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博士后杨漪三次到访缅北，揭秘“金三角”生态：
“电信网络诈骗是这片土壤新的变量”
当地村庄的民兵为矿山老板守山。
缅甸大其力镇街景。
“金三角之城”地标。A08-A09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杨漪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后。2017年至2019年，她为研究缅甸边境社会的经济运作及发展问题，三次到访缅甸掸邦大其力镇。这里是“金三角”的核心腹地，在那里，杨漪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共计16个月，完成了名为《“金三角”的恐惧：缅甸边境社会经济聚簇的民族志研究》的博士论文。
带着对“金三角”的好奇，杨漪走进这片土地，见识了当地人如何成为非法产业链上的一环。在杨漪眼里，相对混乱、各群体间尚未广泛结成“社会契约”、多种权威力量杂糅交叠的社会土壤与合法、非法相含混的经济彼此呼应。
想去“金三角”做一个研究
新京报：最开始为什么想去“金三角”做田野调查？
博士期间，导师问我想做什么选题，我说想去“金三角”做一个研究，他非常支持，之后我就去了。尽管我的家乡与“缅甸”或者说“缅北”为邻，但实际上，去之前我对缅甸人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国内关于缅甸的资料不是很多，我在上海想找老师学缅语都没有找到，还是跑回老家才找到缅语老师。学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就去缅甸了，在缅甸也是边学缅语边做调查。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大其力镇为调查点？
在当地大家都很谨慎
新京报：你第一次到缅甸，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大其力的街头有不少流浪汉，他们白天会在街头闲逛，有几位看起来精神失常，我也撞见过在街边吸食海洛因的人。大其力镇属于比较热的地方，大家出行要么就开车，要么骑摩托车，主干道很少有人走路，流浪汉走在街上非常明显。后来在大其力待久了，我也交到了曾经吸毒睡大街、后来戒毒成功的朋友。
新京报：到缅北后，你遇到过危险吗？
后来我甚至成了我住的那家人里最熟悉大其力镇的人。我在那里只待了一年半，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中，最早去的已经待了十几年，但是他们对危险有很深的认知，不会像我一样有“探索欲”，他们要在那里生活，不会去冒险，哪些地方不该去的，就一定不会去，不得不去时非常谨慎。他们出门时，一般要开车或者骑摩托车，不会乱跑。他们还会叮嘱我，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看到我独自背包出门，就会比较严肃地跟我说，包不能那样背，会举例说：有人大白天背着包走路都被抢了。
当地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他们常告诉我说哪里不能去，哪些动作不能做。在他们的意识里，不能露财，小女生一个人不能单独行动，人少的巷子也不能走，否则就会有极大风险。
有一些危险是明确的、具体所指的，比如说你得罪了谁，或者谁欠了你的钱，但是那个人势力很大，你不敢去找他，因为你知道他可能不但不给你钱，还会要你的命。很多当地人不面临这种具体的危险，因为他们并不得罪谁，只是在那里生活，但在那里生活是需要很高的警惕性的。
新京报：这种氛围怎么体现？
杨漪：除了上述他们的提醒之外，晚上他们也不太希望我出门。晚上七八点，天快黑了，我要出门，我在大其力镇的家人就会吓唬我说晚上外面怎样不安全，让我不要出门。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就认为一些非法的事情都在夜里发生，比如运毒品之类的，我出去了碰见也不好，可能被别人误以为是线人。出去碰见警察也不好，可能误以为我是从事非法经济的人。后来我熟悉了那边，偶尔晚上出门，通常也会在九点前回家。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当地商店晚上关门都很早。我们都以为“金三角”那种地方“灯红酒绿”，夜生活很丰富。去了才发现不是这样，商铺晚上九点之前都关得差不多了，KTV和夜店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九点后，街道就安静了。在一个谨慎的环境，大家晚上不太会出门活动。去夜店也是开车去开车回，点对点，不乱跑。
新京报：你作为一个外来者，当地人对你是否有戒备心？
杨漪：有的，我觉得我对他们的戒备心，比他们对我的戒备心少一点。我的行为举止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也不会像我这样在街头瞎逛。
举个例子，大其力镇的华人讲话都是云南口音，我是云南人，会讲云南话，有一次我去早点铺吃早饭，想和老板娘随便聊两句，看看能不能在那做调查。我用云南话和她对话，她看出来我是中国人，就用普通话回我，转头跟别人说话才用云南话。
不过这没有影响我在当地的调查研究，大其力镇是一个城镇，本身不是熟人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外来务工者之间都是相对平等的。我和不同的人接触之后，大家慢慢地就把我当做一个熟人了，不会区分我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我来了几个月后，一个摩的司机专门跑过来说要找我聊天，因为他看到我跟其他摩的司机都聊天。我以为我是去那里做调查，去参与和观察别人的生活的，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在被别人观察。
除了法律还有一些“规则”
新京报：当地社会治安如何？
杨漪：社会治安这个不太好评价，因为那个地区和国内的环境确实不太一样。当地确实会有枪击案、被暗杀的情况，但一般都是寻仇，当然也会有无辜的人受害。一般来说，有一个国家、政府或合法性很高的机构管理一个区域，才好量化地评价治安情况，“治”和“安”是连在一起的，大其力那样多权威交叠但又没有哪一方权威有绝对优势的缅甸边境社会就比较难去裁量治安的问题。
当地也有警察和军队，但是当地人总会觉得警察是收受贿赂的，也不是那么信任警察。当地也有法律，但并不代表出了问题，大家都会去寻找法律的帮助，除非买卖房、买卖土地等，想要获得凭证，就需要跟官方打交道。
我住的那家人有个亲戚，参与了枪支贩卖，这个人被拘留后，他们找了律师去跟警察沟通，看怎么交保证金，把这个人赎回来，否则他可能会被判刑。
那个小伙被放出来的时候我也在。其实他们就是凑了一笔钱交给警察，律师在中间帮忙沟通，后来警察在夜里偷偷放出来的。那笔钱不是进入司法机构的，其实就是给警察们行贿。也就是说，不是没有法律，只是除了法律，他们还有一些“规则”。
新京报：你在当地接触过在非法产业里工作的人吗？
当地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参与或涉及了当地的非法经济。大其力镇住的那家人中的三姐家开了一个游戏厅，里面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给吸毒的人使用的。
那家人中，还有一个年轻姑娘想跟我学汉语拼音，因为想去网络赌博的公司工作。那里工资高，底薪加提成，底薪就有四五千人民币（以泰铢-人民币换算）。当时她没什么工作，就在晚上跟大姐卖一点夜宵，一个月的收入最多也就两三千人民币。她有两个孩子，当时丈夫的老板跑路了，没什么钱。如果白天去网络赌博公司上班，晚上卖夜宵，收入就会更高。但是后来听说要上夜班，她就没有去，因为不能照顾小孩。
后来我还加了一个人的社交账号，他知道我在读书，说很缺这种人才。我问他们不是应该喜欢招那种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吗，他说那种一般都是“底层”，我们缺你这种人才。
新京报：当地对于非法的产业，有管控措施吗？
杨漪：有，当地警察经常会查毒品或者枪杀案。但是在当地做生意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真正的老板不露面，一般都是代理人帮他出面。警察查毒品，往往都是查到运毒品的人，而不是查到后面的老板。就算查到老板，一般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有的还和武装势力或军政府的人有一些关系，也就查不了了，抓人也是抓的小弟。
举个例子，三姐家的游戏厅也是鱼龙混杂的，有卖毒品的人游走，也有警察的线人在那儿。根据当地的制度，警察每三年要轮换到另一个地方，不定期会有上一级官员来检查。这时候，一般就会有线人供出来几个虾兵蟹将，让他们有所收获。有时候可能还会跟游戏厅老板说，上面有人来了，让他们暂时关门。当地是有这种避风险的机制的。
2020年起电诈园激增
新京报：你多次去缅北，感受到什么变化？
杨漪：缅北非法产业在近几年、尤其是缅甸政变后有所增加，例如毒品经济有明显增长，（线上、线下）博彩业增多，电信诈骗园区近两三年也较泛滥了。现在确实能发现各地的电诈园区变多了，有的在中国境内的瑞丽一侧就能看得见。
我做调查的时候，盛行网络赌博，比如果敢网络赌博产业就已经做得很大了。当地的一些势力、商人等，更像是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场地，比如说房子建好了，租给搞诈骗的公司，有实力的诈骗公司整栋租，有些可能租半层或者租一个房间。当然，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中的金融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缅币、泰铢、人民币、美元、甚至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交易等，与缅甸过去的非法经济运作网络有相融合之处，也有新增的元素。
新京报：为什么这几年电信网络诈骗园区会在那里盛行？当地为什么能承载这些非法产业？
杨漪：缅甸（主要是上缅甸）内战持续不断，是世界上自二战以来内战持续最久的国家。政治、经济不分家，经济运作的秩序也较为混乱。从我的视角来看，电信网络诈骗，只是这片土壤上一个新的变量。因为一系列历史原因，当地一直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各方势力相互冲突，难以统一管理。这样混乱的社会与这些东西的存在是相互塑造着的。
我在大其力镇的家人说，2019年那边的电信网络诈骗园区就很多了，2020年开始激增。最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自由出入园区的，后来中国人就不能自由出入了，但是在缅华人还可以。
在国内的劝返机制和反电诈宣传之下，确实有一些人回来了，园区开始缺少劳动力，就加剧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
电信网络诈骗，其实最早是在柬埔寨，缅甸妙瓦底出现得也挺早，我做调查那一阵，妙瓦底就已经挺多的了。后来妙瓦底一带有些园区出了问题，好多诈骗园区老板就带着员工转移到了大其力。如今大家可能已经对缅北+暴力有刻板印象了，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换汤不换药的。放在上世纪末，就是毒品和水牢，到了21世纪初，就是赌博、抢劫和水牢，到现在就成了电信网络诈骗加水牢、抢劫、绑人等。新的变量是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流动、跨越国界的信息技术与非法经济链组装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复杂地方社会又相加，带给民族国家管理框架的更大挑战。
新京报：非法产业里的那些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三姐的丈夫从事毒品生意，但是他们家不允许自己家里人吸毒。这家人的二哥吸毒，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冲突。我就曾多次目睹他们家人打二哥，他曾因贩卖毒品在泰国入狱十年，妻子因此和他离婚，家庭不再完整。他出来之后还吸毒，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家散了，仿佛“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后来他们把二哥送去强制戒毒了。三姐的丈夫其实也吸一点麻黄素，但是他就没有被家人责备，因为他是给家里带来贡献的人。在缅北边境社会，如果吸毒的同时还在做事挣钱，还在为家庭作贡献，家庭道义上就不会有大问题。
新京报：当地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杨漪：我能感觉到我住的那家人，其实对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满意。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是有风险的，就像三姐的丈夫，后来不再做毒品生意了，他们常会感叹说，“唉，不做也好，做那种生意，也是风险很大，可能人就没了。”但是他现在又跟别人一起投资开赌场去了，他们这代人多多少少都卷入了非法经济。
他们对自己这代人的生活是不满意的，我好奇他们对下一代人的生活是怎么去期待的。
大其力镇位于泰缅边境，华人的小孩读中文学校的同时，还会在泰文或者缅文学校选一个去读。但是上了缅文学校，华人也不能参政，毕业后大部分还是做生意为主，想要赚更多钱，就难免沾染非法经济。
除非特别优秀，否则基本不会有“读好书就有好出路”的想法。缅甸其他族群的小孩，有些还没华人这么幸运，他们有些可能上缅文学校，有些就是在山里或者寺庙里上学。我后来就在想，如果那个孩子不做这些，他还能有什么出路呢，还能去做什么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