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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5
作者：王珏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商法学硕士二年级。
摘要
本案中，原告委托被告（系彩票站销售员）为其购买双色球，被告错买成大乐透，中奖后自行兑奖，并拒绝将案涉中奖彩票奖金给予原告。在这一案件中，可能的请求权人与被请求人分别为原告与彩票发行机构及原告与被告，案件系争重点在于案涉中奖彩票之归属。本案中，被告购买大乐透之行为系超越代理权限之行为，经原告追认后法律效果归属于原告。彩票合同系射幸合同，中奖彩票具有无记名债券之性质，其不载明特定权利人，证明效力与持有联系在一起，彩票发行机构之兑奖义务在完成兑奖之后履行完毕，且原告对彩票发行机构无其余请求权基础主张之余地，原告不得对彩票发行机构主张请求权。原告对被告得基于不法管理、侵权及不当得利之请求权，请求周某返还兑奖奖金及其他利益。
一、基本案情
（一）基本案情
（二）案件主要事实梳理
（三）法院判决
1.一审：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6)云0102民初905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多恒锐提出诉讼请求：1、由被告及第三人马上完整地交付（原告委托被告）于2016年10月11日19时42分43秒，在昆明市高新开发区昌源中路西园小区22号彩票点购买的第16120期（共1期16/10/12开奖04—001643—10100246）体彩（110539—442100—090704—346600843584rk4zhA）彩票（1倍合计6元）的原件，并使原告依法享有其权益（此彩票中奖税后金额为人民币：6,574,756.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否则，由被告及第三人连带承担原告因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2、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本案的证据公证费3000元、诉中财产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32873元及诉讼费。
被告周萍萍、第三人任正能共同答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长期委托购买彩票的情况，双方的交易习惯是，由原告先支付票款，被告收到票款后为原告购买彩票，如当天双色球开奖，被告即为原告购买双色球彩票，如当天大乐透开奖，即为原告购买大乐透彩票，2016年10月11日当晚开奖的是双色球，由于被告失误错买了大乐透彩票，原告知道彩票买错后并没有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该张彩票，也未向被告支付该张彩票的款项，故涉案彩票及相应权益应属被告所有。
2.二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终5725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多恒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6）云0102民初9054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多恒锐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即享有对涉案彩票产生的所有权益6574756元及其利息和应由多恒锐缴纳的税金等。
上诉人周萍萍、任正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6）云0102民初905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多恒锐所提诉讼请求；2.承担本案诉讼费。
3.再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申433号民事裁定书
多恒锐申请再审称：本案的主要证据已充分证明了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所得出的彩票权益归申请人所有的结论。被申请人见利忘义，说话不算数，不守承诺的行为，破坏了支撑社会良好风尚的“公序良俗”。据此，要求再审。
法院认为：本案中，对于涉案彩票能中奖，多恒锐和周萍萍均未预见，而购买涉案彩票过程，是基于周萍萍在履行前委托关系时发生错买彩票的行为，源于多恒锐之前购买彩票的要约，周萍萍愿意为其购买的承诺，基于上述原因，导致错买彩票行为的发生。错买彩票中奖是在多恒锐与周萍萍无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因两人的共同行为才构成彩票中奖的结果，这其中缺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有错买彩票中奖的后果发生。因多恒锐与周萍萍事前无约定，对于涉案彩票应视为共同共有。法院判决多恒锐与周萍萍对涉案彩票权益享有共同所有权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故申请人多恒锐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要求再审，不予支持。
4.判决结果总结
二审：多恒锐一般是委托周萍萍购买当日开奖的彩票，至于是否先付款后购买彩票，不影响双方委托关系的建立。但周萍萍的错误购买行为变更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多恒锐意思表示不明确，因此双方就错误购买彩票未成立委托合同。错买彩票中奖是在多恒锐与周萍萍无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因两人的共同行为才构成彩票中奖的结果，这其中缺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有错买彩票中奖的后果发生。因多恒锐与周萍萍事前无约定，对于涉案彩票应视为共同共有。
再审：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
二、请求权检索顺序
（一）请求人与被请求人
就本案案件事实而言，请求人为多恒锐，被请求人为周萍萍，无需赘言。然而仍值得考虑的是，多恒锐作为案涉彩票可能的真正权利人，案涉彩票却为周萍萍兑换，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或彩票代销人是否有作为被请求人之可能？如有可能，适格请求权主体为何？
1.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与彩票代销人间的关系
2.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可作为本案例适格请求主体。因此本案请求人为多恒锐（以下称多某），被请求人为周萍萍（以下称周某）以及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国体彩）。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彩票承兑人为周某之母，但其母乃受周某委托承兑，因此该法律效果对周某发生效力[3]，被请求人为周某。
（二）请求权基础检索顺序
1、合同上的请求权（包括原给付请求权、次给付请求权）
2、类合同请求权（包括缔约过失上、相对人对无权代理人之请求权）
3、基于无因管理而发生的请求权
4、物上请求权
5、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请求权
6、不当得利请求权
在检索各项请求权时，应满足三个要件：（1）请求权已发生；（2）请求权未消灭；（3）请求权可实现。
以下即遂逐项检验之。
三、多某对中国体彩之请求权检索具体分析
（一）合同上的请求权
本案例报告分析即建立在周某作为多某与中国体彩之代理人，代理多某与中国体彩签订彩票合同这一解释模式上。
1.原给付请求权（）
多某请求中国体彩为其兑奖，其请求权基础为：《民法典》第509条第1款。[6]
1.1多某请求中国体彩基于彩票合同为其兑奖的请求权是否发生？
多某对中国体彩原给付请求权的发生，以多某与中国体彩之间彩票合同合同成立、生效且未被撤销为要件（《民法典》第927条）。
1.1.1多某与中国体彩之间是否成立关于中奖彩票之彩票合同？
彩票合同合同之成立，须经其意思表示之一致（即要约、承诺一致，《民法典》471Alt.1）。于此，分别审查多某与中国体彩之行为是否构成有效要约、承诺。
1.1.1.1多某是否作出有效之要约？
有效之要约须具备如下要件：
·成立要件：
A.须已发出（通说）；包括：①自为发出；②通过他人发出：一为通过表示使者发出（通说）；二为通过代理人发出（《民法典》161）；
B.①须内容具体确定（《民法典》472Nr.1），通常须足以确定当事人、标的、数量（合释二1Ⅰ1）；②含有“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之意思（《民法典》472Nr.2）；
C.要约为意思表示（《民法典》472），须符合意思表示之外部、内部其他要素（通说）。
D.在代理情形，须进一步审查特别成立要件：①容许的代理（《民法典》第161条第2款）（√）；②代理人作出/受领意思表示（√）；③以本人名义为行为（《民法典》第162条第2分句）（√）。
·生效要件：
A.到达（《民法典》474，137）；B.未受撤回（《民》475，141）。
1.1.1.1.1多某之行为是否符合有效要约之成立要件？
本案中，多某之意思表示为周某代理多某作出，因此检索代理中的特别成立要件。
1.1.1.1.1.1是否符合代理情形之特别成立要件？
A.周某之行为是否为容许的代理？
依《民法典》161条第2款，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应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主要包括身份行为，如遗嘱、结婚、离婚等，此类行为出于尊重本人意思，不得代理。
本案中，周某实施之行为为以多某名义购买彩票，其行为未为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依其性质限制应由本人实施，故其行为属于容许的代理。
B.周某是否作出/受领意思表示？
C.周某是否以多某名义为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为之法律行为，须以本人名义为之，其目的在于保护相对第三人，以使其了解本人为何人。本案中，周某在与多某的聊天记录中，三次涉及中奖彩票，均提到“给你打”，并且其亲自在中奖彩票上标注“多”字后拍照发给多某。并且，周某本身作为彩票站之员工，代理彩票发行机构与多某签订彩票合同，符合代理行为之公示要求，自不待言。因此，综合其行为分析，足以说明周某在购买彩票时，以多某名义行为。
1.1.1.1.1.2多某之行为是否符合要约之其余成立要件？
A.多某要约是否发出？依据本案，周某代理多某作出意思表示，购买案涉彩票，其意思表示发出。
B.①多某要约之内容是否具体确定？依据本案，多某要约内容为“购买10月12日开奖之彩票，其内容具体确定；②多某之要约有有“一经承诺即受拘束”之意思，即中国体彩承诺后，案涉彩票及其上权利由其所有。
C.多某之要约是否符合意思表示的一般构成要素？
多某之行为，自客观相对人而言，具有表示价值（“内容具体确定”）以及法律拘束意思，外部行为具备；其行为时意识到自己在行为，且未受直接强制，具有行为意思；其明知其行为具有法律上意义，故有表示意识；其效果意思为“多某愿意购买10月12日开奖之大乐透”。可知，多某之行为，具备意思表示外部、内部诸要素。
结论：多某的行为，符合要约之构成要件，构成要约。
1.1.1.1.2多某之要约，是否符合生效要件？
A.多某之要约是否到达？
周某代理周某作出要约，由于周某同时为中国体彩之代理人，因此其意思表示属于对话意思表示，其要约于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到达（《民法典》137第1款）。
B.多某之要约未撤销/本案要约无撤回之情事（案件给定事实）。
结论：多某之要约，符合生效要件。
1.1.1.1.2.1结论：多某之行为，符合有效要约之要件。
1.1.1.2中国体彩是否作出有效之承诺？
有效之承诺，须具备如下要件：
A.构成要件：①意思表示（《民》479），须符合意思表示之一般构成要件：外部表示与内在要素（通说）；②其内容须为对要约之同意（《民》479）。
B.在代理情形，须进一步审查特别成立要件：①容许的代理（《民法典》第161条第2款）（√）；②代理人作出/受领意思表示（√）；③以本人名义为行为（《民法典》第162条第2分句）（√）。
①到达（《民》481）；②未受撤回（《民》485）；③在承诺期限作出（《民》481）。
1.1.1.2.1中国体彩之行为，是否为有效之承诺？
中国体彩之承诺，为周某作为雇员代理中国体彩作出，因此检索代理中的特别成立要件。
1.1.1.2.1.1是否符合代理情形之特别成立要件？
本案中，周某实施之行为为以中国体彩名义出售彩票，其行为未为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依其性质限制应由本人实施，故其行为属于容许的代理。
代理人在实施代理行为时，需本人参与意思表示的形成，其所为之意思表示包括单独行为、订立契约的要约或承诺等。本案中，周某基于其意思表示作出出售彩票之承诺，与多某缔结合同，符合此项构成要件。
C.周某是否以中国体彩名义为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为之法律行为，须以本人名义为之，其目的在于保护相对第三人，以使其了解本人为何人。本案中，周某在出售彩票时，毫无疑问以中国体彩名义为行为。
1.1.1.2.1.2中国体彩之行为是否符合承诺之其余成立要件？
中国体彩之行为，自客观相对人而言，具有表示价值，具有法律拘束意思，外部行为具备；其行为时意识到自己在行为，且未受直接强制，具有行为意思；其明知其行为具有法律上意义，故有表示意识；其效果意思为“中国体彩愿意售与多某案涉彩票，若中奖愿意承担兑奖责任”。可知，中国体彩之行为，具备意思表示外部、内部诸要素。
1.1.1.1.2中国体彩之承诺，是否符合生效要件？
A.中国体彩之承诺是否到达？
B.中国体彩之承诺未撤销/本案要约无撤回之情事（案件给定事实）。
C.中国体彩之承诺是否在承诺期限作出？
依据本案，中国体彩之承诺在承诺期限作出。
1.1.1.1.2.1结论：中国体彩之行为，符合有效承诺之要件。
1.1.2多某与中国体彩之间之彩票合同是否生效？
1.1.2.1多某与中国体彩间彩票合同之生效，须不存在效力障碍事由，即：
本案中，多某与中国体彩间彩票合同成立，且不存在行为能力瑕疵、通谋虚伪表示、违反强制性规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效力障碍事由。然本案中存在代理行为，需考虑代理行为是否存在效力障碍，阻却合同对被代理人生效。
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生效的，需满足：代理人有代理权或无代理权但经被代理人追认（《民法典》第171条结合通说）。
1.1.2.1.1周某之代理行为是否存在效力障碍？
1.1.2.1.1.1周某是否有购买及出售案涉合同彩票之代理权？
A.周某是否有购买中奖彩票之代理权？
据通说，代理权授予之行为为单方法律行为[7]，须被代理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因此被代理人之代理权授予需满足意思表示一般成立生效要件。据此，检验本案中周某是否享有购买案涉彩票（10月12日开奖，10月11日购买）之代理权。
a.周某是否有购买10月10日开奖彩票之代理权？
a-1.多某之意思表示是否成立？
a-2多某之意思表示是否生效？
因此，多某之意思表示生效。
结论：多某授予周某购买10月10日开奖彩票的代理权。
b.周某是否有购买10月11日开奖彩票之代理权？
b-1多某是否授予周某购买10月11日开奖彩票之代理权？
b-2周某有购买10月11日开奖彩票之代理权
c.周某是否有购买10月11日出售，10月12日开奖彩票（即案涉彩票）之代理权？
本案中，除上述行为外，在周某购买案涉彩票时，当事人双方并无其他行为，因此，多某未授予周某购买案涉彩票之代理权，周某购买案涉彩票之行为属无权代理（超越代理权限）行为。
B.周某是否有出售案涉合同彩票之代理权？
周某是否有出售案涉彩票之代理权，将随后于C.具体论述。结论为周某有出售案涉合同彩票之代理权。
C.周某之代理权是否受到其他限制？：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之禁止
梅迪库斯认为，代理权的授予会赋予代理人为被代理人设置负担的权力，代理人也存在滥用此种权力的可能。在滥用危险很大的情形下，民法通过法律规定限制此种滥用，典型的限制即自我缔约以及多方代理之禁止。[13]我国《民法典》第168条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本案中，周某作为彩票点的员工，同时以彩票发行机构的名义与他人发生交易，其本人不仅是多某之代理人，也是彩票机构的代理人，存在双方代理之情形。需要考察周某之行为是否经被代理的双方，即多某与彩票发行机构之同意或追认。
本案中，多某知晓周某为彩票发行机构之雇员仍委托周某为其购买彩票，其行为可视作对周某双方代理之同意。疑难之处在于，彩票发行机构在雇佣周某出售彩票，并授予其代理权时虽未明确禁止双方代理情形，但在此案中也难以直接确定其是否存在对周某双方代理行为的同意或追认。此时可考虑两种路径：
a.容忍代理之情形
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之禁止属于通过法律规定限制代理权的情形，因此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属无权代理（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此时有表见代理、容忍代理之适用余地。
b.被代理人默示同意
本案中，周某作为多某及中国体彩之代理人为双方缔结彩票合同，此时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彩票价格恒定，彩票出票以及中奖与否均属随机，因此多某与中国体彩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不符合168条之规范目的。并且，实践中常有彩票站点员工代理相熟顾客购买彩票之行为，该行为系属交易惯例，也可认定中国体彩对于周某之双方代理行为已经默示同意。
c.综合以上论述，周某的代理行为并不因双方代理产生效力瑕疵。
1.1.2.1.1.2周某之无权代理（超越代理权限）行为是否经被代理人追认？
综上，周某之超越代理权限行为经多某追认。
1.1.2.1.1.3无权代理且经被代理人追认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必然对本人发生效力：《民法典》第171条第1款之反面推论
仍需要明确的是，《民法典》中是否有无权代理法律行为经追认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之法律条款。《民法典》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此法条并未明确经追认对被代理人生效，因此需要对此法条进行解释。此处考虑反面推论[23]。
A.反面推论的前提
反面推论（Umkehrschlu）是指，法律规定法律效果R适用且仅适用于事实A时，R不适用于其他（既便与A相似）的事实。[24]即：有A则有R，无A则无R。用公式表示，为：A→R，A→R，需要A和R互为充分必要条件。[25]因此，想对第171条第1款进行反面推论，需要判断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是否为充分必要条件。
B.有待解释之法条是否符合4.3.1之前提？
《民法典》第171条第1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法律要件：无代理权（广义）A，未（无代理权且追认[26]）（A∩B）
法律效果：对被代理人不生效C
无代理权（广义）且未（无代理权且追认），是否是对被代理人不生效的充分必要条件？可能存在疑问的是，法条并未规定只有此条所说无代理权（广义）且未追认时对被代理人不效力，第168条规定了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之情形，若无事后追认或事先同意均对被代理人不生效力。但依据前文分析，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之禁止事实上属于法定代理权限制，因此这两种情况仍属广义无代理权A的情况。另外还存在疑问的是，若法律行为本身无效（《民法典》第153条）或是不容许的代理，也必然导致对行为人不发生效力，但此处需要解释的法条的前提条件即为法律行为不存在其他无效事由，且实施行为符合代理行为的其余要件（即为容许的代理），需要探究的是在此两个要件满足时对本人是否生效。
因此，结合通说，无代理权（广义）A且未（无代理权且追认），是对被代理人不生效的充分必要条件。
C.对《民法典》第171条第1款的反面推论
法律要件：无代理权（广义）A，未（无代理权且追认）（A∩B）
即：A∩（A∩B）=C
（A∩（A∩B））=（C）
A∪（A∩B）=C
也即：有代理权或无代理权且追认的，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因此，依据法律规定，无权代理且经被代理人追认的无权代理行为必然对本人发生效力。
本案中，周某无权代理多某购买案涉彩票之行为经多某追认，对其发生效力。
1.1.2.2结论：多某与中国体彩间彩票合同生效。
1.1.3多某与中国体彩之间之彩票合同是否未被撤销？
依据本案，该彩票合同未被撤销。
1.1.4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之请求权发生。
1.2多某请求中国体彩基于彩票合同为其兑奖的请求权是否未消灭？
1.2.1该请求权消灭的事由：
包括债权请求权消灭之一般事由（《民法典》第557条），包括：履行（民557Nr.1，509ff）、抵销（民557Nr.2，568，569）、提存（民557Nr.3，570ff）、免除（民557Nr.4，《民法典》第575条）、债权债务同归一人（民557Nr.5，576）、债权让与（民545ff）、免责的债务承担（民551）等。
1.2.2该请求权是否消灭？
1.2.2.1彩票合同的法律性质
韩世远教授认为，彩票合同系买卖合同，具有射幸性、有偿性、诺成性、和双务性。[27]另外有观点认为，彩票合同为独特的“双层赠与合同”，第一层赠与为彩民支付彩票款，作为社会公益款项的赠与；第二层赠与为针对彩民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其所附解除条件为“开奖后，未中奖”，该条件成就时，赠与合同失其效力并自始无效；而在中奖情形下，赠与合同生效，彩票发行机构应提取一定比例的彩票奖金返还给持有该幸运奖券的彩民。[28]本报告认为彩票合同应系射幸合同，原因在于若将其定性为买卖合同，彩民中奖后彩票发行机构的兑奖义务难以与买卖合同中出卖人所负交付并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民法典》第595、598、599、601ff）的典型义务相洽；若将其定性为赠与合同，则难谓符合当事人之意思：彩民在购买彩票时，极少有作为社会公益款项赠与的意思，若有此意，彩民可以支付彩票价款而不接受彩票，但这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几乎不会出现。
彩票合同订立后，彩票发行机构虽收取价款,但同时承担了虽概率较小但而金额仍数万倍于彩票价格债务的风险；同样,彩民虽有获奖希望,但更要承担一无所获却依旧失去价款的风险。[29]彩票合同的这一射幸性风险说明其属于射幸合同。
1.2.2.2.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义务
彩票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彩票发行机构的义务为交付彩票以及保证彩票具备中奖机会。若售出彩票中奖，则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作为彩票发行人，成为中奖人的债务人。中奖彩票具有无记名债券之性质，其不载明特定权利人，证明效力与持有联系在一起。彩票中奖后，持有中奖彩票的人可到指定机构兑奖。[30]无记名债券具有四种证明效力，其中之一为发行人（债务人）向持有人给付，即使是向非债权人给付的，免于债务。[31]
在本案中，周某持彩票向指定机构兑奖，彩票发行机构的义务在完成兑奖之后履行完毕，并不存在违反义务之情事，因此多某对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请求权消灭。
1.2.3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之兑奖请求权消灭。
1.3结论：多某不得请求中国体彩基于彩票合同而生的原给付请求权为其兑奖。
2.次给付请求权（）
依据上文分析，多某与中国体彩订立彩票合同，中国体彩一方并无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
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无次给付请求权。
3.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不得主张合同上请求权。
（二）类合同请求权
1.缔约过失之损害赔偿请求权（）
请求权基础：《民法典》第500条。[33]
依据上文分析，中国体彩无：(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因此，不满足缔约过失请求权的要件。
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无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请求权。
2.相对人对无权代理人之请求权
请求权基础：《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第4款。[34]
分析：本案例中，请求人为多某，被请求人为中国体彩，并不涉及相对人，因此无此请求权适用空间。
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不得主张相对人对无权代理人之请求权。
3.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不得主张类合同请求权。
（三）基于无因管理而发生的请求权
多某基于无因管理请求中国体彩移转奖金及其权益，其请求权基础为：《民法典》第983条第2句结合第979条。[35]
本案中，中国体彩无无因管理行为，无须赘言。
2.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不得主张无因管理之请求权。
（四）物上请求权
1.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请求权
1.1原物返还请求权
多某请求中国体彩返还奖金及其他权利，其请求权基础为：《民法典》第235条。[36]
1.1.1多某对中国体彩是否享有原物返还请求权？
1.1.1.1多某是否为奖金之所有权人？
在本案中，中奖之彩票已经为周某用于兑奖，彩票灭失，其上所有权也灭失。并且彩票中奖奖金的获得,需要以出让财产(购买彩票的价金)的终局所有权为代价，且具有不确定性，[37]因此周某兑奖所得奖金并非彩票的法定孳息。
对于彩票奖金之所有权，传统理论认为，货币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但学界亦有理论认为，金钱的高度可替代性并不必然排除其特定性,且“占有即所有”对金钱流通保护毫无节制，因此并不能一味认可金钱占有即所有的规则，而应依金钱权利是否有移转所有权之意思、是否丧失价值特定性（是否混同、是否流通）对其所有权归属作出判断。[38]在本案中，彩票奖金是周某兑奖所得，彩票具有无记名债券之性质，因此兑奖机构在兑奖后，其债务免除。本案中，并不知周某在兑奖之后奖金是否混同、是否流通，唯一可确定的是兑奖人在向周某为兑奖行为时其具有移转金钱所有权于周某之意思，因此奖金所有权人应为周某，而非多某。
因此多某并非奖金之所有权人。
1.1.2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无原物返还请求权。
1.2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
请求权基础：《民法典》第236条。[39]
分析：多某并非彩票奖金之所有权人，因此其对中国体彩无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
2.基于占有而产生的请求权
2.1占有返还请求权（）
多某请求中国体彩返还奖金之占有，其请求权基础为：《民法典》第462条第1款第1分句。[40]
分析：本案中多某并非奖金的占有人，不符合“请求人为占有人”这一要件。
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无占有返还请求权。
2.2占有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
请求权基础：《民法典》第462条第1款第2分句。[41]
本案中，多某并非奖金占有人，不符合“请求人为占有人”之要件。
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不得主张占有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
3.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不得主张物上请求权。
（五）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请求权
多某请求周某承担侵权责任，请求权基础为：《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42]。
本案中，多某之彩票为周某承兑，彩票作为无记名债券是债权凭证，多某为真正债权人，因此此时存在侵害债权之可能。对于债权能否作为侵权客体，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债权可以成为侵权法保护的客体，但是鉴于债权不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故此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之构成要件须严格界定，即仅限于第三人明知债权之存在而故意加以侵害的情形[43][44]。
1.多某对中国体彩之请求权是否发生？
本案中，多某通过购买彩票中奖，中奖彩票作为无记名债券，其上记载多某对于彩票发行机构之债权，且没有无法正确识别、兑奖区覆盖层撕刮不开、无兑奖符号、保安区裸露等债权无效事由[45]，其债权合法有效。
1.2中国体彩是否对多某之债权进行不法侵害？
本案中，彩票作为无记名债券，中国体彩兑奖之行为消灭其债权债务，并不属于对多某债权的不法侵害。
1.3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之侵权请求权未发生。
2.结论：多某不可对中国体彩行使侵权请求权。
（六）因不当得利而发生的请求权
多某基于不当得利请求中国体彩返还奖金，其请求权基础为：《民法典》第985条。[46][47]
1.多某对中国体彩之不当得利请求权是否发生？
依据本案之情事，中国体彩与多某之间不存在给付关系，故依通说，二人之间可能存在之不当得利为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由于本案中存在权益侵害之事由，因此为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彩票兑奖机构向非债权人周某为给付，周某受领给付使多某债权消灭，属于《德国民法典》816条第2款规定之情形[48]。
1.1周某是否获得利益？
在本案中，中国体彩向周某兑奖，其对多某之债权消灭，受有利益。
1.2中国体彩获得利益是否没有法律根据？
本案中，中奖彩票具有无记名债券之性质，其不载明特定权利人，证明效力与持有联系在一起。彩票中奖后，持有中奖彩票的人可到指定机构兑奖。[49]无记名债券具有四种证明效力，其中之一为发行人（债务人）向持有人给付，即使是向非债权人给付的，免于债务。[50]中国体彩之债务消灭并非没有法律根据。
1.3结论：多某对中国体彩之不当得利请求权未发生。
2.结论：多某不可向中国体彩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
脚注，可向上滑动阅览
[1]国务院令第554号。
[2]《民法典》第923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或者追认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或者追认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第三人的除外。”
[3]《民法典》第163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
[4]参见杨代雄：《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评注》，《法治研究》2020年第5期。
[6]《民法典》第50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7]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
[8]《民法典》第142条第1款。
[9]参见杨代雄：《意思表示解释的原则》，《法学》2020年第7期。
[10]《民法典》第137条规定，“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
[11]《民法典》第141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撤回意思表示。撤回意思表示的通知应当在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前或者与意思表示同时到达相对人。”
[12]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
[13]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2～723页。
[14]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0页。
[16]同前注13.
[17]MünchKomm/Schubert,§181Rn.2.
[18]MünchKomm/Schubert,§181Rn.5.
[19]《德国民法典》第181条规定，“非经允许,代理人不得以本人名义与自已为法律行为,亦不得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与本人为法律行为。但其法律行为专为履行义务者,不在此限。”
[20]MünchKomm/Schubert,§181Rn.31ff.
[21]MünchKomm/Schubert,§181Rn.62.
[22]KommentarzumBGB/Staudinger，§181Rn52.
[23]事实上，拉伦茨所述之反面推论（Schlu）并非解释（Auslegung），而是仅仅对法条进行单纯的逻辑推导，这从德语词汇dieAuslegung（indiefürdieFunktionerforderlicheLagebringen）与derSchlu（AbleitungvonAussagenausanderenAussagenmithilfevonbestimmtenRegelnderLogik）的区别（德语字典为Duden）也可看出。因此若法条可以进行反面推论，则证明此时不存在法律漏洞，但对法条进行反面推论，却可能使隐藏的漏洞暴露，须利用其他规则进行漏洞填补。
[24]KarlLaren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6.Aufl.,1991,§5S.390.
[25]需要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当A为R的必要条件时，即可进行反面解释，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此种观点在逻辑上存在错误，如“白马是马”，此时马是白马的必要条件，即白马→马，若对其进行反面推论，只能得出不是马不是白马，并不能得出不是白马不是马，然而反面解释需要得到的结论是不是白马不是马，并不是不是马不是白马。杨教授在书中第118页的示意图与其下文字表述也存在错误与矛盾之处，有待仔细讨论。
[26]此处是无权代理之情形，将追认限定于无代理权且追认，追认事实上排斥有代理权（通说）。
[27]参见韩世远：《彩票的法律分析》，《法学》2005年第2期，第69-78页。
[28]参见吴勇敏、马俊彦，《彩票合同新解》，《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第151-163页。
[29]参见陈传法、冯晓光，《射幸合同立法研究》，《时代法学》2010年第3期。
[30]《彩票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持中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彩票品种的规则规定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的，还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逾期不兑奖的视为弃奖。禁止使用伪造、变造的彩票兑奖。”
[31]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5页。
[32]《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33]《民法典》第500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34]《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第4款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35]《民法典》第983条规定：“管理结束后，管理人应当向受益人报告管理事务的情况。管理人管理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及时转交给受益人。”第九百七十九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管理事务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的，管理人不享有前款规定的权利；但是，受益人的真实意思违反法律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除外。”
[36]《民法典》第235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
[37]参见隋彭生：《法定孳息的本质——用益的对价》，《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第6期。
[38]参见孙鹏：《金钱“占有即所有”原理批判及权利流转规则之重塑》，《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
[39]《民法典》第236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40]《民法典》第462条第1款第1分句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
[41]《民法典》第462条第1款第2分句规定，“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42]《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3]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对于此问题，台湾地区学者也认可债权归属可作为绝对权纳入侵权法的保护范畴，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2页。德国学者通常排除债权作为绝对权纳入《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保护范围，本案例中所述之债权归属则可纳入侵害权益型不当得利（《德国民法典》第816条第2款）之保护范畴，因此亦无通过侵权法保护之必要，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3页；类似观点参见Looschelders,SchuldrechtBT15.Aufl.,2020,§60Rn.16.在恶意悖俗侵权（《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情形下，学者们也未侵犯债权归属作为一般的案例情形，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85页以下；Looschelders,SchuldrechtBT15.Aufl.,2020,§65Rn.9ff；Brox,Walker,SchuldrechtBT44.Aufl.,2020,§47Rn.5ff.
[44]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第132页。
[45]《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0条规定，“彩票售出后出现下列情况的，不予兑奖：（一）彩票因受损、玷污等原因导致无法正确识别的；（二）纸质即开型彩票出现兑奖区覆盖层撕刮不开、无兑奖符号、保安区裸露等问题的。”
[46]《民法典》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47]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第132页。
[48]《德国民法典》第816条第2款规定，“向无权利人为给付,而该给付对权利人为有效者,无权利人对权利人负返还所受领给付之义务。”
[49]《彩票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持中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彩票品种的规则规定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的，还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逾期不兑奖的视为弃奖。禁止使用伪造、变造的彩票兑奖。”
[50]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