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一方面“给那些毫无先天优势、在公平竞争中永无翻身之地的人——这些人必然是大多数——带来希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搁置工作，放弃隐忍、节省，转而追求一时好运”。
编者按：“人的出生，就像一场无法回避、贯穿人生始终的大型乐透游戏中的一张彩票，为每个人赋予了先天禀赋或社会优势。”法国著名哲学家罗歇·凯卢瓦已经洞悉，出生时人人手握一张彩票，这说的是先天的机运，包括出身、阶级、种姓甚至性格等等，彩票在此是一种比喻；至于出生之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上，有人买起了真的彩票，这里的彩票是一种实指，是具有赌博与风险因素的机运类游戏。
撰文|[法]罗歇·凯卢瓦翻译|余轶
现代社会趋向于通过设立社会原则，以及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会机制，扩大有规则竞争（亦即才干）的作用范围，降低出身或遗传（亦即机运）的影响。此种变革符合追求正义、理性和启用贤才的诉求。政治改革家因此而不懈努力，创设更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并推动其实施。只是他们的努力结果不尽如人意，预设目标显得遥不可期。
每个人到了反思人生的年纪，都会充分领会到自身大势已定，改写晚矣，无法跳脱自身条件的牢笼。若假以才干，也许能对自身条件加以改善，却绝不可能从中彻底挣脱，生活状况不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人们由此产生了走捷径的诉求，企盼一种立竿见影、可以功成名就（哪怕只是相对而言）的速成法。这种成功只能凭借运气获取，绝不是苦干和才能所能企及。
很多人意识到自己资质平平、难成大器，而其他人更有才、更机智、更健壮、更机敏、更卖力、更有抱负，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或更强的记忆力，更讨人喜欢或更有说服力。他们自知不如他人，因此并不寄希望于可量化的公正较量。他们也会求助于机运，寻求一种对他们而言更为宽容的无差别原则，在竞争中胜出无望，则转向彩票与抽签。因为只有这样，那些愚蠢、懦弱、笨拙、懒惰之人，才有可能与有资源、有能力的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共同接受另一种类型的公平原则所做出的随机决断。
在这种情境下，机运再次成为一种必要的补偿手段，如同竞争的天然补充。单一且明确的排名让未入列者走投无路，因此必须设计一条变通渠道。把决断权交到命运的手中，能让人更好地承受并不纯粹或太过残酷的竞争及其不公。此外，它给那些毫无先天优势、在公平竞争中永无翻身之地的人——这些人必然是大多数——带来希望。当出身的机运失去至高无上的古老地位，有规则竞争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数不胜数的替代机制也同步发展壮大，可以让极少数中选者获得令他们喜出望外的特殊嘉奖。
能满足此目的的首先就是机运类游戏，包括许多看似是竞争的变相机运类游戏。在游戏中发挥基础作用的是赌博与风险因素，以单一或组合形式存在。幸运的玩家可以从这些机运类游戏及考验中获得财富，也许金额不如他的期望值，但光是有期望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命运的青睐，这种近乎海市蜃楼的可能性，使得卑微者能更好地面对也许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平庸条件（除非有好运和奇迹发生）。
参与机运类游戏意味着搁置工作，放弃隐忍、节省，转而追求一时好运。这份好运能瞬间带来一生辛苦劳作、节俭克己都无法获得的财富——除非是借助运气或投机，而投机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属于运气范畴。为了吸引更多参与者，彩票的奖金额度必须足够高，至少大奖要如此；彩票的售价必须足够低廉，且易于拆分，不同阶层的玩家才会趋之若鹜。当然，大赢家一定是极少数，但这只会让最幸运的玩家的所获显得最为可贵。
举例说明：巴黎大赛赌金独赢的赛马赌博（Sweepstake）的大奖金额为1亿法郎，在大部分彩票购买者眼中，这绝对是一笔巨额财富（普通工人的月薪约为3万法郎）。如果按照工人平均年薪40万法郎计算，这笔奖金等同于他工作250年的工资所得。彩票一张卖18,500法郎，比他月薪的一半还多，超出大部分工薪阶层的承受范围。于是，他们只买彩票的1/10，相当于花2000法郎换取赢得1000万法郎的可能性（等同于他工作25年的劳动报酬）。这种天降横财具有绝对吸引力，意味着个体生活条件的根本性改变——这一点仅凭寻常劳作无法实现，只能由命运恩赐。
这种人为设置的“魔法”效果显著：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955年内，仅在国营机运类游戏中法国人的消费就高达1150亿法郎，产生税收460亿法郎，相当于平均每个法国人纳税1000法郎。同年，约250亿法郎奖金被瓜分。大奖金额在奖金总额中的占比持续提升，显然也是为引发大众“致富梦”而精心设置。民众对此十分买账，仿佛自己就是下一个幸运儿。
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以全国性大型彩票形式来开展机运类游戏。失去官方色彩与国家支持，机运类游戏的规模迅速缩减，奖金总额随参与人数减少而下降，赌注与奖金之间的差额不再被无限拉大。但是，奖金额度的减少并不会导致投注总额的减少。
赌城尤其会吸引一批短期游客，暂时融入当地刺激、随性的氛围之中，最终又回归辛劳、严肃的日常。赌城为游戏爱好者提供了一处庇所、一个天堂，仿若一座大型妓院或烟馆，得到某种程度的纵容且有利可图。闲散好奇或沉迷成瘾的“流动户”在此驻足，每年700万游客为拉斯维加斯贡献约6000万美金，占内华达州财政收入的40%。游客在赌城的短暂停留不过是他们寻常生活中的小插曲，其文明模式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以机运类游戏为生存之本、收入之源的大城市，彰显了人们追求好运的本能冲动。但最能体现这一强烈冲动的还不是这些特殊的赌城，普通城市里采用同注分彩法的博彩同样吸引了众多参与者。他们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地参与，无须亲自到达赛马场。社会学家发现，工人阶层常常组成各种俱乐部，拿出较高的甚至是与他们收入水平脱节的金额参与赌球。这同样也是文明特征的显现。
国家彩票、赌场、赛马场、各类采用同注分彩法的博彩等，都属于纯机运范畴，严格遵循数学意义上的公正性。
实际上，除去运营费用和政府扣款，看似庞大的赌场盈利数目其实与每一个玩家的投注严格成正比。现代社会还有一项卓越的发明，我称之为“变相彩票”：它无须投入赌金，从表面上看是对能力、博学、谋略或其他才干的嘉奖。但这类才干因其性质使然，未能经过客观评估或法定认可。一些文学大奖确实可以给作家带来财富与荣耀（至少在若干年内如此）。其他数千种奖项跟风而起，虽然奖品不值一提，但无一例外都借用了大奖光环。一位年轻女子在逐级挑战数名劲敌之后，最终当选为“环球小姐”，最后成为电影明星或是嫁入豪门。以此为范本，数不胜数、超乎想象的各类女王、小姐、缪斯、女神竞选纷纷效而仿之，胜出者可以在某个赛季享受令人羡慕（但也招人非议）的盛名，入住豪华海滨酒店，享受表面光鲜（但无深层根基）的生活。各类人群都想选出自己的“女王”，没有任何限制，就连放射科医生都选拔出“骨骼小姐”——由18岁的女孩洛伊丝·康威（LoisConway）当选，她在X光射线下展现了最美的人体骨骼。
这类考验有时需要事先准备。电视上有一种每周播放的节目，谁能答对关于某个领域的一系列问题（问题难度逐级加大），就能获得一笔小小的财富奖励。特定的参赛人选和煞有介事的配套设施，使节目显得庄重严肃；经验丰富的主持人持续与观众互动；一位十分上镜的女郎充当现场助理；身穿制服的干事假装在监督节目组展示在众人面前、令人垂涎三尺的奖金支票；一台电子仪器以不容置疑的方式选取问题；可供参赛者独处，却仍暴露在众人眼前的小隔间，以供参赛者思考酝酿，直到给出具有决定性的答案。出身平凡的参赛者们紧张兮兮地站在无情的“审判团”面前，电视机前成千上万的观众既替他们捏一把汗，又乐于成为这样一场考验的见证者。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为了测试参赛者知识面而有意逐级提升题目难度的考验，属于竞争范畴。但实际上，它由一系列赌博组成，胜出概率随奖金额度的增加而减少，这也是为什么此类节目常常被命名为“清零或翻倍”（quitteoudouble）。这样的命名还体现了游戏局面变化快的特点——不出十个问题，游戏风险就变得极大，奖金也变得十分诱人。在美国，通关者一度成为类似民族英雄的人物，受到媒体与大众的热捧：稔熟意大利歌剧的鞋匠、写得一手好字的黑人小学生、爱读莎士比亚的警官、热衷于研究《圣经》的老妪、精通美食的军人……每周都有新星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