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活动。其出现之初，确实是怡情悦性的文人雅趣之一，故有“小赌怡情，大赌伤身”的说法。众所周知，沉溺于赌博会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历代朝廷不乏禁赌之令，民间也不缺劝诫赌博之谚，但赌博之风历千年禁而不绝，想必自有其故。
一、赌博之始——上古占卜的孪生兄弟
关于赌博的起源，历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赌博由游戏发展而来；另一说，赌博由上古时代的占卜等迷信活动发展而来。
乌巢作博
传说，夏桀的宠臣乌巢发明了赌博，因此后世流传着“乌巢作博”的传说，但正史中并无记载，可信度不大。据分析，极有可能是古人有意把嗜赌这种恶习与暴君联系起来，而说成是他的臣子发明了赌博。
另外，认为赌博与先民的迷信活动有关，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还很有限，还匍匐在自然的脚下。这时迷信思想和活动盛行，是在所难免的。以投掷产生不同排列组合的赌博，非人力所能控制，冥冥之中好像是神的安排，极有可能作为占卜的一种形式。以此论之，赌博似乎与占卜是一对双胞胎了。
谈到赌博的起源，就不能不提及“中国博戏之祖”——“六博”。它是我国现在所知最早流行于世，并具有完整规则和道具的博戏，影响极为深远。它是各种赌博方式的泛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把赌博简称为博，赌徒被称为博徒，明显是受它的影响。
大约在殷商后期或西周时，六博就已初具规模。经过春秋战国的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六博的传播更加广泛，好六博之人遍及宫闱、王府、富家和市井的穷街陋巷。秦代的缪奏、汉景帝刘启、汉宣帝刘询、汉桓帝刘志，以及刘勃、黄遂、梁冀等贵族或大臣，都是有记载的博徒。
“六博”诱发“七国之乱”
汉文帝时，吴王刘濞的儿子到京城长安觐见，入宫陪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玩六博。二人互不相让，最后争吵起来。盛怒之下，刘启提起博局把吴太子打死在地。这件悲剧引起了吴王刘濞深深的怨恨，从此埋下了“七国之乱”的伏笔。
六博的规则，现已无法确切考证，但从后世出土的六博道具，以及零星的文献记载，还能大致了解其情形。六博在流行的千余年中，道具和规则曾有过很大的变化，可归纳为大博和小博，其中大博在前，小博为其变种。
大博的道具有棋局、棋子、箸3种。棋局，即棋盘，又称“桅”或“曲道”，多为木制，近似方形，正面涂白漆或黑漆做底色，上面印刻3种条纹及圆点。棋子，多为木质或骨质，6黑6红或6黑6白，共12枚，呈方形。箸，即投子，唐代以后称为骰子，是中国博戏中最重要的道具。大博的胜负方式，与今天象棋中的“将军”类似，是以有人将六博视为象棋的远祖。
二、赌博类型——多花样的赌戏与赌场
赌博自产生以来，虽屡遭禁止，但其生命力十分顽强。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不断地翻新赌戏花样。几千年积累下来，便形成了众多的赌戏，其中有博戏、牌戏、钱戏，也有掷骰子、斗动物、博彩票，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
博戏，其种类尤多、演变也最为繁复，它充分表现了中国赌博文化重游戏、重技巧的特点，是中国赌戏的主流。“六博”就是一种最古老的博戏，一般都由局（棋盘）、棋子和投子几种主要的道具组成，掷投子行棋以决胜负，既斗巧又斗智。双陆是博戏的一种。
牌戏，可分为纸牌和骨牌两种。纸牌最早产生于唐代，称为叶子戏，到明代以后演变为马吊牌、混江牌、默和牌等多种牌戏。骨牌直接由骰子演变而成，常见的骨牌种类有宣和牌与牌九两种。后来，纸牌的内容和骨牌的外形相结合，形成了被称为“国技”的“麻将牌”。
“西方扑克”的传入
扑克相传是由威尼斯商人出海经商时，为打发船上枯燥乏味的日子而发明的，1526年始见于文献资料。扑克牌共有54张，其中包括大小2张王牌和52张分为四色的文字牌，每色13张。这四色分别为黑桃、红桃、草花、方块等。四色中一般认为黑桃最贵，其次是红桃、方块和草花。玩扑克的方法有很多，据说不下100种。
掷骰子，是由博棋道具之一的投子演变而来的。古人在玩博戏时，靠掷投子所得的结果来行棋。后来，人们省去行棋，专门掷投子以决胜负，于是成为新的博戏类型。多枚正六面体的骰子可以形成多种排列组合，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掷骰子的类型。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彩战、赶老羊、摇摊、押宝和升官图等。骰子还是骨牌、麻将牌等博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
斗动物，是一种竞争性很强的游戏，很容易演变为赌博。在中国，最迟自春秋时起，人们就开始了“斗动物”的赌博活动。两千多年来，斗鸡、走狗、赛马、斗鹅、斗鹌鹑、斗蟋蟀、斗鱼等相继出现，蔚为壮观。其中，斗鸡和斗蟋蟀最具代表，又最为流行。
博彩票，一般由专门的机构主持，以获取巨额的利润为目的，面向社会各阶层进行，是一种大规模的商业性赌博投机活动。中国最早具有彩票性质的赌博，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产生于浙西的“花会”。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沿海各通商口岸开始引入各类西方商业性的彩票类赌博，其中以白鸽票、山票、铺票、吕宋票和西洋赛马等影响较大。
酷爱赌博的李清照
古代妇女喜欢游戏性、技巧性较强的博戏。在唐代，妇女们喜爱双陆和叶子；明清以至近代，则流行纸牌和麻将；而在宋元时期，最受妇女欢迎的博戏却是“打马”。
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就迷恋“打马”。她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李清照词以婉约细腻见长，但她在《打马赋》中，却写出了“故绕床大叫，五木皆卢；沥酒一呼，六子尽赤。平生不负，遂成剑阁之师；别墅未输，已破潍淝之贼”这样豪放畅快的文字。她撰写的《打马图经》详载了“打马”的道具和规则，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一般情况下，上述各类赌博活动，都在特定的场所——赌场举行。隋唐之前没有专设的赌场，之后赌博的场所越来越固定。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已经出现较为成熟的赌场。除了乡镇的茶馆、酒肆等兼职赌场外，还有跑马厅、跑狗场等专门的赌场。
赌场正朝着大规模、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赌具更是不断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还出现了高科技的赌具。赌戏和赌场虽然种类繁多，但其有一个共性就是利用人争强好胜的心理，使之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不为赌戏所惑，自然就远离了赌场骗局。
三、十赌九骗——千奇百怪的赌中骗术
赌中使诈，行话叫做“出老千”。在赌徒云集的赌馆中，不仅普通赌徒出老千，主持赌博的赌馆本身就是最大的老千。对赌徒来说，这是公开的秘密，但他们照样趋之若鹜，大多自作聪明，以为自己不会上当。但实际上，在赌桌上因被骗而输得血本无归，甚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
赌博中的骗术，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赌具上做手脚，利用作伪的赌具赢得胜利；另一类是赌徒们结成团伙，用各种“妙计”骗取单独赌客的钱财。事实上，在很多场合，这两类骗术常常结合在一起使用。
赌博的骗术五花八门，最常见的当属骰子作假了。在赌徒中流行一句话：“骰子灌铅，赢钱不难；灌了水银，点铁成金。”这句话道出了骰子作假最为常见的方法，那就是灌铅和灌水银。铅和水银，都是密度很大的金属，灌了铅和水银的骰子，一边轻一边重，赌技稍高的人很容易就能掷出想要的点数。
不过，要想在关键时刻让这种骰子发挥作用，并不简单。那需要掌握灵活而隐蔽的手法，能熟练使出“掉包术”才行。赌徒随身准备两副外表一模一样的骰子，一真一假，开始先用真的，待赌局进行到白热化，赌注增大之时，再乘人不备将假骰子偷换掷出，赢钱之后再伺机换回来。这种有一定难度的技术，对未经过专业训练的非职业赌徒来说，是不易办到的。
牌九的舞弊行骗手法也很惊人，最扎实的是“认牌法”，就是将一副骨牌32张全部根据背面的竹纹默记下来，自然无往而不胜。另外还有“掉牌法”和“龙摆尾”。所谓“龙摆尾”，就是在每次洗牌时预先拣出一副大牌，砌在底层，等到出现大注时，用隐秘的手法将这副牌换下，用手中的小牌补上。当然，这些近乎神技的手法，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具备。
“袖箭”
“袖箭”是“掉牌法”中较为常用的一种，就是预先在袖子里带上几张牌，必要时取出一张与某张牌调换，以凑成“至尊”或“天牌对”之类的大牌，而且在洗牌时还要将原牌调还，以免闹出三张天牌或两张幺鸡之类的笑话。
中国特有的麻将牌，作弊的方法也有很多。最常见的是“抬轿子”，也就是两人或三人串通作弊，大多为两人串通一气，欺骗其他两人。行骗的两人之间通风递暗号的手法俗称“令子”，分为口令和手令。口令是以某字代替某类牌；手令是用各种手势、表情或香烟火柴的不同位置，以及移动面前的哪张牌等来暗示对方打哪张牌。比较起来，手令更加隐蔽而多样，颇受赌徒青睐。
赌博常常以各种利益或财物作赌注，为了取得游戏的胜利，赢取更多的利益或钱财，古今中外的赌徒们绞尽脑汁，想出了花样繁多的舞弊和行骗之术。这些骗术几乎存在于所有的赌博方式中，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十赌九骗”。
四、孤注一掷——导演自己的人生悲剧
正所谓“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赌博只是为了消遣，对自己的生活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不过，有些人赌博成瘾，已成病态，他们难以控制“赌”的强烈欲望，脑子总不断浮现赌博的想法、赌博的行为以及赌博的场面。
从古至今，沉湎于赌博的人数不胜数，而且人群构成极为复杂。不过，这么多来自各行各业、五湖四海的“赌徒”，往往都受着相同的心理特征支配。
以官职作赌注
唐僖宗酷爱赌博，他与大臣经常玩一种名为“击球”的赌戏，而且经常获胜。在场的大臣也不厌其烦地高吼：“我主圣明！”唐僖宗赌得“大”，甚至与杨师立、陈敬碹、牛勖等大臣以剑南西、剑南东、山南西三道的地方官职为注，然后“击球”作赌，简直荒谬之极。
首先，赌徒一般都心理空虚，没有人生目标和理想。他们不是无事可做，就是不愿做事，于是就以赌博来打发时光。旧时太太小姐们没有事情可以做，家务有奴仆做，生计更不用她们发愁，她们更不会去读书学习，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妓院中的赌博活动也长盛不衰，“碰十壶”“成坎玉”“赶洋”“条猴”“夺状元”等赌戏在清朝中期的妓院中很是流行。
其次，赌徒大都抱有“孤注一掷”的“博弈”心理，而在赌博中这种心理越占上风，往往就输得越惨。因为他们总希望凭借下一次“大注”，就能将以往输掉的钱财统统捞回来，甚至还能大赚一笔，但现实中总是事与愿违，结果输得更多。如明代金陵的一个太学生中了别人的诡计，一次就将自己的5000亩地全都押在了赌桌上，结果一夜之间由富翁变成了乞丐。
再次，赌博会让人变得贪婪，形成好逸恶劳、尔虞我诈、投机侥幸等不健康心态。赌徒赢钱时，就随心所欲挥霍无度，不断地想再去多赢些；输钱时债台高筑，拼命地想翻本。在这样一种输赢交替的恶性循环中，赌徒亲自导演着自己的人生悲剧。
醉翁之意不在“赌”
大军阀张作霖进京后，发现官员们都热衷于打麻将，很快便加入这个行列，而且每打必赢。其实，并不是张大帅牌技好，而是在京的官僚政客为了讨好他而故意输的。有一次，一位政客想在东北谋一个肥差，经人点拨，在牌局中凭着自己高超的赌技把张作霖的一把臭牌喂成清一色，事后不到一周这位政客就走马上任了。
赌博瘾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获利、输钱、绝望、放弃四个阶段。一些人之所以迷恋赌博不能自拔，往往在初试身手时顺风顺水，收获颇丰，因而一发不可收。但很快，他们就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输钱阶段，多数人此时虽然感到难受，但并不服输，还想着要把输掉的钱赢回来。当他们把“最后的晚餐”都押到赌桌上之后，大多都会进入绝望阶段。经过反复折腾，赌徒们终于认命，放弃了“能捞回来”的想法，但他们并不停止赌博，反而常常破罐子破摔。有人“借酒浇愁”成为酒鬼，有人为了逃避现实开始吸毒，有人则走上了犯罪的不归之路。
五、诱人犯罪——赌博之害与历代禁赌
古往今来，赌博都是公认的社会腐蚀剂。它在毒害人们身心的同时，还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影响社会治安，阻碍社会进步。为了还赌债，赌徒常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一些赌徒甚至会因赌博造成经济困难和家庭矛盾激化，而走向轻生的绝路。
首先，赌博会使人寡廉鲜耻，置伦理道德于不顾。极少数人嗜赌如命，以致夫妻失和，子女无教，父子兄弟反目，周围的赌徒很有可能相互效仿，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
其次，赌博还极易诱发堕落、斗殴、盗窃、抢劫、杀人、嫖娼等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赌博还容易导致社会犯罪恶性循环，闹得整个社会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再次，赌徒们终日沉湎于赌博，以至于“废寝忘食”，白天玩到“继以脂烛”，夜间则玩到“穷日尽明”，哪里还有心思谋求进步、发展，最终必然“废事弃业”，阻碍社会发展。
为谋“赌资”绑架“连襟”
民国轰动一时的魏廷荣绑票案，就是因“赌”而起的。此次绑票的策划者，竟是魏廷荣的连襟赵慰先。起先，魏廷荣对赵慰先很好，赵慰先对他也感恩戴德。只是赵慰先嗜赌成性，没几年就将自己的家底输得一干二净，这才策划了绑架魏廷荣的罪恶行动。
赌博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影响社会治安，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鉴于此，历代政府为使社会安定，纷纷采取极为严厉的“禁赌”措施。
战国时，有法律规定，凡“赌博戏财”者，要处以“罚金三币”，如果是太子赌博，则处以笞刑。秦代的法律条文亦有相同的记载。
汉高祖刘邦将禁赌的重点放在上层，凡官吏“博戏”财物者，罢黜官职，“籍其财”——不但没收赃款赃物，还要罚得他倾家荡产。汉武帝时，翮侯黄遂因赌博而被判“带刑具服苦役罪”。另外两名翮侯张拾、蔡辟方也因赌博被削掉爵位，至此赌风在官场敛迹。
唐朝高度重视禁赌工作，据《唐律疏议·杂律》记载：“诸博戏赌财物者，各杖一百。举博为例，余戏皆是。赃重者，各依分，准盗论。输者亦依己分为从坐。”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进行赌博，并以财物作为赌注的，不满绢价5匹者，就要受100刑杖。
宋朝政府规定，凡在京城赌博者一律处斩，凡隐匿赌徒不报者与之同罪，京城以外犯赌博罪的一律发配充军。另外，参与赌博的读书人，甚至会被取消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据说士人肖元之就因聚赌被取消了进士资格。这种铁腕治赌，净化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经济繁荣。
贝者是鬼不是人
宋朝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认识到赌博对个人、家庭和国家社会的危害，总是教育自己的子女戒赌。当时流传着一首《戒赌诗》：贝者是鬼不是人，只为今贝起祸根；有朝一日分贝了，到头成为贝戒人。
明代对赌博罪的处罚相当重：官吏赌博要革职，从此不予录用；事后被供出的“赌后犯”，与现行犯同罪；严惩“赌头”，不但籍没家产，其成年的子孙也要被罚做苦役或发配充军。
清朝在“禁赌”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通过皇帝圣旨屡申禁饬，对违反者处以流放、责杖、发配、充军等刑罚；通过家法庭训禁赌；充分利用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以帮助禁赌律令的实施。
建国后，党和政府依靠人民彻底整饬了赌博等犯罪活动，使得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不过近年来赌博在个别地方沉渣泛起，因此各级公安机关加大了对赌博参与者的惩戒力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