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间，李宏塔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超过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一家人一直住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旧房里。
因为他负责分房，看到了很多同志对福利分房的急切渴望：有的三代挤在一起，有的年轻人领了结婚证仍然分居，还有的身体不好或者快要退休了。因此，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分房名单中划去。
1998年，大家觉得李宏塔应该搭上福利房分配“末班车”了。不料，分房名单上，他依然“榜上无名”。他幽默地说：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
除了少数重要公务时刻，李宏塔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以至于合肥多个路口的交警、摊贩都认得这位高个子厅长。
有人提醒：你不坐车，别的领导咋办？李宏塔说：咱这是锻炼身体，并不影响别人坐车。
不过，李宏塔并不是一个“顽固”的人，也懂得“与时俱进”。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在2003年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
装备更新换代，但不忘初心、热诚为民的情怀始终没有改变。不管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车，他更多的是在体察百姓生活状态，让自己更贴近人民群众。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样的修身律己，这样的矢志不渝，这样的为民办事，早在李大钊、李葆华身上就能看到。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月工资是120块大洋。之后，他担任北大教授，月工资涨到200块大洋。
按理说，这样的收入已经不低了。但李大钊衣食节俭，经常是一块大饼、一根大葱就对付一顿。原来，他把很大一部分工资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事业上，再加上经常仗义疏财，家里的日子过得很紧张。
为了不让他家中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特意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单独交给他的夫人。
李葆华一生清廉，克己奉公，生活节俭。他常对家人说：“当人民群众温饱难济之时，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不允许搞特殊化。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在变化，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能变，那就是共产党的宗旨。这一点如果改变了，那就不是共产党了。”
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想为李葆华调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他还经常教育子女：“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2005年，李葆华去世时，家中的简朴让人难以置信：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的椅子，沙发一坐下就是一个坑。
一根红线系三代，一种家风传初心。祖辈、父辈的以身作则，红色家风的熏陶传承，让李宏塔的艰苦朴素显得那样自然、真实。
不过，李宏塔也有“大方”的时候。每次出去看到福利彩票店，他都会掏钱让工作人员帮忙买上几注，每个月下来也有小几百元开销。不仅自己买，李宏塔还经常“忽悠”大家一起买，“买彩票是爱的奉献，万一中奖了那也是爱的回报”。
但身边的人知道，李宏塔从不兑奖。这位“老民政”只是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家福利事业多做点贡献。
是不变的
上观新闻：您这次获颁“七一勋章”，有何感想？
李宏塔：很荣幸党中央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但我做得还远远不够。回望我们党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多少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期，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甚至牺牲了生命。跟他们比起来，我仅仅是做了党员干部该做的事情。
上观新闻：这次获颁勋章，是否也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
李宏塔：是的。之前我也说过，如果是李大钊同志获得“七一勋章”，我们作为后人去代领会感到很光荣。我会把勋章送到李大钊纪念馆，告慰李大钊同志。
上观新闻：您对祖父李大钊有什么印象？
李宏塔：1927年4月28日，祖父英勇就义，年仅38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虽然从未谋面，但我通过文字与祖父得以相遇。
祖父是由他爷爷一手抚养长大的。他五六岁的时候便读私塾，后来去日本留学，前前后后一共上了18年学。在那个年代，能上18年学是非常难得的。严厉的家教、长期的求学，使祖父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的远大志向。
祖父英勇就义后，家里的遗产仅有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向公众募集安葬款项。祖父的高尚品格感染了许多人，在为他举行公葬的募捐人员名单上，就有蒋梦麟、鲁迅等人的名字。
父亲说，我们只有一种权力
就是为人民服务
上观新闻：您的父亲李葆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在您眼中，他是个怎样的人？
李宏塔：我父亲是1909年在河北出生的，十几岁时，就在祖父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祖父被杀害后，父亲为躲避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毅然中断学业，迅速回国，投入抗战的洪流中。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了12个春秋，可以说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记得有一次，他陪同国务院领导同志到水库视察，附近没有招待所，大家就睡在一个潮湿的工棚里。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到安徽工作。他工作很认真，不是光研究制定政策就行，还要调查政策是否可以兑现、执行能否到位。当时，粮食是定量供应的，一个城市户口每月一般20多斤，政府要求其中要有10斤精粮。父亲来了后，特意跑去粮站买精粮。结果，售货员眼一瞪：“哪有这么多精粮？”他后来给我们讲这件事，说：“如果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那就不可能把党和政府赋予的任务完成。”
上观新闻：父亲的言行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宏塔：父亲继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质和良好家风，对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更多的是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我们也知道了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同时，父母很注重用祖父的事迹来教育我们，要求我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我体会，这是父母对子女的大爱，是真诚的、严格的爱。
记得有一次，有人送来几袋葡萄干。在当时，这可是稀罕东西。我少不更事，就拆开一包吃了起来。父亲回家发现后，当即批评了我。他说，我们只有一种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随后，父亲就把葡萄干退回，我吃的那一包也折价退款。
父亲退休后，我到北京开会时顺便去看他。他却说，开会就要好好开会，把会议精神领会好，回去抓紧贯彻，不要动不动就往家里跑。到老了，他心里想着的都是工作和人民。这就是老一辈的特点。
上观新闻：您如何看待“革命之后”这个身份？
李宏塔：曾经有人问我，李大钊、李葆华一定给你们留了不少家产吧？我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事实上，不管是从祖父还是父亲那里，我们学到的、传承的是“牢记革命传统”。“革命之后”带给我的更多是责任感，而不是一种光环。它时刻提醒我们，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多一点辛苦
群众就会少几分痛苦
上观新闻：您是什么时候正式接触民政工作的？
李宏塔：38岁那年，我面临从团委转岗出去的机会。当时，就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民政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的。所以，在组织上征求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安徽省民政厅。
上观新闻：民政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复杂。干好了，“看不到、摸不着”；干错了，实实在在的“人命关天”。您不担心吗？
李宏塔：民政工作是辛苦的，但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少几分痛苦，何乐而不为？
上观新闻：您对农村五保户问题似乎特别关心？
李宏塔：2000年前后，安徽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乡镇财政收支管理。此前，农村有个“三提五统”，承担了部分五保户的供养经费。改革后，“三提五统”取消了，会不会因经费缺口而影响五保户生活？
为了把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也为了给完善改革措施提供参考，我专门组织了对全省五保户的大走访。有的同志心存顾虑，担心给税费改革造成阻力。但我始终确信，为困难群众讲话、办事，有什么好顾虑的？一定要深入下去摸实情。
最后，基于我们的翔实材料以及据理力争，五保户基本生活保障经费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上观新闻：安徽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以前洪涝、干旱灾害不少。灾害多，救灾任务自然也很重。
李宏塔：讲农业，讲救灾，是民政系统的分内事。
之所以灾害多，主要是一条大江、一条大河，即长江和淮河从安徽经过，灾害发生概率确实要比其他地方高一点。再一个，江淮地区冬天受西北气流控制，夏天受东南气流控制，而春天、秋天是南北气流交汇，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998年就任民政厅厅长的时候，我给救灾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预案，起码把记录翻到1991年，再往前有记录就继续翻，哪些工作要提前做好、灾害发生后要怎么做都得弄清楚。
预案做出来之后，长江特大洪水发生。我们因为有备而战，受灾群众安置妥当，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评价。
上观新闻：1991年的华东大水令人印象深刻。你们是怎么做到“吃一堑长一智”的？
李宏塔：那一年的大水，淹了三季庄稼，到了秋季还有相当一部分水没有退完，又影响到了第二年。由此，国家进一步重视淮河治理，并新开了入海通道。
后来，领导同志问我：淮河到底治理得怎样了，国家投入这么多有什么效果？我回答：明显有效果。
一个，倒房少了，一年比一年少。1991年，那时候农村还很穷，泥房子，茅草顶，水泡一个月就全趴了。因此，省里给农民做工作，一定要把规划基础弄好，不能再搭泥房子了，有条件的先底下搞个地圈梁。即使发大水，几十厘米在那泡着，也倒不了。所以，后面倒房数基本上就不需要再统计了。
再一个，退水期明显加快，恢复生产快了。农民可以抢种一季。种玉米、种芝麻或者种绿豆都好，有种就有收入。
工作能不能做成、做好
关键看能不能团结群众
李宏塔：有段时期，群众形容干部下乡有一句顺口溜：“围着公路转，隔着玻璃看。”层层陪同，只能看到精心打造的“盆景”；只有离开公路，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下乡时不搞接送，不向市县打招呼，喜欢一头插到底，经常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后走进村庄入户检查工作。
20世纪90年代，皖北农村相对落后，我去得最多。那里的农村，不少人家会养狗，一见陌生人就狂叫，有的同志到村口便望而却步。我后来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尽量轻车简从，把车子开到道路不通的地方后，瞅准机会，先到最近的农户家中，讲明情况后请户主带路。这样，一来找人方便，二来村里的狗因为熟人带路也不会乱叫。
上观新闻：走进村、敲开门，直接和百姓坐在一起，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李宏塔：在村里的寄宿学校、城郊的养老院、城里的老旧小区调研越深，就越想为困难群众发声，越想为农村留守儿童出力，越想老年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下乡过程中，我还听到这样一种论调：发展越快，矛盾越多。仔细想了想，我觉得矛盾不是因发展快造成的，而主要是我们党员干部的作风没有跟上，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好传统、好作风不同程度弱化了。
于是，我专门就“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联系、切实转变党员干部作风”写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只有1000来字，中组部给我的回复却有4000字。
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启，中央从政治局做起，一级带一级，一级严格检查一级，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了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经由这一系列大招、实招，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恢复得更快，执政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上观新闻：正所谓，心中装着人民，方能行稳致远。新时代，您觉得该如何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光荣革命传统？
李宏塔：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主要就是因为能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我们党不是三头六臂，我们很多工作能不能做成、做好，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团结群众。团结是出发点，依靠是落脚点，中间要教育带领，关键时刻还要共产党员发挥带领作用、冲在前头。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很多事情就能水到渠成。
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是万万不能丢的。当年，“延安窑洞对话”提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现在找到办法能够打破，那就是群众监督。这一点很重要，后边怎么实践、怎么进一步完善，理应一步步深化探索。
无论是影视剧，还是思想政治课
入耳、入脑是入心的前提
上观新闻：退休后，据说您每天坚持走一万多步，锻炼身体？
李宏塔：是的，我每天尽可能坚持散步，练毛笔字的习惯也在坚持。原来我的毛笔字像爬一样，现在有一点字形了。我练毛笔字不是为了当书法家，权当散步之后的又一个身体锻炼。过去工作的时候，一部完整的电视剧都没看过。现在空下来一些，可以好好看几部电视剧了。
上观新闻：您看了哪些剧？
李宏塔：《觉醒年代》我前后看了四遍。安徽台的50集版本看了两遍，中央台的43集版本也看了两遍。
这部剧在2015年、2016年就基本制作出来了，一开始便送给我看，请我提建议。我提了几条，很高兴都被采纳了。
剧中有一个情节是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一个日本姑娘喜欢上了他。编导的本意可能是想更加生动地表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但编这样一个故事，怎么看都有点画蛇添足了。后来的版本就把这个情节删除了。
上观新闻：《觉醒年代》备受赞誉，您觉得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李宏塔：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思想政治课也好，入耳、入脑是入心的前提。央视版的《觉醒年代》别看拿掉了七集，但剪辑得很好；讲的故事，年纪大的人喜欢，年轻人也认可。
尤其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就讲得很顺。历史上的很多细节是没有记录的，主要是《新青年》一位同仁的回忆：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他们在路上研究了建立政党的问题。之后，陈独秀到上海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在北京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实际行动推进南北党组织建设。要把这段历史过程的细节具体化，其实并不容易。《觉醒年代》的讲述和呈现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打动人心的。个中经验，希望可以认真总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