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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43]
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卡·马克思写于1851年12月—1852年3月
1852年作为“革命”杂志第1期在纽约出版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根据1869年版本译的，并与1852年和1885年版本校对过
一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44]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易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Rhodus，hic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48]
但是，每个多少会观察的人，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49]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基督徒脑子里的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一个特别集团，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inpartibus〔不存在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诠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月2日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他们。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们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鹅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里的那种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50]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51]）；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52]、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全国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曾经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5月15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二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被打断的话题上来。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大胆的想望。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是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活的树上落下来，而是从认识的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总结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56]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大部分人也排出于政治权力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地方自治、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规定的某些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海的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共和国的创建人即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愈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倔强逞性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的程度，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欺骗命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五百个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要在他们已经事先预察到自己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一条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故意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haute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1851年12月2日的御用军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末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59]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充当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60]。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61]已经详细谈过，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光荣，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并居在一起的，而且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即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1830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得到的，不是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劲敌即耶稣会派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被污辱以后才迎来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出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国家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12月2日政变。不要忘记，在1848年12月20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国民立法议会中的多数。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未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构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解散自己的决议。这时，不仅是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熟读了这些说法，并在1851年12月2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殷勤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手续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常备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在会战前夕一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威胁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让步，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让步，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日是什么呢，岂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那样的coupd’état〔政变〕吗？不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月29日事变，迫使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62]的故事。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所谓构成法——教育法、信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所谓构成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coup〔打击〕防止了这一coup。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议会运动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啊！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1851年12月2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期间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就职时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主义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立法议会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立法议会中，路易-菲力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说来，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团。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mauvaisequeue〔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的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政党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了一个以非洲的将军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和贝多为首的、由五十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七百五十个席位中，它占有两百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任何一派同等强大的。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五个省的选民投票抬上了议员地位的。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中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是完全可望获得成功的。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着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保护人。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是反对出版、结社等等，并且（又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人权”，好像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时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Ｖ条[67]，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54条还禁止行政机构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5月8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1849年6月11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他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所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月1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6月13日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处在宪法之外”；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则像小学生一样，按照议会规则受到国民议会议长的琐碎的监督。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6月13日事变时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的里昂，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叛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街垒的堆筑。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假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的墙壁应声倒塌的喇叭声音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墙壁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末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末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里面时，当他们跑得太远，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氢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灭了。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6月13日的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们”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无可怀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权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败，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会向他们显出我们的本事来！Nousverrons！〔走着瞧吧！〕”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账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罗马的远征，但这次远征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祭司长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68]。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是局限于和平的游行示威。所以，在对付这次骚动的斗争中，是说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就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尔利茨[注：奥斯特尔利茨是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夫科城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在这里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译者注]。讲坛和报纸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是形迹可疑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利亚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营；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一致行动，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受到国民自卫军的反对就必然失败。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作用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标志，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带有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的性质了。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部分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和其他任何军装一样，是一块破毛料。魅力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一样地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一样地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四
1849年10月中旬，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一个咨文，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比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更加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的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远征，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纸的责任发行人常戴的朴质的假面具，即hommedepaille〔冒名顶替者〕通常戴的假面具。现在他把假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个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尔·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注：即庇护九世。——编者注]的非自由主义行动，正像他曾撇开制宪议会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批准远征罗马的拨款时，表面的自由派维克多·雨果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金，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帝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债务。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毫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王笏和宝剑，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既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卤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怯生生地试图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于本身地位勉强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性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idéesnapoléoniennes》[69]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好像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深刻的轻蔑。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夸示过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资产阶级虽使法国人在葡萄酒的消费上感到困难，同时却慷慨地用纯正生活的清水款待了他们。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人民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派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学校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地方长官，使他们服从于行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中，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熏染的三年宪兵制度，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只应该说“是”和“否”一样！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贴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日还没有结果。只要国民议会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又在加强实施这些法律时的苛刻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宝藏，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财宝显示给法国人民。这类提案中包括了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建议，以及为工人创设“荣誉贷款银行”的法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图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全部财政艺术。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的利益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鞭挞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愈来愈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缺选举。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6月13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的。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巴黎的军队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大部分人都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里（虽然不如在巴黎那样绝对地）也比敌人占了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人的意旨来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贝利耶、布洛利和摩莱），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城官们[70]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握取这个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了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了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布尔日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时，曾疯狂地攻击过5月15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6月13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比巴罗什更多地侮辱过国民议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掉。
议会中的多数了解自己对方的弱点。秩序党的十七个城官（因为波拿巴让秩序党领导和负责攻击）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一个法案，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三年，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作证来加以确定。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多么地不公正。5月31日，新选举法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出版法[71]。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应该的。在这一摧残以后，革命最前缘的边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72]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情况是这样：看来，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间的大规模的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间不可避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最高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摩尔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总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的故事，侄儿就回忆巴克斯在同一地方征伐的故事。不错，亚历山大大帝是半神，而巴克斯却是真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利亚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讲到当前的questionsbr?lantes〔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真义，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资产阶级惯用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制魔王兼圣摩尔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发生了一些关于议会个别特权问题的小冲突。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范围就缩小了，变成专为两个权力间的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了。
有一位议员，名叫摩干，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艾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不再拘什么仪式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摩干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破坏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消息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用强力把他从克利希监狱里放出来了。可是，在另一方面，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制的神圣性，并且为了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现成的地方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议员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上面已经讲过，警卫专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行为。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成立一个特别议会警察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卫专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勒提起诉讼，因而很容易就把阿勒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检察官的发言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常任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议会被自己在摩干案件中所采取的暴力行为所吓倒，它习惯于在每次给行政权力打击后受到它的两个打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剥夺了自己所享有的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却在夜间采取行动的人。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犯Codepénal〔刑法典〕等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已经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当时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它的唠叨不满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力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即军权和议会分立的事情：他把尚加尔涅免职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能力。议会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末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上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作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退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所结束。现在，两个权力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它一无所有，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的议会[79]，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postfestum〔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已像死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办公厅，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业企业照常工作，粮价低廉，食品储备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所谓“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规定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免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四百一十五票对二百八十六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派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热狂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眷恋亲切的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郎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利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说，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话，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无谓的阴谋。
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的内阁，1851年1月他满足于超议会的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组织一个反议会的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测定议会生命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甚至培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coupd’état〔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coupd’état是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的。尚加尔涅把这个死刑的判决告诉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它和十二月十日会的小丑一般的头子的决斗看作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81]。
六
秩序党在徒劳无益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力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仅仅是日历的力量、时钟的指针，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是要在资产阶级统治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之间，在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之间，在议会制共和国和波拿巴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是要在奥尔良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间进行选择！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一个引起争吵的原因，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结合体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的第45条。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既然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的票数，就可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要胜利的。
和这些明显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存的制度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力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按照宪法途径投票支持修改宪法，那末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因为按照宪法规定，它的表决一定会被共和派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而宣布说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末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力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的局部的修改，将为波拿巴帝制主义的篡夺权力开辟道路。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的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统治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它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所以秩序党总是反对波旁王族返国。
奥尔良派的议员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周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也按同样的周期表演了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直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能把被放逐的国王归还给它。情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屡次批准把国王逐出法国的人民的决定。
这样一来，保皇派要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勒蒙特和威尼斯之间愈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关系愈是近于决裂，有利于茹安维尔的煽动愈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愈加热烈，愈加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各个基本构成部分。这两个巨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好像先前在两大营垒中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想他们又回到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进行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进行争吵的时代[83]。奥尔良派又重新经历了基佐、摩莱、布洛利、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贝利耶和法卢一方所领导和拉罗什雅克兰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洛利、蒙塔郎贝尔和奥迪隆·巴罗领导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奥尔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方面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国民主权的可能性还给国民。”
可是，这些议员又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力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四百四十六票，反对修改的有二百七十八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派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议会的少数，拥护必须执行议会少数决议的原则。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岂不都曾经把议会多数置于宪法之上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定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统治是处在“多数之外”；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说，当它本身还继续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团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扬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伦远征事件因拥护波拿巴而多多少少地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定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和共和国调和，又不能把共和国推翻；既不能捍卫宪法不受侵犯，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控制事变了。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这样一种力量支配，对于这种力量，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一步一步地让出了各种权力，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力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政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利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不可挽救，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最好是从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84]杂志中引一段话来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
“经济学家”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力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一部分银行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有息证券。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力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退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而这些行为是不配受到好的待遇的，那末，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它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无情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既然当时问题是关于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最后的解决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对这个迫切的问题保持沉默，不去触动以外，就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使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的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稍微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力侵害，资产阶级法庭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也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这个资产阶级进行流血斗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好像是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他，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他。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反响。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杂志一类的东西，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利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851年12月27日，在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其实，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很少有哪一年像过去这一年这样辜负起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二十五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足够的根据使我们预期会有相反的情形：商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丰收在望；在欧洲大陆有不受任何破坏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以为应归罪于输入与输出的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末，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像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那患着商业狂热病的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震聋了耳朵，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力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舍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护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国外〕的英雄们预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在这种融合、修改、延期、宪法、秘密活动、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弄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疯狂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觉得，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了，天上星辰的运动就表示反对他们的地上期票有兑现的效力。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再犹豫动摇了。
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利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已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扬已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表明它只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作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力斗争时所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以完全承认纯系虚构的托利尼内阁而庄严地承认这个损失。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这么一个软弱的内阁竟敢来执行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全部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也不要通过议会去做，一切事情都要和议会背道而驰地做。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部长们就提出了这种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部长们关于必须立即颁布这个法令的建议，而法律本身在11月13日以三百五十五票对三百四十八票被否决了。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连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体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力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呼吁国民议会转向呼吁人民，那末立法权力通过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就是表示从呼吁人民转向呼吁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力。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利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提出的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一百零八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注：十四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在论述意志自由问题时曾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译者注]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方打得更痛。一怕尚加尔涅，二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本身提出的市议会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议会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被仅仅一票的多数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票是计算错了。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它的各个构成部分已经没有任何联结的力量使其相互结合在一起了，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内，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把戏——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波拿巴在9月15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有力地把那些爱跑市场的太太和卖鱼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卖鱼女人的实际力量等于十七个城官）；在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这时，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展览会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引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想所惹起的骚扰事件的损失，那末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看厅里到处响起雷鸣似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结果是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如何以国民公会的精神行动，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力。（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怎样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缚国民的意志……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等等，等等。（“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炮弹也最多。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议会时独自一人进入了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要让议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议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原型要小一点，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议会去向它宣读了（固然是以断断续续的声调）它的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二千五百万法郎，用一百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扬将军，用十五个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士兵，他偷偷地、像夜间的贼一样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拖下来押进监狱，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首都各处张贴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宣布戒严。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非常的国务会议。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在再三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情况下通过决议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从那里送进马萨、阿姆和文森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
在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二月革命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Ⅰ．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联欢的喜剧。
Ⅱ．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立宪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3）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立宪议会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立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Ⅲ．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6月13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ａ）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ｂ）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在企图重新支配行政权力时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和共和派及山岳党联合。
（ｃ）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企图修改宪法，使两个王朝派合并并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ｄ）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力公开决裂。议会处于垂死状态，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而复灭。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复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翻版。
七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Danscinquanteans，l’Europeserarépublicaineoucosaque》〔“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républiquecosaque》〔“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无需乎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注：指1851年政变后的法国。——编者注]是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的。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复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立刻又会使资产阶级活跃起来，会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这样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的失败。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斗的指挥者。无产阶级成了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1848年六月事变、1849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的记忆犹新，它丝毫也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所以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士兵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它的武器来反对它自己！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在经历着苦难的考验。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87]！
但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士兵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士兵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屈辱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到了真实的表现。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冒充这个人的人，而他冒充为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CodeNapoléon〔拿破仑法典〕中的一条：《Larecherchedelapaternitéestinterdite》〔“不许寻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仑。经过了二十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儿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
从路易十四那时起，法国还没有看到过农民“因蛊惑人心的活动”而遭到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88]。
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下，法国农民的意识中发生了新思想和传统的斗争；这一过程是在教师和教士的不断斗争的形式下进行的，结果总是资产阶级压服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现在地方长官和行政官之间的不断冲突上，结果总是资产阶级撤换了地方长官。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结果总是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愚钝，说这些vilemultitude〔可鄙的群氓〕愚钝，仿佛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国的信赖，它曾热心地把构成这种农民信仰的出生地的状态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coupd’état〔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决。184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十分糊涂，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各省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们的意见，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只是现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波拿巴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idées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末，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另一个《idéenapoléonienne》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处在依赖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末，债台高筑而和社会及政权脱离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idéenapoléonienne》。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郎贝尔先生所想的刚刚相反罢了。
最后，《idéenapoléonienne》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pointd’honneur〔光荣〕，因为军队把小农造成保护自己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的英雄，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统一，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的体系中的内在矛盾迫使他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末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idéenapoléonienne》〔“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89]。
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严正的宗教家在君士坦士宗教会议[90]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化时，红衣主教比埃尔·德·阿伊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的法令上盲目抄袭来的那种政府法令的明快果断的作风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预先知悉铁路租让秘密的人在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极占便宜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此必须使食利者的收入由五厘利息改为四厘半利息，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给资产阶级吃苦药丸要加厚糖衣；因此endetail〔零买〕酒喝的人民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engros〔大批买〕酒喝的中等阶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可是政府又保证将来团体定会获得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就建立了加重农民债负并加速财产集中的抵押银行。但是这些银行必须利用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后面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土地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了，如此等等。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93]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汪东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注释：
[44]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是在法国完成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一次政变；改变的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第121页。
[45]贝德勒姆是伦敦的疯人院。——第123页。
[46]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第123页。
[47]据圣经故事，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语。——第124页。
[48]HicRhodus，hicsalta！（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转意：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是上述引文的代用语（Pòδоζ在希腊文中是一个岛名，也作“玫瑰花”讲），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使用的。——第125页。
[49]1852年5月，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根据法国1848年宪法，每四年一次的新总统的选举应该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125页。
[50]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126页。
[51]在1869年的德文版以及1852年版和1885年版中，都将立法议会的召开日期错写为1849年5月29日。——第126页。
[52]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情绪的人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方法。——第127页。
[53]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形成的。
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第131页。
[54]“国民报”（《LeNational》）是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132页。
[55]“辩论日报”（《Journaldes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desDébatspolitiqueset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第132页。
[56]法国183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通过的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在表面上宣布了国民的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警察官僚机构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第134页。
[57]《Frère，ilfautmourir！》（“兄弟，要准备牺牲！”）——是特拉普天主教修道会的成员在见面时的互相问候词。特拉普修道会成立于1664年，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出名。——第136页。
[58]克利希是1826—186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第137页。
[59]指1849年5—7月那不勒斯王国参加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的事。
1849年2月9日在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行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的手里。在共和国存在的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在土地政策中表现出了共和国的阶级局限性；由于拒绝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农民所有，共和国失去了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第139页。
[60]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的生平中的以下一些事实：1832年路易·波拿巴曾在土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1848年在英国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曾志愿充当特别警察（特别警察是英国的一种由公民组成的警察后备力量），与警察当局一起反对1848年4月10日由宪章派组织的工人示威。——第139页。
[61]指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1848年12月10日选举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51页）。——第139页。
[62]罗马皇帝卡利古拉（37—41）是由于御用军的拥戴而即皇位的。——第143页。
[63]1849年4月法国政府在援助皮蒙特抗击奥地利和保卫罗马共和国的借口下，从制宪议会那里得到一笔装备去意大利的远征军的拨款。而远征的真正目的却是干涉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第143页。
[64]指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勒夫洛、巴兹和帕纳及立法议会的议会总务官（议会负责经济、财政及安全保卫事务的特派员）提出的法案，法案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在11月17日被否决。在表决时山岳党人将保皇党人看成是主要危险而支持波拿巴主义者。——第144页。
[65]彼得·施莱米尔是夏米索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第147页。
[66]爱姆斯是德国的疗养地。1849年8月正统派曾在这里召开会议，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克勒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路易-菲力浦从法国逃出后住在这里。——第150页。
[67]第Ⅴ条属于1848年法国宪法的序言部分；宪法正文的条文是以阿拉伯数字编号的。——第153页。
[68]暗指路易·波拿巴想从罗马教皇庇护九世手中接受法国王位的阴谋。据圣经故事，古犹太皇帝大卫是由先知撒母耳主持涂油仪式而登极的。——第158页。
[69]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Napoléon-LouisBonaparte．《Desidéesnapoléoniennes》．Paris，1839）一书。——第164页。
[70]加入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绰号是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的生活而写的同名的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168页。
[71]按照1850年7月立法议会通过的出版法的规定，报纸出版者应当交付的保证金数额大大增加，并且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在征收范围之内。这个新的法律是在法国实际上取缔出版自由的一些反动措施的继续。——第170页。
[72]“新闻报”（《LaPresse》）是从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在1848—1849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又是波拿巴主义者的机关报。——第170页。
[73]“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Moniteuruni-versel》）的简称，它是政府的官方机关报，1789年至1869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第173页。
[74]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武装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8年9月30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发动了斯特拉斯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闭，但只经过几小时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他1846年就逃往英国去了。——第174页。
[75]聂克·波顿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第一幕第二场的情节。——第174页。
[76]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是席勒的话剧“强盗”中的人物，是丧失一切道德观念的盗匪和凶手的形象。——第175页。
[77]指波拿巴派的报纸；这个名称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在巴黎的官邸爱丽舍宫而去。——第177页。
[78]马克思在这里是用席勒的诗“欢乐颂”中的一行而写的双关语。在这首诗中诗人歌颂了欢乐——来自爱丽合乌姆或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在古代作者的笔下爱丽舍园是天堂的同义语）。爱丽舍园也是巴黎街名，路易·波拿巴的官邸就在这里。——第181页。
[79]议会是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城市都有议会，作用最大的是巴黎的议会，它办理国王敕令的登记并具有所谓谏疏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及国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力。但议会的反对立场并没有实际的力量，因为只要国王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一定要被登记下来。——第185页。
[80]贝耳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1849—1857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加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第188页。
[81]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二至三世纪）的著作“学者们之宴会”（《Deipnosophistae》）中的一个情节。他转述得不完全确切。埃及法老泰俄斯以隐喻的方式讥笑带兵前去帮助他的斯巴达皇帝阿革西拉乌斯的矮小身材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你把我看作老鼠，但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成狮子的”。——第190页。
[82]威尼所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正统派的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驻在地。——第194页。
[83]指复辟时期正统派阵营中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路易十八和维莱尔主张比较小心地采取反动的措施，而达尔图尔伯爵（从1824年起为国王查理十世）和波林尼雅克却完全忽视法国的局势；主张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
巴黎的土伊勒里宫是路易十八的皇宫；马松阁是宫里的建筑之一，在复辟时期是达尔图尔伯爵的官邸。——第196页。
[84]“经济学家”（《The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198页。
[85]伦敦工业展览会是第一次全世界工商业展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出。——第203页。
[86]“国民议会通报”（《LeMessagerdel’Assemblée》）是法国反波拿巴派的日报，于1851年2月16日至12月2日在巴黎出版。——第205员。
[87]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第215页。
[88]塞文是法国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整个这个地区爆发了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的农民起义。由于对新教徒的迫害而爆发的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方一直到1715年还有起义爆发。
万第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万第省曾经发生贵族和僧侣领导的农民反革命暴动。——第218页。
[89]在1852年的版本中没有本段最后两句，作为本段的结束的是：“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第223页。
[90]君士坦士宗教会议（1414—1418）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情况下为巩固天主教会的已经动摇的地位而召开的。会上谴责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领约翰·威克利夫和杨·胡斯的教理。会议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状态，选出了新的教会首脑以代替三个互相争夺教皇王位的人。——第224页。
[91]见注15。——第224页。
[92]是指1715—1723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力浦摄政时期，当时路易十五还处于童年。——第227页。
[93]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保存在特利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