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十分重视大众传媒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前苏联的崛起，出于对面临颠覆的恐惧，以及对电影业地位的重视，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好莱坞展开了全面监控与调查，以维护美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影视业则成为美国输出其价值观的有力工具。对中国而言，要重视对影视文化的意识形态管控，同时也要防范美国影视文化对中国价值观输出的潜在威胁。
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众多意识形式在内的观念上层建筑。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本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所谓意识形态控制，是指一个国家和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保证代表和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思想、观念、文化、道德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1]文化是世界各国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领域，而由于大众传媒在文化
传播方面的巨大作用，以及对社会非凡的影响力，因而大众传媒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领域。在20世纪前半期，电影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之一，也是美国政府意识形态控制的重点，其中主要任务是防范来自前苏联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威胁。
在很大程度上，FBI和胡佛认为对美国的威胁主要隐藏在好莱坞。之所以如此重视好莱坞，是因为电影在塑造和反映国家身份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FBI的政策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运行的，即:“电影工业正在被认为是能产生即使不是最强大的，那么也是最强大之一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作用于不但是美国人而且是全世界人的心灵上和文化上。”[4]FBI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好莱坞，大约一半的工会组织(共代表2万名雇员)或是由共产党控制的，或是因为商业的原因跟随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但对华盛顿总部的FBI来说，更大的担心则来自那些对自由主义观点和激进主义观点越来越感兴趣的好莱坞作家、导演和演员们。故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佛就已经命令FBI探员去监视那些激进的电影制作人，并撰写关于这些人士拍摄电影的总结。20世纪30年代，FBI开始监控电影行业中的劳工组织情况和罢工运动。但开始对好莱坞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监控，则始于二战开始之后。
FBI在这个特殊时期启动对好莱坞的大规模调查并非巧合。FBI认为，共产主义者利用了战争，他们在战争期间伪装成“热切的爱国者”，趁机将宣传性的内容放在电影或者写作中，将自己的组织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融进好莱坞和整个国家，采用了邪恶的方法将其种种行径掩藏在普通行为之中。这对于没有戒心的普通民众来说，很难区分它们。[5]即使伟大的美苏盟军在合作打击法西斯，FBI仍然认为美国正处于危险之中。随着对国内调查的深入，FBI的这种焦虑感越来越严重，甚至认为:“有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控制阴谋，它的根源和指导意见都来自前苏联共产党。”[6]在他们眼中，二战期间的伟大联盟会产生这样一种局面，即美国将来在面对共产党颠覆的时候会无能为力。毫无疑问，二战成为FBI在好莱坞扩大监控行为的催化剂。另外，二战期间，美国电影的受众面很广，据FBI估计，在美国，每周大约有850万人走进电影院，这样的现状无疑令FBI更为担心。
1942年8月，FBI的局长胡佛命令洛杉矶分部的负责探员胡德准备一份关于好莱坞的综合性报告，以说明共产主义者对电影业的渗透以及控制情况。以此为标志，一个长达16年、代号为“共产主义对美国电影行业的渗透情况”(COMPIC)并针对好莱坞的全面监控正式开始了。FBI对好莱坞的调查和监控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二)携手“非美活动委员会”进入对好莱坞新一轮的监控调查
1945年1月上旬，在国会议员约翰·兰金等人的努力下，通过了一项允许“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成为永久性调查委员会的提案。这是美国众议院历史上第一次给予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永久性的地位。从那以后，该委员会的每次调查、发布的每项报告都涉及共产主义活动。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对好莱坞共产主义活动的调查。FBI起初并不打算与HUAC合作，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好莱坞共产主义渗透的共同担忧，使得FBI和HUAC很快联起手来。冷战开始后，胡佛对好莱坞的兴趣更加高涨。一开始，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给胡佛提供任何利用FBI已经积累起来的关于共产党员以及好莱坞情报的机会，因为共产党员没有违反联邦法律，FBI洛杉矶分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好莱坞共产党在从事间谍活动或者计划利用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国政府。于是1947年5月，胡佛开始倾向于另一种策略，即秘密地允许HUAC利用FBI的各种情报。这个决定意味着FBI对好莱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控制和监控策略的转变，开始通过携手“非美活动委员会”，进行对好莱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管控。
(三)对电影内容及拍摄过程等进行监控
早在1945年4月，FBI驻洛杉矶的负责人理查德·胡德就提出，不应单单把注意力集中在电影制作人员的政治关系上，应该更系统地对被怀疑电影的内容进行分析。他认为共产党影响电影的方法变得非常微妙，非常狡猾，是在不带有政治含义的电影中插入一句话、一个场景和一个情景来表现其路线政策。因此，“只是说明一下某部电影是某个已知的共产党员创作的、导演的或者监制的是远远不够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准确指出电影剧本中或电影中的某个部分是带有共产主义宣传性质的话，意义将更大”[14](P20-21，P4-19)。胡德希望FBI探员们能够成为电影专家，从而识别出电影中宣传性的内容，并且将之记录下来。故他建议胡佛扩大监控的范围。
1947年，在FBI洛杉矶分部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共分析了8部电影的内容。为了确定哪部电影是带有颠覆性质的内容，FBI利用了一份由一群好莱坞业内人士撰写的报告。这些业内人士都是自愿组织起来，对好莱坞面对的共同威胁异常警惕的专业电影人，包括编剧、监制和导演等。他们声称，发现了三种共产主义者常用的手段，可以将非政治性的电影转化为带有政治宣传的电影，包括:一、美国的价值观和传统在电影中被玷污或者被认为是邪恶的;二、反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行为或者支持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行为在电影中被美化;三、表面漫不经心地指向一些现存的事件，但实质是用来贬低美国的政治传统或者促进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他们宣称，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经常采用的技巧。在利用这些标准来分析电影《生活多美好》时，FBI的探员们认为，这部电影至少采用了两种方法将影片变成政治宣传的媒介，并引用了一些告密者的原话说道:“一个告密者说，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故意诋毁美国的上层阶级，打算告诉美国人民说，有钱人都是吝啬鬼且令人所不齿。”[15](P134)
1947年9月，在一次主管会议上，FBI决定对电影监控程度进行升级。会议要求FBI的探员们不要只凭电影剧本来撰写影评，而应当便装到电影院去观看电影，找出电影中的一些具体场景，将这些场景中包含的共产主义宣传性内容指出来，并将它们同共产党出版物上的政策性内容联系起来。FBI洛杉矶分部领导人胡德在此决定的基础上，施行一种更富有攻击性的政策来监控好莱坞电影的内容，即不但要求探员们监控已经拍摄完毕的电影，还要监控那些尚在制作过程中的剧本。他认为，如果只获得那些已经拍摄完毕的电影剧本，很多潜在的危险就不能被发现。“在编写剧本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改动，一些宣传性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被添加到剧本中，也可能被删掉。”胡德强调说，在这个监控过程中，FBI可以识别那些不同的人，他们要么是想在剧本中加入宣传性的内容，要么是勇敢地阻止这一行为。[16]
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来临，好莱坞的趋势逐渐走向拍摄纯粹的娱乐电影，FBI对好莱坞的监控调查也日益失去意义。1956年1月，FBI洛杉矶分部建议关闭已经执行了14年的对好莱坞的监控项目。探员A.H.贝尔蒙特报告说:“共产主义对好莱坞的渗透在目前来说基本上不存在了。”好莱坞内部的线人也报告说共产党没有新的继续渗透好莱坞的计划。[17](P591)两年后，FBI结束了对好莱坞的调查，并关闭了他们的备忘录。但此次监控结束并不意味着FBI对好莱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不再担忧，40年代末期一些批评性电影如《谢拉·马雷德的宝藏》(1948)、《我们是陌生人》(1949)、《勇敢者归来》(1949)等的问世，让FBI及其告密者们依然深感不安。胡佛悲哀地说道:“电影行业依然是一个乱糟糟的地方。”[18]正如FBI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对抗好莱坞共产主义宣传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彻底清除好莱坞中的共产主义者。
从美国对好莱坞的监控和调查可以看出，美国十分重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在二战前后以及冷战时期，美国的“反颠覆、反渗透”意识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冷战之后，这种意识仍然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和价值判断。二战以后，随着科技进步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一种重要资源。美国通过控制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占领和把握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主动性，进而又利用其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向外输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试图以美国的“普世价值”占领国际意识形态高地。美国的做法是否正当姑且不论，单就其维护国家利益、树立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话语权”而言，也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就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多样化和差异化趋势愈加显著，从而导致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日益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时期，仍出现过意识形态管理的失语、失职问题，以及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的缺位、错位问题，以至于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影响中国国民意识的大众文化仍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冷战之后，美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把以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商品推向全球，也将其所负载的意识形态推向全球，从而极大地冲击和瓦解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当下中国正处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都是承载意识形态内容的“特殊商品”，它们以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迅速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对社会大众发挥着以往任何文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影响。今天，我们虽然不必像当年美国FBI那样对大众传媒实施异常严格的监控和调查，但要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从而占领大众文化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高地，防止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与控制，瓦解西方通过“文化侵略”来“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
【张秀见：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