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喜欢看书。初三和他同学的沈宝新说：“他从小到大就喜欢看书，跟他做同学时，每天都见他看书，一看就好几小时，而且看得很专心、很认真。”他到香港后，尤其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够，下决心把英文学好。他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拉开抽屉，里面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英文的单词、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
倪匡后来说，金庸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他可以成天关在家里看书，经常与他一块儿出差的潘耀明说，“在机场候机时，他从来不会干等，总是到处找书店去看书”。
从渣甸山到太平山，书房在他家里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进他渣甸山的书房，发现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
在林行止的记忆里，“唯最有气派的书架，在查良镛先生渣甸山巨宅书房，其时此书房有‘最昂贵书房’之称，书房面积千方英尺以上，‘楼价不菲’，记忆中查宅花园中还有一储书室，只是笔者没参观过。”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与朱玫离婚后，金庸将渣甸山的别墅给了她，先搬到北角半山，再搬到太平山。从渣甸山到太平山，都是香港最好的居住区。太平山俗称扯旗山，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日落后能欣赏“东方之珠”的夜景，山顶一带都是官绅名流的豪宅。他家在山顶道一号，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积有好几万平方英尺，花园也大得惊人，据说单是装修费就用了百万元。“别墅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体结构是一幢二层楼的楼房，整个设计可谓中西结合。亭台水榭、花园曲径当然颇为民族化，但游泳池却是绝对的洋派。”（1996年他将山顶道一号拍卖，成交价1.9亿港元。）
温瑞安第一次踏进金庸的家，有三个特别的印象：
一、他的大厅甚阔，但最令我这种“书虫”触目的是，四周的壁柜，尽是书，全是书，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套装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动的书。
二、他的办公桌是在中厅，有落地的长窗，可以望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夜景，香港的夜景世界闻名，到了晚上万家灯火热闹而无声地闪烁，那感觉真令人屏息。
佛经
与温瑞安一同见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问：“查先生，您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他笑说：“有啊。”再问：“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他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
其实，也有睡个觉过不去的时候。“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
此后一年，金庸读了无数书，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细研究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圣经》，回忆书中的要义，反复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他的想法，后来他忽然领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到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充满了佛、道的元素，经常出现少林、武当，对佛教他并不陌生。有人以为《九阴真经》就是《楞严经》，以为他读过《楞严经》才写《射雕英雄传》。2003年10月9日，他在陕西法门寺说：“其实我是先写小说，然后才开始真正研究这些禅经的。”
“佛经的境界与武侠小说相当冲突，要求人把欲望减到最低限度，要求人情感要淡泊，这对艺术创造有妨害，小说总是要情感愈强烈愈好，内心冲突愈鲜明愈好。”
佛教的要求不仅与武侠小说冲突，也与他的现实人生冲突。1980年的一天，金庸在台湾从容地点燃一根烟，也不忙着吸，看着长长的一截烟灰滚落，然后对高信疆夫妇和张大春他们说，佛家经常讲“变”，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脱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他还说起希腊古典悲剧强调的“命运”，说起佛家的“因缘”，他说自己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1981年，金庸访问内地回港，对《明报月刊》记者说：“近年来我信仰佛教，对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内心惭愧，更加盼望努力对别人好些。只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事做出来。”
佛教令他有了一些自省，他一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没有说。译成中文的佛经已卷帙浩繁，金庸只读过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他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间他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
中文的佛经太过艰深了，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就很难明白。“有些佛经的注释很难懂，愈看愈糊涂，我就只看英国人直接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比较容易懂。”金庸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英文译本，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他相信佛陀的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并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他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他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经过了一年半时光。
随后金庸研读大乘佛经中的《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又产生了疑问。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他终于悟到——原来大乘经典主要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了解与接受。他了解“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佛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他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灵上与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
1981年，杜南发问他为什么对佛学发生兴趣，他回答：“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力求弄清真和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属于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为了能直接读佛经，金庸甚至学习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
气功和烟酒
80年代，《明报》副刊为气功、特异功能发生过争论，同一版面上不同作者的意见截然相反，有说毋庸置疑的，也有斥之为“国之妖孽”的。金庸对这些是相信的，偶然在一次饭局中谈起气功，编辑欧阳碧表示不信，他很认真地说：“你不信啊，这可能是存在的。”还从裤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包说，“你看，我这个钱包本来是好好的，结果给一个气功大师用手指在上面发功，竟烧出一个洞来。”她凑近看，那还算新的黑色钱包上有一个泛白的破损处，约有一指甲盖那样大。欧阳碧还是不大信，金庸却深信不疑。不过转念一想，她似乎明白了，气功大师的表演不是间接证明他武侠小说中那些情节、各种武功的合情合理吗？
有“报坛鬼才”之称的王世瑜，闲时喜欢研究医、卜、星、相之术，爱与奇人异士论交，曾以“阿乐”的笔名写有关气功、特异功能的专栏，金庸也会将有特异功能的人介绍给王世瑜。
倪匡喜欢开放一点的人，他和金庸很熟，都已经算谈得好了，但还是有些东西要顾忌一下。
除了倪匡，张彻、黄霑、蔡澜也是金庸的好朋友，他说：“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地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张彻比他年龄略大，他是张彻的结婚证人，张彻一直称他“查兄”，或用还珠楼主惯用的称谓称他“恩兄”，“他永远比我成熟、沉稳、智慧明澈，对我有些指点的话，因对我太过‘私人’，无法写出来在这里，而我私自感激终身，实是我生平第一益友。故我一直发自内心事以兄礼，年龄只是个数目字而已”。
金庸也曾为黄霑证婚。1988年最后一个晚上，他邀请许多朋友在家里共度，迎接1989年的到来。元旦清晨，相恋多年的导演黄霑和作家林燕妮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结婚仪式，金庸是证婚人，观礼的证人有倪匡夫妇、罗德丞夫妇、王世瑜夫妇、李纯恩夫妇、倪震等人。《明报》当天还发表了“本报专讯”。这次婚礼只是一个插曲，黄、林还是散了。
一位香港新闻界前辈说金庸年轻时生活圈子很窄，“年轻时已甚少过夜生活，亦不喜欢交际应酬”。那时候香港流行看脱衣舞等，“金庸都有跟朋友去过，有一次，他就与朋友去九龙城看脱衣舞，不过，都是一次起，两次止。他完全不热衷夜夜笙歌的生活”。
倪匡说金庸喜欢驾车，尤其喜欢驾跑车。最初是凯旋牌小跑车，之后是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的通常时速是二十六英里。再后来，又换了保时捷，到了他手中，平均时速略为提高，也不过是三十英里。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他回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这是他性格中的“稳”字。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其实是他喝得少，当然不会醉。
胡菊人说他平时滴酒不沾，倒也算不上。他请温瑞安等人在酒楼吃饭，就叫了一壶绍兴黄酒，温热着喝。他笔下的人物乔峰豪饮千杯不醉，他说：“我不会喝酒，所以把乔峰写成酒量特好。”1994年10月26日中午，在北京的“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平时不大喝白酒的金庸要了北京二锅头，他说到了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
董培新2010年见到他，说他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味。
他说，晚年跟蔡澜、倪匡他们还是经常来往，“但没有太多共同话语了，他们主要在谈办报，我没有多大兴趣。对电影我现在也没有太大兴趣，大家就风花雪月闲讲讲，谈谈老朋友的状况什么的。跟蔡澜也不能谈吃的，他爱吃的我都不爱吃，我是上海路子，淮扬菜、川菜也爱吃”。他跟蔡澜说：“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
蔡澜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他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他在香港吃得都比较清淡，特别喜欢吃海鱼。他也喜欢杭州菜的清淡，淡而有味。
倪匡说他对吃并不讲究，穿也是如此，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见到金庸：
那天，他穿了一袭西装，款式大概是六十年代的，襟边很阔，那件白衬衫的领子，一面微微上翘，脖子上的那根领带，也拉得斜斜的，没有安稳地结在领中央，还有那对皮鞋，相信已没有上油有一段时期了，以至灰尘布满了鞋面，把黑色都遮掉了。
金庸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到中年还是大吸特吸，并相信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他，自己用火柴点了一支，后来邓谈得兴起，见他手里没了烟，又给他一支，随手划火柴给他点烟，他忙站起说：“不敢当！您是长辈，又是我向来所敬佩的，您怎么好给我点烟？”邓笑笑说：“我们这么说话，就是朋友了，快请坐。在部队里，小兵给我点烟，我也给小兵点烟，大家同生共死，点点烟有什么了不起？”他心里肃然起敬，当时只想：“我也能在你部下打仗，做个小兵，那就好了！”
这番往事，金庸到晚年都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地讲给年轻记者听。邓小平去世后，他感到很难过，十六年前和邓相对抽烟谈话的情景，宛然如在眼前。
温瑞安初见金庸时，他就一面抽烟，一面谈天。80年代末医院查出他心脏有问题，他开始戒烟，有一次欧阳碧在明报大厦的电梯里遇到他，他嘴里像是嚼着什么，问他是否在戒烟，他点点头。
1995年，金庸动了大手术，当然要戒烟。回忆当初他和蔡澜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心脏病发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他仍喜欢坐在蔡澜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悄说些席上旁人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蔡澜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
四、围棋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
自30年代初执棋子以来，金庸对围棋的兴趣终身不减。那时，江浙一带围棋之风很盛，“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他的家乡海宁是围棋之乡，清代曾出过棋圣范西屏、施定庵。
旧时他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他小时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课余常和同学下棋。他转学到衢州中学，就带了围棋。据说到重庆考大学时，一天考化学，他和两个同学在茶馆歇息，偶与茶客摆下围棋，由他下场，两位同学观战，一回过神，开考已半小时，匆忙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进场。说他是个棋迷并不过分。
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时，金庸常和梁羽生、聂绀弩等下围棋，还写过《围棋杂谈》等“棋话”：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于棋，千方百计地找寻棋友，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1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含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平生嗜棋如命的范百龄凝视棋局，眼前一黑，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一心重温王朝旧梦的慕容复对棋局凝思已久，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焦急，拔剑便往颈中刎去。以大理国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看着看着，隐伏在心底的自尽念头又冒了上来。只有心无旁骛、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虚竹——
一上来便闭了眼乱下一子，以至自己杀了一大块白子，大违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决不会去下这一着。那等于是提剑自刎、横刀自杀。岂知他闭目落子而杀了自己一大块白棋后，局面顿呈开朗，黑棋虽然大占优势，白棋却已有回旋的余地，不再像以前这般缚手缚脚，顾此失彼。……若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着大笨棋来，只怕再过一千年，这个“珍珑”也没人能解得开。
在《明报》社评中，围棋也会成为主题。
1971年3月9日，他在社评中说，围棋中包含了许多中国人处世和斗争的哲理，研究围棋以了解中国人的斗争方式也是路径之一。中国历史上，谢安、梁武帝、曾国藩、吴佩孚等既懂战略，又喜围棋，中共会下围棋的将军有陈毅，国民党方面有周至柔。毛、蒋都不下棋。
1973年8月26日，他发表社评《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从围棋国手陈祖德在日本连战皆败说起，“文革”期间，不仅陈的棋力退步了，“这些年来，中国围棋界没有出新的人才。其他各界也很少”。
金庸曾拜围棋大师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诚为师，也跟聂卫平等人学过棋，媒体报道过“聂棋圣”在他家吃螃蟹破纪录的事。1993年3月19日，金庸第三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聂卫平作陪。席间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说：“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金庸却说：“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绝非第一。”
台湾《围棋》杂志给了金庸“香港棋坛闻人”的称号，也有人说是香港作家司马长风首先提出来的。倪匡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是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这也是他的自嘲。《明报》编辑部也有许多人爱下围棋，订阅了一些日本的围棋杂志。
胡菊人和金庸就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称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而菊人是“稳健派”，败而不溃。金庸爱围棋，“尤其他的长子逝世后，他对围棋的喜爱，迹近疯狂”。
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1982年，陈祖德到香港治病，金庸专门请他到自己家里休养，一住半年多。金庸把罗建文也请到家里。“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改善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之后，我又请了聂卫平、王立诚、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当时围棋界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傅围棋段数最多。’……起初我只是和人对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众好师傅时时教导棋理，懂得多了，定式、手筋等也记了不少，水准自然提高了些。其实我的棋还是臭棋，和高手对弈，自己摆上四个黑子再说（请对方让四子）。”
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人结交，都是通过围棋。他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就比他们两个差一点，但棋瘾很大，金庸请牟星期天来下棋，牟一定来的。余英时跟他下过一盘棋，余输了。不过金庸一直认为余的棋比他好，只是一开头不小心让他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这盘棋才输了的。
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都教过他棋，而且友谊甚笃。有几位日本朋友，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因为下棋成了朋友。
欧阳碧记得1986年或1987年第一次上山顶道一号的查家别墅做客，金庸听说她会连五子儿，就把她带到客厅的另一边，端出一具木墩子一般的围棋盘，两盒烧瓷的黑白棋子，跟她下了起来。下围棋的一般不屑于玩连五子儿，他们那天下了三盘，结果被欧阳碧赢了两盘。两个女儿和阿May听说她赢了，都过来叽叽喳喳地吵着要跟她杀一盘，她们轮流跟她下，最后查传讷终于把她赢了。
在他家中大厅的醒目之处挂着日本棋院颁发的围棋段数证明书，是金庸从日本带回来的，据说段数是一段。有一次倪匡在他家当着温瑞安等人的面说：“足拿了段级呢！还不是几个人自己封的，我看他棋艺也不怎么！”
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他的是业余六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由李梦华签名的围棋段位证书”。
964年4月金庸到东京，就让当地朋友陪他去买些日文的围棋书。他家中不仅收藏有大量关于围棋的书，而且搜罗了各类名贵的棋盘、棋子，棋子有天然石、贝壳、烧瓷的，有日式、中式。倪匡一次在百货公司看到一副棋子，白子用水晶制，黑子用墨晶制，华贵无比，建议金庸去买，结果他动作慢了，想起去买，被人买走了，多年引以为憾。
金庸搬到山顶道的别墅时，倪匡去参观新居，他拿出一个新买的木棋盘，是一株千年老树原块木头制成的。他问倪匡：“猜猜看，买来多少钱？”倪匡暗想，你查良镛问我价钱，那就估高一点吧！“一万块！”金庸提醒：“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那么——三万块！”金庸摇了摇头：“倪匡，怎么你这么不识货？这是珍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后来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他一本正经地说，并竖起十根指头，原来是十万元。他把木棋盘抱得紧紧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只有感叹。
1983年8月28日晚上，金庸在台湾“清华大学”说：“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围棋有定式，几位大宗师都是老一辈老师照定式教出来的，而人生没有定式。”那天，林海峰也在。金庸说：“今天林老师讲围棋，就说下棋时感到一种矛盾，不知道是弃子好，还是把它救出来好，本身不太统一。”在他心目中，林海峰是一代宗师的风度，初次见面，林海峰话也不讲，他和妻子都很佩服，很欣赏。棋高不高是另一回事，关键是林海峰个性很好，刚毅木讷。金庸和沈君山一致认为就是郭靖的写照。以前他认为生活中并无这样一个人，那只是他想象中的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当然林老师主要是在围棋上的贡献，下围棋的人品也有好有坏，我跟他接近总觉得他话也不太讲，但是很忠厚很实在，在某一方面修养很高。”
1966年4月15日，《明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林海峰与高川格对决的棋局，当时林八段，对手是十段。金庸常常对沈君山说，他写了郭靖这个拙实的人物，称为侠之大者，十余年来，在实际世界里并没有碰到过，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
不过他最仰慕的棋手还是吴清源。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
他说，这纯粹是个人喜好，自幼就对范蠡和吴清源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今人他最服吴清源，是因为他喜爱围棋，对其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他认为在两千年的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以与其比肩，其毕生所求不是胜负，而是人生的境界。
吴清源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