塑型主要依靠朱自清、叶绍钧等文学研究会青年作家，他们的诉说区别于周作人的含蓄、冷静，显得激愤难抑。
朱自清此类作品还真实展示了自身当面对人类生活中普遍之“隔膜”与“憎”时强烈苦痛的情感体验。在这些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精神反应极度敏感，情感动荡异常激烈，他们不仅对自身这种精神、情感特质有着清醒认识，而且坦率说明生成原因。如《憎》的抒情主人公开篇就描绘了自己精神反应与情感动荡的特点：“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语，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30)他还在文中反复描述此类体验，如当他看到华捕讥笑贫妇时，“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部神经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32—33)当遭老教师当面侮辱时，“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9】而在《冷淡》中这一段痛苦体验得到了更完整呈现：
“像一张碟子，”(一)
他看着我。
从他的眼光里，
映出一个个被轻蔑和玩弄的我。
他讥讽似地说了些话
又遮遮掩掩佯笑着；
像利剑刺在我心里。
我恳挚地对他
说出那迫切的要求。
他板板脸听着，
慢条斯理，有气没力地答应；
最后说，“我不能哩。”——
又遮遮掩掩佯笑着，去了。
我神经大约着了寒，
都痉挛般抽搐着；
我只有颤巍巍哭了!。
(一)“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见周作人先生《游日本杂感》。【10】
朱自清借助这些作品对自身善于发现“隔膜”，并每每爆发极度敏感的精神反应与异常激烈的情感动荡的原因做出完整解释：“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31)简言之，朱自清作为初接触真实社会、满怀“人间爱”理想的青年，最关心人类成员关系问题。而其由人道理想磨锐的感受力已敏感到了极致，这一“可惊的感受性”(“深夜的”7)致使他处处仅见“隔膜”，时时均感苦痛。朱自清的真诚诉说对解释“人的文学”家创作主题与精神、情感特质具有普遍意义。需要特别说明，在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看来，朱自清所拥有的“可惊的感受性”的精神能力，不仅是打破人类间“隔膜”与“憎”的首要条件，而且是衡量理想人类精神与情感的最高标准，亦即真正“新人”的标志。
三、“无力感”：人生道路的惶惑迷惘
此时朱自清虽经一年人生历练并对外部世界、自身有了一定了解，但仍因前路不明而深感苦闷彷徨，这逼迫他认真思考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于是他认定陷入精神混乱的自己有必要先停下来探索一下世界与人生之谜，找寻一种既合乎人道理想又可支撑自己安身立命的对现实世界、自身生存与精神现状的较合理解释，使混乱的精神暂得安定，诗作《自从》(1921年10月)便是他一时的总结。朱自清构造出一个符合现代人道主义观的“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创世神话，以期合理解释自身作为信仰人道真理的理想主义者被抛入非理想世界后的心理历程，进而确定自身人生路向。《自从》叙述自从撒旦摘了上帝植入人类心灵的“人间底花”后(19)，人类就无法看到真实世界，因此，所有人类的“人生底旅路”便都是为寻找“我们的花”(20)。“我”自出生以来二十三年寻觅无果，现仍饱受踯躅、彷徨之苦：“唇也焦了；/足也烧了；/心也摇摇了；/我流泪如喷泉，/伸手如乞丐：/我要我所寻的，/却寻着我所不要的！——。”(20—21)
《自从》描述寻找“人间底花”的全体人类更加不幸，他们虽目标一致，却并不团结，反而相互遮掩、诅咒、猜疑，并由这些“隔膜”(诗中称“疑云”)孕育出歆慕和嫉妬、觊觎与劫夺，以致造成人类成员间“终于彼此摆手”的可怕结局，进而决定了世界与人类的命运，诗中悲观陈说：人类成员间彼此撒手成为人类宿命，使得重见“我们底花”已无望，人类终将被悲哀压碎，世界亦将被洪流吞没(21—22)。这些成为朱自清对于盈满世界的“隔膜”与人类不幸境遇产生的缘由，以及世界与人类最终命运的完整解释。朱自清既然找到了解答，认清人类的“隔膜”的生存状态、每个人承受着的生命痛楚与精神苦闷彷徨、人类的悲惨结局等皆是人类宿命，于是自身焦躁混乱的心灵终于能暂时安稳下来，或者说“无力”之感暂得缓冲，不仅能够平静而坦然地接受一切命定，而且能继续在寻找“人间之爱”的辛苦跋涉中坚忍地履行自己的宿命。朱自清诗作《睁眼》(1921年12月22日作)更坦率说明了这一选择：诗中表明，当面对“漫漫的前路”时，想裹足不前是“徒然”，实际只剩下一种选择，即忍耐着走到人生路尽头。朱自清仅用一“挨”字便准确形容：“且一步步去挨着啵——/直到你眼不必睁，不能睁底时候”(22—23)。
对朱自清而言，写作《自从》无疑成为其重要思想发展节点。此时他自认为已洞悉人类真实处境，并发现追寻理想世界不复可能——非理想的残酷现实才是人类生存常态，同时也认清作为人类个体的“我”的宿命，这种认知明显与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理想严重悖离。不过，作为寓意诗的《自从》对于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对世间真相和个人道路选择的理性判断、抽象哲思层面，尚未落实到朱自清实际的生存体验和人生路向抉择中。
余论：从疏离人道理想到“刹那主义”
朱自清1922年7月21日乘小火轮身历小舱内百态人生时忽深有所感，于7月30日作新诗《小舱中的现代》，终于全面总结并完整表达出他对人世间本质的总体认知与情感体验：局促小舱内的小世界折射出人类总体的生存状态，这是一个“窒着息似的现代”。抒情主人公紧张地深切体尝着人类生活的可怕和怪诞，他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就是场战争，一些人为攫取金钱而视另一些人为敌，对方同样剧烈抗击，双方激烈喊杀、战斗、挣扎着，显现出和“沙场上兵们”完全一样的“掠夺底贪婪”与“对待底残酷”，而身处小舱中的“我”也是“参战的一员”。诗人残酷地揭示出，这种“窒着息似的现代”正是恒久存在的人类真实生活的本相(4)。很显然，朱自清在《自从》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抽象概括，即人们因“隔膜”产生出歆慕和嫉妬、觊觎与劫夺，终于完全落实成为其生命实感。
朱自清称这次思想与人生转变是自己的一个“转机”(“信三通”196)，他自此彻底与现代人道主义理想分道扬镳，并开始迈入“唯美—颓废主义”思想时期。尽管此时他仍在《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1922年5月28日作)中积极谈论小组织建设问题，但不再主张通过建设新村式的模范小组织以建构理想社会，而仅停留在发展“消除许多的隔阂，发展深广的同情”的“私人自由的组织”的层面(37—38)。不过，朱自清虽在思想转折期提出“诱惑底力量”“颓废底滋味”“现代的懊恼”“颓废的刹那主义”等重要判断(“信三通”196)，但如综合考察其前后创作与思想自述，仍会发现此时朱自清尚未成为一位标准的“唯美—颓废主义者”，其论断多为传统形而上学层面的人生哲思。因此，只能说此时朱自清“刹那主义”人生观是初感“唯美—颓废主义”精神理路，尚未进入真境。随后朱自清受周作人影响日深，追随其师形成精致的“唯美—颓废主义”人生观。【12】不过已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注释：
【1】关于“人的文学”时期朱自清对现代人道主义的忠实信仰，张先飞在《“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做出深入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105—106。
【2】关于“人间”“人间性”“人间观”“人间感”“人间爱”等概念，张先飞在《“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有细致阐述。
【3】张先飞在《“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深入考察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感受力的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95—208。
【4】朱自清在1931年3月所作《论无话可说》曾追溯此时思想状况：“正是五四运动[……]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你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65。
【6】朱自清：《文艺之力》，1924年1月28日作，《星海(上)——为〈文学〉百期纪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2—3。小说《诱惑》由波兰S.Zeromski著，周作人译，1920年2月1日《新青年》7.3，第85—88页。
【7】周作人所译日本小说包括：千家元麿，《深夜的喇叭》，1920年9月18日译,12月1日《新青年》8.4；加藤武雄，《乡愁》，1920年11月16日译，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1；国木田独歩，《少年的悲哀》，1920年12月10日译，1921年1月1日《新青年》8.5；志贺直哉，《到网走去》，1920年12月28日译，1921年4月10日《小说月报》12.4。
【8】雁冰(沈雁冰)答复徐雉来信(1922年4月9日)，1922年6月10日《小说月报》13.6“通讯”栏，第9页。
【9】柏香(朱自清)：《憎》，《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1月4日、9日。“爱底心”“和平底光芒”，为俞平伯新诗《网》(1921年10月13日作)诗句，《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80。
【10】朱自清：《冷淡》，1922年4月10日《小说月报》13.4，第1—2页。朱自清1922年4月27日作新诗《复活》描写抒情主人公受到海船茶房轻慢后出现相似情感波荡：“被遗弃底孤寂哪，/无友爱底空虚哪，/骷髅的人生底厌倦哪：/我心寒了，/我心死了！”5月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6期，第2页。后改名为《侮辱》，有改动，朱自清：《踪迹》(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71—74。
【11】朱自清1922年3月26日致俞平伯信，载《信札〈寄俞平伯·四〉》，1948年10月《文学杂志》3.5，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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