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潍坊的李明（化名）用苹果手机通过“PP助手”软件搜索下载了一款叫“福利彩票”的应用，并在短短两天内投入近3万元买彩票。可是，他却被福彩中心告知，自己购彩的手机应用是“高仿山寨”。
“福利彩票”所属公司客服称，该公司与线下投注站合作拿号，“目前网站上都不允许了，只能查中奖信息，各家都是通过手机App在卖。”
澎湃新闻曾使用“福利彩票”充值并购买彩票，5月8日晚，该应用显示充值系统正在维护中，暂时无法充值。
两天花了近3万
下载成功后，李明先后在该应用上购买了双色球和“快3”两种彩票产品。快3投注是单式投注的一种，每注2元，由三个号码组成，每个号码可从1-6共六个自然数中任选。购买者可对其选定的投注号码进行多倍投注。
起初，李明也曾中过奖，他说，在“想中更多”的心理作用下，他把挣到的奖金又全部投进了资金池中。交易信息显示，2018年4月30日至5月1日间，李明陆续向“福利彩票”应用充值2万9千余元。这些钱最终都赔了进去。
由于自己所购买的“彩票”在应用上被标注为江苏省福彩中心销售，心生疑窦的李明随即向江苏福彩中心致电垂询，却被工作人员告知福彩中心从未在网络上出售彩票，他感觉自己上当了。
高仿山寨
通过比对李明下载的山寨福彩应用和中国福彩网官方客户端，澎湃质量报告栏目记者发现，两者在外观设计上高度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官方客户端的白色汉字“中”比山寨版多了一条白色平行四边形，且红底的颜色略深。差别之细微，若非仔细观察难以发现。
更大的区别隐藏在打开应用之后的界面上。在中国福彩网官方客户端上，可见福彩咨询、开奖信息、兑奖地址查询、互动交流等栏目，并没有彩票购买渠道。而“福利彩票”应用首页显示的彩票类型玲琅满目，点击任意模块便可直接进入购买页面。
那么，李明下载的这款“高仿”软件是什么来头？
澎湃新闻在天眼查检索“一定牛”发现，该网站的注册实体为深圳市傲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智能电网、互联网软件及通信和安防产品、信息技术咨询、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等多项业务，但并未涉及彩票销售。
随后，澎湃质量报告栏目记者以彩民身份致电“一定牛”客服询问彩票销售渠道，客服称该公司与线下投注站合作拿号，合作站点覆盖全国，单月销量就可过百万。当被问及网络售彩是否合法时，该客服表示，“目前网站上都不允许了，只能查中奖信息，各家都是通过手机App在卖。”
屡禁不止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彩票发行是由财政部审批，民政部、体育总局下设的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发行，一般以实体门店方式销售。
2010年，财政部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54号）有关规定制定了《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办法》第四条规定，未经财政部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
然而，2010年8月17日，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分别下发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停止互联网销售彩票等无纸化销售方式。
2016年5月，财政部联合公安部、工商总局、民政部、体育总局在内的五部委发布通知，称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通知要求，做好查处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工作，将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的单位或个人列入黑名单。
然而，利用山寨网站、应用假冒网络售彩的行为依旧屡禁不止。5月8日晚，澎湃新闻通过苹果官方应用商城检索并下载的数十余个彩票应用中，就有29个仍在提供售彩服务。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新年则指出，相较于线下彩票销售门店，网络销售存在虚拟性的特征，并且需要采集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容易出现消费欺诈、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现象乃至滋生其他下游违法犯罪行为。
张新年建议，消费者若遇到销售彩票的山寨应用，可选择报警。
平台责任
让李明不解的是，为何山寨应用能够被置于PP助手软件检索结果的首位？
李明向澎湃新闻出示的截屏显示，在苹果PP助手和安卓手机豌豆荚应用商店里检索福彩应用，上述“福利彩票”应用均被置于检索结果首位。李明说，他曾致电PP助手客服，对方表示PP助手仅推荐软件下载，并不能甄别软件是否存在问题。截至发稿前，澎湃新闻以同样的方式检索，发现通过PP助手已无法搜索到上述山寨福彩应用，但通过安卓豌豆荚仍然可以下载。
除此之外，澎湃新闻记者分别用华为、小米、vivo、锤子手机的官方应用商城搜索“福利彩票”，弹出的搜索结果中，排在前五位的应用基本都是名为“福利彩票”或以福利彩票官方标志为logo的同类型售彩应用。部分名为“福利彩票”的应用还被平台明确划入“金融理财”分类，且评分高达4星甚至5星。
5月9日，澎湃质量报告栏目记者以“福利彩票”为关键词，在百度手机助手、360手机助手、腾讯引用平台上，也均搜出了违规售彩应用。
那么，若消费者在使用山寨福彩应用时权益受到侵害，应用平台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张新年告诉澎湃新闻，根据网络侵权领域内的避风港和“红旗规则”，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关键要看其“有没有过错”。他指出，如果应用平台对入驻的应用软件提交的信息尽到了法定和约定的审查、登记、检查监控义务，在“不明知、不应知”的情况下，一般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对于显而易见的，平台应当获知的违法信息，则负有监测排除的义务，特别是经反映投诉或公安机关通报，平台已经获知的违法信息，如果未予及时删除、屏蔽而造成的损害扩大部分，则应当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