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劳动光荣”作为展现工人群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的一个重要面向，不仅关系着国家经济建设状况，也关乎工人对其“社会主义新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团结。
个案对象与研究方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1953-1957年间，国家以一年建造一个厂的速度在河南郑州建造并投入使用了郑州国营棉纺一厂、三厂、四厂、五厂和六厂。郑州的工业化布局和城市化建设也伴随1953年国营郑州第一棉纺厂的开工而逐渐拉开帷幕，其后与石家庄、西安、青岛并称“中国四大纺织城市”。由于五座国营棉纺厂沿着马路依次排开，这条路后来就被命名为“棉纺路”。据老工人们讲述，上世纪80年代这几个厂子最红火的时候，工人和家属总数高达30万，彼时郑州近一半的经济效益由棉纺厂贡献，“织女”不愁嫁的戏谑见证了轻纺织工业发展的辉煌。纺织厂工人组成多元，既有招工进来的周边地市百姓，也有响应国家支援内陆建设号召，从上海、苏州、常州、无锡等地来此的南方人。
工厂通过组织各类政治仪式展演和诸多仪式化宣传学习活动，对工人“社会主义新人”身份认知、热爱祖国的凝聚力形成、“劳动光荣”观念的培养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家属区的空间布局、子弟学校的劳动教育等则以更为隐蔽的方式逐渐实现国家意志的渗透及其对工人劳动意识的完全改造。
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逐渐呈现了由宏大叙事向个人微观视角的转向，口述史为了解“劳动光荣”观念的养成提供了进路，是我们研究以往历史，或重构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与行动者轨迹的重要方法，是“历史的补白”，也是了解那个时代及其意义感的最好佐证。
“劳动光荣”嵌入日常生活的三种传播途径
从彼时新闻报道和口述史访谈内容来看，工人劳作之外的闲暇生活方式多种多样，除了周期性的节日集体庆祝活动和不定期举行的射击比赛、航模大赛等之外，看电影、听广播和参加俱乐部等文娱活动都是工人休闲放松身心的重要方式。而在50年代工业大生产的主旋律号召下，这些媒介方式本身具有浓重的政治叙事和意识形态表达，并大量涉及“劳动光荣”宣传主题。
（一）露天电影：工厂家属区的电影放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电影是国家进行政策宣传、提升国民文化素养、丰富大众文艺生活的重要手段。
新闻报道指出，郑州市工会电影队1956年为工厂、工地的职工放映电影1400多场，在极大丰富了职工业余生活的同时，电影观看仪式对他们在工厂车间所接受到的政治教育和新劳动规范、理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巩固和深化作用。
在文艺作品匮乏和娱乐方式单一的年代，露天电影是人们最时髦的娱乐消遣途径。“周末傍晚厂里都会在生活区的中心广场放电影，我们一群小孩儿早就搬着小板凳去占位置。”（口述史材料，2020060701）电影观众因文化水平低、思想落后，对影片内容、叙事手法等存在解读难度，尤其是从苏联引进的影片。放映员的映前解说则有效克服了上述困境，这一环节虽然简短，但其作用意义深远。一方面，它有助于提升影片放映质量，提升观众与影片间的互动水平，对观影群众而言，这是一次文化学习和提升的重要过程；另一方面，映前讲解这一传授仪式看似为影片内容或故事脉络做解释，实则是国家权力和意志在基层单位的具体表现。
同时，露天电影的观看过程真实再现了国家和大众的同时“在场”。露天电影不仅仅是看电影，而且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的象征。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想象借由影片内容、放映员讲解等在脑海中形成直观的情感建构，且在观影时的广场空间中，实现了国家和个体的同时在场。新的国家意识和观念培育借由电影这一媒介和电影观看仪式进入职工的日常休闲娱乐生活。
（二）收听广播：无时不在的国家声音
（三）俱乐部：观念传播的空间
俱乐部受厂工会和团委领导，计划统筹着厂区和生活区内各类文化娱乐活动。一份1956年11月的“月活动安排表”生动地展现了上世纪50年代国营工厂职工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包含戏剧、电影、象棋、舞会、乒乓球、时事讲座、故事会等活动项目。
不同于工厂车间中较为正式的劳动纪律宣讲等仪式实践，俱乐部作为职工与家属业余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共有空间，是国家和个人相遇的重要场域，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行为补充和强化了工人在生产场域的情感认同，是我们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生活风貌和社会心态的重要镜像。
“劳动光荣”对工人家庭时空与关系的再造
（一）劳动空间的“有意”跨界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国企工人，“无产阶级”的标签构成并决定了他们对新生国家的信仰和对新政权所推行政策的拥护。
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没有劳动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对于经历过旧社会压迫、贫困和饥饿的工人们来说意义非凡。
在新中国工厂与资本家工厂鲜明的经历对比体验让工人们在精神上更加充盈，为他们全身心地劳动生产进行了有效的情感动员。
由此，“劳动光荣”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风气引领的口号和目标也顺理成章地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
（三）家庭角色中的缺位与婚恋市场的“赋码”
在全民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浪潮中，“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备受推崇，为了工作而牺牲家庭的案例不胜枚举，“重劳动轻家庭”的现象大量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家庭生态景观。
“读史以明智，知古可鉴今。”回顾历史的意义在于更好地走向未来。“劳动光荣”在新时代依旧具有强大生命力。当前流量逻辑主导的互联网时代，青年的劳动态度和职业选择都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样态。在被迫“内卷”和情感焦虑的同时，由高强度市场雇佣劳动制、资本逻辑无序和消费主义过盛等原因所致的“躺平”“丧”等亚文化现象所折射出的青年劳动价值观危机需引起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因为劳动精神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实践性价值、主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这四重维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要素相一致，是对人的现代化的真切关怀。
（载《传媒观察》2022年12月号，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劳动光荣”：嵌入日常生活的传播仪式——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人实践的考察》，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5G时代短视频传播模式与青年政治认同研究”（22XWC002）和2021年度江苏省党校系统调研课题（XT2101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姝慧，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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