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我差不多这十年来，积极的去干，但是非常灰心。为什么？就因为我们面对一种改革走不动的境况，面对着有些人认为我们制度世界第一，经济全球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存在着太多的利益冲突难以化解。我想讲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真问题是什么？前面有些先生提到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会上，在这个题目下，中国的真问题就是党治还是法治问题。首先讲一讲我们老前辈江平先生提到钱端生先生，在钱端生先生境遇非常糟糕的时候，我是他家里的学生，我拿的都是共和国的出版物，是他在1949年前写的，但是在49年以后出的书。先讲一下李剑农先生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说这个事意义重大，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从前是约法无上，今后是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今后谈党议；从前谈护法，今后谈入党；从前争法统，今后争党统。这是李剑农先生《中国政法史》531页上面有的。再看政法大学出版社在这几年重印的《法学救助》中，王世杰先生、钱端生先生讲，所谓党制即由一党统治，一党独裁治理，党政与独裁政治唯一的不同，前者是一党的独裁，后者是一人的独裁；党治和民治是不同的制度，在民治下，政治取决于全体公民，在党治下，则政治取决于一党的党员；换言之，党可以独裁，而不问党外民众的意见，党的决议事实上甚至形式上等同于法律，党可以用决议的方式随时取消和变更法律。这是政法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重印的王世杰先生和钱端生先生的《比较宪法》，在第425页。
这里有些问题我们很值得认真思考，雷颐先生是搞历史的，有一次他说没有记载就等于没有发生。在我不是搞历史的人，我更体会到，记载了我们不知道，可能对这个国家仍然等于没有发生。我们有些研究，甚至是主流的研究，比如像中央党校的研究和我们的教科书，不只是给中小学生，包括给大学生的教科书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年来我们承认的问题在教材中还是老一套。比如到大街上看一看，要开大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话在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对，因为我们打开国门以后，人民日报有一个比我小的朋友说，我们一心一意惦念有一天走出去解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生火热中的阶级弟兄，我们今天讲这个话，能不能在台湾讲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台湾，如果双方这样讲下去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作为后发国家和地区，走入发达，为什么在东亚是日本和韩国？为什么在中国是香港和台湾？这是我们值得认真思考的。我们能不能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得更好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就党治和法治的问题进行回顾。
第二，中国当前应该有的两大目标，告别党治走向法治。
走向发达，不能以长期处于发展中，来遮掩和维护在两种体制并存情境下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发达不只是经济量的增长，发达是全方位的，是以人为本的，是和谐的和可持续的。我们要告别党治走向宪政，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己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它的重要文件中提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每当面对改革风险，我们特别要注意改革风险的研究，当面前改革风险和内部贪腐这样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时缺乏有效行动。各个基层从上一直到乡镇最底下一级，都有一些当权者只愿意自己任期内不出问题，对后世、对人民不负责任，中国共产党要真替自己着想和为人民着想，应该主动告别党治接受法治，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否则就可能面对同样以革命的名义而不遵从法治的暴乱状况。我们应该看到，在人类社会中缺乏主流认同的价值理念和规则只靠强力去维持的体制是不可能太长久的。
第三，我个人对宪政基本原则的看法，同时要谈到处理好几个问题。
最后一点，革命和改革赛跑的事。中国的事不进则退，有人说最大的功绩就是打开国门，但也有人说我们是半开放社会。有人常说改革三十年，但有人说改革早已停滞。我们能不能尽快稳妥的启动改革，是中国能否走向发达的关键。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不断有人提出改革和革命赛跑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说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所以我们需要研究改革风险，需要重塑史实，从过去的教科书中的说教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梳理问题，寻求基本共识，建立信心，前天俞可平教授在蔡定剑宪法教育基金颁奖时讲到，以一种负责任和理性的精神，尽力促成中国的平稳转型，转向以人为本把人权放在第一位的国家，转向在法治下公平不能容忍任何特权的市场经济，转向一个具有衡平利益协调机制的公正的社会主义。
最后再说一下蔡定剑，俞可平先生把蔡定剑的精神解释为三项，奉献精神，负责任和理性。在定剑离去后，我们活着的人还应该保持这种精神。虽然像前面那位律师朋友谈到的，我们也会感觉到恐惧，我们没有安全感，但我们应该是能够有担当的。谢谢大家！