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成、现状与困局
祝得彬
［摘要］20世纪7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全面性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资本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也从工业资本主义演变为金融资本主义。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已经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领域扩展到整个经济部门，在取得了对工业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地位之后，又扩展到政府运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内部的产业空心化和贫富两极化。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把大量剩余资本向金融领域和海外转移，推动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垄断发展，致使美国的主权国家能力受到日益膨胀的资本力量的约束，国家实力处于下滑趋势，由美国主导的“理想化”国际秩序的前提条件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关键词］美国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国际金融危机社会生活金融化
美国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立国的国家，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者。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与跨国资本联合，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实现了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从一个制造业大国逐渐发展到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虚拟金融资本在美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的统治。在美国的带动下，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普遍化垄断、全球化垄断和经济金融化三大特征。[1]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对当前的美国社会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对当代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状进行分析，为加深对美国经济的了解、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提供参考。
一、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突出表现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2]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如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但是，基于历史资本主义的观点，上述历史阶段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也就是说，金融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或者最后阶段。相反，上述发展过程更多的是由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扩张”与“金融扩张”交替进行的周期性现象。意大利学者杰奥瓦尼·阿锐基（GiovanniArrighi）指出：“因为贸易和生产大规模地发展以后，经常爆发过度积累的普遍危机，世界资本主义因此作出的典型反应就是金融扩张。然而……一切金融扩张最终导致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3]
与这种积累周期同时存在的是不变的资本本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6]为了满足这种欲望，为了破解价值生产的无限性与价值实现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资本必须不断创造更大的流通范围、开拓世界市场，以实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地理扩张。[7]为了“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8]，经济全球化便成为使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席卷全球的最主要手段和形式。“将世界变平”[9]是资本的本能。例如，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血腥的对外殖民扩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绝非是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新现象。
当前国际失序和失范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周期已经进入危机状态。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产能过剩和总需求的不足，美国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停滞期，制造业利润率显著下降，产出、资本存量和实际工资增长率等都萎靡不振，资本从美国市场获得的回报率和盈利能力持续低迷。[10]此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快速增长。为了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消费萎缩，跨国金融资本将消费资料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再加上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金融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实现了全球流动,从而颠覆性地改变了全球的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也极大地强化了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支配性地位。
但是，金融资本主义垄断性地位的强化，并未解决过度积累的危机，仅仅只是通过“时空方法”和“掠夺性积累”[11]进行了缓解，其实质性后果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扩张而将资本主义体系过度积累的危机向世界范围内蔓延，并且反噬了美国自身，导致其深陷美国周期的霸权危机之中。
尽管存在体系积累周期和基于追求超额利润本性而推进经济全球化等共性，但由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国情背景，因而各自的发展模式也有所不同。所以，上述四个体系积累周期也各有其特点。
二、美国为资本在全球流动过程中的不断积累建立机制并提供动力
1.金融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
二者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与英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半政府、半企业性质的股份特许公司不同，美国霸权下“世界贸易的一个很大且在不断增长的部分，倾向于被纵向合并的大规模跨国公司‘内在化’，并归这些公司掌管……”[13]而跨国公司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所进行的爆炸式增长，使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生产、交换和积累体系，它不受任何国家权威的约束……”[14]这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追求和美国企业（机构）的跨国扩张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
由于美国自身的金融资本主义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几乎是同步进行，因此，上述美国“政治国家——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矛盾正在趋于激化，如：经济全球化使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金融资本逐渐从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持者转变为依靠自身交易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自赢利者”。[15]一方面，美国因为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导致金融部门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其过剩资本寻求更大增值、摆脱滞胀危机的出路之一，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内部的产业空心化和贫富两极化；另一方面，美国金融资本把大量剩余资本向金融领域和海外转移，全球性垄断资本对世界性生产进程的控制、垄断、集中程度在加深，推动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垄断发展，进一步使跨国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摆脱了各种监管（包括美国政府的监管），甚至“有力量将国际体系中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成员置于它自己的‘法律’约束之下”。[16]
其结果就是，美国的主权国家能力受到日益膨胀的资本力量的约束，美国的主权国家实力出现下滑趋势，由美国主导的理想化国际秩序的前提条件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2.金融资本全面控制美国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已经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领域扩展到整个经济部门，在取得了对工业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地位之后，又扩展到政府运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三、美国金融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社会生活金融化”[20]困局
1.金融资本主义造成贫富悬殊和社会分裂
美国已经从世界制造大国变为过度依赖海外财富的帝国。目前占美国GDP比重最大的行业，是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这些高端服务业体现出资本要素和智力要素密集度高的特征。美国的工厂通过智能化的机器取代劳动者，以此降低劳动力使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这对于那些靠普通制造业生活的一般技能工人的就业形成了根本性打击。
美国掌握了高新技术的很大一部分核心资源，但是，经济结构的问题造成了美国社会结构性失业严重，中低层次劳动力的就业率持续走低，国内劳动力市场状况逐年恶化，制造业所需技术人才不断萎缩。其结果是，一方面，美国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滑；另一方面，美国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这就造成了美国个人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收入的不平等在财富分配上的表现就是“滚雪球效应”：大部分收入集中在高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又将这些收入所得拿去投资或储蓄，并得到更大的资本收益，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财富集中。据有关文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所有实际税前收入中，超过80%流向了个人所得税缴纳额度最高的1%人口，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家庭数量分析，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已经从1971年的61%萎缩为2015年的略低于50%，不再占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低层阶级家庭比重从25%上升到29%，而上层阶级家庭比重从14%上升到21%。[21]
贫富悬殊不但导致了美国的社会分裂，例如左翼向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右翼则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而且还导致美国社会危机的加重。1990年以来，美国富裕阶层的中年人死亡率持续下滑；而学历为高中或者更低的非拉美裔白人中年人因自杀、药物过量和酒精中毒等非正常死亡的比率却在持续增长。该群体的非正常死亡率从1999年比黑人低30%，迅速增长为2015年比黑人高30%。[22]
2.跨国金融垄断资本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日趋膨胀
在国民财富增长的同时，公共财富的总量却日益缩水。例如，2015年美国公共财富为负值（国民收入的-17%），而私人财富高达国民收入的50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0年美国公共财富为国民收入的36%，私人财富为国民收入的326%，[23]由此可见二者的此消彼长。
公共财富的贫瘠必然限制政府的经济调节与收入分配，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增加公共财富以增强其消除经济社会不平等的能力。但基本事实是，1979年美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仅为31.8%，联邦政府未偿还债务为8260亿美元。到了2017年9月，美国国债总额攀升至20.162万亿美元。2017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为6657亿美元，而2017年10月通过的2018财年预算案允许税改在未来10年新增1.5万亿美元赤字。[24]2019年2月，美国国家债务更是首次突破22万亿美元大关。[25]
美国的政府行为日益受制于金融市场的运作，金融市场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各项公共政策的实施。[26]由于金融资本实际上掌控着大多数资本和资源在全球的流动，限制跨国金融资本的政策可以轻松地被这些资本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化解，迫使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得不更多地体现金融资本集团的意志。特朗普政府废除了众多金融监管政策，并且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政策等，其目的是通过向跨国金融资本“让利”来换取经济和税收的增长。
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TPC）的测算，特朗普的税改措施对富人和大公司的减税力度更大。减税必然给政府财政赤字带来更大压力，也必然迫使政府缩减公共开支。[27]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而且，减税带来的财政负担能否通过经济增速的提高得到补偿尚不确定，但财政收入下滑是确定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经济成本，以及攀升至历史高位的社保、医保支出等，都可能导致未来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提高，都将限制美国政府通过政策手段遏制贫富悬殊的能力。由此可见，金融资本主义决定了世界体系的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并且正在改变美国作为政治国家的能力。
3.华盛顿共识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国金融资本
美国的资本和技术不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流出，从而使美国对外资产获得巨额收益，其“对外资产的收益率远高于对外负债的成本率”。[28]“实际上，通过货币和金融手段免费消费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29]也就是说，“高度依赖对廉价金融资源的占有来维持其过度消费，在上述资源与资本流动过程中，受益最大的是跨国垄断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垄断资本”。[30]
由“海外流入的巨额财富支撑着美国统治精英并加剧美国财富两极分化、瓦解美国国内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和竞争能力。”[31]“垄断资本通过干预发达国家的国内选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进行产业调整的效果，导致其经济结构仍在呈畸形发展”。[32]例如，尽管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总统都致力于美国实体经济的恢复，但实际上，美国以工业体系残缺化为特征的去工业化过程仍在持续。
特朗普当选和上台后的各种政策，实际上是美国精英内部利用民主投票机制、使用“大众—精英”冲突口号实现的权力转移，是以能源、军工等美国工业资本力量与部分金融资本力量的联合体对跨国金融和高科技等资本力量的成功挑战，标志着基于新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共识已经坍塌。
四、结论
对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认识，一定要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结合起来思考，而且要充分认识到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恰好是美国作为冷战胜利者不断巩固自身金融霸权地位的过程。[33]由于金融资本主义下的“投资”具有强烈的“投机性”，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具有明显的短期导向。这不但对美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出现了不稳定性和高风险性，而且“形成了美国经济社会不平等与政治回应不平等之间的恶性循环，并很有可能使得美国目前机会平等基础丧失的趋势变得根深蒂固和不可逆”[34]，最终必然会影响美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注释：[1]魏南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萨米尔·阿明谈当代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红旗文稿》2013年第11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
[3]〔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4]张昕：《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争》，《文化纵横》2018年第3期。
[5]〔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7]〔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9]这里是指资本突破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国家形态和国家监管等多重因素形成的障碍，不断开辟世界市场，使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覆盖全球。
[10]〔美〕罗伯特·布伦纳著，郑吉伟译：《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11]〔英〕大卫·哈维著，周大昕译：《世界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302页。
[12]G.JohnIkenberry,“IllusionsofEmpire:DefiningtheNewAmericanOrder,”ForeignAffairs,Vol.82,No.2(2004),pp144-154.
[13]〔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14]〔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15]杨典、欧阳璇宇：《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16]〔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17]王俊：《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
[18]李燕、加媛媛：《近20年来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影响》，《时代金融》2006年第10期。
[19]魏南枝：《客观看待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红旗文稿》2018年第17期。
[20]杨典、欧阳璇宇：《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23]NBERWorkingPaperNo.23119,February2017.
[24]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BudgetoftheU.S.Government(FisicialYear2018)”and“BudgetoftheU.S.Government(FisicialYear2019)”.
[26]杨典、欧阳璇宇：《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28]丁志杰、谢峰：《美元过度特权、经济暗物质与全球治理变革》，《国际金融研究》2014年第11期。
[29]魏南枝：《客观看待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红旗文稿》2018年第17期。
[30]魏南枝：《客观看待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红旗文稿》2018年第17期。
[31]魏南枝：《特朗普税改凸显不平等的民主》，《唯实》2018年第3期。
[32]魏南枝：《客观看待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红旗文稿》2018年第17期。
[33]张昕：《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争》，《文化纵横》2018年第3期。
[34]魏南枝：《特朗普税改凸显不平等的民主》，《唯实》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