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中国彩票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
首先是彩票大奖频破纪录。11月27日，甘肃省嘉峪关一位彩民以20倍投注的方式中得亿元大奖，创下我国彩票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前，还有5000万元、6500万元大奖，一次次刷新彩票史奖金的最高纪录。
其次，是2007年爆发的几件彩票案都达到了千万级别，4月，河北邯郸农行员工从金库提取4535万投注，导致该地区彩票销售额创下历史纪录。11月，辽宁鞍山福彩投注站经营者赵立群，利用系统设计漏洞，虚假冒领了2800万——这些数字让彩票的反对者们找到了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彩票的负面性。
在欧美国家，常常能在大众传媒上看见亿万美元大奖得主的照片，他们咧着嘴笑的样子，让中大彩这件事情变得很阳光。
但在中国，却是另一种独特风景——中大奖者永远神秘莫测。甘肃亿元大奖的获奖人，先是密不现身，终于有人来领走大奖时，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回避了所有媒体的采访。由此，公众不可避免地会浮现出种种猜想和质疑。
在彩票连爆惊人大奖的同时，公众必然会要求有更透明的制度和更权威的立法手段，来维护彩票业的公信力。所以，在每一轮彩票风波之后，民间都会产生强烈的彩票立法诉求。
2007年，是中国彩票20年。这一世界级产业，在中国走到了一个节点。年底，首部《彩票管理条例》已提上国务院议事日程，并有望于2008年出台。
20年“无法可依”的彩票业，在2007年底看到了曙光。
神秘亿元中奖人
-特约记者/于文杰
媒体描述这位亿元中奖者的是神秘、神话、闪电等字眼儿，一篇篇没有主角的报道，引来公众的猜想和质疑
被“支开”的记者
12月4日，甘肃省兰州市的各大报纸都以头版的位置，重头报道了“新闻通稿”中提供的兑奖过程。而通过网络，各地媒体都不惜版面予以刊发。期间，“神秘”、“神话”、“闪电”等字样不厌其烦地伴随着这次亿元巨奖。但是，对媒体而言，没有主角的报道显然是无力和苍白的。
而《信息时报》则说：“甘肃省福彩中心成功地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之计。”
神秘的“绿色通道”
当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甘肃省福彩中心，其宣传部部长杨兴刚透漏，就在记者来之前，中心已再次开了会，严肃了有关纪律，“目前可以提供给你们的，只有‘新闻通稿’。”
“新闻通稿”做了如下表述：
“与之前大家想象的不同，来自嘉峪关的这位彩民面对突然‘飞来’的1.13亿元巨奖非常坦然，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问也毫无掩饰之意，还不时与陪他来兑奖的朋友说笑两句‘开奖当晚我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天看报纸，我才知道自己中了奖，那几天简直太兴奋了，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不过这两天相对平静下来了，哈哈。’‘以后，我还会继续购买福利彩票，也不会大额购买，仍以平常心购买。’”
“在谈到如何支配这一笔巨额奖金时，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不会把这笔钱全放在银行里等吃利息的，我要用这些钱去投资实业，具体什么项目还没想好，可能会入主企业啊什么的，也是想为咱甘肃的发展做一点微薄贡献。’”
“同时，他决定捐出100万元，为甘肃的社会福利事业献一份爱心，回报社会。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些捐款既照顾了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福利事业，同时也涵盖了最为贫困的地区。”
种种疑问让网民们对巨奖的真实性产生了种种质疑，比如彩票开奖应该进行现场直播而不是录播；彩票销售结束后应该立即开奖，而不应该再间隔几个小时。甚至有不少网友认为这个巨奖“有可能是作弊”。
此前国内出现的几起上千万级别的彩票作假案，让公众对于彩票业的公信力仍心有余悸。
刘亮中奖后的命运
-本刊记者/杨东晓
在北京，错失500万的汪亮解说“彩票不是个好东西，它让人有投机的心理”。而在宝马案中通过法律维护了自己权益的刘亮看来，中彩带来的不是命运的转折，而是挫折
刘亮非常惊讶地问记者：“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一个月换一个手机号，你是怎么找的？”
一怒登高洗清了自己的名节，在繁琐的讨价还价之后，刘亮卖了宝马，这也是当时最优的解决方案。但是卖车过程却因基层权势者从中作梗，把报价100万的买主吓跑了。尽管刘亮从未说过车子卖了多少钱，但是各媒体还是了解了车款的去处——全被借光。三年后刘亮承认钱已经还回，但是买了房子以后，又变得没钱了。
不仅没钱了，还没了工作，而且连他的父亲刘耀利也因为这个“彩”丢了工作。
一系列挫折从三年前就开始了。车款一入账，就有媒体报道：这个一心想当边防军的小伙子，在被借光了钱身无分文后，心理出现了障碍，躲进了深山老林。而他的家人解释是：他是进山里走趟亲威。
很快，这位17岁的西北大男孩，就被发掘出商业价值，2004年7月，浙江吉奥汽车公司宣布聘任刘亮为吉奥汽车的形象代言人。从这时起，他的生活似乎开始比同乡的年轻人更为充实和丰富多彩。他想当深度报道的记者，他交了一大群记者朋友，他有了切中实际的想法，并且有理由达到理想，他不再是一个被大奖砸得晕头转向的人了。
2007年，刚从西安工程大学商务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的刘亮，开始在社会上找工作，出乎他意料的是，各公司都以同一个理由拒绝了它——安全。“为了你的安全。你是名人，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负不了责任”——三年前，刘亮的父亲失去工作时，单位也是这个理由。
“以前我当保安一个月还挣几百块钱，我爸也有工资，现在都没工作了。谁也不想坐吃山空啊。再说这几个钱又能吃到哪天呢？而且买了房子后，也就没钱了。”在刘亮眼里，其实，“现在过得还不如以前”。
毕业后的这半年，被以“安全”为由一次次拒绝后，他也曾经找到过两个工作。
第一个是在建材装修公司，但这个工作他只做了三天就辞了。他觉得这是一份消磨时光的工作，很无聊。
刘亮很喜欢在汽修厂上班，这是他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一上班，刘亮就开始接待客户，同事们都热情地向客户介绍：“这位是刘亮，就是宝马假票案的那位”。客户都很高兴认识他，所有的好奇心都与宝马车或钱分不开。“我自己想忘了这件事(中彩)，我希望我生活中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可是别人总是还要问这问那。”因为这个原因，刘亮又是只坚持了三天，辞职了。
从那以后，刘亮至今还没有找到过工作，他说也不急着找了，想琢磨一下自己究竟可以做什么。
在西安，刘亮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至今，人们还是关心他的宝马车和钱的去向。
“我想离开西安，现在别说几十万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多了，为什么他们还对我这么好奇？”刘亮最怕人家认为他是炒作，“我躲还来不及，为了找工作，我曾经想过改名，可是这张脸改不了。就算改了名，一填表，我家地址也改不了。”
他是学商务管理的，“上了两年本科花了6、7万，也不能找不着工作就算了”。2007年11月8日，一年一度的记者节这一天，刘亮给帮助过他的各地记者发了问候的短信，“一方面过节了，他们都帮过我，这是出自真心地问候。二来我是学这个专业的，这也是公关维护。”
“到年底再找不到工作，明年就不找了，我想自己做份事业。”但是他还没想好做什么，“也许先在朋友家里的农场里养上几十个猪，以后成为西安的最大的猪厂！这样多好！名气又出去了，咱本来就是农民，怕什么？”
天天上网的刘亮，在猪肉市场特殊的年份也看好了这一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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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李梓
人们喜欢用“偷生”、“私生”等词汇，来讲述彩票在1987年诞生的历史，以强调它出生的暧昧。
1984年民政部长崔乃夫，面对拮据的财政状况而四处化缘，一名海外华人向他提出了“赛马，高级酒店增加附加税，搞彩票”三招，这三招基本上就是香港经验。中国政府一贯禁止赌博，而博彩听上去与赌博何其相似。于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有奖募捐”应运而生。
如同80年代的许多中国特色一样，许多外国人在听到这个词汇时都表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既然是慈善活动，为什么又要“有奖”。
1987年7月27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新中国第一批8000万面值1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正式开始销售，石家庄市副市长孙永生成为新中国第一彩民，在作为领导的他讲话完毕后，为了显示带头作用，他走下台去，在记者的包围下，第一个买了10张奖券。遗憾的是，他未能重视这些奖券的意义，下午回家后，他顺手把奖券当玩具给了外甥，后来开奖时，这位新中国第一彩民甚至不知道自己中奖了没有。
“博一博，单车变摩托”
中国彩票业开始的那几年被称为实验阶段，彩票能够在中国生存下去有好几重原因，其中之一是它更强调“奉献”、“爱国”等理念，“中奖是运气，不中奖也是为国家做贡献”这种朴素理念打动了保守的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的心。
彩票能够顺利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意外的娱乐性。许多人仍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当初买彩的“盛况”，歌舞喧天、人头涌动、明星助阵、官员押场，电视台还有开幕式以及摇奖等录播，就像是新时代的庙会。
最开始的开奖办法设计笨拙，预期销售多少元的奖券后，公开摇奖，奖品不是现金，而是人民群众心中的贵重商品，比如头奖往往是一辆小汽车，二等奖是摩托车，三等奖是电视机等等。为了吸引彩民，卖方往往在百货公司门口搭建高台，将这些礼品高高地陈列上去。往来市民看着奖品心热，就会去买上一两张。关于博彩的顺口溜响彻大江南北，比如“博一博，单车变摩托”。
国家正式的彩票发行很快引来模仿者，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彩票的国家垄断性，自己悄悄搞起私彩。同时，社会上还在流行有奖销售，许多商厦推出按照顾客买卖金额附赠的赠券，并且也定期开奖，著名的健力宝大奖也在这时候诞生，并迅速衍生出一种流行的公交诈骗方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的可口可乐诈骗只是这种诈骗的翻版。后来国家工商总局下令禁止各种巨额有奖销售，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里做了详细的规定。
从一家经营到两家经营
在世界彩票发展史上，早期的彩票通常是为了大型项目开发、筹集教育资金等原因而发行，除了慈善事业外，还有各种名目，甚至个人破产也可以通过发行彩票来募捐。然而，在中国，迄今为止，彩票的发行和资金使用仍然限定在一个非常窄的领域，其原因从彩票诞生时候就已经形成规定，并很难修改。
1987年2月5日，一份中央文件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也就是说，中国彩票业实际上成了民政部的专利。
多年以来，教育部和国家环保总局企图尝试突破这个限制，迄今为止仍然未能成功。而体育总局却成功地成为了中国第二彩票发行者，细数下来，北京亚运会功不可没。80年代末期，北京筹办亚运会时，资金相当匮乏，那一届亚运会的公众筹款却做得相当成功，1988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集资奖券”掀起了一股买彩热，尝到甜头之后，民运会、城运会、农运会、东亚运动会奖券一波接一波地发行，虽然属于“一事一批”，但在巨大的“国家体育”概念下，体育彩票的发行相对顺利。199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至此，中国有了两家彩票发行机构。
在几年的试验期过后，中国的彩票名于1993年更名为“中国福利奖券”，1995年终于正式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其管理和游戏规则逐步固定下来，其监管权力先由人民银行负责，后于1999年交给国家财政部。
在今天，人们很难区分体彩与福彩的差别，除了少数的彩票，比如足球彩票以外，这两家彩票发行机构开发的许多彩票品种都非常类似，其机构设置也同样类似。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常常在同一时期推出极其类似的产品，比如福彩的双色球与体彩的大乐透。
大奖时代的博彩心态
从1987年到1999年，中国彩票总共销售了500亿元，其奖品从最初的汽车摩托到90年代流行的两室一厅，到取消实物奖励，改为统一现金兑奖。几经变换，彩票发行方式也从原始的广场型抽奖到1995年开始尝试的电脑售奖。
但是，在步入新世纪后，利用因特网和电视技术，彩票业突然发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年销售额跃入百万级别。在2001年前后，福彩在全国推广了电视摇奖的“风采”系列，“500万”成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数字，而电视摇奖使得这种大奖开出方式获得了极高的认同度。忽如一夜春风来，各种彩票分析软件充斥着网络，各地的都市报突然多了一块“彩票版”，各种大大小小的半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有的开公司，领导大家“合作购奖”；有的出现在马路边，以2块钱的价格向你推荐据说“肯定能中”的号码组合。同时，各投注站和报纸纷纷推出自己的“彩票走势图”，福彩与体彩被誉为“百万富翁流水线”，每一次奖池中开出上千万的巨奖，都能带动一次购奖热潮。
如果你每天坐一次飞机，按照概率论的计算，你有1/300万的可能，也就是飞上8200年才能遇到一次飞行事故。如果你睡觉时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你有1/900万的概率不幸因此去世。而如果你买了中国体彩大乐透彩票，你中大奖的概率是接近1/3000万。这个数字不是电视里摇出来的，也不是大仙们预测出来的，而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根据游戏设计者的要求算出来的。因此，博彩被称为小概率事件，它的概率之小，足以让河北邯郸农行职员任晓峰从银行金库里偷出5100万还未能中奖。许多人未能分清彩票的概率与品种，而现实中，彩票经营和销售者常常混淆它们中间的区别。
王薛红博士说，博彩按照概率，可以大致分为几类，其中一类像传统的掷色子，其概率在几类博彩中相对来说可称为较高概率了，甚至赌场的轮盘赌，都属于较高的概率。而次之的像体育彩票一类，其中奖率虽然小，但智力在其中可以影响中奖率的变化。从数学的观点上讲，它的中奖概率要高于乐透型彩票。2001年12月10日，中国足球彩票完美诠释了中国球迷的智力水准，那一期的足彩一共开出了30万个一等奖，平均每人中奖金额被分薄至3599元，而这种事情，在大乐透中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而最后的一种由摇奖机开出来的大奖，则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任何针对此类博彩游戏的预测，王薛红教授认为“都是荒谬和不可信的，以大博大绝对不是彩票适用的模式。”
两头堵塞的瓶子
今天的中国彩票业，被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沈明明比喻为瓶子，这个瓶子的进口和出口都不甚畅通。他所指的进口指进入这一行业的渠道，而出口则指彩票所筹集资金的去向未能透明及时地告知公众，这两头堵塞，进出不自然的状况，引发了中国彩票业的许多问题，比如《彩票法》的修订10年未能取得进展，比如这一行业迄今未有行业规范，又比如彩票筹集资金被截留和挪用的问题，这些问题哪怕要解决一小步都甚为困难，因为这牵涉到了既得利益的分配。
今天，进入彩票经营的路仍然很窄，在体育总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部门获得这样的机会。通过和现有的彩票发行商合作，一些外国的博彩企业也试图来分一杯羹，2007年7月《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最大的游戏公司国际游戏科技公司宣布投资1.03亿美元收购华彩控股11.8%的股份。国际资金的注入，主要是奔一些国内尚未开发或者开发不完全的博彩项目而去，而在是否开放这些项目上，中国同样有相当一批人持反对意见，比如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彩票研究中心的李刚博士，他认为这实际上一步步导致赌博合法化，并给了私彩更大的空间。而关键的阻力还来自中国政府，“他们20年来一直在迟疑是否要做大这个产业。”王薛红说。11月中国政府刚刚下令严厉整治网络博彩，无疑，这是一个严厉的信号。
-实习记者/丁先明
同样是彩民，一些人享受着数字乐趣，一些人绝望于孤注一掷
北京万泉庄一家彩票投注点，十几个人排成4米长的纵队，等待买彩。梁敏排在第六位，等了10分钟后，她花了11元，双色球、七星彩、超级大乐透各投了一注。
梁敏是北京某高校在读硕士，她本身并不是彩民，每次都是代远在英国读书的男友田佳男投注的。自从田佳男今年初返回英国，梁敏就做起了几乎期期投注的“彩民”。投注的号码保持不变，是根据二人的生日产生的。
“他买彩票有五六年了，经常看趋势图，也会和朋友交流彩票的事，很符合彩民的标准。”梁敏说。
彩票诞生20年来，我国已有近1亿彩民。世界范围内，彩票文化的一个的趋势是，精英文化明确反对博彩，民间文化则多持肯定态度。
“我们注意到彩民是这样一个群体，真正特别有钱的人不会去买彩票，而真正掏钱去买的是一些低收入家庭的群体”。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彩票研究所所长沈明明教授说。
技术彩民的数字乐趣
田佳男在2001年买了人生的第一张彩票，那次中了10元钱。当时他主要玩全国联网的足彩和29选7、23选5三种游戏。
“我从1994年就开始看足球比赛，每天体育新闻是必看的，酷爱意甲、英超，也算老球迷了，因为这个接触了足彩。2003年初，我就经常买彩票成为彩民了，并渐渐影响身边的朋友。”田佳男说。
初期他基本是机选彩票，或者用生日号以及自己认为的幸运号投注，后来通过研究彩票走势图寻找中奖号码的规律，逐渐演变成技术型彩民。
他喜欢投注数字范围小、可以分析趋势的彩票游戏，福彩的3D和体彩的排列三就属于这类，游戏规则是在000～999的数字中投注1个三位数即可。
有时他们还分析这个数字未出现的历史最大值，即持续多少期没有出现过了，以及应该出现的平均概率。当他们综合这些因素后，仍然觉得没有可能的话，就果断放弃。
田佳男有着丰富的买彩心得，“我经常看彩票走势，就像炒股看大盘一样”。
田佳男经常玩的另一种彩票游戏是足彩。相对于纯数字游戏，足彩有一定的技术和知识门槛，投注者要具备一定的足球知识才有较大的中奖可能。
2006年圣诞节，田佳男回国度假，他在北京知春里一家彩票点投注足彩，获得奖金2.9万多元，税后为2.3万。这也是他迄今为止中的最大一次彩票奖项。
田佳男在国内因为买彩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会一起交流投注心得、中奖信息以及选号走势等，中奖的话会聚餐庆祝。去英国读书后，因为那边的彩票“分析不了”，田佳男就不怎么买了，只是让女朋友帮他在国内用固定号码投注。“我计划以后工作了，可以买个彩票选号软件，把投注单再优化一下”。
“我对统计学的知识不是很了解，就是有时候对数字比较敏感而已。我买彩的心态很好，把它当作娱乐。不贪，见好就收最重要，有时候吃小亏就是占大便宜。”田佳男说。
病态彩民的孤注一掷
田佳男是心态很健康的彩民，但并不是所有彩民都能如此。部分彩民对彩票游戏知识的理解不够，有的为争取中奖付出很大代价，甚至投巨资豪赌彩票而不能自拔。
北京大学彩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博士说：“买彩希望中奖无可非议。但相较国外彩民以献爱心、公益性为主的心态，我国彩民的心态还不够成熟”。
田佳男在国内时经常去一家彩票点投注，销售员通过租赁将这个彩票点承包下来，他自己也爱买彩票，曾经中过一次几万元的大奖。
为了赢取更大的奖项，销售员怂恿附近的彩民和他合作投注。在得到年底分红的许诺后，有些彩民开始将投注款交给他。连续跟了数期3D游戏的合值后，他被套进去，入不敷出，干脆一走了之，合作彩民的1万多元投注款也一去无回。
与损失1万元相比，河北邯郸农行彩票案更让人震惊。熟悉任晓峰的人说，任平时看着挺老实，只是喜欢赌钱，是个痴迷的彩民。据任、马二人案发后交代，任对自己在购彩方面的能力高度自信，投入巨资买彩票，意欲博得大奖，然后将奖金转移到金库，填补上窟窿后，他们便成功“借鸡下蛋”，摇身变成清白的富豪。
“一般案犯偷盗巨款后，是潜逃，而不是购买彩票。”任晓峰代理律师严国亚认为，这说明二人已成为病态彩民。
针对彩票负面影响带来的问题彩民，王薛红博士呼吁政府建立彩民救助体系。比如国家应该从公益金中拨出专款，建立彩民救助基金，给予问题彩民相应的救助和资金投入，对它们进行心理健康指导、治疗。香港马会每年就有3000万港币的救助金。
“直接面对彩民的彩票，一线销售员的素质良莠不齐。曾经发生过销售员代买彩票，发现中奖后就据为己有的事件，影响了彩票事业的声誉。我们要通过培训让销售员认识到不诚信带来的严重后果。”王薛红博士说。
彩民心经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彩民心理，是社会心态的一种直观反映
彩票业在中国显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1987年，中国内地开始公开发行和销售彩票，当年销售额不足2000万元，而去年，销售额已达到813亿元，是初始年的4600多倍。今年截止到11月2日，单中国福利彩票销量就已超过500亿元。专家估计，今年福彩、体彩总销量很可能会创历史新高，达到1000亿元。
从1987年到2006年，全国共计发行彩票3663.16亿元，募集公益金1228.17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公益事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彩票引起的彩民心理失调问题，甚至犯罪现象，也频频进入公众的视线。
在发达国家，病态彩民的比例一般占彩民总量的2%～3%，中国目前大约有1亿彩民，按这个比例计算，中国病态彩民的数量大概有二三百万。
难以割舍的大奖诱惑
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最近在河南省的一些地区做了一次彩民调查，彩民动机分类研究的结果表明，彩民的购彩心理已呈多元化发展，但首当其冲的一个目的还是中大奖。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支持国家公益事业，中则中，不中就当捐助了。另外还有极少数人，买彩票从来不兑奖，只图乐趣。
郑州市的调查显示，在彩票消费群体中，有1/3是低收入者，月薪1000元左右。“这是全世界彩票发行的一个悖论，就是针对中低收入者。”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说，“本来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那些中低收入者，弱势群体，但实际上，买彩票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中低收入者，而买彩票对他们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他认为，在彩票设计上，应当想办法多鼓励中高收入者，而不是中低收入者去购买。
王君柏的解释是，中国目前已经纯粹是一个经济的社会，人心思富，甚至到了一种急于求成的状态。彩民心理就是这种社会心态的一反映。
是心理疾病，还是社会问题
除了一些伊斯兰教地区和少数国家以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发行了彩票。
博彩业有一个名词叫“病态赌徒”，是指那些因赌彩丧失理智的人。“这是一种病态，而不是博彩的必然结果。”经济学家茅于轼非常反对滥发彩票，他的理由是：“买彩票带有赌博性，容易鼓励人的不劳而获思想。”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沈明明强调说：“现在有些人把博彩本身当作社会问题来看待，这是错误的，‘赌瘾’的本质是精神健康的问题，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它引来的后果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他看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产生病态，比如有些人会对烟、酒、网络产生依赖，而且这个比例要远远高过“赌瘾”，“真正病态的赌徒所占比例是极低的”。“我们要用数据说话，事实上每年因赌博引发的社会事件数量是很低的”。
沈明明介绍，北大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已经和美国、加拿大等博彩业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合作，正在病态赌博方面建立课题，“把国际上的‘病态赌徒’标准引入中国，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设计出相应的标准”。此外，“一定要承认博彩有负作用，因此要从源头上去控制”，研究所计划与各博彩游戏机构、供应商联系，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责任博彩的概念。同时，对病态赌徒的各种救助办法也正在筹划中。
王薛红透露，他们正在筹建中国第一家彩民救助中心，两部救助热线即将开通。“救助中心将借助北大的学术资源，辅以学生志愿者，对广大彩民进行两方面的帮助，一个是对病态彩民进行救助，另外是对彩民产生的其他问题给予帮助，包括提供法律援助。”
买彩票就是微笑纳税
凡是买过彩票的人，可能都做过这样的梦，买房、买车、炒老板。这是一张小小的彩票带给人们的希望。
“彩票就是一个游戏，玩的就是心跳，这是一般的娱乐所不具有的特点，但要有所节制，别拿彩票当投资，甚至把身家性命压上去。”沈明明在任何适当的场合，都会把健康博彩的概念宣传出去。他说，把最基本的问题弄明白，再来玩这个游戏，就不致于犯错误。
王薛红博士说，在国外，一生不去兑奖的彩民大有人在。还有人把中奖彩票挂在墙上，宁可自我欣赏也不去领奖。幽默的法国人说：“公众购买彩票是微笑纳税”，这句话让很多人对彩票的意义心领神会。“所以我们要引导彩民形成健康的购彩观念，因为中奖率很低，更多的是一种献爱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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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产的《彩票法》，将在2008年呼之欲出
甘肃省亿元大奖的出现，刺激着彩票立法的呼声再次响起。日前，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副司长丁锋在上海透露，首部《彩票管理条例》已提上国务院议事日程，并有望于明年出台。
而此前，我国有关彩票的最高位阶的法规是财政部于2002年3月制定的《彩票发行和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层面至今并未明确是否要将彩票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沈明明教授告诉《新世纪周刊》。
6年立法
专家认为：政府有责任引导彩民的消费心理。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也有劝阻彩民上瘾的责任。销售人员严格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在零售网点或者彩票片面上设置一些警示语，就像香烟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一样；限定一张票面上的最高投注额等。
“这些责任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同时，在一个国家的GDP中，博彩产值占1%～3%是比较健康的。目前我国彩票业远低于这个水平，迫切需要立法以保障彩票业的发展。”沈明明说。
2001年，彩票法开始进入财政部乃至国务院立法计划。6年来，由财政部牵头，联合民政和体育部门，数次协商、修改彩票法草案。
沈明明多次参与关于彩票立法的讨论。“彩票法还未出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理论研究不够，很多问题未能真正解决；另一方面是立法涉及很多部门利益，利益分配未摆平之前，出台法律也就面临困难。”沈明明告诉《新世纪周刊》。
研究方面，我国对彩票至今尚未有广泛接受的标准定义，而且带有一定程度涉赌性质的彩票也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相排斥。立法思路上也存在分歧：彩票法应该是指导性的宏观立法还是操作性的微观立法？
我国彩票现有的管理体制决定了立法必然牵涉诸多部门。如果立法将彩票完全收归财政部管理，这就需要协调说服民政和体育部门。此前，教育和环保部门也要求发行彩票募集公益金以发展教育和环保事业，这势必将冲击现有利益格局。
伴随正规彩票的发展，我国也出现过私人发行非法彩票的“私彩”现象。一旦立法，打击“私彩”必将写入法律条文。
北京大学彩票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说：“我们将相当部分的精力投入到行业标准的研究上。”
彩票业行业标准的意义，在于提升彩票管理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安全性是指避免出现作弊现象，稳定性则是指降低打票机、摇奖机等器械的出错率和故障率。北大彩票研究所设有专门的博彩实验室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打票机标准依据地域特点而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使用的机器要具有很高的防尘性能，而在海南，当地湿热的气候则对机器的防潮能力要求较高。
“目前，这些标准的研究基本完成，有些标准还高于欧美国家的水平，我们正在争取将标准推行到行业中去。”
现有体制下的完善
世界范围内，120多个国家在经营彩票业务，彩票业已成为世界第六大产业。海外彩票的发行和经营管理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政府直营模式。政府设立专职部门直接主管彩票发行，或者成立专门的国营彩票公司负责发行。例如，法国政府专门成立的国家游戏集团负责政府彩票的发行工作，意大利财政部直接发行彩票，而世界第一彩票大国——美国，则是在州政府下设立彩票委员会。州彩票委员会根据纳税情况、彩票市场分布选择代销商销售彩票。
三是发照经营模式。这是欧洲很多国家的模式，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都有可能获得彩票经营执照，并形成市场竞争关系。政府通过特殊的征税办法从这些彩票公司获得收益。
尽管模式不同，各国彩票管理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政府负责监管，企业实施具体发行，实行市场化运作，公益金统一纳入国家基金，分配到需要扶持的各社会领域。
“政府和市场在彩票业中的角色应划分明确。我们目前的状况是政府一边监管彩票市场，一边卖彩票，政企没有分开。”沈明明教授说。
北大彩票所正联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推动彩票业的资质认证，希望在未来实现三类人员持证上岗：彩票管理层、彩民培训师以及彩票销售人员。针对不同人群的培训大纲已形成，公益事业管理方向的MPA学位也于2005年开始招生。
公益金支配方面，王薛红认为，有必要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公益金的使用问题，实现公益金使用的多元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我国现有的彩票游戏品种偏少，娱乐性较低。因此，丰富游戏种类，给彩民提供更多选择是彩票业发展的方向之一，这也是打击地下“私彩”的有效手段。
“我国彩票人均年消费额不到100元人民币，而新加坡是300美元，欧美国家的数字也远高于我们。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消费能力的增强，我国彩票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王薛红对中国彩票市场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