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用“偷生”、“私生”等词汇，来讲述彩票在1987年诞生的历史，以强调它出生的暧昧。
1984年民政部长崔乃夫，面对拮据的财政状况而四处化缘，一名海外华人向他提出了“赛马，高级酒店增加附加税，搞彩票”三招，这三招基本上就是香港经验。中国政府一贯禁止赌博，而博彩听上去与赌博何其相似。于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有奖募捐”应运而生。
如同80年代的许多中国特色一样，许多外国人在听到这个词汇时都表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既然是慈善活动，为什么又要“有奖”。
“博一博，单车变摩托”
中国彩票业开始的那几年被称为实验阶段，彩票能够在中国生存下去有好几重原因，其中之一是它更强调“奉献”、“爱国”等理念，“中奖是运气，不中奖也是为国家做贡献”这种朴素理念打动了保守的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的心。
彩票能够顺利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意外的娱乐性。许多人仍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当初买彩的“盛况”，歌舞喧天、人头涌动、明星助阵、官员押场，电视台还有开幕式以及摇奖等录播，就像是新时代的庙会。
国家正式的彩票发行很快引来模仿者，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彩票的国家垄断性，自己悄悄搞起私彩。同时，社会上还在流行有奖销售，许多商厦推出按照顾客买卖金额附赠的赠券，并且也定期开奖，著名的健力宝大奖也在这时候诞生，并迅速衍生出一种流行的公交诈骗方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的可口可乐诈骗只是这种诈骗的翻版。后来国家工商总局下令禁止各种巨额有奖销售，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里做了详细的规定。
从一家经营到两家经营
在世界彩票发展史上，早期的彩票通常是为了大型项目开发、筹集教育资金等原因而发行，除了慈善事业外，还有各种名目，甚至个人破产也可以通过发行彩票来募捐。然而，在中国，迄今为止，彩票的发行和资金使用仍然限定在一个非常窄的领域，其原因从彩票诞生时候就已经形成规定，并很难修改。
1987年2月5日，一份中央文件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也就是说，中国彩票业实际上成了民政部的专利。
多年以来，教育部和国家环保总局企图尝试突破这个限制，迄今为止仍然未能成功。而体育总局却成功地成为了中国第二彩票发行者，细数下来，北京亚运会功不可没。80年代末期，北京筹办亚运会时，资金相当匮乏，那一届亚运会的公众筹款却做得相当成功，1988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集资奖券”掀起了一股买彩热，尝到甜头之后，民运会、城运会、农运会、东亚运动会奖券一波接一波地发行，虽然属于“一事一批”，但在巨大的“国家体育”概念下，体育彩票的发行相对顺利。199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至此，中国有了两家彩票发行机构。
在几年的试验期过后，中国的彩票名于1993年更名为“中国福利奖券”，1995年终于正式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其管理和游戏规则逐步固定下来，其监管权力先由人民银行负责，后于1999年交给国家财政部。
在今天，人们很难区分体彩与福彩的差别，除了少数的彩票，比如足球彩票以外，这两家彩票发行机构开发的许多彩票品种都非常类似，其机构设置也同样类似。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常常在同一时期推出极其类似的产品，比如福彩的双色球与体彩的大乐透。
大奖时代的博彩心态
从1987年到1999年，中国彩票总共销售了500亿元，其奖品从最初的汽车摩托到90年代流行的两室一厅，到取消实物奖励，改为统一现金兑奖。几经变换，彩票发行方式也从原始的广场型抽奖到1995年开始尝试的电脑售奖。
但是，在步入新世纪后，利用因特网和电视技术，彩票业突然发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年销售额跃入百万级别。在2001年前后，福彩在全国推广了电视摇奖的“风采”系列，“500万”成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数字，而电视摇奖使得这种大奖开出方式获得了极高的认同度。忽如一夜春风来，各种彩票分析软件充斥着网络，各地的都市报突然多了一块“彩票版”，各种大大小小的半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有的开公司，领导大家“合作购奖”；有的出现在马路边，以2块钱的价格向你推荐据说“肯定能中”的号码组合。同时，各投注站和报纸纷纷推出自己的“彩票走势图”，福彩与体彩被誉为“百万富翁流水线”，每一次奖池中开出上千万的巨奖，都能带动一次购奖热潮。
如果你每天坐一次飞机，按照概率论的计算，你有1/300万的可能，也就是飞上8200年才能遇到一次飞行事故。如果你睡觉时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你有1/900万的概率不幸因此去世。而如果你买了中国体彩大乐透彩票，你中大奖的概率是接近1/3000万。这个数字不是电视里摇出来的，也不是大仙们预测出来的，而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根据游戏设计者的要求算出来的。因此，博彩被称为小概率事件，它的概率之小，足以让河北邯郸农行职员任晓峰从银行金库里偷出5100万还未能中奖。许多人未能分清彩票的概率与品种，而现实中，彩票经营和销售者常常混淆它们中间的区别。
王薛红博士说，博彩按照概率，可以大致分为几类，其中一类像传统的掷色子，其概率在几类博彩中相对来说可称为较高概率了，甚至赌场的轮盘赌，都属于较高的概率。而次之的像体育彩票一类，其中奖率虽然小，但智力在其中可以影响中奖率的变化。从数学的观点上讲，它的中奖概率要高于乐透型彩票。2001年12月10日，中国足球彩票完美诠释了中国球迷的智力水准，那一期的足彩一共开出了30万个一等奖，平均每人中奖金额被分薄至3599元，而这种事情，在大乐透中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而最后的一种由摇奖机开出来的大奖，则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任何针对此类博彩游戏的预测，王薛红教授认为“都是荒谬和不可信的，以大博大绝对不是彩票适用的模式。”
两头堵塞的瓶子
今天的中国彩票业，被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沈明明比喻为瓶子，这个瓶子的进口和出口都不甚畅通。他所指的进口指进入这一行业的渠道，而出口则指彩票所筹集资金的去向未能透明及时地告知公众，这两头堵塞，进出不自然的状况，引发了中国彩票业的许多问题，比如《彩票法》的修订10年未能取得进展，比如这一行业迄今未有行业规范，又比如彩票筹集资金被截留和挪用的问题，这些问题哪怕要解决一小步都甚为困难，因为这牵涉到了既得利益的分配。
今天，进入彩票经营的路仍然很窄，在体育总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部门获得这样的机会。通过和现有的彩票发行商合作，一些外国的博彩企业也试图来分一杯羹，2007年7月《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最大的游戏公司国际游戏科技公司宣布投资1.03亿美元收购华彩控股11.8%的股份。国际资金的注入，主要是奔一些国内尚未开发或者开发不完全的博彩项目而去，而在是否开放这些项目上，中国同样有相当一批人持反对意见，比如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彩票研究中心的李刚博士，他认为这实际上一步步导致赌博合法化，并给了私彩更大的空间。而关键的阻力还来自中国政府，“他们20年来一直在迟疑是否要做大这个产业。”王薛红说。11月中国政府刚刚下令严厉整治网络博彩，无疑，这是一个严厉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